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係辭上》中曰：“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1]，認為是伏羲在對宇宙運行規律進行模擬的基礎上，通過提煉、概括、創造出“八卦”，從此將“人事之變遷”或曰人間“吉凶禍福”納入到宇宙天地的自然大環境來考察。“伏羲演八卦”神話之後，特別是《周易》與《易·係辭》的出現，將天、地、人及天道、地道、人道三者之間相互對應、相互貫通，對中國文化的各個方麵都有著深遠的影響。
中國神話中，伏羲是八卦的初創者。伏羲又為宓羲、庖犧（亦稱庖犧氏）、包犧、伏戲，亦稱犧皇、皇羲、太昊、包犠，《史記》中稱伏犧。神話中，伏羲的母親華胥生活在華胥水邊，因好奇踩了雷神的大腳印而懷了伏羲，12年後在仇夷生下伏羲。伏羲人首蛇身，聰慧過人，他模仿自然界中的蜘蛛結網而製成網罟，用於捕魚打獵；他還根據龍馬身上漩渦的形狀與天地間陰陽變化之理，創造了八卦，即以八種簡單卻寓義深刻的符號來概括天地之間的萬事萬物：
據說，龍馬是水中蛟龍變的，凶猛無比，它跑到哪裏，哪裏就平地生水……伏羲降服了龍馬……他一直坐在高台上，坐了八八六十四天，終於根據龍馬身上漩渦的形狀，研究出“乾、坎、艮、震、巽、離、坤、兌”這套八卦圖，人們叫它“伏羲八卦”。八卦互相配搭，又可變為六十四卦，這是伏羲研究八卦用了六十四天的象征。[2]
在這則神話中，伏羲是根據龍馬身上漩渦的形狀，研究出的八卦圖；有的神話版本中，伏羲演八卦的靈感則取自於烏龜背上的圖文。但是，從八卦代表著自然萬物與人事萬物來看，八卦的發明應該沒有這麽簡單。《周易·係辭上》等對此給予了一個比較合理的解答。
《周易·係辭下》在談到“卦”這種符號的起源時說：“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3]說明“卦”起源於對自然之物象的認識，從而傳“德”通“情”。唐經學家孔穎達在《周易正義》中說：“《易》卦者，寫萬物之形象者……法像萬物，猶若乾卦之象法像於天也”；他還說：“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者。賾謂幽深難見。聖人有其神妙，以能見天下深賾之至理也，而擬諸其形容者，以此深賾之理擬度諸物，形容也。……是故謂之象者，以是之故謂之象也，謂六十四卦是也。”[4]說明，卦的產生是法天地萬物，都是“觀物取象”的產物，是以符號的形式對宇宙世界的高度概括。甚至伏羲八卦中最基本的符號陰爻和陽爻——“--”和“—”，一定程度上也就是“**”、“**”崇拜的符號化。
但是，八卦產生“觀物取象”中的觀，又絕非我們所說的一般意義上的“看”，而是“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是既“仰觀”又“俯察”、既觀遠又觀近、既觀大又觀小的多種觀物方式相結合，通過不斷轉變角度的“觀”以達到對自然萬物客觀、全麵、立體的了解，深通“天下之賾”、“萬物之情”，在模擬外界物象的基礎上對宇宙萬物內在特性和深奧義理的高度概括。這樣，“象”的產生過程，既是一個模擬自然萬物的過程，又是一個認識自然萬物的過程。在深諳自然的基礎上，還以自然之“象”，來表明和展演人間之義理，以此推演出人事之吉凶禍福。
伏羲所演八卦分別是：乾、坎、艮、震、巽、離、坤、兌八卦，分別象征天、地、雷、風、水、火、山、澤八種自然物或自然力。“如艮，卦象突出山的高聳形象。震，如大地（一陽爻）上春雷滾滾。巽，上實下虛，又像莽蒼天下的浩浩長風。坎，簡直就是水之波紋的圖形化。兌，上虛，像地上之河流。離，上下皆實中虛，像熊熊之火燃燒。”[5]伏羲所演的八個符號雖然極其（積極）簡單，但這“至簡”八卦，卻又可以推演出無限的事理，上至天文，中及人事，下至地理，無所不包。如艮的基本卦象為山，它可以指代一切與山有關的生命對象及其特點，如象山路、象山石、象山之鬆柏、象山穀、象山峰、象山之草木，等等。山有靜止意，故山的卦德為止，故象寧靜、象內斂、象約束。艮卦的卦形象一門框，故艮又可象門、象廊、象庭、象開闊、象通達、象把門人。艮上一位陽，陽象山峰，下深蘊陰質，陽實陰虛，故有高聳、內蘊等意。艮有靜止意，故飛潛動植中一切有靜止特點的對象都屬艮卦，如為守門之犬，窺視之狐。又可象征靜而猛的對象，如虎、雕、隼、鷹等。[6]乾、坎、震、巽、離、坤、兌七卦亦如是。這樣，伏羲八卦通過“象外之象”的象征性意義，將整個自然、整個生命世界的無限信息涵攝在簡單的符號之中。
