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蘇區是全國13 塊革命根據地中最大的一塊，是1929 年至1934 年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在贛南和閩西建立的革命根據地。1930 年9月中共六屆三中全會結束後，中央為加強對蘇區的領導，決定在中央革命根據地建立蘇區中央局，在鄂豫皖邊區和湘鄂西邊區建立中央分局。
中央指定周恩來擔任中央蘇區中央局書記，項英、毛澤東等九人為中央蘇區中央局委員。項英到達江西中央蘇區後，於1931 年1 月15 日正式組建了中共蘇區中央局。由於周恩來一時無法到任，由項英任代理書記。同時成立了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由項英兼任軍委主席，毛澤東、朱德為副主席。
1931 年9 月，中央革命根據地軍民粉碎了國民黨軍第三次“圍剿”後，贛南、閩西兩區連成一片，革命根據地擴展到30 多個縣境，在24 個縣建立了縣蘇維埃政府。11 月，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毛澤東任主席，項英、張國燾任副主席。
1932 年周恩來到達中央蘇區就任中央局書記後，大部分時間在前方與毛澤東、朱德一起指揮紅軍作戰。10 月上旬，周恩來在寧都主持召開了蘇區中央局會議，接受了臨時中央《關於帝國主義國民黨四次“圍剿”與我們的任務的決議》和行動方針的指示電。
由於臨時中央政治局與蘇區中央局對毛澤東持排斥態度，因此在會上，後方中央局成員項英、任弼時、顧作霖、鄧發等人批評前方中央局“表現對革命勝利與紅軍力量估計不足，提出以準備為中心的主張”，“專去等待敵人進攻的右傾主要危險”，集中批評了毛澤東，提出由周恩來負領導戰爭的總責，而把毛澤東召回後方，專負中央政府的工作。
對此，周恩來首先肯定項英、任弼時等人反等待傾向是對的，但也批評他們對敵人的大舉進攻認識不足，認為他們對毛澤東的批判過分。在周恩來的堅持下，會議最後決定毛澤東仍留在前方，由周恩來主持和領導戰爭並負總責，毛澤東做助理。會議批準毛澤東請假回後方休養，必要時再到前方。
博古到蘇區後，為了統一領導，避免政出多門，決定將蘇區的中央局和臨時中央政治局合並在一起，並為此召開會議。出席會議的除博古外，有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張聞天、陳雲、劉少奇，蘇區中央局委員項英、毛澤東、任弼時、鄧發。會議決定成立“中共中央局”，由博古負總責。
中共中央局機關設置在瑞金下肖區的觀音山，辦公與住宿都在同一個大祠堂中，這是一座兩層磚木結構的樓房，博古住在這裏，感覺特別輕鬆、舒適，倒不是這裏的條件多麽優越，而是因為這裏沒有了生命之虞，不用擔心隨時有可能被捕。那種久違了的自由的感覺，使他仿佛回到了莫斯科留學時代。
盡管物質匱乏，條件極其艱苦，而蘇區鬥爭形勢也很艱難，博古卻毫不畏懼，對革命充滿樂觀，一心想幹出一番事業。
博古離開上海前，考慮到自己一介書生，對軍事一竅不通，便向共產國際執委會駐上海遠東局要求，將在遠東局工作的李德調到中央蘇區，擔任軍事顧問。經遠東局向共產國際執委會請示，博古的請求被批準。
