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十九年（1839）年初，林則徐在廣州開始嚴禁鴉片，因而引起我國近代的第一次對外作戰。從那時起到現在，政府辦了整一百年的外交，士大夫關於外交也發了一百年的議論。百年的時間，就是在民族曆史上，也不能算短。我們應該切實檢討以往的得失，作為來日的指南。
我們這個國家是士大夫階級執政的國家。自宋以來，士大夫是極端注重氣節的。最近這百年並不是例外。無論我們是研究這百年初期的外交家，如林則徐、琦善、耆英、桂良、花沙納；還是中期的外交家，如奕?、文祥、曾國藩、李鴻章、郭嵩燾、曾紀澤、薛福成；或是最近期的袁世凱、段祺瑞、張作霖及當代的人物，我們不能發現一個人不竭盡心力，掙紮又掙紮，而後肯對外國人有所退讓。百年來負外交責任者，若論他們的世界知識，誠有可批評的；若論他們的愛國心，不但無可疑問，且可引為民族的及士大夫階級的光榮。
初期的外交家最受時人的非議和後世的不諒解者莫過於琦善。因為他於道光二十年（1840）春與英國人訂了《穿鼻草約》，時人說他是漢奸。其實琦善不但是愛國者，而且是當時見解比較明白的一個人。自從故宮博物院發表《籌辦夷務始末》一書以後，學者才知道琦善受冤屈之深。他與英國代表義律所訂的《穿鼻草約》比道光二十二年（1842）的《南京條約》，在賠款及通商權利上有利於我國多了。英國政府認為義律上了琦善的當而加以革職處分。琦善體察中英的形勢，決定《穿鼻草約》是當時我國外交所能得的最優的條約，故無論時人怎樣罵他，造他的謠言，無論朝廷怎樣指責他，他依然不顧一切依照他的良心做下去。至於顧全一己的名譽而犧牲國家的利益，老於世故的琦善未嚐不知道。卻是到了民族緊急的關頭，他毅然決然不做這種滑頭的事情，這才算得真正愛國。林則徐是鴉片戰爭的英雄，琦善是鴉片戰爭的政治家。做英雄不易，做政治家尤難。
近期的外交家中受人攻擊最多的莫過於袁世凱。此人的內政和人品如何，將來的曆史家自有定論，不在本文的討論範圍之內。至於他的外交，我們可以說從他協助李鴻章辦理高麗案件起，到他末年主持“二十一條”的交涉為止，他沒有做過為國謀而不忠的事情。以前我們最不滿意他的是民國四年（1915）的對日交涉。但自王芸生先生發表《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大著以後，學者始知袁世凱那次與日本的奮鬥可謂做到鞠躬盡瘁了。我們如仔細研究他應付日本“二十一條”的親筆批示，並記得日本當時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關係在遠東所處的優越地位，我們不能不感激他的用心之苦並佩服他的外交天才。日本人知道袁世凱是他們的勁敵。
我國數千年與異族的奮鬥逐漸養成了士大夫的愛國心腸，這是根深蒂固、無須我們過慮的。如果僅靠激昂慷慨的愛國心就能救國，那我們的知識階級早把國家救好了，絕不致有今日的嚴重國難。不過士大夫的傳統思想多不合於近百年的大變局。到了十九世紀，他們仍不承認閉關自守、獨自尊大的時代已成過去而絕對無法挽回。同時他們對於西洋知識的缺乏使他們不能了解，如大膽地向國際生活中去找出路，我國能得著新的光榮。所以他們愈信念我國的古老文化，他們就愈反動，以致阻塞民族的出路。他們不是賣國，他們是誤國。
