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當代中國社會流動》報告，自1990年代以來，一個擁有社會中大部分資本的強勢群體已經成型，構成這個強勢群體的，是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籍著經濟、組織、文化資源不斷向上層集聚，原來隻擁有組織資源的公務員也擁有了文化和經濟資源。
在我國，社會中的精英群體對公共政策的影響力越來越大，一些公共政策的製定明顯向富人、而不是向窮人傾斜。
自從第6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來，人大代表中幹部和知識分子的比例便占大多數。第10屆全國人大代表中幹部占32.44%、知識分子占21.14%，而工人和農民的比例分別是10%和8.4%。在某縣人大代表中，幹部比例竟占96.3%，農民代表隻有1%！ 1
中產階層對公共政策的影響過大，實際上是以剝奪弱勢群體的發言權為代價的。而國家政治無疑應當體現全體人民利益，不僅僅是某個階層。
在應對中產階層參與政治決策上，應當注意以下4個方麵：
知識技能，用軟資本參與競爭
在我國目前的社會變遷中，有兩種人在現代化發展中發揮著特殊社會功能。一種是新興的知識型中產階層，另一種是具有道德批判話語權的知識分子。這兩種對象都屬於社會學意義上的中產階層。
用知識技能參與市場競爭
從本質上看，並不是所有經濟收入比較富裕的人都可以稱為中產階層，中產階層隻是其中那些能夠利用自己的知識技能作為“軟資本”參與市場競爭、並因此取得競爭優勢的那部分人。
近幾年來，政府專門針對公務員的多次加薪，表明政府擴大中產階層規模的趨向日益明確。也正因如此，公務員被貼上了中產階層標簽，作為被期待的中產階層中堅力量。
2004年4月1日，江蘇省無錫市（對日）招商首席代表顏兵走馬上任。2003年9月，當無錫市麵向海內外公開招聘特崗公務員消息傳出時，當時已經擁有4家企業的顏兵報了名，後來在29位報名者中脫穎而出，被正式錄用。雖然這個崗位稅後年薪50萬元，非常具有吸引力；可是在顏兵被正式錄用後，他聘請別人接管他的公司時付出了高於50萬元的報酬。也就是說，顏兵更看重的應當是（對日）招商代表這個事業平台，而不是經濟報酬。如果要說經濟報酬，對他而言實際上是“負數”。在此以前，他在日本呆了7年，曾經負責國際投資、新事業立項等工作，研究了日本500多個行業中上千家有代表性的企業，對日本的文化習俗也很熟悉。
自從2002年末吉林省率先試行政府雇員製，給首批政府雇員最高年薪19.8萬元待遇以來，上海、蘇州、長沙、成都、深圳、珠海、廣州、佛山、南京等地競相效仿，關於政府雇員製利弊以及公務員改革的話題也一直持續並被熱烈討論著。
當然，以知識技能參與市場競爭，並不是、也不該一定要進入公務員隊伍，但顯而易見，知識型企業家與知識型能人必將成為中國中產階層的主體。
他們以自己的方式推動社會進步
中產階層政治地位的特點是，因為他們相對富有、具有較高文化修養、擁有比較好的工作環境，所以他們本能地反對“革命”；而與此同時，他們又不會完全滿足於現狀，他們會以自己的方式推動社會進步。
例如，當他們的利益受到權錢交易、官僚係統中的非法行為侵害、不正當的阻撓時，他們會希望進一步完善社會製度和法製建設，並且身體力行推動這一過程，以便開拓發展空間、保護合法權益。
最典型的一種情形是：某私營企業主在剛剛起步時，不得不通過請客送禮、走後門甚至行賄手段來獲取某些方便和生意機會，打通各種渠道。可是當企業發展到一定規模後，他們就覺得通過這種偷偷摸摸的途徑“太累”、而且“代價”太高，不如通過規範、透明的製度取得正當收益。這時候，他們就會越來越希望進行政治體製改革和法製建設 2。
發展到一定階段，他們甚至會組成自己的政黨來推動這種改革。
例如在香港，2005年3月17日就成立了一個新的政黨——香港全民黨。多名港區人大代表、商界名流、選委會成員、區議員明確宣布，這是一個代表中產階層的政治團體，以中產階層為主體、團結各階層人士，旨在培養和造就一批參政和具有執政能人的治港人才。他們將來會積極參與各層次選舉，並且努力發展成香港主要政黨 3。
