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道光年間，中西都有大變動，使舊的中西關係不能繼續存在。
第一，英國在十八世紀的下半期有所謂工業革命。在手工業時期，英國出品運至外國者不多，適宜於中國市場者更少。到了拿破侖戰爭以後，在海外辟市場成了英國新工業的急需要。
第二，自由貿易的學說隨著工業革命起來了。以往各種貿易的限製和阻礙，英國人視為家常便飯者，到了十九世紀，英國人認為野蠻黑暗，非打倒不可，中國的通商製度亦在內。
第三，經過十八世紀及十九世紀初的戰爭，大英帝國毫無問題地是世界的最強的帝國。英國人往年在廣州所能忍受者，現在覺得萬不能忍了。並且這個帝國以印度為中心。要侵略亞洲別部，英國有印度為大本營、出發地。為維持及發展在印度的利益，英國覺得有進一步經營亞洲別部的必要。
第四，在十九世紀以前，歐人到海外去傳教者全是天主教教徒。在十九世紀初，耶穌教教徒也發現他們有傳布福音給全世界的神聖使命。在廣州的傳教士，對於中國各種禁令的憤慨尚在商人之上。
我們試看道光元年（1821）至道光二十年（1840）外國人在澳門所發表的刊物，及他們寫給政府的請願書或給親戚朋友的信，我們發現一個共同的要求：解放！他們，不分商人及傳教士，都覺得解放的日子應該到了，已經到了。
在東印度公司的末年，駐華經理中之後輩就主張與中國算總賬。以往公司的經理隻求大事化小事，小事化無事，現在這幫商人尚唯恐天下無事。在道光十二、十三年（1832—1833）的時候，外商已自動地不顧中國的禁令，到福建、江蘇、山東，甚至奉天及高麗去賣鴉片和新的機製紡織品；傳教士也跟著他們去傳教、施醫藥。實際上，沿海官吏無可奈何。林則徐在江蘇巡撫任內，遇著一隻這樣的犯禁的船，也無法對付。
道光十三年（1833），東印度公司在中國的通商專利取消了。這種專利也是貿易不自由時代的產物，它的取消就是時潮的表現，取消以後，新來的商人多而且雜。他們對於中國的舊製度無經驗，也無了解，隻覺得這種製度之無理。同時，公司取消以後，保護商業的責任由英國政府負責。以前買賣是公司做的，要辦交涉和打仗，費用也是公司出的；以後買賣是商人做的，交涉及打仗都是政府的事情了。所以大決裂的機會就多多了。並且責任既由英國政府直接負擔，英國必須派代表常川駐華。這個代表要執行他的職權，必須得中國的承認——承認他是外國政府的代表。那時，中國隻知道有貢使，不知道有公使、領事。這種承認等於承認中、英的平等。我們知道，在乾隆末年及嘉慶末年，中國絕無放棄傳統觀念的傾向。在道光年間，中國還是舊中國。事實上，在東印度公司取消以後，中、英必須發生平等的近代的邦交，而中國的體製絕不容許這種邦交的發生。道光十四年（1834），中、英因此就以炮火相見。那次英國代表不久因病去世，這問題就成為一個大懸案。
換句話說：在道光年間，我們的通商製度及邦交觀念是十九世紀的世界所不能容許的。
同時，英國人的鴉片買賣也是我們覺得不應該容許的。