伏羲演八卦，雖然取象自然，但更多的卻是為通過言自然之物來言人間“吉凶禍福”，與自然規律相應稱為“吉”，反之為“凶”。這樣，將“人文”，即人間之事，納入到“天文”，即宇宙天地的自然大環境中來考察，從而實現了人與自然之間的“神交”與須臾不可隔離。也就是說，伏羲八卦包含著三個相互對應的係統，即符號係統、自然係統和社會係統，而這三個係統的聯係就是人與自然的聯係，即“神交”。
而真正完成取法自然而言人間倫理的卻是文王八卦。伏羲八卦的形象取法於自然，主要著眼於宇宙天地間的陰陽變化；而周文王把八卦兩兩疊合，形成六十四卦，並完成《周易》一書，主要言後天之人事。曆史上把伏羲八卦叫作“先天八卦”，文王八卦叫作“後天八卦”。伏羲八卦與文王八卦在主要內容上並無差別，隻是次序和方位的不同。文王八卦所成《周易》古經六十四卦，每卦由卦名、卦畫、卦辭、爻名、爻辭五部分組成，《易傳》之“十翼”則是經的闡釋，二者共同構成我們今人所說的《易經》，兩千多年來，它一直居於“六經”或“十三經”之首的地位。對《易經》的詮釋和發展產生了諸子百家，並形成了易學、術數、占卜、中醫、針灸、建築、風水學等。
文王八卦延續了神話中伏羲演卦的基本原則，將卦象，即天地萬物之象，作為其推測所占之事吉凶的主要依據，並試圖以此揭示出宇宙天地的變化，進而反映出事物的本質。《易經》有兩種主要符號，一是卦爻符號，一是語言符號，兩套符號中又以卦爻符號為主，所有的語言的符號都是對卦爻之象的闡釋、界定與延伸。因此，象是整個《易經》的基礎。如《井》卦初六爻：“井泥不食，舊井無禽。”說的是發生嚴重幹旱，廢舊幹枯之井全是淤泥，不能提供飲用水致使鳥兒亦不光顧，反映出一種時過境遷的淒涼之境。《井》卦的九二爻：“井穀射鮒，甕敝漏。”說的是向井底射小魚，反而射穿了汲水的瓶子，提示出即使有好的願望，如果方法不當，也會變成壞事。又如《困》卦六三爻：“困於石，據於蒺藜，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說的是一個人被石頭絆了一跤，伸手又抓在蒺藜上麵，回到家中，又不見了妻子，表示人處坎坷境地，又依靠壞人，凶險接二連三的發生。這些都是通過爻畫、爻辭對具體事物進行描述，來啟發人們想象，闡釋與之相關的抽象事理，這就是《易經》典型的取象思維方式。
這樣我們可以說，在《易經》中的八卦之符號即為“象”，而其背後道理即是“意”，具體、客觀之“象”是用來表達其背後的深刻之理，這就是《易經》，乃至傳統中國，一種特有的思維方式——取象思維。如《周易·係辭上》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就是把這些八卦符號作為“象”，並運用取象的思維方式來表達古人對宇宙萬物、人事天理的抽象認識。王弼曾曰：“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盡意莫若象，盡象莫若言。言生於象，故又尋言以觀意。言以象盡，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意以忘言，象者所以盡意，得意以忘象。”在這裏，言是為了明象，象是為了明意。這使人不禁要問：明意為何不以言去直接表達，而訴之於象的曲折途徑？這是因為，表意一著語言，就會被語言所禁錮，而《易經》卦爻之“象”卻可以超越語言自身的局限性，可以代表宇宙間的萬事萬物，這樣通過“象”抽象出來的“意”，更加的靈活與不確定，可以涵蓋人們想表達的各種情感、意願、思想、意誌等，形成了以“象”表“意”時可意會不可言傳的含蓄、模糊、朦朧之美，這就是所謂的“得意忘象”、“得意忘形”、“得魚忘筌”秘密之所在。
