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儒家傳統重“為道”:“知”哲學與“行”哲學的統一

中國哲學史上占主導地位的儒家傳統的知行合一思想決定了中國哲學史上的哲學家一般都要求把自己的哲學觀點付諸實踐,使哲學與實際生活,包括政治生活,打成一片,他們不單是講哲學,而且要用哲學,身體力行。所以一般哲學家,當然主要是儒家,都集哲學與政治思想、倫理思想於一身,他們往往既是哲學家,又是政治家、道德家。儒家所講的內聖外王最典型地說明了這一點。我很讚賞金嶽霖對這個道理所做的概括:既有內在的聖智,就必然可以外在化為王者治國安邦之道,哲學思想必然可以在經國濟世的活動中得到實現,哲學家必然要成為政治家。[1]所以“一位傑出的儒家哲人,即便不在生前,至少在他死後”,可以成為“無冕之王”[2]。

儒家哲人的這種特點不僅與知行合一思想直接相關,而且說到底還是他們的天人合一思想的表現。儒家的天人合一本來就是一種人生哲學。人主要地不是作為認識者與天地萬物打交道,而是主要地作為一個人倫道德意義的行為者與天地萬物打交道,故儒家的天人合一境界是一個最充滿人倫道德意義的境界,在此境界中,哲學思想與道德理想、政治理想融為一體,個人與他人、與社會融為一體。這樣,在儒家傳統中,哲學與實際的政治生活、人倫生活合而為一,哲學家與實踐的政治家、道德家合而為一,便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2.西方傳統哲學重“為學”:“知”哲學與“行”哲學的相對分離

和這種情況不同,西方哲學傳統重主客二分,重對自然的認識與征服,重認識論與方法論,比起中國儒家傳統來,較少重人生哲學。如果用“為道”與“為學”的術語來說,中國儒家傳統是重“為道”,而西方哲學傳統則是重“為學”。重“為道”的哲學家必然把自己的哲學與人生、與生活緊密聯係在一起,“按照自己的哲學信念生活”[3];重“為學”的哲學家則比較脫離實際生活,處在實際生活之外,用金嶽霖的話來說,“他推理、論證,但是並不傳道。……他懂哲學,卻不用哲學”[4]。也可以說,他“知”哲學而不“行”哲學,不身體力行。前者往往兼作政治家、道德家,後者則往往脫離實際,對哲學做學究式的研究,在自己的哲學推理和論證中自得其樂。這當然不是說西方傳統哲學家不講政治思想和倫理思想,相反,他們大都有自己的係統的政治思想和倫理思想。但在大多數情況下,他們的政治思想、倫理思想或則與他們本人的生活雖有緊密聯係,卻與他們的哲學思想並無緊密聯係,或則與他們的哲學思想雖有緊密聯係,卻與他們本人的生活並無緊密聯係,他們都不像中國的儒家哲人那樣,其政治思想、倫理思想既與哲學家的哲學思想緊密聯係在一起,同時又與哲學家本人的生活緊密聯係在一起[5],甚至於哲學家與政治家、道德家,哲學思想與政治思想、倫理思想都是同一的。

西方哲學的這種特點大都表現在西方近代哲學史上。上麵所說的西方傳統哲學主要地也是指近代哲學。這仍然是由於上麵已提到的主客二分式的發展所造成的。主客二分式和主體性是西方近代哲學的模式和原則,故上述特點在西方近代哲學史上表現得較普遍、較明顯。古希臘的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就不是這樣,他們的情況和中國儒家頗有些類似,柏拉圖的“哲學王”就很像中國儒家的“內聖外王”之王。[6]

