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現當代一些哲學家、神學家出於對人類中心論及其理論基礎“主體性哲學”和主—客關係式的不滿,對上述問題也有很多議論,盡管他們並不知道“民胞物與”這一中國傳統哲學的術語。
1.極端神秘主義者的非人類中心主義
有一些極端的神秘主義者,為了徹底否定人類中心論,竟然主張一切自然物都具有神聖性,都和人一樣具有同等價值。例如德國的新教神學家莫爾特曼(Juergen Moltmann,1926—)強烈譴責“不受限製的控製欲”“驅趕著現代人攫取地球自然界的權力”並“依據權力(經濟權力、財政權力和軍事權力)的增長來衡量成長和進步”。他認為這種現象來自“現代人的上帝形象”,現代人按照自己所理解的上帝的形象把自己理解為“知識和意誌的主體”,而“把他的世界理解為需要麵對、需要征服的消極的客體”。“人變得酷似上帝,不是通過善與真,不是通過忍耐與愛,而是通過權力和統治。”“很長時間以來”,人類“隻看到了自然的一個方麵,亦即有用的一麵”,而未看到自然的神聖方麵,不知道“在大自然中處處都能看到‘上帝的痕跡’”,於是“自然得不到保護,任憑人類權力意誌的擺布”[1]。莫爾特曼對人類中心論的譴責和對主—客關係式的批判,切中現代文明的弊端,確有其積極的意義,但他以自然中具有“上帝的痕跡”為根據來批判人類中心論和論證自然應得到保護,則是我們不能接受的,盡管他的宗教思想中未嚐不包含某種中國人所說的“物與”或愛物的精神在內。
另一位德國哲學家、神學家施魏策爾(Albert Schweitzer,1875—1965)更明確地主張尊重一切生命而不去追問不同生命的不同價值,包括人與其他生物間的高低之不同。“生命本身就是神聖的東西。”因此,合理的倫理學應該“主張照顧一切生物以至最低級的生命現象”。按照這種原則行事的人,“當他夏天的夜晚在燈下工作的時候,他寧願關起窗子,呼吸悶熱的空氣,也不願見一個一個的飛蟲燒焦了翅膀死在他的桌子上”[2]。
施魏策爾從“人與存在合為一體”的哲學原則出發,認為每個人都是一個有求生意誌的生命,他每時每刻都能“從自己內心的求生意誌出發”體驗到別的生命的求生意誌,因而使自己的“內心充滿了對存在於萬物之中的神秘的求生意誌的尊重心情”。這樣,每個人內心裏的求生意誌便“與別的求生意誌合為一體”了,而道德在施魏策爾看來,也就是“對一切生物的無限廣大的責任”。施魏策爾的這套哲學和倫理學雖然是以宗教神學的觀點立論,但與中國的“天人合一”、“萬物一體”和“物與”精神確有相通之處,特別是與王陽明的“一體之仁”、草木亦有“良知”之說相近。[3]
2.極端神秘主義者麵臨的問題
按照這種觀點,將如何解釋人為了滿足自己的求生意誌而不得不犧牲其他生命的現象呢?正如王陽明意識到這個問題一樣,施魏策爾也提出了這個問題,而且提得更具體、更明確。他對問題的回答與王陽明有同亦有異。
“當獻身於別的生命這一內心要求與忠於自己的生存這一必要性之間發生衝突的時候,尊重生命的倫理學將采取什麽態度呢?”施魏策爾就像王陽明一樣承認這一矛盾的事實:“我也是逃脫不了求生意誌的矛盾衝突的。我的生存同別的生物的生存以千萬種方式發生衝突。毀滅生命和傷害生命這一必然性,我是逃脫不了的。當我走過一條僻靜小道的時候,我的腳就得毀滅和傷害在這條小道上生活著的小生物。”施魏策爾在承認這個事實之後,緊接著就對這種“可怕的必然性”和“必然矛盾”做了自己的解釋與回答。他認為“保持和促進生命是善,而一切毀滅和損害生命的,不論是在什麽樣情況下發生,都是惡”。因此,在施魏策爾看來,人為了滿足自己的求生意誌而毀滅和損害別的生命,雖然是不得已而為之的必然的行為,但還是應當承認這種行為是不道德的,人應當為此而“承擔罪過”。