這個鴉片買賣的發展有其商業的自然性。曆十七及十八世紀，中國的國際貿易總是有很大的出超，因之白銀源源地從歐洲、南北美洲及印度輸進來。西商所苦的是找不著可以銷售的進口貨。在嘉慶年間，他們始發現鴉片推銷之易，但是這種買賣的大發展尚在道光年間。在道光元年（1821），鴉片進口尚不滿六千箱，每箱百斤；到了道光十五年（1835），已過了三萬箱；道光十九年（1839）——林則徐到廣州去禁煙的那一年——過四萬箱。中國在道光六年（1826）初次有入超，從此白銀起始出口：西商的困難也從此解決了。倘若英國的工業革命提早百年，倘若英國的工業品在十八世紀就能大量地輸入中國，那麽英商無需鴉片來均衡他們與中國的買賣；那麽，中英可以不致有鴉片戰爭，隻有通商戰爭；那麽，我民族可以不受鴉片之毒至如此之深，但我們的農民家庭附屬手工業的崩潰又要提早百年。換言之，無論如何，我們是不能逃避外來的壓迫的，除非我們的現代化也提早百年。
鴉片買賣的發展，除了有其商業的自然性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政治理由，那就是印度財政的需要。英國自十八世紀中葉戰勝法國以後，就成了印度的主人翁，就著手整理印度的行政。整理的方法不外多用英國人為官吏。其結果有兩個：一個是行政效率的提高，一個是行政費及軍費的提高。印度因此發生財政問題。鼓勵鴉片之輸入中國是英屬印度解除財政困難方法之一，即所謂開源者也。其用心之苦——如中國吸鴉片者的嗜好的探討，價錢的適合，包裝箱之圖便宜等——不亞於任何現代的公司推銷其他任何貨品。
宣宗可說是個清教徒。他不但要禁煙，且禁唱戲。他的儉樸是有名的，連朝服尚不願換新，隻肯補綴。無疑地，宣宗的禁煙是出於至誠的、下了決心的。可是當時官吏的腐敗，不是一個皇帝——雖有生殺之權——所能挽回的。所以愈禁煙而煙之輸入愈多。我們若參看美國近年禁酒的經驗，道光年間禁煙之失敗似很自然了。
宣宗及少數的同誌為什麽要禁煙呢？他們一則覺得鴉片傷害身體，二則因為煙癮妨害平民職業，三則因為煙癮減降軍隊的戰鬥力。我們若以道光年間的諭旨及奏章為憑，他們禁煙最大的理由還是鴉片進口，白銀就出口。那時國家沒有統計（鴉片按法不能進口，故更不能有進口的統計），他們又怎能知道鴉片進口及白銀出口的數目呢？他們的知識一部分得自傳聞，因為鴉片買賣已成了公開的秘密，一部分得自推測。他們知道在嘉慶年間，每兩銀子可換製錢一千文；在道光中年，可換至一千六百文。他們的結論是：銀價的提高是因為銀子流出外洋。這個結論不盡可靠，因為在道光年間，中國各省鑄錢太多，且錢質也太壞。他們所得的傳聞往往亦言過其實。正因為他們的運動沒有科學的基礎，他們的熱忱反而加高。
當時在廣州有少數留心時務的士大夫共同探討鴉片問題。順德人何太青曾主張這個辦法：“紋銀易煙出洋者不可數計。必先罷例禁，聽民間自種罌粟。內產既盛，食者轉利值廉，銷流自廣。夷至者無所得利，招亦不來，來則竟弛關禁而厚征其稅。責商必與易貨，嚴銀買罪名。不出二十年，將不禁自絕。實中國利病樞機。”監課書院教官吳蘭修很讚成這個主張，自己作了一篇《弭害論》以資宣傳，並請了學海堂同事們出來提倡。這些人都是粵東道台許乃濟的朋友，他也相信這個主張是唯一可能的辦法。在道光十六年（1836）他做太常寺少卿的時候，他就奏請禁白銀出口，不禁鴉片進口但加稅，且許人民種煙，希望拿國貨來抵製外貨。許乃濟及他的同誌都知道這個辦法是下策，但是他們認清禁煙雖是上策，可惜是不能行的上策。禦史們如許球、朱嶟、袁玉麟都反對開禁，以為事係天下風化，萬不可為，且如能禁白銀出口，就能禁鴉片進口。許乃濟的辦法就打消了。
道光十八年（1838），黃爵滋奏請治吸煙者以死罪，這是煙禁加嚴的大呼聲。宣宗令各省將軍督撫討論。大多數的人都以為死罪太重，因為太重，地方官吏反不執行了，他們以為販賣者的罪實大於吸食者。唯獨湖廣總督林則徐完全讚成。宣宗於是決定吸食與販賣同時都禁，並派林則徐為欽差大臣，到鴉片貿易大本營的廣東去禁煙。
