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場形而上學”所講的認識隻停留於在場的一邊

人對無限性的向往並非生而有之。人生之初不分主體與客體,根本不能區分有限與無限。自從有了自我意識,能區分主體與客體之後,人就開始了“主—客”關係式的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按照這種方式,我們平常講哲學往往以為從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以及從實踐到認識、從認識回到實踐的過程就是人生的全部內容。在半個世紀以來我們所廣為宣講的哲學原理和認識論中,根本沒有想象的地位;即使講到想象,也不過是按西方舊形而上學的“原本—影像”的公式來理解想象,還談不上通過想象以向往無限、追尋無限。原因很簡單,就因為我們所宣講的哲學原理和認識論基本上屬於西方傳統的“在場形而上學”的框架,盡管在形式上有不同之處。“在場形而上學”,從本質上看,不容許有想象不在場的東西的空間。“在場形而上學”雖然大講無限性,例如黑格爾的“真無限”,但他的“真無限”正是第三章所講的一種“恒常的在場的東西”,即普遍性概念。

不要以為“在場形而上學”就不講事物背後的聯係,不講正麵背後的反麵。黑格爾就大講對立麵的統一。但黑格爾的正反合公式總是要求從正到反之後,強調從反“回到”正(合),認為作為“合”的“正”即否定之否定才是最真實的、最具體的真理,是一切有限者的無限根源。如果說“正”是在場者,“反”是不在場者,那就可以說,黑格爾的“在場形而上學”最終是以在場者(“永恒的在場”)為本、為先,不在場的東西最終要返回到在場的東西(“永恒的在場”)。與黑格爾相反,我們則強調在場的有限者以無窮無盡的不在場者為本、為先,在場者要返回到不在場者,“正”要返回到“反”。如果借用中國陰陽學說的術語來說,我們強調的是,由陽返回到陰才是“返本求源”。[1]由此,我倒是想把西方傳統的“在場形而上學”稱為“陽性形而上學”,把我在前麵所講的觀點叫作“陰陽和合的哲學”,這裏所說的陰陽隻是取其隱蔽和顯現的意義,而不是取其物質性的陰氣與陽氣之意。

由此可見,我們平常講的主體對客體的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的過程,講到頭,最終認識的也不過是在場的東西,隻停留於在場的東西一邊。我們並不像一般的西方傳統形而上學那樣主張普遍性概念存在於感性的、時空的領域之外,而強調普遍在特殊之中,理在事中,現實世界是二者的結合,但即使如此,事理相結合、普遍與特殊相結合的東西也仍然是在場的東西。我們平常講的哲學基本觀點重在從變動不居的在場者通過理性認識達到恒常不變的在場者,而不考慮隱蔽在事物背後的無窮無盡的現實性的關聯是在場的東西的根源。我們一般講普遍聯係也不是從在場與不在場、隱蔽與顯現的視角看待聯係,而實際上是把普遍聯係都看成是在場的東西。所以我們平常講哲學也根本不講在場的有限之物對無窮盡的不在場者的想象,不講有限者的無窮追尋。

2.“人生在世”的全過程

實際上,個人或整個人類思想意識的發展並不以此為滿足,並不甘願停留在主客關係上的從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的階段。前麵說到西方哲學史從以黑格爾哲學為代表的主客關係式到以海德格爾為代表的對主客關係的揚棄與超越,就是一種說明。從個人來說,超越主客關係,達到人與物融合為一的境界或海德格爾所說的“此在與世界”的關係(即“在世”的境域),乃是個人意識發展的更高級的階段,這是一種超理性認識的階段,這個階段不再是尋找普遍性概念,不再是尋找事與理的統一,而是在此基礎上通過想象把在場的有限的東西(包括普遍性概念或理在內的在場者)與不在場的無窮盡的東西結合為萬物為一的無限整體,在無限性中(無窮盡性)追尋。作為人類中少數“優選者”的真正的詩人能經常達到這個境界,平常多少有些詩意的人有時也能進入這個階段,一個完全不能超越主客關係階段的人是根本沒有詩意的人。

