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國哲學史是從長期以天人合一為主導原則到轉向主—客關係式的發展史

明清之際特別是王船山以前的中國哲學思想之主流，在對待人與世界的關係問題上，是天人合一的觀點，隻是到王船山才開始發展類似主—客二分即思維與存在二分的觀點。中國天人合一的思想可分為以下幾個類型：一是儒家的有道德意義的“天”與人合一的思想；二是道家無道德意義的“道”與人合一的哲學思想。儒家的天人合一又分為兩類：一是發端於孟子、大成於宋明道學（理學）的天人相通的哲學思想；二是漢代董仲舒的天人相類的思想。天人相通的思想複可分為兩派：一是以朱熹為代表的所謂人受命於天、“與理為一”的思想；二是以王陽明為代表的“人心即天理”的思想。天人合一實際上就是不分主體與客體、思維與存在，而把二者看成渾然一體。也就因為這個緣故，中國傳統哲學中的各派一般地說不宜以主體與客體、思維與存在二者孰先孰後、孰為第一性孰為第二性來劃分和評判。王船山關於“能所”的思想是對中國傳統的天人合一思想的一個突破（盡管王船山有較多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它使中國哲學史之主流開始向主—客二分式過渡，是中國哲學史的一個轉折點；孫中山明確提出精神物質二元論，實際上就是提出了主—客二分式，隻是尚未達到西方笛卡爾的主—客二分思想的水平。在明清以前，中國哲學史以天人合一的思想為主導，缺乏主—客二分思想，從而也缺乏與之緊密相連的主體性原則；從王船山起，特別是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哲學史開始了向主—客二分思想的轉化，開始了向西方近代哲學召喚主體性原則的時期。中國近代哲學可以說就是發展主—客二分思想的哲學，而在鴉片戰爭以後則是向西方召喚主體性的哲學。

2.中國哲學史是從長期以研究人倫道德為主導到轉而注重對自然的認識的發展史

明清以前，中國哲學史由於重天人合一，把主客看成渾然一體，所以一般地說注重人如何生活於世界之內的人生問題，甚少專門的、明顯的關於主體如何認識客體、自我如何認識對象的認識論問題。講人生問題的哲學叫作人生哲學，講認識問題的哲學叫作認識論。中國哲學史在明清以前，以講人生哲學、研究人事或人倫為主，而不注重認識論，從而也不重視對於宇宙之研究，不重視宇宙論。明清以後，中國哲學開始轉向主—客二分思想，開始注意主體性或自我意識的原則，這才使認識論問題逐漸成了中國哲學的重要問題。

發展科學、認識自然和征服自然，使自然為我服務，此乃主—客二分和主體性原則之結果，前者以後者為前提。明清以前，因重天人合一，缺乏主—客二分思想和主體性原則，故中國雖然不能說沒有科學，但科學不甚發達，也不甚受重視。明清以後開始了主—客二分思想的轉向，特別是鴉片戰爭以後開始召喚西方近代哲學的主體性原則，與此相聯係的是重視發展科學，重視對自然的認識。如果說明清以前的中國哲學史是一部長期以研究人與人之間的紛爭與協調為主的思想史，那麽，明清以後，中國哲學史則是開始重視人對自然作鬥爭的思想史。

3.中國哲學史是從長期以“天理”壓人的思想為主導到開始反“天理”的發展史

先秦哲學雖然諸子百家，派別林立，但儒家孔子實中國哲學之真正創始人，孔子之時，無其他學派能與之抗衡，孟子之時，“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但楊墨之言也隻是暫行於一時。綜觀整個先秦哲學之諸子百家，仍以孔孟所代表的儒家為思想界之主流。孔子雖少言“天命”，但並非不言“天命”，他認為“唯天為大”，時人亦認為孔子受命於天。孟子的“天”，主要是指義理之天，仁義理智四端乃“天之所與我者”，孟子明確地把封建道德原理絕對化、客觀化為形而上的義理之“天”，然後又以此義理之“天”來壓人，孟子是中國哲學史上以“天理”壓人的思想之肇端者。

漢代獨尊儒學，董仲舒的天人相類說更露骨地把封建的三綱五常說成是“天意”，用“天意”壓製人權。

魏晉玄學中雖有嵇康、阮籍等人的“越名教而任自然”之說，但魏晉玄學之主流卻是以調和名教與自然為主旨。隋唐時期，佛道流行，但仍以儒學為正宗，韓愈始終站在儒家“天命”論的立場。劉禹錫有“人理”高於“天理”的思想，惜乎不行於後世。

宋明道學無論以朱熹為代表的理學派，還是以王陽明為代表的心學派，都是以封建道德的“天理”壓製“人心”。心學派主張天理即人心，天理不屬於形而上的本體界，王陽明甚至有疑孔的反傳統思想，但歸根結底，他仍然是把封建道德原理看成是天經地義、神聖不可侵犯的“天理”。

明清之際，王船山、戴震等人都反對宋明道學把“天理”與“人欲”絕對對立起來的觀點，戴震甚至嚴厲斥責人死於理甚於死於法之殘酷。鴉片戰爭以後的先進思想家大都反對儒家的“天命”觀。譚嗣同認為名教既非“天理”，也非“天命”，而是在上者壓製在下者的工具。章炳麟斷言既無“天”，也無“帝”，強調一切決定於“人力”。

西方中世紀，壓在人們頭上的是教會神權，是基督教的上帝，與此相似，幾千年來壓在中國人頭上的則是儒家的“天理”和“天命”。西方近代哲學史是推翻教會神權的曆史，中國自明清以後的近代哲學史是開始向“天理”、“天命”挑戰的曆史。

“五四”運動是中國的“文藝複興”，它所提出的民主與科學的兩大口號頗似西方文藝複興中人的發現與自然的發現。西方“文藝複興”的兩大發現為此後西方近代哲學的主—客二分式和主體性原則提供了思想準備，中國“五四”運動所提出的兩大口號則是自明清以後中國近代哲學史的一次總結：既是對主—客二分式和主體性原則的轉向的一次總結，也是對發展自然科學知識和反儒家“天理”、“天命”的一次總結。“五四”運動為進一步建立主—客二分式和主體性原則，反對以“天理”壓人，發展自然科學，開辟了廣闊的前景，中國哲學史迄今仍在沿著“五四”的道路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