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萬物一體”是不同境界之間得以溝通的本體論根據
前麵已經論述了天地萬物各不相同而又彼此相通的道理,並以此為根據詮釋了中國傳統哲學所講的“萬物一體”論。我想,那裏所講的基本觀點應適用於各民族、各群體包括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精神境界的溝通問題:不同類型的境界之間之所以有可能相互溝通,就是以萬物各不相同而又相通的道理亦即“萬物一體”論為其最根本的哲學本體論的根據。各民族、各群體包括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彼此各不相同,千差萬別,這是客觀事實,不可能強求一律,我們平常講寬容,其實就是容許各自的特性和差異性,但這些不同的民族、群體包括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又是處於息息相通的萬物一體之中的,因此,他們一方麵可以容許對方的特性和差異性,一方麵又可以相互溝通,建立同類感和共通感。哈貝馬斯的商談倫理學和當前一些學者所企圖建立的普遍道德規範,我想,都需要建立在萬物不同而相通的“萬物一體”論的基礎上。否則,就沒有商談倫理學之商談的前提和道德規範之普遍性的前提。更具體一點說,人們隻有有了“萬物一體”的感悟,或者說,隻有有了“萬物一體”的境界(萬物一體的境界就是對萬物一體的一種感悟或體悟),才有可能進行商談、進行平等對話,建立共同遵守的道德規範,而這種境界不是原則上不可能達到的,因為人人都生活於萬物一體之中,用一句不太妥當的話來說,這是“先驗的”。當然,人人都生活於“萬物一體”之中,不等於人人都能有“萬物一體”的感悟,所以我們不能要求人人都能達到這種境界,但隻要經過啟發教育,讓人們多一分這種境界,則彼此溝通和平等對話的可能性也就會多增加一分。
2.多提倡一點“萬物一體”、“民胞物與”的思想和精神
在中國哲學史上,如張載的“民胞物與”精神、王陽明的“一體之仁”思想,其實都是以“萬物一體”的哲學本體論為基礎的,隻要去其封建義理的思想,都可以加以新的詮釋,作為今天溝通各民族、各群體的精神境界的理論根據。在西方,我以為,盧梭的道德觀實際上是以“萬物一體”的境界為依據的。盧梭認為人與人是相通的,故人天生就有同類感,這是一種普遍的感情。人的道德意識來自同類感,由自愛而擴大為愛他人:每個人都要生活,都要為自己謀幸福,但每個人也因此而不假思索地、自然而然地、不計較個人利害地希望他人有幸福,這就是道德意識。人的這種源於人己一體的自然同情心,“在自然狀態中代替著法律、風俗和道德”[1]。盧梭的思想有很多缺點和局限性,特別是他排斥科學、文明、理性的觀點顯然是不切實際、不可取的,但他認為人與人同為一體,因此人皆有天生的同類感,應當加以恢複,這一點在今天也應該可以成為建立普遍倫理學的哲學根據。就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平等對話和精神境界的溝通來說,也值得提倡:統治者需要多懂得一些“萬物一體”的道理,多一些“萬物一體”的境界,他們與被統治者之間的境界差距應該是可以縮小的。
最糟糕的是人們普遍缺乏萬物一體的境界,大家都以自我為中心和主體,以他人為客體和被利用的對象,於是產生了這樣一種社會現象:大家都埋首於眼前物質利益的追求而缺乏自主的意識,什麽是同類感,什麽是普遍的道德標準,都茫然無所知。麵對這樣的社會現象,僅僅靠道德說教,我想也無濟於事,最根本的還是要通過教育,提高人們的精神境界。這比起道德說教來似乎更是迂闊之論,更不切實際,但這是從根本上抓起。如果我們的思想界能首先不把萬物一體的境界看作是迂闊之論而多加闡發和提倡,是否也可以起到一定的實際效果呢?
普遍提高人們的精神境界,決非一朝一夕之功,也許需要幾代人的努力才能初見成效。前麵說過,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精神境界,西方中世紀的那種避世的精神境界,不是統治了人們的頭腦達千餘年之久,一直到文藝複興以後人們才逐步有了西方近代人那種進取的精神境界嗎?要改變一個時代的精神境界,就需要付出一個時代的努力。在今天被視為迂闊之論的萬物一體的境界,經過一個時代的努力之後,也許會成為普遍的或比較普遍的現實。
重要的是抓兒童和青少年時期的教育。一個人的最早或較早的生活經曆和所受的教育對於以後的精神境界的形成往往起著基礎的作用,如果我們能經常給兒童和青少年一種“萬物一體”、“民胞物與”的精神熏陶,我想對於改變整個時代人們普遍的精神境界將會有不可估量的作用。西方近代的民主思想與基督教的上帝麵前人人平等和博愛的思想是有很大關聯的,為什麽我們不可以批判、繼承和發揚我們自己的“萬物一體”、“民胞物與”的優良傳統,讓這種思想產生像宗教信仰一樣的威力,從童年和青少年時期起就紮根於人們的心靈之中呢?
我這裏還隻是從倫理道德的角度談不同境界的溝通問題和提高境界的問題,其實,“萬物一體”也是審美意識的境界的本體論根據。溝通不同境界和提高境界的問題,從更深、更高層次來看,需要通過審美意識的境界來解決。我在後麵還要專門論述審美意識高於道德意識的問題。
[1] 《西方倫理學名著選輯》下卷,114、109、113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