第九節
林則徐於道光十九年（1839）春天到廣州。
廣東的中外煙商對於朝廷及官吏的禁煙實是司空見慣，毫不在乎。他們以為文忠一定是和別的官吏一樣，初到任時，排個架子，大講禁煙，架子愈排得大，不過表示要錢愈多。他們想拿對付別的官吏的法子來對付文忠。不幸文忠是中國官場的怪物，那就是說，他居然辦事認真，說到哪裏，就做到哪裏。他下令要煙商完全把鴉片交出來。煙商不聽令，他就撤退十三行的仆役，斷絕接濟，派兵封圍十三行。這個辦法不是文忠獨創的，廣東幾百年來“馭夷”的方法就是這樣。他為什麽不派兵船到海上去拿煙船呢？因為他知道中國兵船的力量不夠。他為什麽不分好壞把外商都封鎖起來呢？一則因為好壞難分，二則因為三百多個外商之中，隻有幾個人從來沒有做過鴉片買賣。他為什麽把英國商業監督義律（Charles Elliot）也封鎖起來呢？因為中國與英國沒有邦交，不承認有所謂商業監督存在。林則徐全用傳統的方法，因為他不知道有別的方法。他是中國純粹舊文化的產物。他的特別是他忠實地要行孔孟程朱之學，不但口講而已。
義律知道了沒有法子可以對付這個橫蠻的林欽差，於是以英國政府的名義令英商把所有的鴉片交給他，由他發收據。英商喜出望外，因為從後他們可以向政府追索財產或其賠償。這一舉是林則徐的大幸，也是他的大不幸。有此一舉，他得了兩萬多箱的鴉片煙，簡直一網打盡。他的報告到了北京的時候，宣宗批諭說：“朕心深為感動，卿之忠君愛國，皎然於域中化外矣。”同時因為義律玩了這套把戲，他交出的鴉片已不是英商的私產，是英國政府的公產。因此這問題更加嚴重。
鴉片收了毀了，朝廷升他為兩江總督了，普通官吏大可就此收場。林則徐則不然。他要辦到底。他令外商具一甘結，以後不再做鴉片買賣，如做而被發覺，貨則入官，人則處死。不具甘結者，他要他們回國不再來。義律率領英商既不具甘結，也不回國。他的實在理由是要等英國政府的訓令，然後再作處置。林則徐則以為義律與煙商狼狽為奸，從中取利。所以他就下令禁止沿海人民接濟淡水食物，因此在這年秋季中、英就兵火相見了。
在義律方麵，他這年秋季及次年春季所有的武力僅兩隻小兵船，其餘都是商船臨時應戰。他與林則徐兩次的衝突，他不叫戰爭（War），隻稱報複（Reprisal）。文忠的軍事報告不免言過其實，這不是水師提督關天培蒙蔽他，就是他有意欺君。不幸關天培頗負時譽，林則徐的官聲素好，所以時人就信他們是百戰百勝的。文忠於軍備的努力亦言過其實。他買了一隻外國舊商船，改作水師練船。他又買了些外國小炮，在虎門口，他安了一根大鐵鏈子，以防英船的駛進。他令沿海居民辦團練，他是相信可以利用“民氣”以禦外侮的。他自信很有把握，最可惜的是，時人也相信他有把握。到道光二十年（1840）的夏季，英國水路軍隊到了中國洋麵的時候，他們不攻廣州，反攻珠山。文忠及時人的解釋是英國人怕他的軍備！
英國的目的有兩個：一個是要得鴉片賠款，一個是要大修改通商製度。英國以為打仗應在北邊，交涉更應近北京，不然，不能收速效。所以占了珠山以後，英國交涉員就率領艦隊到天津去。在天津負責交涉者是琦善，他對英國武備加以研究以後，就認定中國絕不能與英國戰，於是不能不和。適英國政府致中國宰相書為琦善開了講和之路。該書要求條款甚多，沒有一條是當時中國所能接受的。但要求的理由就是林則徐禁煙方法的橫暴。琦善把這個交涉當作一場官司辦：英國人既說林欽差欺負了他們，那麽查辦林則徐豈不可以了事？以中國皇帝的命令去查辦中國的疆吏不但無損國體，反足以表示中國的寬大。義律以琦善的態度開明，交涉不能失敗，就答應率艦隊回廣州再議。林則徐攘(6)出大禍，致定海縣失守；琦善憑三寸之舌把英軍說退了，宣宗就罷免林則徐，派琦善去查辦。
