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哲學史上的道德觀

1.西方傳統哲學導致輕視感情欲望的道德觀

西方傳統哲學從柏拉圖到黑格爾的主流思想,是以追求超現象的本質、超感覺的理念、超特殊性的普遍性為哲學的最高任務,認為無論從審美、道德還是真理的角度來看,都是普遍性優於特殊性,本質優於現象,理念優於感覺。理念是一切特殊的東西的真理之所在,它是最真實的;美的理念是一切美的東西的本質、範型和理想;善的理念是一切善的行為的本質、範型和理想。

從道德意識方麵來看,按照這種觀點,則輕視感官快樂和物質幸福,壓抑感情欲望,是其必然後果,最終甚至走到禁欲主義的道德觀。

蘇格拉底所謂“道德即知識”中的知識,是與感覺中的特殊東西相對立的普遍概念,即理念,是單純思維中的東西,隻有不滅的靈魂才能把握到它。“蘇格拉底把思維的普遍、真實的內容與偶然的特殊的內容對立起來。”[1]在他看來,欲望、興趣、愛好之類的自然方麵都應排除於善之外,善是不能教、不能學的。哲學家須全力關懷靈魂,而盡量擺脫肉體。

我們還可以從亞裏士多德對蘇格拉底—柏拉圖式的道德觀的批評中更清楚地看出其輕視欲望和功利方麵的特點。亞裏士多德說:“蘇格拉底關於道德的定義不是完全正確的,因為他把道德變成了一種知識(πιστμη),這同樣是不可能的,因為一切知識都與一種理由(λóγοζ)相結合,而理由又隻在思維之中……他拋棄了靈魂的非邏輯的——感性的——方麵,亦即欲望和習慣。”黑格爾在以讚賞的口吻引證亞氏這段話之後,把亞氏所說的“非邏輯的方麵”明確解釋為“現實化環節”,認為蘇格拉底—柏拉圖式的道德定義忽視了欲望、興趣之類的現實性。[2]

歐洲中世紀基督教的禁欲主義,大部分是蘇格拉底—柏拉圖式的二元論哲學和道德觀的發展。

近代哲學創始人笛卡爾的主客體二分或物質精神二元論,可以說是由柏拉圖開端,經過基督教哲學而進一步發展和完善起來的近代的柏拉圖主義,隻是笛卡爾不太關心倫理道德,“沒有很大的道德熱忱”[3]。除了在《心靈的感情》一書中簡單地從心理學和生理學的角度強調要用思想、智慧支配感情,做感情的主人之類的話語外,笛卡爾沒有從人倫關係和道德意識的立場上闡發自己觀點的專門性倫理學著作。

與笛卡爾不同,斯賓諾莎大談倫理學,而且斯賓諾莎是一個無神論者。但斯賓諾莎崇尚單純普遍的實體,貶低以至否定特殊的、個別的東西。這種觀點表現在他的道德觀方麵就是要求人的認識和意願以唯一普遍的實體——神為依歸,人應該以對必然性的認識來控製情感,從而獲得自由,這就是“對神的理智的愛”。這樣,人的自由便與肉體的欲望處於對立狀態,一切感性的東西對於向往神來說都是一種限製,而這正是神學所要求的。當然,斯賓諾莎沒有把神理解為精神,而隻是理解為實體,這卻是與基督教神學大不相同的,羅素認為斯賓諾莎的道德觀“可能還不足構成宗教信仰”[4],是有道理的。斯賓諾莎認為人皆有自利心,但斯賓諾莎不是利己主義者,他甚至更多地強調要控製私欲、抑製情感,以致消解情感、斷滅情感。“對神的理智的愛”在他的道德觀中是首要的,他實際上是要把認識必然性的冷靜與對宗教的神秘熱情結合起來。斯賓諾莎所講的道德的崇高性仍然過於抽象、過於狹隘和枯燥。

康德認為沒有自由就沒有道德,欲望、衝動、嗜好等卑下的欲求對意誌來說是不自由的,意誌的自由就是人自身所具有的普遍性的道德原則,人的行為隻求符合這種普遍性而沒有任何別的外在目的。康德由此而提倡為義務而盡義務,提倡道德行為不計效果。康德在理論理性中強調概念要與感性直觀相結合才能夠成為知識,但在道德的實踐領域裏卻反對任何感性雜質。康德所謂道德與幸福相結合的至善,隻是在彼岸世界中才能實現。康德哲學中的二元論思想使他在道德觀方麵也陷入了二元論。康德譴責柏拉圖的理念是幻想離開空氣而能自由飛翔的鴿子,然而他自己所講的實踐理性最終也成了他所譏笑的柏拉圖的鴿子。

費希特(J.G.Fichte,1762—1814)也不滿足於感性中個別的東西,而要追尋最原始的東西或“原始的事物本身”[5],這就是他的“絕對自我”。“絕對自我,是萬事萬物的根源,需要靠理智直觀”來把握;所謂“理智直觀”中的東西,實際上是一種廣義的理解中的東西,它與感性中個別的東西相對立。費希特的這套理論是一元論,但這種一元論實際上是蘇格拉底—柏拉圖式的二元論的變相繼承。[6]費希特認為,“絕對自我”是道德意識的我,是“善”,一切所謂客觀的事物皆為“絕對自我”即“善”的目的而存在,我們的最高原則就是為達到此“善”而盡義務。“絕對自我”創造萬物,這創造活動是自由的道德性活動。此種活動的本質就是克服障礙——克服感覺世界的阻力的鬥爭。“絕對自我”越能征服感覺中的物欲,就越能得到自由。

