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 年1 月的某一天，對於31 歲的張聞天來說，是一個充滿喜悅而又麵臨痛苦分別的日子。盡管這個值得記住的具體日期被曆史遺忘，但這一天在張聞天的生命中卻有著深遠意義：留蘇5 年，他終於接到通知：立即回國，參加國內鬥爭。

對這一天，他已經等了很久很久。

在此前，張聞天在參加革命的道路上已經探索、追求了很久。這個出身於江蘇省南匯縣富裕農家的子弟，17 歲考入河海工程學校後，便熟練地掌握了英語，開始接觸歐美的政治思想與文化思想。五四運動爆發後，他投身愛國民主運動，不久加入了李大釗等人發起的“少年中國學會”，在《民國日報》、《時事新報》等諸多進步報刊上發表評論、雜感與散文詩篇。他曾留學日本，也曾赴美勤工儉學；他曾沉醉於文學，發表了多篇外國文藝理論譯介文章，翻譯了大量當代外國文學名著，並投入新文學創作，也曾入川任教，以三尺講台為戰場，積極宣傳新文化，抨擊封建勢力及軍閥統治。但他最終發現：

“要戰勝這個社會，必須有聯合的力量，單靠個人的文藝活動是做不到的，而共產黨是反抗這個社會的真正可靠的力量。”

1925 年6 月，張聞天加入共產黨。11 月，張聞天作為中山大學首批學生來到莫斯科。

在中山大學，張聞天為自己起了一個俄文名字：伊比·尼古拉耶維奇·伊斯梅洛夫，並長期使用“洛甫”這一化名。

1927 年9 月，張聞天畢業留校，被分配在列寧主義研究組，先後教授“列寧主義”和“聯共黨史”，並擔任了黨內外多種職務。

1928 年9月，共產國際東方部與聯共中央為了給中國共產黨造就高級理論人才，決定選送張聞天、王稼祥、沈澤民、郭紹棠入紅色教授學院深造。

紅色教授學院是蘇聯最高學府，從這裏畢業就成為了名副其實的“紅色教授”。此事在留蘇學生中影響很大，張聞天等四人被稱為“四大教授”，名噪一時。

在紅色教授學院讀書期間，張聞天同時參加了共產國際東方部的部分工作，曾擔任共產國際執委會中國組委員，共產國際執委會中國分部編輯委員會委員，同時任中山大學的兼職教員。而張聞天的家就設在中山大學校內。

張聞天在國內原是有結發之妻的，那是1919 年春節回家過年時，家人安排他娶回的。該女子名叫衛月蓮，婚後生下張維英、張引娣兩個女兒。五四運動後青年學生中流行一種激進行動：脫離家庭、脫離學校、脫離婚姻，張聞天由於不滿封建包辦婚姻，不久後便離開了發妻。

張聞天的第二任妻子是蘇聯紅軍後勤部辦事員安娜·古爾賓斯卡婭，張聞天在中山大學任教時與古爾賓斯卡婭相遇並相愛，1928 年秋，兩人在中大主樓一樓樓梯旁的一個小房間裏安了家，後來又遷居到特維列卡婭大街科津斯基巷1 號樓A 門71 室。這時候，張聞天已經有了一個漂亮的混血兒長子。

張聞天知道，回國，便意味著夫妻分別，父子分離。回國的旅途橫跨歐亞兩大洲，行程幾萬裏，而且需要秘密越境，行程極其險惡，安娜·古爾賓斯卡婭是不會帶著剛滿周歲的兒子冒此風險的。而且回國後從事地下工作，可以說是在白色恐怖中出生入死，一個異國女子怎會適應這種生活呢？盡管如此，張聞天仍是抱著一線希望，希望洋妻能帶著兒子與自己同行。

回到位於特維列卡婭大街科津斯基巷的家中，張聞天將回國的喜訊告訴了妻子。果然不出所料，古爾賓斯卡婭聽了，呆愣半晌，含著淚對張聞天說：

“我料到會有這麽一天，但沒想到來得這麽快。”

“我希望你能跟我去中國，眼下中國的條件可能比較艱苦，但我相信，用不了多久就會好起來的。”

“我想去中國，但不是現在，孩子太小。”古爾賓斯卡婭搖搖頭說，“你放心回去吧，我會好好撫養兒子。”

“好，等候中國革命勝利的消息吧。”張聞天無可奈何地說。

告別了妻子、兒子，張聞天與晚於他一年留蘇的楊尚昆結伴回國。他們乘坐火車橫越西伯利亞，來到靠近海參崴的烏蘇裏斯克，又乘火車抵達綏芬河邊界，在蘇聯同誌的帶領下，偷越國境，終於回到祖國的懷抱。