從道光十九年（1839）到鹹豐十年（1860），我們初則有中英鴉片戰爭，後又有英法聯軍之役。在那二十年之內，士大夫是一貫主張抗戰的。他們為什麽要抗戰呢？為拒絕簽訂不平等條約嗎？不是的。他們不反對治外法權，因為他們覺得讓夷官按照夷法去管理夷人是最省事的辦法。他們不反對協定關稅，因為他們以為海關收入無補於大國的財政，不值得我們去與夷商計較區區稅則。鹹豐末年，他們有人提議我們完全不收海關稅。他們也不反對租界，因為他們想，為夷人特辟居住區，可以免得華洋雜處。在道光年間，他們所反對的是五口通商和香港割讓。在鹹豐年間，他們所反對的是長江通商和北京駐外國公使。我們今日如再讀他們的議論，我們一方麵仍能為他們的激昂所動，同時我們又不能不痛哭他們見解的糊塗。可惜在我們這個社會裏，糊塗的見解用激昂的文辭發表出來，有誤國的能力。
到了同治、光緒年間，我們始有少數政治家對十九世紀的新局勢有相當的認識。其中見解最透徹、魄力最大、主政最久的是李鴻章。他的救國方案可分治本、治標兩部分。治本的方案是努力西化。他覺得我們抵抗西方的侵略要靠我們的西化，同時，維持我們在東方的傳統領袖地位也要靠我們的西化。同治初年，日本維新尚在醞釀之中的時候，李鴻章就大聲疾呼地警告國人不可輕視日本。他認定中日兩國將來國力的比較必決定於兩國西化速度的比較。這種論斷是最具有政治家眼光的。至於治標的方法，他主張在西化工作成熟以前，努力維持和平，結納友邦。
李鴻章無疑是同治、光緒年間在朝的最大的政治家。但是他也是當時的士大夫中最好彈劾的。到了那個時代，大多數的士大夫仍不承認中國有西化的必要。李鴻章的建設事業，如海軍、電信、煤礦、鐵路、紡紗廠、招商局、機器廠、兵工廠等，在士大夫的眼光裏，皆非根本之圖。他們以為我國固有的馭夷方法依舊適用。他們且以為道光、鹹豐年代的失敗在人而不在法。所以李鴻章終身絕少同誌和幫手，他的事業的推進全靠專製君主威力的支持。
士大夫一麵反對李鴻章的治本方案，同時卻又主張采用強硬的、積極的外交政策。恰好這時候有幾位青年文人目空一世，而文章與學問又實在不差。他們——張之洞、張佩綸、陳寶琛、鄧承修等——在同末光初，每因細故就主戰。為台灣“生番”問題，他們要向日本興問罪之師。為琉球問題，他們要李鴻章率師東征。為伊犁問題，他們又要與俄國開戰。這些浮議的難關，李鴻章都一一設法渡過了。其中最難的莫過於伊犁問題，因為關於這個問題，不但士大夫主戰，當時與淮軍敵對的湘軍領袖如左宗棠、彭玉麟也主戰。是時彭玉麟督率長江水師防禦俄國的海軍。他準備滿載桐油、木柴出海，乘便風火攻俄國艦隊。兩江總督劉坤一和他開玩笑，說時代非三國，主帥又非孔明，恐火攻之計不售也。彭玉麟大怒，即上章彈劾，左宗棠又在京內替他說話，於是劉坤一隻好不做江督了。李鴻章觀察形勢，知道如運用外交，至少伊犁可部分地收回；如對俄宣戰，不但伊犁不能收複，即新疆及東三省均可慮。而且我們的實力消磨於對俄作戰以後，日本在遠東豈不坐大嗎？所以他決定製止國內主戰潮流。他請英國軍官戈登做總顧問。戈登的建議是具有深意的。他說抗戰未嚐不可，唯在抗戰之先，中國政府應該下最大的決心準備做三件事：第一，即時遷都西安；第二，準備抗戰十年；第三，抗戰以後，清政府放棄政權。這種話，李鴻章要說而不敢說，但出自常勝軍領袖戈登之口，國人不但能原諒他，而且信任他。後來曾紀澤果然運用外交，把俄國所占領的土地大部分收回。
