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博古全身心投入工作中時，11 月29 日，博古當年的“密友”和“上司”王明攜妻子與康生等人乘坐蘇聯飛機抵達延安。12 月9 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政治局會議，博古根據中央指示，自南京趕往延安參加會議。

王明在會上作了題為《如何繼續全國抗戰與爭取抗戰勝利呢》的長篇報告，按照共產國際的指示，強調“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全國抗日部隊要“統一指揮”、“統一編製”。

博古深感王明強調的“今天的中心問題是一切為了抗日，一切經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切服從抗日”，與毛澤東在洛川會議後反複強調的“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堅持遊擊戰的方針”有分歧。此時的博古與6 年前相比，顯然已經成熟很多，雖然王明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的身份博取了許多人的信任與讚同，但王明仿佛欽差大臣一般的氣勢令博古很快明白王明的意圖，他不得不選擇與王明保持距離。

會議決定由王明、周恩來、博古、葉劍英組成中共中央代表團，負責與國民黨的談判工作；由周恩來、博古、項英、董必武組成中共中央長江局，領導南部黨的工作。

12 月18 日，博古與王明、周恩來、鄧穎超、孟慶樹等人一同抵達武漢，入住漢口原日租界中街89 號，這裏是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中央代表團與長江局機關都秘密設置在89 號第四層的大石洋行內。

為了工作方便，幾天後中共中央代表團與中共長江局召開聯席會議，決定合並為一個組織，對外稱中共中央代表團，對內稱長江局。由王明任書記，博古任委員，兼任組織部部長。在此間的工作中，博古始終不敢與王明有任何親密的表現，尤其是王明想要在武漢召開六屆六中全會，讓博古更加敬而遠之。

在武漢的工作就緒之後，劉群先從延安來到博古身邊，在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工作。博古自從與劉群先結婚，多年來夫妻互相支持，伉儷情深。劉群先回國之初便在上海擔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女工部部長，赴江西中央蘇區後當選中華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

但在長征之前，劉群先被國民黨飛機投下的炸彈彈片擊中頭部，導致流產，身體未康複便參加了長征，並擔任紅一方麵軍休養連婦女隊隊長，行軍中吃住在休養連裏，身體一直沒有得到很好的恢複。長征途中又再次染病，致使身體每況愈下。

長征結束後，劉群先繼任全總工會女工部部長，被美國著名記者斯諾在《西行漫記》中譽為“中國傑出的女工領袖”。1937 年12 月，劉群先出任陝甘寧邊區總工會副主任兼組織部長。來到武漢後，劉群先的病情加重，身體更加虛弱。後經組織研究決定，劉群先與李維漢的妻子金維映一同前往莫斯科接受治療。

劉群先赴蘇前已懷有身孕，到莫斯科後生下女兒秦吉瑪。然而，秦吉瑪一出生，便被送進了保育院。1941 年6 月蘇德戰爭爆發，德軍轟炸莫斯科時劉群先被疏散，此後下落不明，有人猜測，她在德國法西斯的轟炸中犧牲了。

1938 年9 月29 日，中共中央六屆六中全會在延安召開，這次會議結束了王明的右傾錯誤，撤銷了中共中央長江局，在重慶新設中共中央南方局，由周恩來、博古、何克全、吳克堅、葉劍英、董必武任中央南方局常委，周恩來任書記，博古在任組織部長的同時，負責社會部和國際問題研究室。

南方局正式成立後，博古等人陸續到達重慶，開始時住在八路軍駐渝辦事處所在地機房街，後來機房街的房子在日機轟炸重慶時被炸毀，南方局和八路軍辦事處便搬到地處重慶郊區的紅岩，駐紮在大地主饒國模的莊園裏。

饒國模雖然是地主，但本人開明進步，他的兒女都參加了共產黨，因此很支持共產黨的工作。

由於國民黨不允許共產黨的組織公開活動，所以南方局在領導整個南方白區黨的工作中，始終處於秘密狀態。紅岩辦事處的周圍設有竹籬笆，當時叫它“竹城”。竹城外邊駐紮著國民黨憲兵三團的一個連，專門負責對中共的監視。南方局的工作人員都穿軍裝，帶臂章（十八G）。為避免發生意外，外出必須兩三人以上同行，而且男性穿西裝，女性穿旗袍。在敵人的嚴密監視下，一些統戰工作大多在重慶城內曾家岩50號的周公館完成。

這一時期，博古主要忙於黨的建設工作，對貫徹中共中央六屆六中全會精神，調整、配備和教育幹部，整頓、發展壯大黨的組織，建立健全黨的地下交通，領導地下黨貫徹執行隱蔽方針等，做了大量工作，並取得了較大成績。

