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世界諸多問題的解決都依賴美國的助力。正在進行的裁軍會議，六月中行將舉行的倫敦經濟會議，以及遠東的中日衝突，這些問題得著了美國的輔助，固不一定就能得著圓滿的解決；倘得不著的話，簡直無從下手，更談不到解決。美國的世界地位之重要是無人能否認的。
但是在這幾年內，美國的外交究竟將有什麽演變，是無人敢預言的。美國成為世界強權之一不過是二十世紀的事情。在十九世紀，美國孤立一方，對彼時歐洲的縱橫和戰爭一概置之不聞不問。其他世界強權如英、俄、法成熟較早，它們在世界舞台上出演過多次，其角色如何，我們有相當的認識。至於美國，它隻出演了一次，即上次的大戰，而那一次戲尚未唱完，美國就退出了。全世界都以為美國不上舞台則已，一上舞台，必是一個了不得的角色。究竟美國上台不上台，如上台的話，將演什麽角，則無人敢說了。
一國外交的演變常受兩種條件的支配，一種是它的全盤曆史的趨勢，一種是一時的國際形勢和國內狀況。我們且談美國外交目前的困難。
美國現在的輿情是極端反對戰爭的。我們可單就遠東問題講。自九一八事變以來，美國輿論領袖最與中國表同情的都明白地說：日本雖是錯了，美國不應以武力對付日本，美國隻可期待日本的反省悔禍和內部變化，及世界道德製裁的生效。我們若告訴他們“日本不會反省，道德製裁不會生效”，他們不過說“那也隻有聽之”。上次大戰過去不久，參戰的兵士及死傷兵士的家屬現在正是社會的中堅分子。他們怕戰爭如同怕虎。上次威爾遜總統拿“以戰止戰”的口號相號召，但大戰以後，世界曾無一日不緊張，好像“戰”絕不能止戰，隻能生戰。美國人這個看法對不對，是另一個問題。他們大部分的看法是這樣，這是毫無疑問的。
同時經濟的複興是美國政府及人民切身的問題。共和黨的致命傷就是經濟的不景氣。民主黨以經濟複興自任，而人民覺得民主黨或能給他們一線的希望，所以民主黨得到了政權。自從羅斯福進白宮以後，他對遠東問題至今毫無表示——這不一定是美國現在不顧遠東了——從早到晚所忙著幹的，是貨幣的膨脹、農民的救濟及世界經濟會議的預備。美國目前是以全副精神圖謀經濟複興的時候，不是以全副精神對付遠東問題的時候，而這遠東問題不是三心二意所能對付過去的。這一點美國是看清楚了，共和黨執政的末年已看清楚了：與其三心二意地來對付而對付不過，不如把全問題暫時擱置。在美國外交的程序上，不但經濟複興居首位，遠東問題次之，並且美國絕對不願使遠東問題阻礙倫敦經濟會議的進行。
美國的經濟恐慌是世界經濟恐慌的一隅。要圖美國的經濟複興，不能不同時謀世界的經濟複興。在恐慌發生的初年，胡佛曾以為以美國土地之廣，人口之多，富力之厚，不難靠自己的力量來挽回經濟的衰落。這個假設，在一九三一年，胡佛已經知道是錯了。現在羅斯福當然不致蹈前人的覆轍，但從美國觀察，中國的經濟重要遠不及西歐。照中國銀行今春所發表的周年報告，中國去年的國際貿易以中美部分為最大。雖然，中美貿易的總額不過是美國與西歐的貿易的十分之一，美國政府及人民在中國的投資亦不過等於在西歐的投資的三十分之一。我們平常聽慣了這幾年的宣傳，許多人以為帝國主義者完全靠著榨取我們的財富過日子，其實我們的財富本有限，且被土產的軍閥和官吏榨取盡了。倘帝國主義者靠我們過日子，世界上早已沒有帝國主義者了。中國的市場不過是一種希望，是待將來發展的。倘若中國市場發展的唯一障礙是日本的侵略，那麽美國目前的外交或將集中於遠東。美國人知道中國市場發展的大障礙不在日本，而在中國本身——在中國的內亂、中國人的窮、中國人的缺乏現代組織和現代知識。這些問題的解決不是美國外交所能為力的。同時歐洲的問題雖多且大，美國還覺得有下手的可能。一旦歐洲的問題得著解決，美國的經濟就得著不少的幫助了，所以美國的外交愈注重經濟，它就愈重視歐洲。