曾紀澤在彼得堡的交涉還沒有辦好的時候，中法越南問題就發生了。李鴻章對這個問題也主張運用外交，反對開戰。但是士大夫主戰者多。朝廷徘徊於和戰之間，最初表麵言和，實則暗地助劉永福的黑旗軍作戰；後無形中變為一麵戰，一麵和；終成正式戰爭。那時文武不分，文人中主戰最力者莫過於張佩綸和陳寶琛。清廷乃派陳寶琛襄辦兩江軍務，張佩綸守福州馬尾船廠。事實上，陳氏製了兩江以後毫無建白，而張氏則以“逃得快”了之。足證文人的高調，除誤國家大事以外，別無作用了。到了光緒十一年（1885）的春天，戰事隻好結束。全局的失敗果不出李鴻章的意料。
李鴻章交結友邦的運用最初表現於高麗。在光緒初年，日、俄、英、美、法、德六國均圖與高麗發生關係。李氏判斷日、俄對高麗有領土野心，而英、美、法、德則隻圖通商和傳教。那麽，他可以借四國的力量來對付日、俄兩國。於是他從光緒六年（1880）起竭力勸高麗放棄閉關自守的政策，而與西方各國訂通商友好條約。在光緒八年（1882），高麗果真與各國訂約，勢力均衡的局麵似乎產生。然而李鴻章的高麗政策終歸失敗，主要的緣故有兩個。
第一，高麗地瘠民貧，內政不修，經濟未得開發，致注重通商的國家無大利可圖。所以，到了甲午中日戰爭之際，英、美、法、德皆覺得利害關係不大，無積極幹涉的必要。第二，中國始終不願更改舊的宗主對藩屬的觀念。高麗對我國的重要全在國防，在國防上，我國所怕的不是高麗，而是別的帝國主義者利用高麗為根據地向我國做進一步的侵略。高麗果能獨立自保，我們就能達到目的了。光緒十年（1884），德國駐高麗的總領事根據以上的理由，曾向李鴻章建議，化高麗為遠東的比利時，由列強共同擔保其獨立和中立。這種建議不但清廷不能接受，就是李鴻章也反對，因為這個辦法不合我國在高麗的傳統宗主權。以後在袁世凱的積極做法之下，宗主權幾乎變為統治權。結果，美國輿論很不讚同我們施諸高麗的壓迫，並且高麗的新派人物因對我國失望而想聯日或聯俄。可惜我國談邊地政事者至今仍對舊日的宗主權戀戀不舍。
甲午年（1894）春，東學黨在高麗起事，日本遂借口保僑派遣重兵。世界各國均知局勢的嚴重。我國士大夫的激昂可想而知。他們主張即時動員。在朝的要人多年想倒李鴻章而屢試屢敗者亦堅決主戰，以便借對外來對內。李鴻章拿到這個難題，竟無法交卷。以往他假朝廷的威力，強迫各省協濟北洋軍餉，為的是對日備戰。以往他關於伊犁、越南諸問題均反對戰爭，為的是要集中力量去保護高麗。他此刻如再不強硬對付日本，就無法自圓其說了。適此時俄國公使喀西尼路過天津，李鴻章就臨時抱佛腳，竭力求援。喀西尼亦覺得日本如占領高麗，那是大不利於俄國的，於是答應警告日本撤兵。李以為日本最怕俄國，現俄國既允壓製日本，他可高枕無憂了。所以他對日外交不退讓，而軍事的布置又不積極，自以為那一次他可不戰而勝。日本最後經英國的勸導，提出中日兩國共管高麗的妥協方案。李告訴總理衙門堅持要先撤兵，後談判，而其心總以為俄國向東京警告以後，日本無不屈服。其實日本的消息比我們的還靈通。日本知道了俄國絕不會幹涉，而北京的談判是無誠意的，遂決定進攻。到了這個時候，李鴻章隻好應戰。