當然，《易經》之象說的人間事理之意，更是宇宙天地的本體意義。“易與天地準”，這個準，有準則和效法的雙重意義，即取象天地，效法萬物。並在此基礎上“彌綸天地之道”。即是說，人類社會也是對自然宇宙的模擬，有著相同的演化規律和相同的秩序模式，而卦象符號則是人類社會模擬宇宙規律的中介和象征。因此，《易經》不是僅僅說俗世之事、理、情，也包括對宇宙自然的本真價值、初始意義、存在法則的演示與效仿等。因此，六十四卦的六爻中的每一爻都包括天、地、人三個生命單元，每個單元之間生生相連、此伏彼起，形成生生不息的整體。故《易經》之象所表之意，言地即言人，言人即言天，這些意義既屬於道德，又屬於情感；既歸之於宗教，又歸之於美學，是“天人合一”的價值體。因此，“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包括社會的禮儀、製度以及人類所創造的一切器物和精神文化，而無不是“天文”，即自然界的規律和結構的各種感性的表現。
日本思想家中村元曾指出，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是非常具象性的。確實如此，中國人不像西方人那樣熱衷於抽象概念的思考，也不像印度人那樣漠視個別和特殊而關注於普遍之存在，而是對具體的感性存在滿懷興趣，習慣通過具體的物象，直接比附推論出一個抽象的事理從而實現自然世界與人倫世界的雙重複寫。這種思維方式至今仍普遍地為中國人自覺或不自覺的運用。可以說，這種觀物取象、得意忘象的思維是“伏羲演八卦”神話思維的延續與發展，並最終形成於《易經》。這樣，太極、兩儀、四象、八卦、六十四卦所構成的卦象係統，陰陽二氣、天地萬物所構成的物質係統，男女、夫婦、父子、君臣等所構成的社會係統，有機的聯係在一起，形成了典型的文化思維。
當然，這種文化思維的延續，很大程度上應該說是文字之象與易象的互動。中國神話中，無論是漢字，還是八卦，都是象與意二者的高度融合。在形成與發展的過程中，這兩者又相互影響，不斷深化這一特點。可以說，易象的表達方式受到漢字創造的影響，而春秋以降，易學之流布又進一步強化了漢字乃至漢語係中以象盡意的傳統特征。美學家宗白華說：“俯仰往還，遠近取與，是中國哲人的觀照法，也是詩人的觀照法。而這觀照法表現在我們的詩中畫中，構成我們的詩畫中空間意識的特質”。[7]總而言之，中國文學、藝術等各方麵的美麗與和諧，既是詩人與藝術家“賦予”給作品的，同時也是對天地萬物本然的模擬，這種文化思維在中國曆史上橫貫千年，至今仍可感覺其脈搏湧動。故此，從西方傳統倫理文化的幕布下突圍的當代生態倫理學都紛紛從中國文化傳統中尋找對接與支持點，因為以文字之象與易象為代表與基礎的中國文化傳統，強調的是人與自然的整體性關聯，而這種整體性關聯的根據即是人與自然都為“道”所統攝。[8]
[1] 阮元：《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本，1980，第86頁。
[2] 陶陽、鍾秀：《中國神話》，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第1179～1780頁。
[3] 阮元：《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本，1980，第86頁。
[4] 阮元：《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本，1980，第79頁。
[5] 朱良誌：《中國藝術的生命精神》，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第114頁。
[6] 朱良誌：《中國藝術的生命精神》，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第114頁。
[7] 宗白華：《美學散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第111頁。
[8] 李培超：《倫理拓展主義的顛覆——西方環境倫理思潮研究》，長沙，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第27～2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