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對我國文藝理論觀點的一點評議
隱蔽的東西的無窮盡性給我們帶來了對藝術品的無窮想象——無窮玩味的空間。過去,我國有的文藝理論家認為,隻要從個別事物中寫出和看出普遍性,這就為我們提供了言有盡而意無窮的藝術哲學上的根據。其實,如前所述,一種普遍性概念所界定的事物範圍無論如何寬廣,總是有限度的;我們從這種藝術作品中所能想象——玩味的,充其量隻能是與此個別事物同屬一類的其他事物,因此這種藝術品所給人留下的可供想象——玩味的可能性的餘地顯然也是有限度的,而不是無窮的。新的藝術哲學方向要求從顯現的東西中所想象——玩味的,不僅衝破某一個別事物的界限而想象——玩味到同類事物中其他的個別事物,而且衝破同類的界限,以想象——玩味到根本不同類的事物。兩相比較,真正能使我們想象——玩味無窮的藝術品顯然是後者而非前者。莫裏哀的《偽君子》倒是寫出了典型人物或者說同類人物的普遍性特點,而不是某一個別的精確畫麵,但它給人留下的想象——玩味的空間並不是無窮的。
尤有進者,舊的典型說在崇奉普遍性概念的哲學指引下,總是強調把現實中不同人物的不同性格作集中的描寫:寫英雄就把現實中各種英雄的性格集中於英雄一身,寫美人就把現實中各種美人的美集中於美人一身,於是藝術作品中的人物、性格都被普遍化、抽象化了,雖然也能在一定限度內給人以想象和啟發,但總令人有某種脫離現實之感。新的藝術哲學方向所要求顯示的在場者背後的不在場者,與在場者一樣,仍然是現實的、具體的東西,這樣的藝術作品所描寫的人、事和物也都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具體現實,而非經過抽象化、普遍化的東西。當然,它也不能是具體現實的照搬,否則,就不能給人以想象和玩味了。
2.中國古典詩的一個特點:意在言外
中國古典詩在從顯現中寫出隱蔽方麵,在運用無窮的想象力方麵,以及在有關這類古典詩的理論方麵,實可與海德格爾所代表的藝術哲學互相輝映,或者用人們當前所習用的話來說,兩者間可以實行中西對話、古今對話。
劉勰《隱秀篇》雲:“情在詞外曰‘隱’,狀溢目前曰‘秀’。”他所講的隱和秀,其實就是講的隱蔽與顯現的關係。海德格爾的藝術哲學——顯隱說未嚐不可以譯為隱秀說而不失原意。文學藝術必具詩意,詩意的妙處就在於從“目前”的(在場的)東西中想象到“詞外”的(不在場的)東西,令人感到“語少意足,有無窮之味”。這也就是中國古典詩重含蓄的意思。但這詞外之情、言外之意不是抽象的本質概念,而仍然是現實的,隻不過這現實的東西隱蔽在詞外、言外而未出場而已。抽象的本質概念是思維的產物,詞外之情、言外之意則是想象的產物,這也就是以詩的國度著稱的中國傳統之所以重想象的原因。元稹的《行宮》:“寥落古行宮,宮花寂寞紅。白頭宮女在,閑坐說玄宗。”詩中的一個“在”字用得很妙,它點出了白頭宮女的在(場),卻顯現了(在想象中的顯現)昔日宮中繁華景象的不在(場),從而更烘托出當前的淒涼,然而後者隻是言外之意、詞外之情,既是隱蔽的,卻又是現實的,而非抽象的普遍性概念。柳宗元的《江雪》:“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這首詩所描寫的畫麵真是狀溢目前,曆曆可見,可謂“秀”矣。但如果僅僅看到這首詩的畫麵,顯然還不能說領會到了它的詩意。實際上這首詩的妙處就在於它顯現了可見的畫麵背後的一係列不畏雨橫風狂而泰然自若的孤高情景。這些情景都在詩人的言外和詞外,雖未出場,卻很現實,而非同類事物的抽象普遍性;雖未能見,卻經由畫麵而顯現。