人即使是為了治病救人而不得不在動物身上做試驗時,也“必須就他們力之所及盡可能減輕動物的痛苦”,因為這畢竟是“殘忍行為”[4]。施魏策爾的這些解釋與王陽明所謂“宰禽獸以養親”、“燕賓客”雖於心不忍(“心又忍得”)而又是“不可逾越”的“良知上自然的條理”既有相近之處又有差異。王陽明承認人與生物之間有輕重厚薄之分,這種分殊合乎“良知”,而施魏策爾則明確申言殘害其他生命的行為是不道德的行為,人在做這種行為時“不可感到良心無愧”,施魏策爾從倫理原則上否認了人與其他生物的高低之分。
3.極端神秘主義者的非人類中心主義抹殺人與物的分殊
針對王陽明,我們可以提問:為什麽“宰禽獸以養親”合乎“良知上自然的條理”,這裏的輕重厚薄的標準何在?針對施魏策爾,我們可以提問:既然人與其他有生命之物同樣是神聖而無價值高低之分,那麽,人又有什麽獨特的權利為了自己的生存而犧牲別的生命呢?這種不分價值高低的主張是否意味著否認了人類的卓越地位和尊嚴呢?難道人以外的其他生物也是“道德主體”嗎?難道人為了自己的生存而不得不犧牲其他生命是不道德的嗎?我以為,“萬物一體”和“物與”的精神並非指人與物一律等價,而是包含等級差異的,這種差異就在於人有自我意識和道德意識,而其他生物則無,人與其他生物的價值高低以及對其他生物的輕重厚薄的標準在此。正因如此,人才有獨特的權利為了自己的生存而在不得已的情況下犧牲其他生命,這是有自我意識的、作為“道德主體”的人對於無自我意識的、“非道德主體”的其他生命所做的合乎道德的行為。王陽明的哲學思想指明了萬物一體與人物高低分殊的統一性,指明了人物高低分殊是合乎道德(合乎“良知”)的,惜其未指明這種分殊的標準在於有無自我意識和是否道德主體。施魏策爾隻強調人與物同等神聖,或者用中國哲學的術語來說,隻強調“萬物一體”和“物與”,而忽視人與物的高低之分殊;盡管他承認人為了自己的生存而不得不做出犧牲其他生命的行為事實,但他由於忽視人的卓越地位而不能指明這種行為的理論根據。我們既主張“萬物一體”和“物與”精神,又承認人與物的高低之分殊並論證了這種分殊的標準,兩者是統一的。正因為論證了人物間價值高低之分及其區分之標準,所以我們認為人有權利、有理由為了自己的生存而犧牲其他生命;正因為主張“萬物一體”和“物與”精神,所以我們又認為人應該盡量培育保護其他生命的意識,應該在不得已而犧牲其他生命時抱有同類感和惻隱之心,從而采取盡量減少其他生命的痛苦的措施。我認為我們的這些看法不能被等同於人類中心論,它乃是揚棄和超越了人類中心論,使其隸屬於萬物一體說之中。說它不等於是人類中心論,是因為我們雖然也主張人為了維持自己的生命而有必要犧牲其他生命,但是第一,從理論上講,這樣的行為是以萬物一體的原則為根本的,人與物的高低之分是萬物一體之內的區分;第二,從實踐上講,人不能隨意采取犧牲其他生命的行為,而在采取這樣的行為時,應當抱有同類感和不忍之心,盡量減少其他生命的痛苦,而不是像人類中心論那樣一味強調人對自然、對其他生命的征服與任意宰製。
[1] 《20世紀西方宗教哲學文選》下卷,1759~1761、1765~1771頁。
[2] A.Schweitzer,Civilization and Ethics,第2章,譯文引自《尊重生命的倫理學》,載《哲學譯叢》1966年第5期。
[3] 同上。
[4] A.Schweitzer,Civilization and Ethics,第2章,譯文引自《尊重生命的倫理學》,載《哲學譯叢》196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