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90年代後，當詩歌的興奮點轉向了具體文本時，一批老詩人的創作便凸顯了出來。牛漢與鄭敏是其中的佼佼者。從“**”後期始，牛漢的創作就一直呈上升趨勢，寫出了一係列優秀作品；鄭敏用長詩《詩人之死》、組詩《如果咒罵沒有帶來沉思》，實現了與40年代詩歌創作曆程的銜接。牛漢與鄭敏分屬40年代的“七月”與“九葉”兩大詩歌流派。進入到90年代以後，他們又受到評論界的廣泛關注。謝冕在《20世紀中國新詩：1949—1978》一文中，認為“鄭敏與牛漢是當今創作力量最為旺盛的代表性詩人”[3]。而這時鄭敏和牛漢均年逾七旬，他們用創作實績打破了詩歌是年輕人專利的神話。
80年代中後期以來，牛漢的創作，在思想與藝術上又達到了新的高度。在寫出不少如“關死門窗/覺得黑暗不會再進來//我點起了燈//但黑暗是一群狼/還伏在我的門口//聽見有千萬隻爪子/不停地撕裂著我的窗戶//燈在顫抖/在不安的燈光下我寫詩”（《夜》）的優秀短章外，還完成了《一隻跋涉的雄鷹》（1986）、《夢遊》（1987）、《空曠在遠方》（1987）、《三危山下一片夢境》（1993—1994）、《發生在胸腔內的奇跡》（1996）等既具有思想深度又充滿現代性意蘊的抒情長詩。
其中，《夢遊》是牛漢後期詩歌的代表作：“光著腳板/**心胸/我像風/衝出了家門/如果牆壁上沒有門/我會撞出一個門”。詩人像一座爆發的火山，沒有任何力量可以擋住他要衝出“家門”的決心。即使沒有門，爆破的靈魂也會在牆壁上撞出一個洞：“哈哈，壓在胸口的那塊龐大而猙獰的岩石/被我摔得很遠很遠/我聽見它破裂的呻吟”“我的軀體輕飄飄完完全全失重/掙脫了貯蓄血淚的髒腑/變成為一個空洞的人形/我飄然地遊動/我是帶血的風/我不同於艾略特的空心人/那不過是一個稻草人/我是一個出殼的靈魂/一團飛騰的火光”。“夢遊”，終於使詩人卸掉了盔甲的擠壓，變成一縷“帶血的風”和一團燃燒的“飛騰的火光”。顯然，這個“衝出了家門”的“夢遊人”，隱喻了詩人一生的坎坷經曆與對社會、曆史的恒定思索。所以，才能在狂奮中保持頭腦的清醒。他“看見緊閉的門決不去叩/看見路決不踏上去/夢遊的人不走看得見的路/我不信任路/陷阱都埋在路上”。
牛漢一直對粗糲、豪放乃至帶有創傷性的情感有著特殊的喜好。他說：“我有一個奇特的畸形的審美個性，從來不願自己的詩顯示出‘柔媚’和‘完美’。”[4]這一審美追求，使他的詩顯示出獨特的風采。在題材上，往往以荒漠、草原、大海等為心靈背景；在精神上以張揚個性與叛逆規範為主導；在風格上以蒼涼、悲壯為主調。
鄭敏在40年代就寫出了現代詩歌史上受人稱道的《金黃的稻束》，並出版詩集《詩集1942—1947》（1948）。可惜的是，那顆敏感、婉約的詩魂此後便被長期封存。一直到1979年，她才又發出了“詩啊，我又找到了你”的感歎。陸續發表了《詩三首》《“門”》《珍珠》《海的憤怒》《鬥室》《禱詞》等詩作。1985年結集為《尋覓集》出版。
鄭敏是一位具有學者氣質的詩人。40年代西南聯大哲學係畢業後，赴美攻讀英國文學碩士，以後又長期從事西方文學的教學與研究工作。這就使她相當注重詩歌的形式美，而且抒情中總是帶有一定的哲理思辨。90年代後，代表作有《詩人之死》《詩的交響》等。尤其是長詩《詩人之死》，更是為她贏得了聲譽。
《詩人之死》是一首悼亡詩，但同時更是一首探討“死亡”意義的詩歌。唐祈是“九葉”詩人中富有才華的一位。一生顛沛流離，最後因意外事故悄然離世。他的坎坷經曆（實際也是一代知識分子的遭遇），以及死後遭受到的種種世態炎涼，都給鄭敏帶來了巨大的情感衝擊：“最終的沉默又一次的斷裂/從你的脆了的黑枝梢/那偉大的藍色將你壓倒”。死亡之神已經無情地使詩人倒下了，可活著的人仍不“寬恕”他。於是，才會有如下悲憤詩句的產生：“在冬天之後仍然是冬天，仍然/是冬天，無窮盡的冬天/今早你這樣使我相信，糾纏/不清的索債人，每天在我的門前”。
然而，詩人又是冷靜的。情感的旋渦，並沒有把她卷進死亡細節中不能自拔。相反，在個體死亡事件的背後，始終匿藏著一個對何謂生、何謂死的探討。比如，鄭敏在詩中認為死亡並不是生命的終結，而不過是“在藍色的擁抱中向虛無奔跑”。在談到這首詩的寫作時，她說：“死對於我來說本身就是一個重要的主題，可以獨立於詩人，但又與詩人的死有關。”[5]
90年代以後，鄭敏在研究西方文論的同時，對自五四以來，持續不斷地對傳統文化發起全盤否定的思潮作了深刻反省。發表了《世紀末的回顧：漢語語言的變革與中國新詩創作》《中國詩歌的古典與現代》等係列文章，呼籲作家要重新認識與理解漢語語言，不要“對語言施虐，擰斷句子的脖子”[6]。論文集《詩歌與哲學是近鄰——結構—解構詩論》（1999），代表了她在這個時期內的詩學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