琦善到了廣州，義律又舊話重提。琦善仍主和。英國政府給代表的訓令要他們要求中國割一島，如中國不願割地，則加開通商口岸。這點選擇是中國外交唯一的機會。琦善看到了這個機會，主張不割地，隻加開通商口岸。清廷不許割地，也不加開通商口岸。義律則一心要香港。於是主和的琦善也與英國人決裂了。軍事失敗以後，就訂《穿鼻草約》，割香港與英國。清廷得信以後，就把琦善革職拿問。宣宗從此一意主戰。
既然主戰，宣宗就應該複用林則徐。文忠自告奮勇，願到浙江去收複失地。在浙督師的裕靖節亦竭力保他能勝任。於是宣宗令文忠到浙江去戴罪立功。不料道光二十一年（1841）夏季，英國新軍將到浙江的時候，宣宗臨時又把文忠遣戍伊犁。是以這位自信能“剿夷”，時人亦信他能“剿夷”的林則徐終於沒有機會可以一現他的本領。
因此，我們的鴉片戰爭雖敗了，大敗了，時人絕無絲毫的覺悟。他們不認輸。他們以為致敗之理由，不在中國軍備之不及外國人，是在奸臣誤國，使林則徐不得行其誌。好像兩個球隊比賽，甲隊的導師臨時不許其健將某人出場，以後敗了，其咎當然在導師，不在球隊。在道光年間，中西文化如要比賽的話，無疑地，中國隊員的隊長自然是林則徐。則徐未得出場，國人當然有以**。因此中有這個大波折，國人又酣睡了二十年。
第十節
負責辦理戰事善後者是伊裏布及耆英。伊裏布秉承琦善的衣缽，而耆英又秉承伊裏布的衣缽。他們是“撫夷”派。他們撫夷的方法見於他們所訂的中英《南京條約》和《虎門條約》、中美《望廈條約》及中法《黃埔條約》。
中國戰爭的目的沒有達到，因為英國雖不反對禁煙，但反對中國再用林則徐用過的方法。這樣一來，禁等於不禁，因為以中國的國力及國情，用文忠的方法尚有一線之望，不用則全無禁煙的希望。
英國戰爭的目的完全達到了，通商的製度大加修改了。我們現在把南京、虎門、望廈及黃埔諸條約當作最早的不平等條約看，因為這些條約裏有領事裁判權、協定關稅，及片麵的最惠國待遇。雖然，我們不可就結論這些不平等條款是帝國主義壓迫我們的工具。道光時代的人的看法完全與我們的兩樣。他們不反對領事裁判權，因為他們想以夷官按夷法來治夷人是極方便省事的。他們不反對協定關稅，因為他們想把稅則一五一十地訂在條約裏可以免許多的爭執，並且耆英所接受的協定稅則比中國以往國定的稅則還要高。他們不反對片麵的最惠國待遇，因為他們想不到有中國人要到外國去，其實當時的法令禁止人民出洋。至於租界製度，並不是根據任何條約起始的。最早的租界是上海英國人居留地（settlement），由上海道與英國領事定的。原來外國人初到上海的時候，他們在城內租借民房，後來中國地方官吏感覺華洋雜居，管理不易；外國人亦感覺城內衛生不好，交通不便。為外國人劃出一特別區域為其居留地是出於雙方樂意的，時人並不反對。他們——不論撫夷派還是剿夷派——不知道，亦無從知道這些條款之主權的及經濟的損失。剿夷派所痛恨的是賠款和五口通商。他們認為賠款是輸金以養夷，使夷力坐大。他們以為有了五口，那就防不勝防了。其實這五口，上海除外，都是康熙年間曾經有過通商的地點。
最奇怪的是，英國人認為《南京條約》是中、英平等的承認及保障，因為條約規定中、英官吏可以平等往來。這一條是剿夷派所不甘心的。