搭建平台，吸納中產建言獻策
中產階層中人才濟濟，政府應當搭建平台，吸納中產階層建言獻策，讓他們發揮參政議政作用，推動社會政治發展和經濟進步。
在這方麵，由於互聯網的普及，利用互聯網搭建信息平台是一條最佳途徑。事實上，目前有條件上網的群體與中產階層群體高度吻合。
我國政府十分重視互聯網輿情
在我國，目前網民人數已達1.11億人，占全球網民總數的11%。網絡傳播的特點是即時、互動，能夠為廣大民眾表達民意、參與經濟生活及政治生活提供方便快捷的輿論平台。所以，本屆中央政府十分重視網絡輿論所反映的民意。
早在2003年，新華社就首次披露中央高層領導對網絡的重視程度。胡錦濤總書記在“非典”時期視察廣東時，對一位參與防治“非典”的一線醫生說：“你的建議非常好，我在網上已經看到了。”
溫家寶總理在視察北京大學抗“非典”工作時也說：“我在網上看到同學們在留言中表達了同全國人民一起抗擊‘非典’的決心，令人感動。”
除了中央高層領導親自上網了解民意外，中共中央、國務院還設有專門機構，每天從網絡上收集重要信息，以“互聯網輿情”的形式提供給中央領導參考，網絡輿論也因此成為一種“公開的內參”。
2006年“兩會”期間，網民通過網絡給溫家寶總理中外記者招待會提出的問題多達幾十萬條！溫家寶總理公開肯定了這種“民意直達高層直通車”的溝通方式。
互聯網一小步，政府改革一大步
2003年，湖北省打工青年孫誌剛，因為沒有“暫住證”在廣東被“收容”致死，消息在網上發出後引起政府高度重視，隨後就廢止了實施21年的《城市流浪人員乞討收容遣送辦法》，許多地方開始取消“暫住證”；2005年湖北省佘祥林“殺妻”冤案在網絡上被曝光，於是推動死刑案件的審判程序改革，死刑核準權統一收歸最高人民法院……種種事例表明，網絡輿論的影響及作用日益顯著。
2006年1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門戶網站（中國政府網）正式開通。國務院強調，搞好政府網建設“對於促進政務公開、改進公共服務、提高行政效能，便於公眾知情、參與和監督，具有重要意義”，這標誌著我國政府改革又進入一個新階段。
正如中國政府網負責人周錫生所說：這是“互聯網一小步，政府改革一大步”，以實際行動表明了推進政府管理方式創新的決心。國外評論認為，這有可能引發中國政府職能轉變的革命性變化。
2005年12月28日，溫家寶總理專門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議，聽取中央政府門戶網站建設情況匯報。據悉，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政府網站建設，這在我國曆史上還是第一次，從中可以看到中央領導對政府門戶網站建設的重視程度。並且，網站在試運行期間，還破天荒地把直播間設在中南海會議室，多次直播國務院專題會議 4。
目前，從中央部委到縣級政府都有網站，政府信息公開程度不斷提高。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國家公安部等政府部門都在通過互聯網收集群眾舉報、實現與網民的互動。
香港政府的公共事務論壇
2005年3月10日，我國香港特區政府宣布設立一個搜集中產階級人士意見的谘詢論壇——公共事務論壇，就香港重要社會議題向政府提供意見。公共事務論壇網站同時啟用。
負責籌建該論壇的香港民政事務局發言人認為：“公共事務論壇采用一種全新的運作模式，以專用網站作為論壇成員間交流意見的平台，這種安排大大增加了他們參與討論的靈活性。”
公共事務論壇計劃吸納600名月收入3萬元以上、代表不同性別及界別的中產階級人士加入，任期1年，邀請他們就重要的公共事務發表意見 5。
兩難境地，必然影響政府決策
目前我國中產階層雖然人數在逐年增多、層級也在逐漸凸現，但由於受曆史語境的製約，政治參與還處於個人與社會的兩難處境。
中產階層的兩難境地
