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精神發展的諸階段往往同時交織在一起

按人的精神發展階段之由低級到高級的順序來說,人乃是先有“原始的天人合一”,然後才有“主客關係”(其中包括認識、實踐),最高的是“高級的天人合一”。但人在能區分主客從而達到明確區別於動物的意識水平以後的漫長歲月裏,這三個階段往往又是同時交織在一起的。有時是“原始的天人合一”占主導地位,這時,人主要表現為與一般動物無異;有時是“主客關係”占主導地位,這時人主要表現為求知欲、功利追求以至道德上的向往等,個人的日常生活大多處於這種狀態,人類中的大多數處於這種狀態;有時是“高級的天人合一”即審美意識占主導地位。這時人主要表現為超越日常生活而處於自由、高遠的境界,人類中少數“優選者”——詩人往往能處於這種精神狀態,但是從人皆有詩意的廣義的審美意義來說,人一般地皆有超主客關係的境界,隻是在水平上有高低之不同,而且一般人在這方麵達不到真正詩人的水平。

超主客關係必須通過主客關係。超主客關係的境界是由每個人所具有的認識、實踐以至每個人與世界上、社會上長期的千絲萬縷的相互聯係、相互影響、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境界可以隨著個人的成長而不斷變化,但一定的境界(不論其高低水平和形態如何不同)總是有意無意地指導著一個人的日常行為,包括道德行為在內。有某種境界,就有某種道德目標;境界的高下決定著道德意識的高下。

2.審美價值決定道德追求和科學技術發展的目標

美國哲學家莫裏斯(Charles W.Morris,1901—1979)從指號學的觀點出發,把言論的形式分為三種,即美學形式、科學形式和技術形式。“科學言論突出指號與對象的關係。”“美學言論以一種獨特的方式強調指號結構本身”,“技術言論重視指號在使用者的實踐中的效果”。他認為美學指號是形象,此形象讓人從中直接感知其價值,而不關心它所可能指示的其他對象;科學言論的指號注重指號與對象是否符合一致,強調語言指號的證實性,目的在於預測未來;技術指號的目的在於促使人們實現價值而行動。因此,在莫裏斯看來,人類的活動就是在審美意識中通過美學指號把價值顯示出來,然後通過科學以預知行動的條件和後果,最後則是通過技術把價值實現出來[1]。這裏且不去全麵評價莫裏斯的整套理論,我所感興趣的是,他把審美意識看得高於科學技術,科學技術服務於審美價值的實施,他的這一觀點對我們頗有啟發意義。

審美意識超越主客關係,不關心對象的存在,但它把天地萬物(包括人與物、人與人、物與物的關係)聚焦於一點,形成一種指導著一個人的全部活動的力量和靈魂,此力量和靈魂在審美意識中尚非人所自覺樹立的明確目的和目標。莫裏斯沒有談到道德意識。我以為道德意識之成立,就在於把原無明確目的和目標的超主客關係的審美境界,按主客關係的思維方式,轉換成一種明確的目的和目標(亦即某人心目中的“善”)而加以追求,也就是把審美意識中之“所是”轉換成道德意識中之“應該”。莫裏斯所說的“價值”,如果是指一種追求的目的和目標而言,似可作如是解。這也就是前麵所說的為什麽不同境界的人有不同的道德追求,境界的高下決定著道德水平之高下的原因。

由此我們還可以看到,超主客關係的審美意識貌似脫離實際,而從深層來看,它不僅能決定道德意識的水平,而且能促進科學、技術的發展,使科學、技術的發展有著明確的目標和動力。美的追求、道德的追求、功利的追求在這裏統一起來了,這就是人類行為的綜合。

3.哲學的現實化即是詩化

超主客關係,或者說,超道德、超功利,在一般人心目中總顯得不切實際、太迂腐。哲學在這方麵的確有自己的責任。按照謝林的說法,哲學認識到超主客關係的天人一體必須通過直觀來把握,但哲學所用的直觀不是感性的,而是理智的,即總帶有概念的抽象性而缺乏現實性,謝林稱這種直觀為“理智的直觀”。就因為這個緣故,一般人的意識很難接近和把握哲學所把握的主客不分的融合體,哲學也因此而成了少數人的事業。但“審美的直觀”則不同,它可以把哲學家所指的那種超主客關係的內在境界變成現實的,——變成可以見到和聽到的。哲學就這樣由抽象的、觀念性的東西轉換成了具體的、現實的東西,超主客關係的境界也就變得容易為他人所接受和領會了。德國哲學史家Ueberweg曾用通俗的語言,概括了謝林在這方麵的思想,對理解本章的中心意思很有幫助:“在藝術中,現實性的東西和觀念性的東西完全相互滲透著。藝術,像哲學一樣,把現象上相互敵對的東西調和在一起,但是,另一方麵,藝術對於哲學的關係……必然也像現實的東西對於觀念性的東西的關係。哲學家的必然目的是要求獲得藝術的哲學,哲學家在這裏就像在一麵魔術般的有象征意義的鏡子中一樣看到他的科學的本質。”[2]我以為哲學要現實化,就必須詩化,也就是把哲學變成詩的哲學、藝術的哲學。中國傳統哲學特別是宋明理學著力把哲學變成道德哲學,從而使中國傳統哲學具有現實化的特色。我認為審美意識高於道德意識,所以我主張把哲學變成詩化哲學,從而使哲學現實化。“人詩意地棲居在這大地上。”(荷爾德林)

[1] 參見車銘洲、李連江編譯:《西方現代語言哲學》,103~105頁,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89。

[2] Friedrich Ueberweg,History of Philosophy,New York,第2卷,222頁,1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