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神話生態倫理意象是人類原始的表達形式和最初的智慧結晶。千年的曆史輾轉而過，人類已經進入科技高度發達的21世紀，人與自然的生命真相和秩序圖示似乎可以用精密的儀器與理性的科學來解讀與論證，中國神話與神話生態倫理意象為何還需要重述，重述神話（Retelling Myth）與神話生態倫理意象又何以可能呢？
一、重述中國神話生態倫理意象的意義
一百五十年前，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以詩意的筆法告訴人們，神話時代一去不複返了：“成為希臘人幻想的基礎，從而成為希臘（神話）基礎的那種對自然的觀點和對社會的觀點，能夠同自動紡機、機車和電報並存嗎？在羅伯茨公司麵前，武爾坎又在哪裏？在避雷針麵前，丘比特又在哪裏？在動產信用公司麵前，海爾梅斯又在哪裏？任何神話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隨著自然力實際被支配，神話也就消失了。”[1]比馬克思稍晚登上思想史舞台的尼采，更是宣布西方基督教所保留的唯一神——上帝也死了。可是在他們身後的這個世紀，神話卻伴著人類對“征服自然”雄心的自我懺悔而複興。
進入20世紀後，隨著西方現代性的展開和危機的加深，隨著後殖民時代的到來，西方人好像突然發現了文明和理性還有瘋狂的一麵，科學技術還有毀滅性的一麵，人崇拜理性，最終卻被理性所統治了。於是產生了深刻的精神危機，不再相信過去賴以樂觀的那個信條，西方價值觀內部出現了反叛和分裂，以理性、科學為進化精英的自我標榜不再像以往那樣具有迷惑性和號召力了。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現代資本主義世俗化生活已將“神聖”**滌殆盡，過去被西方人的理性所壓抑和蔑視的“原始”和“野蠻”的東西才更加符合自然宇宙的生存狀態，是逃避現代性社會風險與危機、從物欲的癡迷中解放人類精神的良藥秘方。而古老神話與神話生態倫理意象中比較完好地保留著世界的神聖感，使人不會在宇宙中感到孤獨，因為是他可以憑借神話與象征活在人與自然生命一體化與情感一體化的世界之中。因此，今天的人類精神必須由“俗”的世界返回到“神聖”的世界之中，從而尋找回被現代文明與理性破壞了的那種蘊含著生命意義與人與自然原初秩序的東西，從而實現生活世界與價值世界的圓融。
於是，20世紀西方學術界神話的研究開始關注原始神話對現代之弊端的匡正。其間，具有代表性的是坎貝爾提出了“我們賴以生存的神話”（myth to live by）之命題。他主要從思索現代人的生存處境來闡述神話的功能，認為神的世界是混沌一體的一元世界，而人的世界則是對立的二元的世界，前者明顯優於後者。這也是神話正在回歸，或者我們將在東方神話中尋找智慧的原因所在。“如果說人變成非人或怪獸是人割裂了與自然、與神的和諧關係之後導致人類精神荒蕪的必然產物，神話的回歸反映的正是對重建這種和諧的期待。”在神話界普遍關注東方神話生態價值的同時，西方生態倫理學（環境倫理學）界亦開始從東方文化中汲取其理論養分。西方生態倫理學的建構過程中出現了一種特別引人矚目的現象，那就是這些理論普遍認為西方文化傳統與環境倫理學的主題存在直接的衝突，或者說環境倫理學難以獲得西方文化傳統的正當性支持，必須從東方文化傳統中汲取理論營養來豐富環境倫理體係。遺憾的是，西方學者雖然看到了中國神話的價值所在，卻沒有對其進行專門的研究與精微的探討。
在中國，“神話”（myth）是20世紀西學東漸背景下出現的新名詞。興起後的一個世紀中，我國湧現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主要局限在文學、史學、人類學等方麵，卻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神話在哲學意義上所呈現的生態智慧。進入21世紀之後，隨著環境破壞的日益嚴重以及人們生態意識的不斷覺醒，學者們逐漸開始關注神話中所蘊藏的生態倫理思想。其間，葉舒憲提出“神話足以充當現代人的生態導師”；王建元、邱建等則分別對個別傳統神話中的生態倫理思想進行了挖掘。但這些成果又存在一些明顯的不足：一是在研究視角方麵，一般局限於文學、史學、人類學等層麵來解讀神話的生態倫理思想，往往強調文本的記述與考古的發現，而缺乏深層的思考與哲學的追問；二是在研究內容方麵，大多局限在對某個神話或者單一類型的神話進行生態倫理思想的挖掘，而對中國神話的生態母題進行全麵、係統、立體的梳理，並把握其內在的脈絡和理論的邏輯的卻十分罕見。因此，這些問題的存在迫切呼喚學術界從哲學的角度對中國神話的環境倫理思想進行全麵、係統的研究與考量，而目前我國生態倫理學（環境倫理學）不斷縱深發展並尋求實現本土化的進程的同時也推動著這一目標的實現。
