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曆史的特點：新舊交替的非連續性

連續性與非連續性是相互依存、不可分離的，這一點我想不必討論。問題是什麽叫作連續性與非連續性？

現實的曆史總是表現為一種從舊到新的不斷轉變，而這種“轉變（übergang）的經驗，嚴格講來，並不確保連續性，相反，倒證實非連續性”[1]。這就是說，非連續性是指新與舊之間的區分和界限，而曆史的特點就在於它是新與舊的活生生的不斷交替。所以，在談論曆史之為曆史的特點時，首先應該肯定的是非連續性。如果沒有非連續性，即是說，如果沒有新與舊的差別與更替，一切凝固不變，那也就不可能有曆史。

2.非連續性包含連續性

但是，另一方麵，曆史的非連續性本身就包含連續性。曆史的發展並非某種故步自封的東西按原樣再現和重演，曆史上過去了的東西總是在後來的或今天的新情況下以新的角色出現，這新角色之新不是在外表上“貼金”，而是生命的新生，是一種創新。就像父母雖已死亡，他們的生命卻在子女身上得到了更新一樣，曆史上陳舊的東西雖已過去，其生命也在新事物中得到了更新。所以，曆史上新與舊的交替、更換（非連續性）同時又是對新舊間界限的衝破和新舊間差異的融合，而這正可以叫作連續性。

3.連續性是對非連續性的超越，是新舊不同之間的相通

世界上的事物千差萬別，判然分明，這種情況表現在曆史上就是古和今、舊和新之間的差別和界限，這也就是曆史的非連續性。世界上不同的事物又是彼此相通的，相通的關鍵在於超越當前的在場者的限製，也隻有這樣的超越才能形成萬物一體的整體觀。同理，曆史上的古和今、舊和新雖不相同而又彼此相通，相通的關鍵也在於超越，即超越古與今之間的距離、拆除新與舊之間的藩籬，具體地說，即衝破古以達於今，衝破舊以達於新，這也就是曆史的連續性。隻有這樣，才能形成流變的曆史整體觀。這也就是說，曆史的連續性是對非連續性的超越，曆史的整體觀是靠曆史的連續性而形成的。顯然，這樣來理解的曆史連續性完全不是什麽亙古不變的相同性或同一性，不是什麽可以完全複製、照樣再現的“宗”，而是古今之間的相通相融。

4.通過對曆史的理解，非連續性才具有連續性

曆史上過去了的東西，其本身總是一去不複返的，它不可能原樣再現和重演，但曆史是人的存在的曆史，曆史事件一旦過去，它總會給後人留下對它的某種理解，這理解也可以說是對過去了的事件的一種提升和總結，正是這理解才使得一去不複返的曆史事件持存著、繼續著，而這也就是曆史連續性的具體內涵。說曆史事件本身一去不複返，這是講的非連續性；說通過對它的理解（這也就是曆史事件的意義）而使它持存和繼續，這就是講的連續性。

前麵說到過的衝破古以達於今、衝破舊以達於新，其所憑借的就是上述的理解過程。理解總是後人對前人的理解，今人對過去了的事件的理解，因此，該理解就不僅包含著古和舊，而且必然包含今和新。也可以說，對曆史事件的理解就是古今之間的對話。我們當今所處的時代，都是古今之間對話的結果，它既非單純的古，也非單純的今，而是古今的融合。在這古今的對話中，古固然影響著今，今同時也改變著古。

5.曆史的變遷隨著不斷更新的理解而愈益遠離其“宗”

這裏有一點需要特別強調的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曆史的變遷，過去的東西對後來的影響愈益減弱，而後來的東西對過去的東西的改變愈來愈加強，但過去的東西所延伸的範圍卻因此而不斷擴大，其內涵和意蘊亦因此而不斷加深和更新。所謂弘揚古的東西，我以為亦應做如是解，應著眼於延伸和擴大古的東西的範圍，深化和更新古的東西的作用和意義。那種認為弘揚古的東西就是一意要維護和恢複舊的東西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事實上，舊的曆史“原本”在曆史發展過程中往往可以變得愈益遠離其“宗”，今人對舊的曆史“原本”的理解往往非古人之所能意料和想象（當然這並不是說，一些簡單的曆史事實可以任憑今人隨意解釋）。特別是在國際交往極度發達、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之間的相互衝撞和交融日益加劇的時代，它們“之間”的頻繁對話也必然日益深刻地改變著對話的每一方及其傳統。可以想見，世界的未來（當然不是短時期的而是長遠的，甚至非常長遠的）將是諸種“之間”的共融共通的性質愈益占上風的世界（這並不排斥差異性和特色），而那種想維護某一方的原貌的企圖，想維護某種“宗”而使其不變的企圖，將證明是徒勞的，那種所謂東西方之間隻能一方不亮一方亮的斷語隻能證明是獨斷論。

6.理解過去是辭舊迎新的原則

對過去的理解也不是為理解過去而理解過去，理解過去必然指向未來。個人的曆史是如此，一個民族、一個群體的曆史也是如此。任何一個民族、一個群體都有它自己對已經過去了的曆史事件的基本理解，這個基本理解直接指引著這個民族或群體的未來。我們甚至可以說，一個民族對自己曆史的理解，在某種程度上或在某種意義上，決定著該民族未來的命運。我相信曆史學家會舉出很多很好的實例來說明這一點。無論如何，這也是曆史進程的辭舊迎新的一個重要特點，也是超越非連續性的曆史連續性的一個重要思想原則。

[1] 伽達默爾：《真理與方法》，第2卷，156頁，台北版，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