1933年9月，在博古到達中央蘇區半年後，李德和劉群先來到瑞金。博古為李德舉行了隆重的歡迎儀式，並特地召開歡迎會，在會上發表熱情洋溢的講話：
“同誌們，我們在這裏召開一個特別會議，熱烈歡迎我們盼望已久的國際派駐我黨中央的軍事顧問李德同誌。李德同誌是一位卓越的布爾什維克軍事家，又是具有豐富鬥爭經驗的國際主義戰士。他的到來，體現了共產國際對我們的黨和紅軍以及中國革命的深切關懷與巨大支援，也體現了這位革命家與軍事家的國際主義精神和獻身世界革命的崇高品德。”
李德原名奧托·布勞恩，為了保密起見，特地改用中文名李德。為了照顧李德的生活，臨時中央特地為他在瑞金城郊的沙洲壩設置了“外賓公寓”，那是一座單獨建造的房子，地點選在一片稻田的中央，因此又稱為“獨立房子”。
“獨立房子”前邊是總政治部的小村子，相距二三百米，距軍委駐地沙洲壩兩華裏左右，離黨中央駐地也不遠，與各方麵聯係往來都十分方便。
李德的“獨立房子”有三間正房，東間是李德的臥室，西間是中央為他配備的翻譯王智濤與伍修權的住所，中間是堂屋，用來做會議室。此外還有警衛員、廚師、飼養員等。
當時黨政機關的生活比野戰部隊要艱苦，每人每天隻有8 兩（舊製1 斤16 兩）糧食，吃菜沒有油，直接用白水煮著吃，有時甚至連鹽都沒有。但李德的餐桌上卻葷素搭配均勻，蘇區自產的雞魚肉蛋不斷地送到他這裏，從白區弄到的香煙、咖啡和繳獲的煙酒糖茶等也先供應他享用。
幾天後，博古在李德的“獨立房子”裏主持召開了軍事會議，出席會議的除博古、李德外，還有張聞天、項英、劉伯承等。當時周恩來與朱德在前方，王稼祥受傷住院沒有參加此次會議。博古在會上宣布：從此李德直接參加中央軍委的工作。
李德作為軍事顧問，其實隻有建議權，而無決議權，更無指揮權。但由於博古、項英均不懂軍事，所以李德一到便給了他主管甚至領導軍事工作的權力，博古與李德的私人關係也更為密切，兩人經常用俄語說說笑笑，有時還一起打撲克或縱馬出遊。
李德與張聞天、王稼祥會麵也是用俄語交談。由於周恩來既精通俄語也精通英語，李德與周恩來會麵則直接使用英語。
在李德到達中央蘇區之前，蔣介石已對中央蘇區發動第四次“圍剿”。
從1932 年冬開始，國民黨贛粵閩邊區“剿匪”總司令部陸續調集近40 萬兵力組織對中央蘇區的第四次“圍剿”，1933 年1 月底，蔣介石到南昌親自兼任贛鄂閩邊區“剿匪”總司令，決定以“分進合擊”的戰略方針，消滅紅一方麵軍主力。
第四次反“圍剿”，紅一方麵軍總司令為朱德、總政治委員為周恩來。
而周恩來剛到蘇區不久，對部隊和敵情尚不十分了解。因此，指揮第四次反“圍剿”的重任幾乎全部落到朱德肩上。朱德以他一貫的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從實際出發，毅然決定撤圍南豐，實施戰略退卻，指揮紅軍打了一場漂亮的殲滅戰，取得了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創造了殲敵三個師、繳獲槍支過萬、大炮40 門、新式機槍300 餘挺的輝煌戰果，創造了紅軍大兵團伏擊殲敵的重要經驗。
這是中央蘇區曆次反“圍剿”戰役中取得最大勝利的一次，蔣介石哀歎“此次挫折，淒慘異常，實有生以來唯一之隱痛！”