《南京條約》以後，中國以兩廣總督（最初是廣州將軍）兼欽差大臣負責處理夷務，而以兩江總督副之。我們可以說，在道光、鹹豐年間，粵督是中國的外交總長，江督是次長。此外北京並沒有專辦外交的衙門。
第一任總長是伊裏布，不滿一年他就死了。繼任的是耆英。鴉片戰爭以後的通商製度幾全成於耆英之手。他撫夷的技術很值得我們注意：“其所以撫綏羈縻之法，亦不得不移步換形。固在格之以誠，尤須馭之以術。有可使由不可使知者；有示以不疑，方可消其反側者；有加以款接，方可生其欣感者；並有付之包荒，不必深與計較，方能於事有濟者。……夷人會食，名曰大餐。……奴才偶至夷樓夷船，渠等亦環列侍坐，爭進飲食，不得不與共杯勺，以結其心。且夷俗重女，每有尊客，必以婦女出見。……奴才於赴夷樓議事之際，該番婦忽出拜見。奴才踧踖不安，而彼乃深為榮幸。此實西洋各國風俗，不能律以中國之禮。倘驟加嗬斥，無從破其愚蒙，適以啟其猜嫌。”耆英所謂“馭之以術”，就是肯與外以交際。這沒有什麽了不得。但清議罵他“媚外”，因為清議要死守“人臣無私交”的古訓。換句話說，鴉片戰爭以後，時論仍不許中國有外交。
耆英最感困難的是廣東民情與夷情之調劑。鴉片戰爭以後，廣東人特別仇恨外國人，而外國人的氣焰自然比戰前亦高，於是發生許多私鬥暗殺事件。耆英不惜以嚴刑處置暗殺者。禦史們罵他“抑民奉夷”。在這種空氣之下，發生廣州入城問題。廣州人堅執不許外國人入城，好像城內是神聖之地，不容外夷沾染。英國人把這種態度看作侮辱，堅持要入城，以不許入城為違約。耆英左右為難，對人民則竭力開導，對英國人則勸其不著急。到了道光二十七年（1847），英國人太不能忍了，於是以武力要挾。耆英不得已，與之定約，許兩年後進城。《清史稿》說“耆英知終必有釁，二十八年請入覲，留京供職”。這個解釋頗近情，因為耆英離開廣州以後，官運尚好：“管理禮部、兵部，兼都統，尋拜文淵閣大學士。”這樣，耆英的脫離外交，似乎不是因為宣宗不信任他了，是因為他自己畏難而退。
第十一節
雖然，這個解釋也有困難。宣宗訓令他的繼任者說：“疆寄重在安民，民心不失，則外侮可弭。嗣後遇有民夷交涉事件，不可瞻徇遷就，有失民心。……總期以誠實結民情，以羈縻辦夷務，方為不負委任。”這就是批評耆英的政策。並且繼任者是徐廣縉。廣縉也是佩服林則徐者之一。他繼任之初，就請教文忠馭夷之法，文忠答以“民心可用”。其實耆英的下台及徐廣縉的上台不是尋常官吏的調動，是撫夷派的下野和剿夷派的登朝執政。徐廣縉秉承林則徐的衣缽，而葉名琛以後又秉承徐廣縉的衣缽。可惜徐廣縉是個小林則徐，而葉名琛又是個小徐廣縉。英法聯軍禍根就種於此。
徐廣縉繼任一年以後，耆英兩年後入城的條約到期，英國人根據此約要求進城。廣縉與名琛於是聯絡地方士紳大辦團練，“共團勇至十萬餘人。無事則各安工作，有事則立出捍衛。明處則不見荷戈持戟之人，暗中實皆折衝禦侮之士”。廣州官民同心以武力抵抗，英國人終覺因入城問題而作戰，未免小題大做，於是聲明保留權利，以待他日。廣縉遂以英國人怕百姓，放棄入城之舉報告北京。宣宗高興極了，賞了廣縉子爵，名琛男爵，並賜廣州人民禦書“眾誌成城”四字。剿夷派外交的起始總算是順利。
文宗即位（道光三十年正月，1850）以後，剿夷派的勢力更大。大學士潘世恩及給事中曹履泰等均謂應該起用林則徐，“庶幾宋朝中國複相司馬之意”。文宗亦有此意。道光三十年十月，他手筆下詔宣布撫夷派的罪狀。鹹豐朝的對外態度於此畢露了。
