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實際興趣重於審美興趣
古希臘的思想文化尚處於人類的童年時期,人們更多地重視日常實際生活的興趣,對美的衡量標準往往深受現實的事物以及與意誌、欲望聯係在一起的道德觀念即真與善的製約。哲學家們雖然以摹仿說的形式(審美意識的低級形式)把美同真與善做了區別,但事物的現實性和道德觀念(真和善)卻對美起著主導作用,真和善居於優先地位。
2.美從屬於真
古希臘藝術常被稱為摹仿性藝術,摹仿性藝術的特點就是摹仿現實事物,現實事物是衡量藝術的標準。正是根據這個標準,柏拉圖才貶低藝術,因為它是對現實事物的摹仿,而現實事物又是對理念——真理的摹仿,藝術成了對摹仿的摹仿。所謂“同真理隔三層”說就是此意。[1]亞裏士多德擴展了先前的摹仿的一般含義,認為藝術應摹仿事物的普遍性和理想性,而不是簡單摹仿現實事物的形象。因此,就美與真的關係而言,亞裏士多德比起柏拉圖來倒是更深入了一步。但在亞裏士多德這裏,仍然是真對美起主導作用,盡管他認為詩的真實比曆史的真實更哲學。按照摹仿說的觀點來看藝術美,美顯然是低於現實事物的東西。
3.美從屬於善
摹仿性藝術也必然使藝術美受善的製約:摹仿就是再現,藝術既然是現實事物的再現,那麽,道德的現實事物再現於藝術品中就是道德的,不道德的現實事物再現於藝術品中就是不道德的,藝術上的再現以實際生活中的善與不善來衡量。蘇格拉底認為美的標準就是效用,對人有效用價值的就是美,沒有效用價值的就不是美。這樣,蘇格拉底就把美放在從屬於道德上的善的地位。善總是與人的意欲效用聯係在一起的,當然不能把善理解為功利主義,就非功利主義這一點而言,美和善一樣不是服務於外在目的的手段。柏拉圖把藝術美看作是服務於和從屬於善,這一點也是很明顯的。柏拉圖斷言:為了要把握善本身,需要通過美的東西,“尺度和比例處處都是和美與德行同一的”[2]。美的東西是善的顯現,美因其本身有閃光、為人所愛,從而誘人從善,美追求善。[3]柏拉圖雖然承認有不以道德為目的的藝術,但他又認為這種藝術很難與道德分開,而且道德藝術高於不以道德為目的的藝術。亞裏士多德更明確地把美界說為善:“美是一種善,美之所以能引起快感,正因為它善。”[4]
4.古希臘美學已區分了審美興趣與實際興趣
不過,古希臘藝術也有其區別於真和善的獨具的特點,正是這種特點使藝術品具有比被摹仿的現實事物更多的意義。與此相應的是,古希臘哲學家從理論上肯定了審美興趣有不同於實際興趣之處。例如,柏拉圖強調藝術品所表現的是事物的形象,而非實際事物本身,後者是“對象”,“對象”不同於“形象”。而且,古希臘人一般都認識到美在於多樣性統一的感性表現,這是不涉及促進道德上的善和增加真理的程度的。也就因為這個緣故,古希臘哲學家們大多重視幾何圖形和比例,認為這些乃是美本身的體現。柏拉圖在《大希庇阿篇》[5]中還區分了審美感官與非審美感官,這也說明他看到了審美興趣之不同於實際興趣的獨特之處。亞裏士多德也承認“善和美是有區別的”[6],他認識到審美興趣所帶來的快感不同於實際興趣的快感,但他在這方麵的論述是模糊不清、動搖不定的。[7]
從總體上看,在古希臘,摹仿性藝術占統治地位,審美興趣深受實在和實際興趣的製約,美從屬於真和善,獨立意義的專門的美學尚未建立起來。亞裏士多德把人的活動分為三種:認識(麵對最高真理)、實踐(倫理道德和政治)、創造(藝術:包括人工製作和我們所說的藝術)。三者之中以認識為最高,真和善主導著美。這似乎代表古希臘思想的主流。
[1] 我們不能像有一種意見所認為的那樣,說古希臘哲學家把美同善、同真混淆起來,而應該說,古希臘已有不同於真和善的意義下的美——藝術美的觀念。我們亦不能把柏拉圖的觀點完全歸結為簡單的摹仿說。當柏拉圖說理念是美時,那裏的美乃是與真同層次的(不能說是同義的),但柏拉圖卻大談藝術美,盡管他貶低藝術美。在柏拉圖看來,隻有哲學家才能愛理念之美,詩人和藝術家所愛的美(藝術美)低於理念之美。柏拉圖又認為具體的藝術品之美具有能使人上升到理念之美的功能,美在真(理念)和現象之間起著中介的作用。
[2] Platon,Philebus.64e5。
[3] 參見Kenneth Maly,The Path of Archaic Thinking,1995,State University of New,York Press,p.174;並參見伽達默爾:《真理與方法》,台北版,609頁,1993。這裏且不評論伽達默爾本人對柏拉圖關於美的地位的看法。
[4] 亞裏士多德:《修辭學》,1366。
[5] 柏拉圖:《大希庇阿篇》,297~298頁。
[6] 亞裏士多德:《形而上學》,1078a 。
[7] 鮑桑葵:《美學史》,83~84、10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