2月17 日，張聞天與楊尚昆抵達上海，這一天正好是大年初一，店鋪大都關起了門，熱鬧繁華的大上海一下子停止了喧囂。張聞天和楊尚昆來到四馬路一家旅館住下來，隨後用暗語寫了一張紙條，按照事先規定的秘密接頭辦法，張聞天來到滬西康腦脫路一個小人書書攤前，借了一本小人書，環視左右，見無人注意到這邊，飛快地將早已寫好的紙條夾進小人書中，再鄭重其事地將小人書交給看攤的人。

紙條上寫明了張聞天、楊尚昆所住旅館和房間號，然而兩天過去了，也不見有人來接頭，兩人在旅館裏待不下去了，決定到外灘散步，說不定會碰到熟人。事情偏有湊巧，當兩人走到在大馬路口時竟然遇到了陳昌浩。陳昌浩與楊尚昆是同一期中山大學同學，1930 年11 月回國，偶然相遇，幾人真是太興奮了。

“老同學，竟然讓我們在這裏碰到你，真是太幸運了！”楊尚昆高興地說。

“你們回來了？這真是太好了，和中央聯係了嗎？”

“聯係了，等了兩天，還沒人來。”張聞天說。

“我這就將你們回來的消息告知中央。”

當晚，共青團中央書記博古來到旅館，看望張聞天與楊尚昆。博古也是中山大學第二期留學生，1930 年5 月回國。當時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剛剛結束，在共產國際的支持下，王明等人在組織上取得了合法領導權，開始了“左”傾教條主義在中央的統治。因此博古一見到張聞天與楊尚昆便說：“你們回來的正好，我們黨太需要理論幹部和鬥爭幹部了！”

在張聞天、楊尚昆與黨組織取得聯係後，內部交通亦收到藏在小人書裏的紙條，派人前來與張聞天、楊尚昆接頭。隨後，組織上分配楊尚昆到全國總工會負責宣傳工作，分配張聞天參加中共中央領導機關的工作。很快，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沈澤民被派往鄂豫皖擔任中央分局書記，張聞天接替沈澤民任中央宣傳部長。

從1931 年3 月2 日開始，張聞天以中央宣傳部長的身份出席中央政治局會議和常委會，不久又兼任中央黨報委員會書記，主編中共中央機關刊物《紅旗》和《鬥爭》。兩刊的秘密編輯部設在公共租界，位於上海愛文義路與成都北路路西，是一座新蓋的三層花園洋房，乍看像一個富商家庭。張聞天來到這裏後，以“思美”、“洛甫”、“平江”、“歌特”等化名，發表了100 餘篇文章，分析政治局勢、揭露帝國主義、抨擊國民政府、宣傳黨的路線方針。

然而，正當張聞天在上海的工作剛剛順利開展時，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特科負責人顧順章被捕叛變，給中央機關以及中央領導帶來極大威脅。

6 月22 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在英租界被捕，旋即引渡到上海警備司令部，24 日被殺。向忠發被殺後，王明代理總書記，成為了名副其實的中央最高領導人。但在白色恐怖之下，王明等人已無法正常開展工作。於是，經共產國際批準，王明於10 月18 日與妻子孟慶樹及中央特科工作人員吳克堅、盧鏡如，乘日本船秘密離滬赴蘇，出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並參加共產國際的領導工作，負責中共黨的事情。

王明赴蘇前，在共產國際遠東局的提議下，在與周恩來商議並經共產國際批準後，決定由博古、陳雲、張聞天、康生、盧福坦五人組成臨時中央政治局。自此，張聞天進入了中共中央領導核心。

時值“九·一八”事變爆發不久，張聞天撰寫大量文章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行徑和南京國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號召全黨發動群眾，開展反日反蔣鬥爭。這一時期，在臨時中央和共產國際的領導下，張聞天宣傳和執行了“左”傾路線，沒有看到民族矛盾正在上升為主要矛盾和中間派別的抗日民主要求，把中間派別看作最危險的敵人，對其進行揭露、打擊，同時批評、打擊黨內對於“左”傾觀點持不同意見的組織和同誌。

由於在現實中不斷碰壁，引發了張聞天的思考與覺醒，他開始努力擺脫“左”傾路線的束縛。1932 年10 月27 日，臨時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張聞天在“目前形勢”的報告中，首次將“左”傾問題作為一個突出的、嚴重的問題提了出來，稱：“黨內‘左’傾情緒的增長，自北方會議後，的確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在作結論時，張聞天進一步指出：“在革命危機在全國增長中，‘左’傾是容易發生的。”

在臨時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將臨時中央自身工作中“左”的錯誤作為帶有傾向性的問題提出來，這預示著張聞天將與臨時中央的“左”傾路線分道揚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