在美國目前的外交上，不但中國的重要不及西歐，就是蘇俄也不及西歐。美國人民反對共產主義的堅決遠在其他各國人民之上，就是勞工總會的幹事部尚反對美、俄複交。同時從市場看，蘇俄遠不及西歐重要，美國出口貨的兩大宗——棉花及石油——是蘇俄富有的。如果為對付日本，美國需要聯盟國，蘇俄的重要亦不及英國，因為日美之戰——萬一有戰爭的話——勝負第一靠海軍，次靠空軍，至於陸軍，簡直無用武之地。自九一八事變以來，許多人望著莫斯科，以為日本的帝國主義和反共主義可以引起蘇俄的抵抗。近兩年來，日本對俄國利益的危害何嚐不大，而蘇俄節節後退，此中主要緣故就是軍事上、社會經濟上，蘇俄絕不能作戰。蘇俄將來的地位當然不能預測，在目前，則完全不足以左右世界的大勢，並且蘇俄在遠東的立場完全不與美國相同。美、俄合作，在美國方麵，有無窮的顧慮。為經濟複興計，為對付日本計，為遠東的前途計，美國當然以聯西歐為上策，而以聯蘇俄為次策。
就目前美國的國內狀況及國際形勢看，美國關於遠東問題在最近的將來不能有進一步的辦法。羅斯福對於遠東政策的決定至早要在軍縮會議及經濟會議的成敗揭曉以後，而這兩會議的前途是不容樂觀的。直到現在，軍縮會議尚未渡過法、德的難關。德國根據《條約》，有要求軍備平等的權利。現狀是德國單獨裁軍，其他各國，尤其是法國，則維持充分的軍備。這種現狀不是《凡爾賽條約》的本意，也不是德國所能忍受的。同時德國尚要求《凡爾賽條約》的修改，德國所最注重的修改是波蘭走廊的取消。這種要求就引起法國的安全問題。法國人在四十四年內（一八七〇至一九一四年）受過兩次德國的侵略。以法國自己的力量，是不足以抵抗德國的。法國安全保障的尋求是戰後法國外交的大前提。它的方法不外乎四種：一、割取德國的土地及限製德國的軍備，以圖減殺德國的力量；二、創設一個有製裁能力的國聯；三、由英、美兩國擔保；四、靠自己的及與國的軍備。第二及第三種方法已經失敗了。美國最近聲明願加入一個谘詢條約，似乎不滿法國的要求，是以英、美雖說明願意維持歐洲的政治現狀——有利於法國的現狀——法國仍舊不願意放棄保障安全的第四種方法。英、美的態度是一致的：它們承認德國對於軍備平等的要求是對的，但達到平等的方法不是讓德國擴充軍備，是讓其他各國減少軍備；同時英、美兩國不主張修改《凡爾賽條約》。這是個折中辦法，希特勒已接受了。希特勒的接受當然是不甘心的，但是英、美、法三國的聯合不是此時的德國所能抵抗的，德國外交的出路在於使法國不能得英、美的援助。希特勒明知英、美的折中辦法不是法國所能接受的，他大可以讓法國去做惡人，所以軍縮會議表麵上雖得了德國的協調，仍未渡過法、德這難關。
假使法、德都讚成英、美的提案，軍縮會議尚有日本的難關。會議所討論的侵略國界說及侵略工具完全地廢止斷然不能得著日本的同意。但是日本不便明白地反對這兩件事，隻好提出海軍平等的要求。日本也明知英、美兩國斷然不能接受這種要求，不過是借海軍問題來破壞任何軍縮。世界上任何國家有個荒木貞夫當權，軍縮是不能成立的，終究世界會認清這一點。這是我們一線的希望，因為在世人的眼光裏，破壞軍縮會議的罪比侵略中國的罪還要大。
假使英、美在軍縮會議裏壓迫日、法太甚，日、法大可在經濟會議裏搗亂。同時經濟會議有其本身的困難。第一，美國願意取消或大減戰債嗎？關稅的普減能實現嗎？我們倘記得關稅問題的複雜及其利害關係的嚴重，我們就不敢樂觀。就是經濟會議完全成功——事實上的成功絕不能到美國所希望的程度——發生實效也要三四年的工夫。因為世界的經濟恐慌不是任何會議的議決案所能忽然消滅的，會議充其量不過減除複興的障礙，複興的實現尚待各國政府及人民的努力。
所以目前的國際形勢不能容國際聯盟或任何國家對遠東問題定下步的辦法，我們隻能觀望。局部的妥協是不能不有的，全部的解決此非其時。我們如因局部的妥協而引起內戰，無論是假何名義，是誰打誰，都是自殺。首發難者是民族千古以來的大罪人。軍人無論了解不了解國際的形勢——千分之九百九十九是不了解的——對於國家外交問題是不應該發表言論、有所主張的。同時在政府方麵，應於經濟會議以後，斟酌彼時的形勢，定一個全部的辦法。到那時候，國聯會員國、《九國公約》及《非戰公約》的簽字國應給我們一個確切的答複：或進或退，不能再模棱兩可了。我們目前不能不將就，但這隻可作為過渡，不能算作辦法。
（錄自《獨立評論》第五十二號、第五十三號合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