20世紀60年代以來，西方社會關於“生態”或“環境”的話語表達日益活躍，社會各個層麵都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生態”或“環境”表達。與此同時，西方倫理學的思維空間開始湧現環境倫理思潮。第一，生態倫理學認為，完全依靠物質財富累積起來的人類文明具有不可持續性，因此人類文明發展的路向和方式必須進行徹底調整。第二，生態倫理學認為，完全用工具理性或計算理性來稱量自然物的價值將會導致人文世界與自然界之間的隔閡越來越大，最終會導致人類的生存失去根基與依托。第三，生態倫理學認為，人類不是地球的主宰，而是地球生命共同體中的一員，與其他生命體存在著休戚相關的關係。經過幾十年的發展，環境生態倫理學的學術空間與現實影響力不斷擴大，這種影響不但表現在理論上的積累與厚實，而且表現在實踐上其已經演化為人們日常的價值規範和行為，或是通過政府政策、製度製定的方式來落實到生態與環境保護的具體行動中。[2]
20世紀80年代，隨著中國環境問題的凸顯及中西文化互動的加速，中國的生態倫理學（環境倫理學）日益興起，並在生態倫理的產生與發展、生態倫理的學術流派梳理、生態倫理的合法性辯護、生態倫理與環境保護、環境政策等方麵取得了顯著的研究成果。但是，中國生態倫理學主要是在直接譯介西方倫理思潮的基礎上起步的，過於明顯的模仿痕跡使其與我國的基本國情、本土文化、大眾意識之間存在一定的差距，往往隻能被學者和社會精英所理解和宣講，而難以引起社會共鳴並走入平常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因此，生態倫理學要為廣大群眾所接受就必須走本土化的道路，使之理論基礎、概念體係與中國本土的文化精神、價值取向、道德心理相契合，從而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生態倫理體係。而中國神話蘊藏著豐富的生態倫理思想，它不但直接影響和規定著傳統自然觀的形成與走向，而且至今仍流淌在民族的精神血液之中，規定著人們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準則，對其進行研究與探討可以實現生態倫理學與本土文化之間的嫁接，從而為中國生態倫理學的本土化提供理論支撐與現實依據。
值得注意與說明的是，研究與重述中國神話生態倫理意象，並非對於它們做博物館式的陳列，或鄉愁式的文化緬懷，或是一廂情願的後現代向前現代的致敬，而是有著更加深刻、更加悠遠的承擔。羅爾斯頓曾說：“人類的一切價值都是基於其與環境的聯係，這種聯係是一切人類價值的依據與支柱。人類構建價值無疑是在環境規定之外還要做很多事情，但我們的價值仍有一種與環境的相互印證，與動態平衡的世界成互補關係。人類的評價，如同人類的感覺和認識一樣，是互動性的，是在人與自然的互動中發生的，而不是預先形成了再加給自然的。在人類同環境的遭遇中，人類發現動態平衡是一切價值的關鍵。”[3]因此，研究與重述中國神話生態倫理意象，很大程度是從遠古文化血液中，從人與自然的印證與互動中，找尋與重新建構人的價值，讓人類作為“人”真正地站立與挺立。這是民族精神的追憶與傳承，亦是人與自然的又一次親密互動。從某種意義上說，“神話生態倫理意象”代表著為現代化所遮蔽的生活世界與意義秩序，對之進行展演或者重述，其實是重新認識與措置人與自然之間秩序，並最終彰顯人的價值與自然的價值。由此觀之，重述中國神話生態倫理意象，就是要透過它們彰顯為現代化所遮蔽的人與自然之間圓融互通的美善生活，使“神話生態倫理意象”所蘊含的“良善生活”與“愜意人生”為現代社會所尊重、承認和吸納，在賦予生活以生命的同時，又將生命的意義消融、轉化成為生活實踐的綿綿持守，從而實現生活世界向規範世界和意義世界的終極貫通。