中日甲午之戰決定了遠東的領袖地位，在這一整個曆史階段之中，將不屬於我國而屬於日。甲午以前，我們隻受西洋帝國主義的壓迫，以後則同時受西洋與日本的侵略了。所以甲午之戰是個劃時代的戰爭。我們的失敗是軍事的，也是外交的。軍事失敗的緣由，大概地說，有兩層：第一，中國西化的水準低於日本，這一層的責任應由士大夫負擔；第二，中國彼時的軍政太腐化了，這一層的責任應由李鴻章負其大半。
至於外交失敗的根由也可以分好幾層來說。第一，李鴻章不應專憑一個外國公使的談話來決定軍國大政。關於和戰大事，不但一個公使的談話不算數，就是外交部部長的談話也不能算數。必定有正式的條約，經全權代表簽字而又有元首的正式批準，然後有相當的效力，但仍非絕對地可靠。李鴻章的辦法充分表現出他的外交的幼稚。俄政府根據整個國策決定不采納喀西尼的意見以後，李就陷於進退兩難了，幼稚的外交誤國之大莫過於此。
假使當時我國駐日和駐俄的公使深知所在國的國情，又假使他們知無不言而言又無不盡，再假使李鴻章和其他主政者對他們的報告加以相當的考慮和信任，那我們甲午之役的外交或者能兼顧利害和力量。政策的發動當然要根據國家的利害，但是政策的貫徹要靠國家的力量。個人負重若超過其力之所能，必致害身。外交的企圖縱使是正當的，倘超過國力，必致誤國。所以外交必須知己知彼。這種工作，唯獨健全的外交機構始能負荷。我國政治家素重用人而不知運用機構，李鴻章也不是例外。前文所說的三種假設並不存在。當時駐外的公使對所在國的國情所知有限，所知者又因層層顧慮不能盡言，所言者政府未必見信。其結果就是李鴻章因偏信喀西尼而采取外交積極、軍事消極的誤國政策。
當時李雖不能濟事，仍超人一等。至於一般士大夫的言論，除激昂慷慨以外，別無足取，不過空言與高調而已。甲午以前的小波折，李的才能足以渡過。在甲午及甲午以後的大風浪之中，李實不能掌舵了。愈到後來，他愈不濟事。在作戰期間，他多方求援，但西洋各國均借詞搪塞。這不是李的罪過，因為當時我國的國力實不足以左右任何西洋國家的政策。外國雖不援我國於未敗之前，卻又援我國於既敗既訂約之後。俄、德、法三國的援助本是不懷好意的，以後瓜分的禍根就種於此。我們對於“友邦”的“友誼”不可太憑一時的情感和幻想。我們愈研究國際關係，愈知國與國是寡情的。這一點，我們也不能責備李鴻章。
我們能夠責備他的是甲午戰爭以後的聯俄政策。帝俄假助我的美名，行割我的實政。最初修中東鐵路，因而引起以後嚴重的東北問題，一直演變到九一八事變和今日。中東鐵路是李鴻章聯俄的代價。戊戌年（1898）春，俄又假助我國的名義，強迫我國許它築南滿鐵路和租借大連、旅順。這兩個海口就是俄、德、法三國於乙未年（1895）助我國以兩千萬兩向日本贖回的。三國的援助，若清算一下，僅使我國白白地拋棄了兩千萬兩銀子罷了。這還不夠。庚子年（1900），俄趁拳匪之亂派兵把我東北全占了。在北京交涉的時候，俄又要假助我國收複平津的美名，強迫我國割讓東北一切的權利。當時英、美、日三國竭力支持劉坤一、張之洞來抗俄，而李鴻章則堅持要與俄訂約。李末年的荒唐簡直不堪設想。幸而條約簽字以前，李就於辛醜年（1901）冬死了。俄得著這個消息以後，說：“中國以後無人了！”
