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直隸唐山地區樂亭縣大黑坨村，有一座典型的河北平原農家大宅院，前後三進，青磚紅瓦，高屋闊院，這就是李大釗的家。
1899年春節的一天上午，大宅院裏喜氣洋洋，屋裏屋外，院內院外，到處貼著大紅“囍”字，擠滿了前來祝賀的親友鄉鄰。震耳欲聾的鞭炮聲、鼓樂聲將喜事推向**，隨著司儀一聲高喊，“新郎新娘拜堂成親”，一對新人被男女儐相引進“懷德堂”正廳。
蒙著紅蓋頭的新娘身高約一米五左右，佩戴大紅花的新郎則比新娘矮了大半頭，是一個乳臭未幹的小童。
這個小童就是10 歲的李大釗，站在他身邊的便是15歲的新娘趙紉蘭。
李大釗是遺腹子，尚未出生父親李任榮便已病逝，出生後不到一年母親周氏也相繼離世。祖父———李任榮的嗣父李如珍，含辛茹苦將年幼的李大釗拉扯大。如今李如珍已是72 歲高齡，農村俗語稱：“七十三，八十四，閻王不叫自己去”，意思是73 歲是人生一道坎。盡管李如珍身體硬朗，也擔心天有不測風雲，萬一自己撒手人寰，年少的李大釗將成為無依無靠的孤兒，於是決定盡早為他成家。
新娘趙紉蘭是本村趙文隆的三女兒，李如珍與趙文隆關係甚好，曾一起搭夥到關外做生意，掙得個盆滿缽盈。正因為有了錢，李如珍才建造了這幢前後三進總麵積1000 平米的大宅院，同時購置了90 多畝土地。也正因如此，李家、趙家成為大黑坨村立有堂號的三家之二，兩家門當戶對，結為姻親之好更是皆大歡喜。
趙紉蘭能看懂小說，性格溫順、手腳勤快，與李大釗成親後，對他的學業多有督促，同時能很好地照顧李大釗，肩負起李家的家務，深得李如珍和李大釗喜愛。
李大釗天生聰穎，自三歲便跟著祖父接受啟蒙教育，六歲入本村穀家私塾，10 歲到鄰村小黑坨張家專館讀書，13 歲第一次參加童試科考，通過縣試後，來到盧龍縣永平府參加府試，他原本信心十足，豈料因墨跡汙染試卷被淘汰出場。
15 歲時，李大釗再次應試，順利通過縣試、府試，然而就在他躍躍欲試，準備參加院試時，清政府批準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凱請求，停止科舉、推廣新學，於是，李大釗與“秀才”身份失之交臂，但以府試成績進入永平府中學。
在永平府中學，李大釗了解到中日甲午戰爭中清廷內部的懦弱，了解到戊戌變法的內容及其失敗以及八國聯軍侵華惡行、《辛醜條約》給中國帶來的災難和恥辱，萌生出反清反專製的思想。
此時，這所地處偏遠城鎮的中學堂已經不能滿足李大釗的求知欲望，他決定中斷在永平府中學的學習，赴天津繼續深造。
然而就在這時，祖父李如珍去世了！噩耗傳來，李大釗悲痛不已。料理完祖父的後事，18歲的李大釗突然發現，家中已經一貧如洗！
原來，祖父雖然膝下無子，卻有一個女兒嫁到鄰村，女兒、女婿即李大釗的姑姑、姑父趁老人年高耳目不聰，千方百計侵占和揮霍老人的財產，老人去世後，更是趁機將所剩財產霸占和揮霍一空。李大釗和妻子趙紉蘭對長輩隻好忍讓，但是沒錢讀書令李大釗十分沮喪。
距大黑坨村不遠的井家坨村有位在外為官的宋舉人，早就聽說李大釗聰穎刻苦，前途無量，願意資助李大釗繼續求學，當趙紉蘭將這個消息告訴李大釗的時候，李大釗卻不以為然。
“他為官錢財來路不正，我怎麽會接受他的資助？”
“可是學不能不上。”趙紉蘭想了想說：“我這裏有些積蓄，再把衣服首飾當掉，應該足夠你去天津的川資和第一年上學的費用。”
“可是聽說那邊學費膳食費很高，一年起碼要120 元。”
“實在不行我就回娘家籌措，你不用擔心，放心去吧。”