但蔣介石在第四次“圍剿”中落敗，有一個重要因素，即熱河失守，使蔣介石不得不分神調兵遣將，投入長城各口抵抗日軍。而日軍先後奪取古北口、喜峰口、界嶺口、冷口等關隘後，不僅大舉入關，而且占領了河北灤河以東的大片地區，直接威脅到了平津地區的安全，蔣介石不得不再次集中精力應付這一事件。直到5 月31 日在塘沽簽訂停戰協定，蔣介石才麵對第四次“圍剿”失敗，開始製定新的“剿共”計劃。但在此後馮玉祥的察哈爾抗日同盟軍和蔡廷鍇的第十九路軍的行動，也都極大地牽製了蔣介石對中央蘇區第五次“圍剿”的實施。
1933 年9 月，蔣介石調集約50 萬兵力，對中央蘇區發動了第五次“圍剿”。此次“圍剿”，蔣介石根據對中共力量和紅軍慣用的戰術，一改前幾次“圍剿”常犯的急躁冒進錯誤，確立了持久戰與堡壘主義相結合的戰略，采用“徹底封鎖”的作戰方針，即“戰略攻勢，戰術守勢”和“步步為營，節節推進，碉堡公路，連綿不斷，經濟封鎖，滴水不漏”，以嚴密的工事和碉堡層層推進，避免被紅軍的運動戰、遊擊戰牽著鼻子走，避免被紅軍“誘敵深入”而被圍殲。通過緩慢但有效的占領方式，壓縮紅軍作戰區域，限製紅軍活動空間，以達最後殲滅紅軍的目的。
麵對國民黨新的“圍剿”戰術，在李德的獨立房子裏，李德、博古以及中革軍委領導一起研究反“圍剿”戰略。由於博古與李德擔心國民黨軍隊攻破根據地大門，進而占領蘇區，因而提出“拒敵於國門之外”，“不讓敵人**蘇區一寸土地”，以陣地戰、正規戰在蘇區外製敵，以保守蘇區每一寸土地。
然而，在國民黨軍正式“進剿”中央蘇區之前，紅軍主力在閩西北地區、撫河與贛江之間地區對國民黨軍的不停頓進攻，卻沒有取得預期效果。
而紅一方麵軍主力在持續作戰而未得到休整和補充的情況下，即於9 月下旬倉促開赴中央蘇區北線迎擊國民黨“圍剿”軍，麵對構築綿密碉堡封鎖線，穩紮穩打，逐步推進的“圍剿”軍，紅軍經過近兩個月浴血苦戰，不僅未能禦敵於蘇區之外，反而遭受很大損失。
正在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受到挫敗之際，“福建事變”爆發了。
11 月20 日，國民黨十九路軍將領蔡廷鍇、蔣光鼐、陳銘樞同國民黨內李濟深等一部分反蔣勢力發動“福建事變”，在福建成立了聯共抗日反蔣的“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
“福建事變”的爆發，使國民黨軍隊對中央蘇區的包圍圈出現了一個缺口，如果紅軍與十九路軍聯合起來對付蔣介石，勢必為第五次反“圍剿”提供勝利保障。也正因為這樣，蔣介石迅速改變計劃，從“圍剿”前線抽調九個師，入閩討伐十九路軍。這就使得“圍剿”前線兵力減弱，為紅軍粉碎第五次“圍剿”提供一個絕妙的機會。
但是，博古與李德並沒有抓住這個機會，他們忠實地執行共產國際駐上海軍事代表團的指示，不僅不與十九路軍配合，側擊向延平推進的“討逆軍”，反而將紅軍主力西調，撤出閩贛邊界。
當時已調到中央政府工作的張聞天得知此訊後，立刻向博古提出反對意見，主張紅軍東調援助十九路軍。他反複強調，隻有在軍事上與十九路軍直接配合，才有可能粉碎蔣介石的第五次“圍剿”。然而，當中革軍委最終決定采納張聞天的建議時，蔣介石的“討逆軍”已經進入福建腹地，“側擊”
之機早已變成了“尾隨”。
而早在第五次反“圍剿”之初，原本與蔣介石有矛盾的蔡廷鍇等十九路軍將領，便決定變“剿共抗日反蔣”為“聯共反蔣抗日”，主動派代表前往紅軍駐地，秘密商談停戰反蔣事宜，並於10 月初派代表到瑞金進行正式談判。
在張聞天、周恩來等人的努力下，紅軍與十九路軍於10 月26 日草簽了《反日反蔣的初步協定》，確定雙方立即停止軍事行動。
