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顥（1032—1085），字伯淳，世稱明道先生，洛陽（今河南洛陽市）人。嘉祐二年（1057）進士，官至太子中允、監察禦史裏行。
程頤（1033—1107），字正叔，世稱伊川先生，曾官崇政殿說書。二人均受學於周敦頤，並稱“二程”，是宋代理學的代表人物，洛學的創始人。其著作被編為《二程集》。
書解
《孔序》：“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又曰：“孔子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以《二典》之言簡邃如此，其上可知。所謂大道，雖性與天道之說，固聖人所不可得而去也。如言陰陽四時七政五行之道，亦必至要之語，非後代之繁衍末術也，固亦常道，聖人所不去也。使誠有所謂羲、農之書，乃後世稱述當時之事，失其義理，如許行所為神農之言，及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耳。此聖人所以去之也。或疑《陰符》之類是，甚非也。此出戰國權變之術，寓窺機要，以為變詐之用，豈上古至淳之道邪？又《五典》既皆常道，去其三，何也？蓋古雖已有文字，而製立法度，為治有跡，得以紀載，有史官之職以誌其事，自堯始。其八卦之說，謂之《八索》，前世說《賜》之書也。《易》本八卦，故以八名。夫子讚《易》道以黜去是書，所謂“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舊書之過可見也，芟夷繁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人或疑前代之書，聖人必無所刪改，此亦不然。若上古聖人之世，史官固當其人，其辭必盡善。若後世之史，未必盡當，其辭未必盡善。設如其書足以垂範，不可去之，而其或有害義，聖人不得不有芟除更易也。其不可更易者，其事耳，未必須曾刪改。但辭苟有害，有可刪改之理耳。或疑“血流漂杵”之辭何不改？此乃非害義理之辭也。《堯典》為《虞書》，蓋虞史所修：《舜典》已下，皆當為《夏書》。故《左氏傳》引《大禹》、《皋陶謨》、《益稷》等，皆謂之《夏書》也。若以其虞時事當為《虞書》，則《堯典》當為《唐書》也。大抵皆是後世史所修。典，典則也。上古時淳樸，因時為治，未立法度典製。至堯而始著治跡，立政有綱，製事有法，故其治可紀，所以有書而稱典也。楊子曰：“法始乎伏羲，成乎堯”。蓋伏羲始書卦，造書契，開其端矣；至堯而與世立則，著其典常，成其治道，故雲成也。《書序》，夫子所為，逐篇序其作之之意也。
顏子所好何學論
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為好學。夫《詩》、《書》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學以至聖人之道也。
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則不知製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凡學之道，正其心，養其性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反而誠之，聖人也。故《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
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嚐不知，知之未嚐複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之道也。視聽言動皆禮矣，所異於聖人者，蓋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故曰：顏子之與聖人，相去一息。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顏子之德，可謂充實而有光輝矣，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故仲尼曰：“不幸短命死矣。”蓋傷其不得至於聖人也。所謂化之者，入於神而自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謂也。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是也。
或曰：“聖人，生而知之者也。今謂可學而至，其有稽乎？”曰：“然。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性之者，生而知之者也。反之者，學而知之者也。”又曰：“孔子則生而知也，孟子則學而知也。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為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為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
為家君作試漢州學策問三首
問：士之所以貴乎人倫者，以明道也。若止於治聲律，為祿利而已，則與夫工技之事，將何異乎？夫所謂道，固若大路然，人皆可勉而至也。如不可學而至，則古聖人何為教之勤勤如是？豈其欺後世邪？然學之之道當如何？
後之儒者，莫不以為文章、治經術為務。文章則華靡其詞，新奇其意，取悅人耳目而已。經術則解釋辭訓，較先儒短長，立異說以為己工而已。如是之學，果可至於道乎？仲尼之門，獨稱顏子為好學，則曰“不遷怒，不貳過”也。與今之學，不其異乎？
或曰：如是則在修身謹行而已。夫檢於行者，設曰勉強之可也。通諸心者，姑謹修而可能乎？況無諸中不能強於外也？此為儒文本，諒諸君之所素存也。幸明辨而詳著於篇。
問：聖人之道，傳諸經學者，必以經為本。然而諸經之奧，多所難明。今取其大要，各舉其一以言之。
夫《易》卦之德，曰元亨利貞。或為四：曰元也，亨也，利也，貞也。或為二：曰大亨也，利於貞也。其詞既同，義可異乎？所以異者何謂？
《春秋》垂褒貶之法，所貶則明矣，所褒者何事？
《詩》之美刺，聖人取其止乎禮義者，以為法於後世。晉武公身為並奪，《無衣》美之，其教安在？
《書》為王者軌範，不獨著聖王之事以為法也，亦存其失以示戒爾，《五子之歌》是也。如盤庚之遷國，穆王之訓刑，為是而可法邪？為非而可戒邪？
《禮記》雜出於漢諸儒所傳，謬亂多矣。考之，完合於聖人者，其篇有幾？
夫古人之學貴專，不以泛濫為賢。諸君之於經，必各有所治，人言其所學可也，惟毋泛毋略。
問：儒者積學於己，以待用也。當世之務，固當講明。若夫朝廷之治，君相謨之，斯無間矣。以一郡而言，守之職豈不以養人為本？然而民產不製，何術以濟乎困窮？吏繇有數，何道以寬乎力役？比閭無法，教化何由而可行？衣食不足，風俗何緣而可厚？
自唐而上，世有循吏，著之史冊。何今世獨無其人？豈古之治不可行於今邪？抑為之者不得其道邪？思欲仰希前哲之為，上副聖朝之寄，何所施設而能及斯？
諸君從事於學，既勤且久，為政之方，固當明其體要，至於民俗利病，皆耳目之所接也。願陳高論，得以矜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