從曆史上看，商品形式在曆史上出現的第一個條件，即其最原始的形式，就是出現於兩個共同體之間。在曆史上我們可以非常粗略地把物物交換看成商品交換的前身，然而在資本辯證法中，商品交換和物物交換有著明確的區別。物物交換發生所需要的條件不外乎：兩個共同體都生產了對方想要的剩餘商品。我們可以想象一次物物交換發生於兩個共同體之間而不需要有任何共同的言語(一次沉默的交易)的情景。①或者如果交換變得常規化了，某種通用語或貿易用語也許會得到發展。在任何一種情況下，我們都要強調下麵這一點，即商品交換(物物交換)的第一個條件最初是在一個沉默的空間裏發展起來的，在那裏語言的作用微不足道，而且由於通用語是隨著交換發展起來的，語言首先是被交換實踐這個現實而非其他方式塑造的。下麵這一點也是值得強調的，即在這種情況下，現實是關係性的，但社會聯係卻是產物。
從這種最初的原始物物交換(它隻是暗示了商品形式)到羽翼豐滿的、按照資本主義原則生產的商品經曆了漫長的時間。它們邏輯上的差別是，不僅剩餘物而且整個社會產品都是為了交換而生產的，交換不是物物交換，而總是由貨幣中介的。這些邏輯差別看起來很小，但它們的社會含義是重大的。例如，在一個純粹資本主義社會中，所有的襯衫都是作為商品而生產的，都是為了在一個非人格的市場上售賣。作為一個資本家，我可以以50美元賣某一件襯衫。如果我的價格太低，我會直接售罄所有襯衫，但卻會賺取比我可能會賺取的少得多的利潤。如果我的價格太高，我將賣不出一件襯衫。而且如果市場上的襯衫供過於求，價格將降到我破產的點位以下。所有這一切都是由市場(物與物之間的社會關係)決定的，因此盡管交換的結果取決於許多獨立的決定因素，但這些決定因素都是由非人格的市場調節的。而且所有這些售賣和購買交易都能夠在很少或沒有言語交流的情況下進行。資本家在襯衫上貼一個價格標簽。我指著那件襯衫表示我想買它。資本家遞給我襯衫，我同時遞給他貨幣。我們並不需要觸碰對方或和對方講話。我們交易的中介是商品、貨幣、指示以及對買賣的跨文化理解。
交換關係是“被明確限定的、彼此分離的財產”①之間的關係，這是一種內在唯我論的關係。“相應地，商品交換並不依賴於語言，並不依賴於我們和對方的交流……‘是’和‘否’、指向這或那，以及標出數量的語義，這些對於一次交易的本質來說，已經足夠了。”②似乎是商品自身在搞陰謀，它們在獨立行為，我們隻是這些行為的人格化。我們並沒有去抽象，而是商品形式在自我抽象。它為了量而抽象掉了質的差異。物的差別僅僅在於價格。
毫無疑問，語言有物化力量，但是它缺少自我再生產的機製和粗暴的力量，這種再生產是和資本的物化力量聯係在一起的。“語言學轉向”把資本主義變成了虛無，但是想通過語言遊戲或話語實踐來理解資本獨特的本體論，又必定會徹底失敗。資本獨特的物化力量暗示了經濟學的語言更多的是由資本的邏輯，而不是由其他方式塑造的。
“商品”和“貨幣”這樣的基本經濟學範疇都是指稱性的、關係性的，它們植根於最簡單的經濟交易實踐之中。①也許是由於與其他概念的差別，這兩個概念說的都是很容易識別的事物，並且擁有它們確實具有的意義。它們背後是數個世紀的買賣行為。不論在什麽樣的時間、空間和文化中，使用貨幣買賣商品在結構上都有相似性。隻要賣者和買者自由地進入交易，而且把每一次交易都看作一次獨立的事件，似乎就不存在任何問題，而且不需要任何理論。之所以需要理論，是因為在統一的市場中，獨立的交易行為越來越多，此時價格具有了廣泛的社會效果，這些效果就算不是硬傷，也是很難治愈的。
最初，政治經濟學家的理論隻是稍稍高出常識，高出日常語言中的售賣和購買。就像早期的重商主義者所做的那樣，他們隻是稍微更加成體係地思考了一個國家為了繁榮自身而如何賤買貴賣。但我們必須要理解的東西是：在政治經濟學中，理論語言如何逐漸擺脫日常生活中簡單的交易語言；而到了馬克思的“資本”概念，此時我們擁有了一個係統的關係概念；要想完全搞清楚這個概念，我們必須把它理論化為價值自我增殖的必然內在聯係。
像“貨幣”“價格”和“利潤”這樣的概念都深深紮根於日常生活中，而且是跨文化的，它們出現於西方和非西方的各種文明形態之中。在古希臘，我可以經商盈利；在中世紀，我可以做一個手藝人按照一定的價格售賣我的產品；但是與此相關的概念和行為並沒有讓人們感到需要理論，隻是到了市場已經充分發展，並開始對社會的內部生活產生深遠影響的時候，我們才會需要理論。隻有這時，我們才可能描述各種各樣的價值範疇之間的相互聯係。最初這些聯係看起來也許是相對外在的，而且我們也許認為利潤隻不過是在一個市場上賤買，在另一個市場上貴賣，同時，理論的進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深化對這種相互關係的理解，當然，這些聯係或多或少是人們觀察到的。價格為什麽會起起伏伏?如何才能賺取利潤?危機為什麽會發生?為什麽存在如此多的貧困?我們解決上述問題需要理論的語言，在把工資、利息、地租、價格、利潤等價值範疇的常識意義加工成理論語言的時候，它們的改變越來越深刻。
政治經濟學理論試圖把經濟生活基本範疇之間的相互聯係理解為總體化的，為了做到這一點，政治經濟學理論引進了“剩餘價值”這樣的新概念，這樣的概念在日常的經濟生活中要麽是找不到的，要麽極大地深化、改造了日常概念，例如，馬克思的“商品”“資本”和“剩餘價值”這些概念深化了我們對“工資”“利潤”和“地租”之間的相互聯係的理解。和馬克思的“資本”一樣，“商品”這個資本主義商品—經濟邏輯的“細胞形式”也更加精確、極大地深化了。在《資本論》中，馬克思的“資本”概念連續地表現為循環形式、生產關係和分配關係，在純粹資本主義理論中，理論隨著這個過程從思維抽象進入思維具體。
相比於李嘉圖，馬克思的資本理論在很多方麵都實現了巨大的進步，但是我在這裏想突出強調的是馬克思對物化的理解。他的理論和李嘉圖的理論之間有一個重要差別，即他對資本這個自我增殖的價值的社會後果和曆史獨特性極為敏感。馬克思理論的重要性在於，他為了揭示資本和人性在本質上的異己性，在理論中找到了資本的位置，馬克思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一點，一方麵是由於他有深刻的辯證思想，這種思想能夠徹底地進入資本這個對象；另一方麵在於他的無產階級立場，這讓他對於這個對象獲得了必要的批判距離。在常識意義上，日常的經濟學語言可以為政治經濟學這門科學提供原材料，但是，在另一種意義上，與日常的經濟學語言決裂是構建政治經濟學這門科學的前提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