乙未至辛醜是李鴻章聯俄的階段，以後我們外交的路線就全變了。辛醜的次年，即一九〇二年，英、日訂同盟的條約。當日我國的輿論對英日同盟是怎樣的呢？京師大學堂（北大的先身）的教授聯名請求政府加入英日同盟。旅居上海的名流假張園開會，做同樣的要求。好像我們所敬佩的蔡孑民先生當日亦在座。我們留日的學生發起義勇軍，準備協助日本去打帝俄。日俄戰爭之際，我政府雖守中立，實際我們是對日表同情的。地方人士如張作霖還實力協助日本作戰。為什麽我國在辛醜以後有這大的外交路線變更呢？因為李鴻章的聯俄政策不但失敗了，而且簡直引狼入室了。李在辛醜以前想聯俄以製日，後人乃轉過來想聯日以製俄。前者的成績固不好，後者的成績亦欠佳。日俄戰爭後，我國在南滿就開始與日本摩擦了。足證所謂外交也者，在自己的國力發展到相當程度以前，是不可靠的。無論是聯東以製西，還是聯西以製東，都要出代價的。不小心的時候，代價還要過於當初所要避免的損失。
民國以來，我們的外交方案並無根本變動。與前不同的就是在內亂的時期，黨派的競爭免不了要借外以對內。大概地說，在朝的黨，因所需的外助少，故對外所願出的代價低。反之，在野的黨，因所需的外助多，故對外所願出的代價高。同時還有一方麵值得我們注意。政府因負實際政治責任，說話行事比較謹慎。反對政府的人因不負責任，可以隨便給政府出難題，對社會唱高調。因之，一般人民很容易發生誤會，以為官僚不努力，太消極，甚至於不愛國。反之，反對政府的人因言論激昂，好像是特別愛國，特別有作為。國際關係是十分複雜的。不但在中國，就是在教育普及、新聞事業十分發達的國家，如英、美，一般人民關於外交問題也容易為野心家的宣傳所麻醉。所以在這些國家，近年有不少的公私組織專門研究國際問題，以圖輿論的健全化和外交的超黨化。這種組織的需要在我國尤為急迫。
在這百年之末，於全民精誠團結以抗戰之際，最使我們痛心的是平津京滬各地的漢奸。老百姓供敵人騙使者全為饑寒所迫，我們還不能說他們的本質不良，甘心從敵。粵、閩、魯、冀的勞工在外國僑居數代仍不忘祖國，足證我國人民的本質是優良的。我們可以相信淪陷區域的勞苦同胞，時機一到，他們還要熱烈地回到祖國的懷抱。隻要國家無負於他們，他們是不會負國家的。我們所痛心的是參加偽組織的知識分子。他們當中有大部分人被生活問題迫著走上無恥的途徑，其餘還不是狂妄地借外力以從事內爭？
抗戰以前的數年裏，我們在最高領袖指導之下，把統一基礎打好了，於是改革法幣、建設公路鐵路、推進國防等自力更生的事業得有一日千裏的進步。假使政府於九一八事變的冬天就聽從一般士大夫的浮議而開始抗戰，那我們就不能有自“九一八”到“八一三”(1)那個階段的積極建設和統一完成了。沒有那個階段，我們哪能有今日的抗戰力量？
我們於研究百年的外交之餘，可以得著幾個結論。第一，我們近百年對外的失敗不是由於我們的不愛國。第二，我們的失敗由於外交本身者尚為次要，由於內政者實為主要。內政的致命傷即現代化的建設之過於零碎、遲緩和不徹底。第三，就外交本身而論，我們的失敗一部分應歸咎於士大夫的虛驕，其他部分則應歸咎於外交機構的不健全。若再進一步地研究，這兩種弊病都要歸根於我們的知識、思想及辦公習慣的現代化程度之不足。
（錄自《新經濟》半月刊，一九三九年第四期）
(1).指八一三事變，即1937年的淞滬會戰，是抗日戰爭中的第一場大型會戰，也是整個中日戰爭中規模最大、戰鬥最慘烈的戰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