黑格爾不同於康德、費希特,他反對抽象的為義務而盡義務的觀點,認為理性應與情欲相結合。在這方麵,黑格爾對康德的關係頗有些類似亞裏士多德對柏拉圖的關係。因此,黑格爾盛讚亞裏士多德指責蘇格拉底—柏拉圖的道德定義中缺乏非邏輯即非理性的環節如感覺、感情、衝動、**等而把善僅僅看作是普遍性。但是黑格爾把道德看成隻是達到“絕對精神”的一個較低的環節,他最終還是認為理性高於情感,普遍性高於特殊性,他明確讚揚亞裏士多德的道德定義中“理性的東西占統治地位”和道德應“抑製熱情”的觀點。[7]

和上述自蘇格拉底—柏拉圖到黑格爾的傳統主流思想相對立的,還有功利主義的道德觀,功利主義從功利出發講道德,實乃把功利看得比道德高,我不同意這種觀點。

2.盧梭置道德於人己一體的同類感基礎之上

和傳統主流思想相對立的,還有盧梭(Jean Jacques Rousseau,1712—1778)的道德觀,其中包含有很重要的合理的東西。

盧梭反對舊傳統哲學對理性的無比崇尚,他把道德放在人的自然感情的基礎之上,認為人與人一體相通,因而人天生就有同類感,看到同類受苦,很自然地就產生同情心和共鳴,這是人的普遍的感情,是先於理性—思維而存在的。人的道德意識來自同情心,是由自愛而擴大為愛他人,這不是通過理性而是訴諸同情心(“良心”)才達到的。每個人都要生活,都要為自己謀幸福,但每個人也因此而不假思索地、自然而然地、不計較個人利害地希望他人有幸福,這就是道德。原始人為了自我防衛而傷人,那並不是因為他知其為惡而為之,“與其說原始人是邪惡的,毋寧說他們是粗野的”。原始人不知道什麽是善,所以也談不上惡,他們“對邪惡無知”。但人的這種自然同情心“對於人類全體的相互保存起著協助作用”,“在自然狀態中代替著法律、風俗和道德”[8]。人之有自私和惡,源於文明、製度和理性,人應當排斥這些,以“恢複”和“召回”“良心”、“同情心”,恢複原始的人己一體之同類感。

盧梭的道德觀有很多可取之處,例如:(1)他把道德意識建立在天生的自然感情基礎之上,認為人皆有愛同類的天性,而不像柏拉圖主義那樣一味訴諸理性,這既使道德意識有一個自然天生的堅實根據,有如“絕對命令”所具有的那種普遍性和終極性,又使道德意識不立足於抽象的理念世界而區別於“絕對命令”;(2)他承認人皆有自己的欲望,自己的具體生活,而又有自發的、不需要經過推理和思索的為他人謀幸福的同類感,這既不同於一些功利主義之認為善行出於為私人謀利益的觀點,又不脫離功利;(3)他認為惡念可以使人忘掉原始的同類感,但應該把它“召喚回來”、“恢複過來”;等等。盧梭的缺點是缺乏理論上的分析和論證,認為科學、文明、社會製度、理性使人產生私心和惡念,是道德的對立麵,應當加以排斥,這顯然是不切實際的。

3.儒家的人己一體的道德觀

盧梭把道德意識建立在人天生有同類感的基礎之上的思想,頗與中國儒家的性善說如孟子所講的“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王陽明所講的“一體之仁”、“根於天命之性”,有相似之處。最重要的不同之點是:(1)儒家把天性看成與封建道德的“天理”是一回事,這在盧梭那裏是沒有的,儒家的這種觀點應當受到批判。(2)儒家沒有盧梭譴責文明、回到自然的主張,盧梭在這方麵當時就受到伏爾泰的攻擊,也是我們所不能接受的;但儒家認為私欲起於耳目之官,人應“去人欲”,才能依義理而行,這也是不能接受的。(3)盧梭由於明確反對理性而與西方傳統的主流思想相對立;中國儒家由於重“天理”,則與西方傳統之重形而上的理念有某種相似之處。(4)盧梭排斥文明,似乎也有禁欲主義的色彩,但盧梭要求恢複原始的情感,他不是禁欲主義者;儒家的“存天理、去人欲”與西方傳統形而上學都滑向禁欲主義。但不管儒家為了恢複“一體之仁”而主張“去人欲”也好,盧梭為了“召回良心”而主張排斥理性、排斥文明也好,他們都認為人與人同為一體,因而人皆有天生的原始的同類感,應當加以恢複,這一點則是一致的,也是我所主張和讚同的。我們今天道德意識比較差的主要表現之一,就在於缺乏這種同類感。在西方自柏拉圖到黑格爾的傳統主流思想已宣布過時以後,這一基本觀點乃是我們把道德意識從抽象的理性王國下降到現實人間的一個關鍵。但為什麽一定要排斥理性與文明,對這種自然的、固有的同類感做簡單的恢複呢?為什麽一定要滅人欲,恢複到一種人為的封建義理的王國呢?我以為,我們所需要回複的,是要回複到一種既有理性、文明和人欲,又能超越它們而在更高的基礎上保持原始的同類感的領域,這就要求我們把道德意識的同類感建立在萬物一體的本體論基礎之上,要求達到超道德意識的審美意識的領域。

[1] Hegel·Werke,第18卷,472~473頁,1982。

[2] Hegel·Werke,第18卷,第474頁,1982。

[3] 羅素:《西方哲學史》下卷,94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76。

[4] 同上書,106頁。

[5] John Sailis,Delimitations,p.205.

[6] Ibid..

[7] Hegel·Werke,第19卷,223頁。

[8] 周輔成編:《西方倫理學名著選輯》下卷,114、109、113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