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元虞集,仁宗時拜祭酒,講罷,因言京師恃東南海運,而實竭民力以航不測,乃進曰:“京東瀕海數千裏,皆萑葦之場,北極遼海,南濱青、齊,海潮日至,淤為沃壤久矣,苟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為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分授其地而官為之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為萬夫長;千夫、百夫亦如之。三年視其成,則以地之高下,定額於朝,而以次征之。五年有積蓄,乃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則佩之符印,俾得以傳子孫,則東南民兵數萬,可以近衛京師,外禦島夷,遠寬東南海運之力,內獲富民得官之用,淤食之民得有所歸,自然不至為盜矣。”說者不一,事遂寢。
[馮述評]
其後脫脫言:京畿近水地,利召募江南人耕種,歲可收粟麥百餘萬石,不煩海運,京師足食。元主從之,於是立分司農司,以右丞悟良哈台、左丞烏古孫良正兼大司農卿,給分司農司印,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間,北抵檀順,東及遷民鎮,凡官地及元管各處屯田,悉從分司農司立法佃種,合用工價、牛具、農器、穀種,給鈔五百萬錠。又略仿前集賢學士虞集議,於江、淮召募能種水田及修築圃堰之人各千人,為農師。降空名添設職事敕牒十二道,募農民百人者授正九品,二百人者正八,三百人者從七,就令管領所募之人。所募農夫每人給鈔十錠,期年散歸,遂大稔。
何孟春《餘冬序錄》雲:
“國朝葉文莊公盛巡撫宣府時,修複官牛,官田之法,墾地日廣,積糧日多,以其餘歲易戰馬千八百餘匹。其屯堡廢缺者,鹹修複之,不數月,完七百餘所。今邊兵受役權門,終歲勞苦,曾不得占寸地以自衣食,軍儲一切仰給內帑,戰馬之費於太仆者不資,屯堡尚誰修築?悠悠歲月,恐將來之夷禍難支也!”
樊升之曰:
“賈生之治安,晁錯之兵事,江統之徙戎,是萬世之至畫也,李鄴侯之屯田,虞
伯生之墾墅,平江伯之漕運,[平江伯陳瑄,合肥人,永樂初董北京海漕,築淮陽海堤八百裏,尋罷海運,浚會通河,通南北餉道,疏清江浦以避淮險,議儀真瓜州壩港,鑿徐州呂梁浜,築刀陽,南旺湖堤,開白塔河通江,築高郵湖堤,自淮至臨清建閘四十七,建淮、徐臨通倉以便轉輸,置舍卒導舟,門井樹以便行者。]是一代之至畫也。李允則之築圃起浮屠,[事見“術智部”。]範文正、富鄭公之救荒,是一時之至畫也。畫極其至,則人情允協,法成若天造,令出如流水矣。”
【譯文】
元朝人虞集(字伯生)在元仁宗時官拜祭酒,曾在為仁宗講學的課餘時間,談起京師仰仗東南一帶以海運輸送糧食而從事危險無比的航行,實在是嚴重耗損民力,於是進言道:“京師東方濱海數千裏之地,都是蘆葦叢生的荒地,北從遼海,南到青州、齊州,潮每日衝積,長期已來已淤積為可供耕種的肥沃之地。如果用浙江人的方法,築堤擋住潮水使成為耕地,讓想做官的富翁分別配領這些田地,由官府加以規定,有辦法找到一萬人耕田的,就給他一萬人份的田地,讓他做這一萬人的首長;以下一千人,一百人也如此辦理。三年之內看他的結果,由朝廷依土地的肥瘠程度定額課稅,依等級征收,五年之後能有積蓄,就任命他做官,就所積蓄的做為俸祿,十年後賜給他符節印信,使他能流傳給子孫。這麽一來,便可得到數萬民兵來對內保衛京師,對外防禦海賊,而且又能不必仰賴東南海運,使人民得以休息,又可借著富人求官的心理,讓京師得到充足的糧食供應,四處遊食的人民能有正當的歸宿,自然不會做海賊了。”
但因評議的人意見不一致,於是遂不了了之。
[馮評譯文]
後來脫脫(元朝人)曾說京師近海,深得地利,招募江南人來耕種,每年可收成一百多萬石米麥,不必仰賴海運,京師也可以足食。元主依此而行,於是設立分司農司(官署名),以右丞(掌錢穀的官)悟良哈台、左丞烏古孫良禎兼任大司農卿,給分司農司印,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間,北到檀順,東到遷民鎮,凡是官地及元朝朝廷所掌握的各處屯田,都聽從分司農司立法辦理租佃,合用工價、牛具、農器、穀種,由朝廷先投資五百萬錠銀子。脫脫又大略模仿前集賢學士虞集的建議,在江淮之間招募能種水田及修築園圃、堤防的人各一千人,擔任農師,又設一些有名無實的官職,以十二道令牌宣稱:能招募一百個農民的人,就授予正九品官,二百人的正八品官,三百人的正七品官,由招募者自行領導管理自己所招募的人,所招募的農夫,每人給十錠銀子,一年後放他們回去,於是大豐收。
何孟春(明?彬州人,字子元)在《餘冬序錄》裏說:
“明朝葉文莊公(葉盛,昆山人,字與中,諡文莊)巡撫宣府時,重新建立官牛官田的法令,開墾的土地日漸廣大,積存糧食日益增多,用每年節餘的錢購買八千多匹戰馬,殘缺不全的城堡也都加以修複。不到幾個月,就整修好七百多個城堡。如今邊境的士兵受權貴之門的役使,整年勞苦,還得不到一點土地來供給自己的衣食,軍中所需的一切費用,都依靠中央的供應,養戰馬的費用由太仆,官名,支給的多得無法估計,至於城堡的修築又能仰靠哪裏的費用。長期下來,恐怕將來外患一起就很難應付了。”
樊升之說:
“賈誼(漢?洛陽人)上漢文帝的治安策,晁錯(漢?潁川人),的用兵之計,江統(晉?陳留人,子應元)的徙戎論,都是萬世最佳的計劃,李鄴侯的屯田,虞集的開墾荒地,平江伯的漕運(陳瑄,合肥人,明成祖永樂初年,掌管北京漕運,建築淮陽堤防八百裏),則是當代最佳的計劃。”
李允則築園圃、造浮屠、佛塔[事見第五部“術智”],範文正、富弼的救濟饑荒,也是當時最佳的計劃。
計劃能達到盡善盡美,則人情必誠信協和,因此好的計劃往往有如天成,命令一出,執行起來便有如流水般的順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