也就在這個時候，博古與他生命中的第二個女人張越霞，走到了一起。

張越霞比博古小4 歲，出生於浙江浦江一個中農家庭，自浦江縣啟文女子小學畢業後，張越霞又考入浦江縣高小，並參加了杭州市學生聯合會籌委會發起的一次遊行示威活動，在這次活動中，張越霞發表演講，展現了她良好的口才，受到廣大學生的推崇，但也因為這次“出風頭”，張越霞被學校開除了學籍。

此後，受五四新思潮的影響，張越霞於1927 年2 月出任了浦江縣婦女協會負責人，同年10 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此時正是革命處於低潮之際，在眾多黨員脫離共產黨之時，張越霞毅然選擇加入共產黨，顯示了她對共產黨堅定不移的信念。投入革命後，根據黨的需要，她回到浦江縣開展工作。11月，浦江縣黨組織負責人朱錫吾找到張越霞，通知她去參加黨的會議。從此，張越霞與浦江黨組織正式取得聯係，正式開始了黨的組織生活。

1928年7月，浦江縣黨支部在鍾鼓樓上召開會議，上級黨組織派來的張紀恩參加了這次會議。朱錫吾向張紀恩說明了在浦江開展工作的困難，並特地談到張越霞失業在家的情況，張紀恩決定在上海為張越霞找一份工作。

隨後，在張紀恩的介紹下，張越霞來到上海中央秘書處文書科油印處工作。文書科油印處共有四名黨員，由張紀恩負責。張越霞負責文印、內部交通、警報等機密工作。她工作熱情高，不畏艱險，加上機智聰穎，總是能很好地完成任務，得到張紀恩的賞識。兩人經常在一起工作，逐漸產生愛情，不久便結為夫妻。

1931 年6 月22 日晚，張越霞與張紀恩在戈登路恒吉裏1141 號黨中央秘書處機關所在地，正準備休息，突然響起一陣猛烈的敲門聲。張越霞意識到有情況發生，趕緊將窗台上作為警報信號的洗米籃子打掉。這時候張紀恩前去開門，門一打開，便衝進一群軍警，將張紀恩和張越霞等人逮捕，押到英租界巡捕房。後來張越霞才知道，就在這一天，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被捕叛變，供出了戈登路恒吉裏1141 號黨中央秘書處機關。

隨後，張越霞夫婦被轉到國民黨偵緝隊拘留所，張越霞先後被提審兩次，始終堅稱自己是一名家庭婦女，剛來到上海，什麽都不知道。張越霞在偵緝隊被關了半個月後，轉到上海龍華警備司令部，在這裏，張越霞又經曆了兩次審訊，審訊中，法官拿出向忠發的照片給他看，問：“你認不認識這個人。”

“不認識，從沒見過這個人。”張越霞看過照片，堅決地搖頭說。

由於敵人在張越霞口中得不到有用信息，也沒有證據證明她是共產黨員，審訊三次後將其釋放。張越霞出獄後，年幼的女兒已死在巡捕房孤兒院中，後因種種原因，張越霞與張紀恩脫離夫妻關係。然而，張越霞在從事黨的地下交通工作中，於1934 年11 月23 日在法租界再次被捕，並很快被引渡到上海市公安局，又轉到南京憲兵司令部看守所。

由於叛徒出賣，張越霞的身份被暴露，但她仍守口如瓶，不透露有關黨的任何信息。1936 年夏末和1937 年夏，張越霞先後兩次被送進南京首都反省院，任憑敵人威逼利誘，始終不為所動。

在第二次國共合作中，根據國共協定，經八路軍南京辦事處代表熊天荊與反省院交涉，1937 年9 月，張越霞被釋放出獄。獲釋後，張越霞被安排到八路軍駐南京辦事處工作。就是在這裏，博古與張越霞相識。

當時博古正在八路軍駐南京辦事處工作，住在南京市區鼓樓附近傅厚崗66 號那幢兩層帶閣樓的樓房中。博古早就聽說了張越霞在獄中堅貞不屈，心中暗生佩服，見到張越霞本人，樸素、秀麗的形象，更是對她多了幾分關注。

此後，從南京到武漢，從武漢到重慶，張越霞一直在博古的領導下，先後任長江局組織部幹事和南方局組織部幹事。在長期的相處中，兩人漸生情愫。後經組織同意，由董必武做證婚人，博古與張越霞於1940 年秋季結婚，組成新的家庭。11 月，張越霞跟隨博古來到延安，全身心投入到抗日戰爭之中，先後任陝北公學幹部處副處長、抗日軍政大學幹部科科長、中共中央組織部幹部科科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