3.西方現當代哲學重“為道”的趨勢

西方現代哲學家盡管仍然保持近代哲學史上的基本情況,但已經有接近中國傳統的趨勢。在這一點上,我倒是不完全讚同金嶽霖的看法。金嶽霖在“中國哲學”一文中認為西方現當代的哲學家與中國哲學家“大異其趣”,“中國哲學家都是不同程度的蘇格拉底式人物。其所以如此,是因為倫理、政治、反思和認識集於哲學家一身,在他那裏知識和美德是不可分的一體”。至於西方現當代,則“蘇格拉底式的人物已經一去不複返”,“現代蘇格拉底是再也不會有的”。[7]金嶽霖的主要理由是求知有分工,“每個知識部門都取得了很多專門成就,要我們這些庸才全部掌握是幾乎不可能的”,所以我們“不必野心勃勃地要求某一位學者獨立統一不同的知識部門”[8]。我以為分工明細固然使哲學家不可能再像蘇格拉底那樣集倫理、政治、反思和認識於哲學家一身,不可能使哲學家同時成為政治家、道德家,就像中國哲學的情況那樣,但西方傳統哲學之所以具有哲學或哲學家與實際生活(政治生活、倫理道德生活等)的聯係不那麽緊密的特點,其主要原因還是在於人對世界的態度問題。中國儒家哲人的天人合一與知行合一的思想態度決定著儒家既是哲學家又是政治家、道德家,西方近代哲學的主客二分的思想態度及認識與實踐的理論決定著西方近代哲學家與實際生活有不同程度的分離的特點;至於西方現當代哲學中現象學和存在主義以至後結構主義思潮中的哲學家,則大反主客二分式,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所提倡的實際上是類乎中國天人合一的思想(當然不是儒家式的天人合一),他們都把哲學思想與人的實際生活結合在一起,而人的實際生活在他們看來,不僅是認識自然、改造自然的認識活動與實踐活動,也不僅是道德行為,而更重要的是人的感情、情欲等,他們大都公開反對做書呆子式的、學究式的學者,反對那種把人看作是隻有認識,隻知向自然索取而沒有感情、情欲,隻知理性至上而無非理性因素的幹巴巴的觀點。克爾凱郭爾、尼采、狄爾泰、海德格爾、薩特等基本上都是如此。他們不一定全都像中國儒家哲人那樣既是哲學家,又是政治家、道德家,但他們都關心實際生活,以致關心政治生活,他們的哲學都是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人生哲學,他們也都要求身體力行自己的哲學,要求“按照自己的哲學信念生活”,這一點卻是和中國儒家哲人非常相似的。尼采不就是由於自己的哲學信念而瘋狂致死嗎?尼采反對蘇格拉底、柏拉圖,主要是反對他們過分吹捧理性、吹捧知識,但就尼采哲學之緊密聯係人生、緊密聯係生活而言,則與蘇格拉底、柏拉圖有相通之處,尼采實際上是要超越以主客二分和主體性為模式和原則以及重認識的西方近代哲學而回複到古希臘的某種意義的天人合一的時代。海德格爾之向往前蘇格拉底哲學也是一個明顯的例子。薩特明確主張哲學應具有實踐性,他本人就是一個實踐家,一個身體力行其哲學的哲學家。看來,西方現當代哲學中現象學、存在主義等思潮,就其要求與人生、與實際生活緊密結合這一點來說,頗有以新的形式回複到古希臘哲學之勢,也是向中國哲學靠攏的一種表現。也許西方現當代哲學中的分析哲學多有金嶽霖所說的那種情況,但畢竟分析哲學不是西方現當代哲學之全部。當然,金嶽霖也舉了分析哲學以外的英國新黑格爾主義的例子,他認為新黑格爾主義者的政治思想與其哲學雖有內在聯係,但與這些哲學家本人(“隻有格林除外”)的聯係卻“非常外在”[9]。但金嶽霖畢竟沒有看到分析哲學和新黑格爾主義以外的現象學和存在主義哲學家們那種把哲學與實際生活緊密結合起來、並身體力行其哲學的特點。還是用“為道”與“為學”的術語來說吧。西方現當代的現象學與存在主義思潮反對西方近代哲學史上的重“為學”的舊傳統,頗有中國哲學史上的重“為道”的思想,故其哲學以及哲學家本人多與實際生活緊密相連。金嶽霖說西方現當代哲學家“推理、論證,但是並不傳道”,這個說法未免籠統,其實,例如克爾凱郭爾、尼采就不搞甚至反對脫離實際生活的推理、論證,而著重“傳道”,隻是這裏的“道”不能理解為中國儒家之“道”。克爾凱郭爾、尼采不但“傳道”,而且身體力行其“道”。

[1] 參見《金嶽霖學術論文選》,359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

[2] 同上書,359頁。

[3] 參見《金嶽霖學術論文選》,361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

[4] 同上書,361頁。

[5] 同上書,359頁。我這裏基本上采用了金嶽霖在該書中闡發的觀點。

[6] 同上書,357~358、360頁。

[7] 參見《金嶽霖學術論文選》,360、361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

[8] 同上書,360頁。

[9] 參見《金嶽霖學術論文選》,35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