人本來或者說原初地就生活於萬物一體之中,與萬物息息相通,是有了主客關係的思維方式之後才產生了人與萬物之間的限隔,現在要進而在高一級的階段上回複到萬物一體,這就需要修養和陶冶,但這一點並非人人都能做到(所謂“人天生都是詩人”,那是另外一種含義,而且不同的哲學家有不同的解釋)。但它畢竟是人生旅程的高級階段。

由此觀之,人從無自我意識到主客關係式的感性認識與理性認識,包括在主客關係中的實踐,再進而到對超主客關係的萬物一體的領悟,或者換句話說,從對在場者的感性認識與理性認識到在場與不在場的想象中的結合和對不在場者的無限追尋,乃是“人生在世”的全過程。那種隻講主客關係式中對在場者的認識與實踐,不講超主客關係式中對不在場的無窮盡性的想象與追尋的西方“在場形而上學”,可以說是在人生旅程中半途而廢。

人生本來是一個在無窮盡性中追尋的過程,平常所謂實現自我也隻能在無窮盡性中進行,而不能有一個最終的最完滿的實現,這是因為,如前所述,現實的整體是動態的整體,它永無止境,它引導人不斷地意識到自己的有限性,從而不斷地努力超越自身,但這無限整體又始終不能最後到達,這就是為什麽人們總愛說,人生永遠處於征途中。可是另一方麵,人並不因此而絕望,反會因此而增加了勇氣,因為這種無限的整體是一盞黑夜的明燈,它照亮你不斷前進,你每邁進一步,就會感覺到人生獲得了一次新的意義,達到了一種新的境界。這也就是為什麽一個人在為他人盡了應盡之責之後,或者在創作了一件藝術作品之後,或者在解決了人生與哲學上的某一個問題之後,都能有新的喜悅。深淵無底,正可以帶來希望無窮,境界日新,包括道德境界之新和審美境界之新。反之,如果人生的追求是有底的,或者說有最完滿之時,那麽,人生的意義也就會終結。無底深淵正是要求我們不要去追求一個最終的寓所。人生無終結,但人隻要不斷地有新的創作,不斷地為他人盡應盡之責,則隨處都有自己的寓所和家園,關鍵在於增強超越主客關係的審美意識的修養。《莊子·逍遙遊》:“若夫乘天地之正,禦六氣之辨,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這裏所謂“乘天地之正,禦六氣之辨,以遊無窮者”,正是與無窮盡性的整體合一的形象的說法。功名富貴,皆有所待,皆受主客關係模式的限製,無功、無名、無己,則“死生無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乎”?!(《莊子·齊物論》)達到此種境界的人,莊子稱之為“至人”。“至人”無往而不自得,生固然是家園,死亦是家園。把莊子的逍遙理解為不講道德,不負責任,顯然是一種片麵之見。莊子的逍遙是一種超道德的境界,超道德乃是不言道德而自然合乎道德。當然,莊子出於反對當時統治者的仁義道德的說教,而過分強調逍遙,忽視人的道德責任感,這不能不說是他思想本身的缺點。把莊子的逍遙理解為脫離日常生活和隱居避世的楊朱思想,也是一種混淆和誤解。楊朱以隱居避世為“全生葆真”之方,仍是執著,是主客關係的另一種表現,不能真正達到他所希求的“不以物累形”的目的。莊子的逍遙則“齊死生,同人我”,是入乎人世(日常生活)之中而不為人世所累,乃真無入而不自得,隨處皆家園也。

人生往往是主客關係與超越主客關係兩種態度交織在一起。敢於麵對主客關係的日常生活而又能從中掙脫出來(不是逃避),以無底深淵的整體為人生的家園,這需要有胸懷、有勇氣,其間既包含愉悅,也包含忍受,而不是輕鬆。但隻有與忍受相結合的愉悅,才是深刻的和崇高的。

[1] 參見張世英:《陰陽學說與西方哲學中的在場、不在場》,載《社會科學戰線》,199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