於是，在趙紉蘭的鼓勵支持下，李大釗於1907 年夏天和同學一起來到天津，順利考取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他不負妻子希望，努力學習政治、經濟、法律等課程及英語、日語，因成績優異被譽為“北洋二傑”之一。
這一時期，李大釗閱讀和研究了十八世紀法國啟蒙思想家盧梭的著作以及十九世紀歐洲憲政與民主理論，逐漸樹立起民主主義觀點，1911 年，武昌首義的成功讓李大釗熱血沸騰。1912 年2 月12 日，清帝退位，在中國延續兩千多年的封建帝製自此告終，2 月15 日，袁世凱被選舉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消息傳來，李大釗歡欣鼓舞，興奮之餘寫下：“江山依舊是，風景已全非”、“何當驅漠北，遍樹漢家旗”的詩句。
這一時期，李大釗還寫下《一院製與二院製》、《歐洲各國選舉製考》、《論憲法公布權當屬憲法會議》等有關國體、國家體製、製度的文章，希望中國能模仿西方建設成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
然而，中華民國的建立隻是將一個宣統皇帝趕下了台，袁世凱上台後實行獨裁統治，中國老百姓的生活絲毫沒有改變，李大釗最初的歡欣被深深的憂慮所取代。
1912 年秋，由北洋法政專門學校學生組成的北洋法政學會正式成立，李大釗出任學會編輯部部長，於1913 年4 月1 日創辦學會月刊《言治》，並在該刊發表《大哀篇》等多篇針砭時弊宣傳民主倡言民權的文章。
1913 年夏，李大釗曆經六年苦讀，從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畢業。該校創辦人、進步黨人孫洪伊、湯化龍決定從畢業生中挑選三人赴日本留學，李大釗名列其中。
1914年元月，李大釗東渡日本，9 月考入早稻田大學政治本科，住在早稻田大學西南的牛込區下戶塚町520 號留日中華基督教青年會館。
這一時期，李大釗開始接觸馬克思學說。早稻田大學教授安部磯雄是日本理論界知名的馬克思主義者，在教學中不斷傳播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對來自中國的李大釗給予了不遺餘力的指導，李大釗因此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逐漸加深。
當時，在留日學生中流行著一本名為《甲寅》的進步雜誌，李大釗曾給該刊投稿，卻多日不見回複，就在他逐漸淡忘此事時，突然接到來信，竟是《甲寅》創辦人章士釗的邀請函。
按照邀請函所寫雜誌社地址，李大釗來到小石川林町的一座簡陋住宅，經人通報後，而立之年的章士釗從裏麵迎了出來。
“守常先生是吧？”守常是李大釗的字。
“正是在下，你是行言兄……”
“是的，小刊主編章士釗，快請進！”章士釗熱情地將李大釗迎進屋內，然後說，“我前些日子去了大阪，昨天歸來才看到你的文章，以文識人，想必作者學識淵博，品行醇懿，急於相識，但文章未留地址，隻好約先生來寒舍一敘。”
兩人一見如故，越聊越投機，從此結為摯友。1914 年5 月，民國議會通過《中華民國約法》即“袁氏約法”，賦予了袁世凱與皇帝無異的至高無上的權利。李大釗憤而作《國情》一文，刊登在章士釗主編的1914 年11 月《甲寅》雜誌上，指斥袁世凱授意出籠《中華民國約法》，是為其獨裁集權做法律準備。