而博古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電報，錯誤地宣稱十九路軍的若幹領袖製造了一個大的宣傳陰謀，企圖集合更多的力量阻止革命怒潮；斷定十九路軍和福建政府即使批準“協定”，也決不會付諸實施。要求福建黨組織必須識破其政治陰謀，與他們展開鬥爭。在博古“左”傾教條主義的錯誤指揮下，蘇區紅軍錯過了取得反“圍剿”勝利的天賜良機。
蔣介石平息“福建事變”之後，將入閩蔣軍加上被改編的十九路軍組成東路軍，迅速對中央蘇區形成四麵合圍之勢，而蘇區紅軍在李德的指揮下，開始全線轉入陣地防禦戰。
1934 年4 月，國民黨軍向廣昌大舉進攻。廣昌是中央根據地的北方大門，敵軍企圖突破廣昌，進入中央蘇區中心，與紅軍主力在此決戰。
為了加強對廣昌戰鬥的指揮，李德、博古決定將方麵軍前方司令部撤回瑞金，在廣昌南三官殿設立北路陣地野戰司令部，由博古任政委，李德為實際上的總司令，並親自上前線指揮作戰，指揮部隊處處設防，廣築碉堡，以集中對集中，堡壘對堡壘，陣地對陣地的作戰方式，以陣地防禦結合短促突擊抵禦敵人的進攻。
三軍團彭德懷認為這種作戰方式行不通，他再三強調：“廣昌不能固守，我們必須考慮到國民黨軍隊的技術與裝備遠在我軍之上。”
“那隻是一個方麵。”博古從感情上無法接受放棄廣昌，他強調，“我們的野戰工事並不比他們的差。”
“是的，我們有堅固的工事，在陣地防禦的基礎上靈活實施短促突擊，可以彌補裝備之不足。”李德更不願聽彭德懷的反對意見。
但是彭德懷說：“我們沒有飛機大炮，敵軍有，再堅固的堡壘也難以抵禦飛機大炮的轟炸。如果固守廣昌，我的第三軍團一萬二千人，不出三天，將全部被毀滅，廣昌自然也守不住。”
但是，李德與博古聽不進彭德懷的意見。從4 月10 日開始，在博古、李德的集中統一指揮下，紅軍與國民黨軍進行了曆時18 天的廣昌保衛戰。
國民黨軍七個師又一個炮兵旅，在每天三四十架飛機的配合下，采用“步步為營”的戰術進攻，使紅軍始終處於被動地位。盡管紅軍給敵人以重大殺傷，但自身傷亡近6000 人，占參戰兵力的五分之一。
4 月27 日，國民黨軍向廣昌城發起總攻，紅軍拚力抵抗，並組織反擊，但最終未能成功抵禦國民黨軍的連續攻擊。在嚴酷的事實麵前，博古、李德被迫下令撤退。28 日，紅軍撤出廣昌。
廣昌戰敗之後，中央書記處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的最高“三人團”，政治、軍事大計由博古、李德分別做主，周恩來負責督促軍事計劃的實行。7 月，國民黨軍從六個方向向中央蘇區發起全麵進攻，為了全麵禦敵，李德命令“分兵六路”，“分兵把口”，“全線防禦”。由於兵力分散，進攻時兵力不夠，難以消滅敵人，防禦時易被敵人各個擊破，結果六路把口全部被擊潰，節節防禦變為了節節敗退，以致紅軍死傷慘重。
10 月初，中央根據地興國、寧都、石城相繼失守，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已宣告失敗。10月7日，中革軍委下令地方部隊接替各線防禦任務，10月10 日，中共中央、中革軍委從瑞金出發，率紅軍主力與中央、軍委直屬機關隊共8.6 萬餘人，開始了戰略大轉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