中國中產階層同西方國家的中產階級一樣，具有相同稟性。他們都具有米爾斯所說的那種“地位恐慌”，天生有一種依賴性，害怕政府因為意識形態變化而使自己切身利益受損，所以，他們千方百計想影響政府決策，以維護他們的既得利益。然而，政府又不可能完全聽他們的，就這樣，他們處於一種兩難境地。
除此以外，中產階層個人與社會之間，也有一種難以調和的緊張關係。這種緊張關係，既是他們事業奮發向上的動力，也是迫使他們屈服於現存等級秩序的主要原因。
例如，讓·波德裏亞在《消費社會》一書中就舉了這樣一個有趣故事：一位商務代表購買了一輛與老板完全相同的私家車，結果立刻遭到老板解雇。於是，他向勞資調解委員會提起訴訟。雖然他獲得了賠償，可最終仍然失去了原來的工作。
在這裏，商務代表的頭銜表明他是一位中產階級，經濟上他也買得起最昂貴的私家車。按理說，誰也無法阻攔他購買和老板一樣的車，可事實上他卻不能這麽做。如果這樣做，就表明他與老板之間沒有了“該有的”等級；現在他這樣做了，就“活該”丟掉原來的飯碗。
這種情形在中國中產階層身上也是如此。這說明，當一個人一旦處於社會關係網，尤其是在我國這樣一個等級觀念根深蒂固的國家，很容易產生追求和壓製之間的矛盾。
長期生活在這種等級差別中，很容易對等級差別產生膜拜和期望，最終扭曲人的靈魂——他們中的一部分人渴望參與政治，結果卻成了保羅·福塞爾在其《格調》一書中對美國中產階級所評論的那樣：“一個最謹小慎微、了無生氣的階層。他們是企業的螺絲釘，‘可替換的零件’。他們最懼怕‘他人的批評’，因此是為他人而生存。他們是全社會中最勢利的一群人。”“要想發現勢利之徒，就到中產階級中去尋找。”
把這個評價用在中國中產階層身上，也完全合適。
中產階層必然影響政府決策
僅僅從新中國曆史看，1949年以後，半封建的資產階級政黨被無產階級政黨取而代之，“原來的工人、農民補充到精英位置上，無疑確保了在政府政策中反映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無產階級主張。” 6在整個社會普遍“無產階級化”下，中產階層成了一種社會秩序的“潛在反對者” 7。中產階層無論怎樣創造物質成果，都無法避免陷入社會結構的劣勢地位，哪裏還有他們參政議政的份？
自從20世紀70年代末政治解凍，尤其是90年代市場經濟改革以來，曾經被迫退出曆史舞台的中產階層又開始起死回生。據官方最樂觀的估計，2006年我國中產階層人數會達到2億人。如此龐大的群體，不可能不影響到政府的行政決策和發展規劃，更不用說，中產階層的構成十分複雜，幾乎囊括了機關、教育、娛樂、生產等各行各業的精英，掌握著政府相當一部分話語權呢 8！
不過話說回來，由於目前我國中產階層人數還少，還沒有發育成熟，所以還無法真正在社會生活與文化建設中擔當起“中堅、主流”作用，更不可能發揮“協調、整合”社會衝突時的彈性功能。相反，他們在商業領域的投機欲望卻不斷膨脹，拜金主義、攫取財富的市儈心態進一步強化。所有這些，都多少有些令政府失望。
升官發財，正確看待官本位傾向
在中國，無論表麵上是否承認，“升官發財”在潛意識中總是一個人是否取得“成功”的標誌。尤其對於中產階層來說，“升官”“發財”如果不能雙管齊下，至少也要有一枝獨秀。所以，中國人的官本位意識幾千年來從來就沒有削弱過，而目前在我國中產階層中又有重新抬頭傾向。
官本位傾向是可以理解的
由於長期受封建思想統治，官本位傾向在我國已經流傳了上千年，改革開放後更是明目張膽地出現了“跑官”、“要官”、“買官”現象。可以說，官本位傾向重新抬頭，實際上反映了中產階層參與政治的一種強烈願望，一種非常普遍的社會價值取向。
應該說，少數人具有官本位傾向是可以理解的。因為無論在怎樣的社會中，都會有掌權者，也都需要有掌權者，關鍵是誰來掌權、怎樣掌權？搞清了這個道理，就不難發現，中產階層理所當然也是可以掌權的，更不用說他們中不乏社會精英、具備管理社會的素質和能力。
現在的問題是：把怎樣的中產階層推到管理、治理國家的崗位上去？起碼的要求是，他們來自中產階層，卻不能隻代表中產階層利益。因為歸根到底，國家是全民的。
普遍具有官本位傾向是反常的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張宛麗研究發現：“我國的中間階層有些‘官本位’取向”，以至於很多單位都存在著這樣一種潛規則——隻有坐到管理者的位置才算成功。