當然這首詩的“孤舟”、“獨釣”之類的言辭已顯露了孤高之意,有不夠含蓄之嫌,但這隻是次要的,其深層的內涵仍然可以說隱蔽在言外詞外而有待人們想象。柳宗元的另一首詩雲:“漁翁夜傍西岩宿,曉汲清湘燃楚竹。煙銷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回看天際下中流,岩上無心雲相逐。”(《漁翁》)此詩的前四句本已通過一幅曆曆如在目前的畫麵令人想象到了漁翁那種悠閑自在的境界,但作者偏要在最後用“無心”這樣的概念來做一概括,就反而了無餘味,因為前四句讓人想象到的那種人與自然合一的高超境界,可以引起許許多多的生動畫麵,決非漁翁的“無心”所可以簡單概括的。這首詩之所以遭到後人批評,實因其缺乏“隱秀”之意,當然,從這方麵來說,白居易的許多詩作之概念化的毛病就更多了。
詩人之富於想象,讓鑒賞者從顯現的東西中想象到隱蔽的東西,還表現在詩人能超出實際存在過的存在,擴大可能性的範圍,從而更深廣地洞察到事物的真實性。我們通常把這叫作誇張。李白《秋浦歌》之十五:“白發三千丈,緣愁似個長。”這裏的極度誇張,其實就是想象的一種極端形式“幻想”,按胡塞爾的說法是一種對實際存在中從未出場的東西的想象。白發竟有三千丈之長,此乃實際世界中從未有過的,詩人卻憑幻想,超出了實際存在的可能性之外,但這一超出不但不是虛妄,反而讓隱蔽在白發三千丈背後的愁緒之長顯現得更真實。當然,詩人在言辭中已經點出了愁字,未免欠含蓄,但這另當別論。一個毫無想象力的人也許會憑感覺直觀和思維做出白發一尺長或兩尺二寸長這類的符合實際的科學概括,但這又有什麽詩意呢?如果說科學家通過幻想,可能做出突破性的發現和創造性的發明,那麽詩人則是通過幻想以達到藝術的真實性;如果說科學需要幻想是為了預測未來(未來的未出場的東西),因而期待證實,期待未出場的東西的回答,那麽,詩意的幻想則不期待證實,不期待未出場的東西的回答,它對此漠不關心,而隻是把未出場者與出場者綜合為一個整體,從中顯示出審美意義和審美價值。
杜甫《春望》:“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司馬光《續詩話》對這兩句詩做了深刻的剖析:“古人為詩貴於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近世詩人惟杜子美最得詩人之體,如‘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山河在’,明無餘物矣;‘草木深’,明無人矣。……”從司馬光的剖析中可以看到:“山河在”和“草木深”都是“狀溢目前”的在場者(“秀”),但它們卻顯現了不在場(“隱”)的“詞外之情”——“無餘物”和“無人”的荒涼景象。值得注意的是,這裏的顯現是想象的顯現,想象中的東西仍保留其隱蔽性,隻有這樣,這兩句詩才有可供玩味的空間。若讓想象中的東西在言辭內出場,把杜甫的這兩句詩改成為“國破無餘物,城春無人跡”,那就成了索然無餘味的打油詩了。杜甫的這兩句詩是中國古典詩中重言外之意的典型之一,司馬光的賞析則深得隱秀說之三昧,可與海德格爾顯隱說的藝術哲學相呼應。像杜甫這樣的由在場想象到不在場的中國古典詩,顯然不是西方舊的典型說所能容納的,其所給人留下的想象空間也不是按典型說所寫的藝術作品所能比擬的。
總括以上所說,我以為從主客關係的在世結構到超主客關係的在世結構,從重在場(顯)到重不在場(隱),從典型說到顯隱說,乃是當今藝術哲學的新方向。把中國的隱秀說和中國古典詩詞同西方現當代藝術哲學聯係起來看,則雖古舊亦有新意,值得我們特別加以重視並做出新的詮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