這時適有太平天國的革命，清政府的江山幾乎不保，但京內外的藩夷政策並不因此稍改。在廣東的葉名琛自以為很有把握，文宗亦十分信任他。鹹豐四年（1854），英、法、美三國共同要求中國修改通商條約。三國代表到兩江及天津去交涉的，地方官吏均答以修約之事隻有葉名琛能主持，但是他們到廣東去的時候，名琛總是托故不見，最後又回答他們隻知守約，不知改約。是時英、法正聯軍助土耳其抵抗俄國，而急於修約的英國亦以為不如等中國內亂之勝負決定後再議，於是擱置修約問題。名琛不知道這個內幕，反自居功，以為他得馭夷的秘訣了。
其實外國人，尤其是英國人，這時已十分不滿意舊約。他們以為商業不發達是由於通商地點太少，且偏於東南沿海，長江及華北均無口岸；他們又覺得中國內地的通過稅太繁，致貨物不能流通。外國代表對葉名琛的辦事方法也十分憤慨，以為邦交製度非根本改革不可。外國人氣焰之高，很像鴉片戰爭以前的樣子。
葉名琛反於此時給外國人以啟釁的口實。鹹豐六年（1856），廣西西林縣殺了一個馬神父。法國代表要求處置，名琛一事推諉。這時拿破侖三世正欲得教皇的歡心以維持他的帝位，有了馬神父的懸案，他就師出有名了。同時葉名琛因捕海盜事，與英國人起了衝突。於是英法聯軍首攻廣州，名琛不和不戰，終為英國人所擄。鹹豐八年（1858），聯軍由大沽口進據天津。清廷恐京師受擾，於是派桂良及花沙納到天津去修約。
天津交涉最嚴重的問題，第一是北京駐使。士大夫簡直以此事為荒謬絕倫，萬不可許。第二是長江開通商口岸及內地遊行，這樣遍地都有外夷，簡直防不勝防了。至於減低關稅及改內地各種通過稅為二五子口稅，時人倒覺得不值得爭。桂良及花沙納（天津人說，那年桂花不香）以為不簽字，則外國人必直逼京師；簽字則外軍可退，中國可徐圖挽回。《天津條約》實在可說是城下之盟了。
簽字以後，北京就教桂良到上海去“挽回”已失權利。清廷知道若否認條約必致引起戰禍，於是有所謂“內定辦法”：中國以後完全不收關稅，外國人放棄北京駐使、長江通商及內地遊行。時人以為外夷既唯利是圖，以利誘之，他們必就範。桂良到了江南，地方官吏大反對這個內定辦法。不收關稅則軍餉無來源，萬一外國人接受了這個便宜而同時又不放棄新得的權利，那又怎樣？桂良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疏通英國，結果允不派使駐京。他覺得此外不能再有所得，隻好批準《天津條約》。
次年，各國派使到北京去交換批準證書。北京也為他們預備了公館，以便接待。但各國疑心甚大，所以派兵船護送公使北上。清廷於鹹豐八年秋派了僧格林沁在大沽設防，以免外國人再進據天津。中國原意堵塞海河交通，留北塘一路出入，則外國人不能武裝進京。外國人見了大沽不能通行，遂以為中國有心廢約。他們把中國軍備看得太輕了，一戰的結果，外國人大失敗。於是英、法要複大沽之仇。
鹹豐十年（1860），我們的外交一誤於北京不給桂良全權證書——時人以為唯獨皇帝可以有全權；再誤於捕拿外國交涉員。終致聯軍入京，毀圓明園，而《天津條約》以外又有所謂《北京條約》了。
剿夷派外交的代價不能不算大。
第十二節
上文已經說過，俄國占了西伯利亞以後，中國的國際地位加了一路的侵略。但《尼布楚條約》終究實行了一百六十餘年。到了十九世紀中，歐人自水路來者的侵略複行積極的時候，自旱路來者的侵略也積極了。剪刀在那裏活動了。