她舉例說：曾經有個學計算機的小夥子，大學畢業後進入北京一家國際著名的IT公司工作。他是個技術型人才，隻想在軟件開發上有所成就，並不希望當官。可是在這家公司，如果一個員工幹了兩三年還沒有被提為銷售經理，在別人眼裏就是“不成功”。無奈之下，他隻能選擇辭職來離開這種環境 9。
雖然少數人具有官本位傾向可以理解，可是如果普遍具有官本位傾向則是反常的。
尤其是中產階層，他們一般都具有較高的職業收入和社會地位，本該可以從本職工作和本專業中得到滿足。而現在卻不，他們中的相當一部分仍然一往情深地追求官本位，這就非常反常了 10。
道理很簡單，因為官本位取向本該隻在一個由權力主導、甚至壟斷了資源配置和價值認同的社會形態中，才可能大麵積產生。無論是過去的科舉時代，還是計劃經濟時代，官本位成為人們的普遍價值取向還“有情可原”。而時代發展到今天，社會日益多元化，權力已不再是社會的唯一中心，公民實現自我價值的途徑也不再隻有當官這一條。
那麽，這種“反常”為什麽會變“正常”呢？這無非折射了一種社會現實：權力在資源分配中依然占據絕對優勢，“有權就有一切”。
最典型的一個例子是，2006年4月，北京律師王令與他的11名當事人前往天津市某區人民法院辦理立案手續，法院行政庭庭長在立案大廳內聲稱“我就是法院，法院就是我，我說不立案，就是不立案。”王律師據理力爭，結果遭到庭長掐脖子毆打 11。
好一個“我就是法院”！典型地折射出了官位霸權意識！隻不過這位庭長說出口了，其他許多官員隻做不說而已。
孟德斯鳩早就說過：“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要防止濫用權力，就必須以權力約束權力。”這類醜行一再發生，原因就在於我們的權力沒有受到必要的約束和監督，政府應當在這方麵加大人民群眾參與監督的力度。
正確看待中產階層參與政治
政治地位的高低通常是用“權”來衡量的。什麽叫權？馬克斯·韋伯認為，所謂權力，是指在一種社會關係內，自己的意誌即使遇到反對也能貫徹的任何機會，不管這些機會建立在什麽基礎之上；而統治，則意味著特定內容的命令在可指明的人中間得到服從的機會。擁有權力和權威，是每個階層在網絡社會中寸土必爭的內容 12。
按理說，一個衣食無憂的中產階層隊伍的不斷壯大，最有能力擺脫官本位傾向、實現自我治理，從而促進形成一個多中心的公民社會。而現在中國中產階層“有些‘官本位’取向”，從一個側麵反映了我國權力退出不徹底、市場發育和公民自治不充分。如果任其發展，就意味著我國中產階層可能會失去推動社會轉型的理性力量 13。
1 陸鏡：《分析：公務員正在成為被期待的中產階級中堅》，2005年1月17日新周刊。
2 蕭功秦：《當今中國的中產階級與知識分子》，2003年4月8日中國經濟網。
3 《“香港全民黨”宣布成立，公開宣稱代表中產階層》，2005年3月18日中國新聞網。
4 以上均見林雙川：《中央領導重視網絡輿論，網絡民意匯入中南海》，2006年4月10日半月談。
5 《港府設立“公共事務論壇”供中產人士交流獻策》，2005年3月11日中國新聞網。
6 李路路、孫誌祥：《透視不平等》，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10月版，P267。
7 同前，P269。
8 丁雲亮：《中國中產階級：一種文化分析》，2005年第18期中國觀察（中國黨政信息網）。
9 李鬆濤：《轉型期社會機製存在潛規則，我國部分中產想當官》，2005年9月2日中國青年報。
10 吳鉤：《權力不再是唯一中心，中產階層怎有“官本位”取向》，2005年9月4日燕趙都市報。
11 《狂妄的“我就是法院”》，2006年4月12日現代快報。
12 丁雲亮：《中國中產階級：一種文化分析》，2005年第18期中國觀察（中國黨政信息網）。
13 吳鉤：《權力不再是唯一中心，中產階層怎有“官本位”取向》，2005年9月4日燕趙都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