《國情》發表於袁世凱稱帝一年前，為國人反對袁世凱稱帝的最先聲，在留日學生中引起極大反響。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後，西方列強卷入歐戰。日本借德國家門失火無暇東顧之機，借口對德宣戰，出兵將德國在華租界地中國青島、膠濟鐵路據為己有。隨後又於1915 年1 月18 日，作為日本支持袁世凱政權的條件，向北京政府提出“二十一條”要求。此事經報刊披露，在全國引起軒然大波，聲討日本侵略行徑的文章鋪天蓋地。
留日學生迅速成立留日學生總會，召開會議，公推李大釗為文牘幹事。
李大釗滿懷愛國熱忱，花費六個晝夜，寫出《留日學生全體泣告全國同胞書》、《敬告全國父老書》等文章，呼籲全國人民共同反抗日本侵略，並於2月間以通電形式傳回國內。
經過將近4 個月的談判，袁世凱被迫接受“二十一條”中一至四號要求，於5 月9 日晚11 時在協議上簽字。李大釗在日本得知“二十一條”簽約後，義憤填膺，立刻編印《國恥紀念錄》，發表《國民之薪膽》，鼓舞中國人民“勿灰心，勿泄氣”。
1915 年8 月，“籌安會”成立，袁世凱複辟帝製之野心已是路人皆知，李大釗與友人組織“中華學會”，同林伯渠等人組織的“乙卯學會”相配合，進行反袁鬥爭，後來兩個學會合二為一，命名為“神州學會”，成為留日學生中反袁鬥爭的中堅力量。
12 月12 日，袁世凱果然逆曆史潮流而動，宣布改共和為帝製，定年號為“洪憲”。一時間，國內國外，大江南北，反袁鬥爭浪潮迭起。蔡鍔在雲南首舉義旗，起兵反袁。
留日學生總會立即行動起來，推舉李大釗為文事委員會編輯主任，負責宣傳工作。李大釗一麵組織集會宣傳演講，一麵為反袁義軍募集軍餉。為將反袁鬥爭與國內護國戰爭緊密聯係在一起，1916 年1 月末，李大釗回到國內，在上海與支持雲南義軍的有關人士接洽，共商討袁事宜，並將所募軍餉做了交割。
2 月下旬，李大釗返回日本，主編留日學生總會機關刊物《民彝》，並在創刊號上發表《民彝與政治》，但由於李大釗參加反袁鬥爭，長期未到學校上課，因而被學校除名。從此，他離開早稻田大學，租住在東京郊外高田村的月印精舍，全力做好留日學生總會的工作。
3 月2 日袁世凱皇帝夢碎，宣布恢複民國，李大釗受反袁勝利的鼓舞，於5月中旬返回上海。6 月6 日袁世凱逝世，黎元洪繼任總統，段祺瑞出任內閣總理，從此曆史進入北洋軍閥混戰時代。
此時大批文人聚集北京、上海，集會結社，或堅守傳統文化，或引進西方進步思想，一時間文化思想界出現了紛爭不休、百家爭鳴的景象。
在此背景下，為進步黨改組的憲法研究會（即研究係） 創辦《晨鍾報》，李大釗的好友湯化龍、白堅武邀請他出山。由於憲法研究會內有不少人在政治上比較保守，李大釗為此特地與陳獨秀商量。
李大釗與陳獨秀相識於日本，當時陳獨秀在章士釗的《甲寅》編輯部工作，兩人同懷報國大誌，政治觀點接近，來往頗多。陳獨秀在1915 年春回到上海，並創辦了後來成為新文化運動主要宣傳陣地的《新青年》雜誌的前身———《青年雜誌》。
在陳獨秀位於法租界嵩山路吉誼裏21 號的寓所裏，李大釗與陳獨秀侃侃而談。
“這是個好機會。”聽說研究係聘請李大釗創辦《晨鍾報》，陳獨秀深表讚同，當即說，“隻要湯化龍這些進步黨人不幹預辦報方針，也就是說，不要讓報紙陷於黨爭，這份報紙即可辦成宣傳民主與科學的進步報紙。”
“湯化龍表示，言論絕對自由。”李大釗也異常興奮，“如此一來，《晨鍾報》與《青年》雜誌便可遙相呼應，成南北犄角之勢，擴大宣傳效果，增加政治影響。”
告別了陳獨秀，李大釗登上了北上的“新銘號”客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