俄人最初假道黑龍江出師，以防英、法的侵略；次則實行占據江北。等到布置好了，然後與黑龍江將軍奕山開始交涉。鹹豐八年（1858），簽訂《璦琿條約》，將黑龍江以北的土地劃歸俄國。鹹豐九年（1859），中國想否認該約。等到英法聯軍進了北京以後，中國不但無力取消《璦琿條約》，反又訂《北京條約》，把烏蘇裏江以東的土地讓給俄國。我們的大東北縮小了一半，而且俄國得了海參崴，可以角逐於北太平洋。
俄國沒有費絲毫之力就得了八十萬平方千米的土地，其對華外交的靈敏可說遠在英國之上。而且俄國自始至終以中國的“朋友”自居！
第十三節
鹹豐十年（1860）的大挫折終於喚醒了一部分的中國人。在鹹豐八年、九年，文宗的親弟恭親王奕?是頑固派之最頑固者，首先提議捕殺外國交涉員的就是他。文宗逃往熱河的時候，派他留守北京。鹹豐十年的經驗給了他及他的助手文祥兩個教訓。他們從此知道外國的槍炮實非我們所能敵。同時他們發現外國人也講信義：與外國人訂了約以後，他們果然遵約退出北京。於是奕?與文祥決心自強，並且知道中國還可利用外國專門人才以圖自強。
適此時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諸疆吏因與太平天國戰，免不了與外國人發生關係。他們也得了同樣的教訓。這五人的努力造成了同治中興的局麵。
他們是中國的第一代政治家，知道中國所處的局勢是數千年來的變局，而且圖以積極的方法應付之。他們的大政方針分兩層：以外交治標，以自強治本。這個治本之策是步步發展的，最初不過練洋槍隊；繼則買製器之器，以圖自己造槍造船；終而設學校，派留學生，以圖自己能製這些製器的器具。等到光緒年間，他們進而安電線、開煤礦、修鐵路、辦海軍、設招商局、立紗廠。我們現在以為他們的事業不夠，可是我們如知道他們的困難，我們也不批評他們了。時人多怪他們以夷化夏，多方反對，加以事權不一，掣肘者多。政府沒有整個的計劃，事業的成敗要靠主辦者個人的勢力。
至於治標方麵，奕?及文祥創立一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來負外交的全責。總署拿定主意謹守條約，以避戰禍。但是十九世紀的後四十年，外來的壓迫節節加緊。這時工業化的國家也多了，各國都需要在海外找市場，不像以往隻有英國。同時西洋人把達爾文的學說應用於民族之間：優勝劣敗既然是天理，強者有助天淘汰弱者之責。所謂近代的帝國主義的狂瀾充滿了全世界。加之這時在已有的兩路侵略——剪刀式的夾攻——之上，又來一個從東麵臨頭砍殺的日本。治標沒有治好，治本也不足濟事。甲午之戰是自強運動的失敗。
尾言
自強失敗以後就是瓜分，瓜分引起民族革命。這是甲午以後，我們對世界大變局的應付。
無疑地，經過三十餘年的革命，我們的民族意識大有進步。無疑地，這民族意識是我們應付世界大變局的必需利器。現在的問題是：這民族意識能否結晶，能否具體化。我們是否從此團結一致來禦外侮；我們是否因為受了民族主義的洗禮而就能人人以國事為己任：這些條件會決定我們最後對這個大變局的應付的成敗。
（錄自《清華學報》一九三四年第四期）
(1). 即Frank，是十字軍東征後，地中海東部一帶對西歐人的統稱，後這一稱呼被阿拉伯商人傳到印度、南洋和中國。
(2). 奸宄（guǐ）：犯法作亂的人。
(3).清朝時期，西方人把滿族人稱為“韃靼”人。
(4). 指《最近三百年東北外患史》。
(5). 祝厘納贐：祈求福佑，進貢財物。
(6). 攘：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