二、重述中國神話生態倫理意象的方法
然而，重述中國神話生態倫理意象卻是一項複雜而艱巨的工程。首先，這是由神話本身所具有的跨學科的性質所決定的。神話作為人類文化的起源，它兼具有文學、史學、哲學、宗教學、民俗學、人類學、心理學、美學、生態學等諸多學科的特點。因此，解讀神話生態倫理意象必須把神話從現代性的學術分科製度的割裂與遮蔽中解放出來，打通文學、史學、哲學、宗教學、民俗學、人類學、心理學、美學、生態學等諸多學科之間的屏障，站在全學科、大視野整合的立場上，讓人類積累了幾千年的文明成果百川歸海地潤澤到重新審視中華文化的源頭——神話世界中去。
盡管如此，要對中國神話生態倫理意象進行係統的展演與重述仍然是困難重重。眾所周知，神話產生的年代已離我們非常遙遠，甚至相隔千萬年的光陰，即使擁有全學科的文化知識，也都無法使我們回到原始先民生活的環境之中，明曉他們的所想、所思、所行，精確地解讀他們與自然那種千般糾集的情感與肉體的互滲，更不可能回到先民那種敏感、細膩和萬物一體的身體狀態之下。如炎帝神話中，炎帝曾經嚐百草以辨毒性，以自身的五腑六髒和十四條經絡作為實驗儀器，他所食的每一種草對人體的哪一部分有何影響，炎帝敏感的身軀都可以清晰、明了地感受得到。還有，文字的出現究竟是增進人的交流與溝通，還是使人與人之間交流與溝通多了一層隔閡呢？會不會因為隔於時間、身體、文字等的屏障而使對中國神話生態倫理意象闡釋與重述的過程成為“隔靴搔癢”或是“霧裏看花”呢？現代學術研究自不能避免“逞技”之嫌，“分析加增”亦在所難免，但在“逞技”與“分析加增”的同時，不可以“過度詮釋”，或者將中國神話脫離其“問題”框架而置於不相幹的“論域”妄自解構；抑或者，將中國神話生態倫理意象歸納與分類會不會因此而“肢解”中國神話而使其“碎片”化呢？
如此多的顧慮使得我們在重述神話時不得不如履薄冰般慎而又慎。當然，無論我們做多大的努力，也不可能完全還原成曆史原本的脈絡，或還原到神話的製造者——原始先民生活的世界中，完全避免現代思想範疇的介入也是不可能的。但是，重述中國神話生態倫理意象亦是時代與學術之所需，我們不能因種種困難而因噎廢食，或者是望而卻步。好在“思想”、“精神”或者“文化”作為一種意義存在，有其超越具體曆史、場景的一麵，可以說這些至今仍流淌在每個中國人的文化血液之中，解讀與重述亦是對自身的審視與反思。由是，重述中國神話生態倫理意象態度應該是，我們用現代哲學（生態倫理學）的“境域”對中國神話進行觀照時，必須對我們所使用的框架本身有所自覺，是利用現代的學術資源去觀照與解說，而非將其置身於一個毫不相幹的現代哲學範疇中將其進行任意裁剪與扭曲。
基於以上考量，本文將遵循以下幾條方法論原則：
1.重述中國生態倫理意象的過程中，必須從大視野、全學科的高度來解讀與研究，在貫通文學、史學、哲學、宗教學、民俗學、人類學、社會學等人文社會科學的基礎上，引入自然科學的相關內容與研究方法，盡可能地對中國神話生態倫理意象進行貫通理體、本末兼察的全方位、立體式的考量，避免其陷入“碎片”化的境遇。同時，重述神話的過程，也是心靈與身體回歸到神聖本位與生命本源的過程。因此，必須將心靈放逐於神話與天地之間，讓筆者的愚鈍、蒙昧、麻痹的心靈在吸收萬物之神性以後，變得敏感、纖細、柔情，能絲絲入扣地感知天道所生的神秘創造力，在理性與感性的熨服中感知神話為何，神話何來。
2.重述中國生態倫理意象的過程中，必須對其不同媒介予以重視，而不是專注於“文本”的解讀。具體來講，必須重視三種媒介的作用：一是文本媒介，指書寫文字文本傳承下來的，從甲骨刻辭到古代文獻的文字體係；二是口頭媒介，指在民間口頭傳播的敘事，或儀式禮俗、禳災治病等講唱表演的口傳體係；三是圖像媒介，指以雕塑、繪畫等造型藝術符號傳承下來的，如彩陶文化、瓷器文化、石器文化、玉文化、建築、工藝品等圖像體係。更為重要的，要注重這三種媒介的相互補充與印證。如研究女媧神話的生態倫理意象，既要考慮《淮南子》、《太平禦覽》等文本中記載的內容，又要收集民間的各種口傳神話，特別要關注各地麵貌各異的女媧廟、女媧的石刻和不同地區、不同民族、不同年代墓葬中出土的女媧畫像、工藝品以及女媧伏羲圖等，還可以和地區的名稱、形象各異的大母神進行比較。文本神話、口傳神話可能因曆史的久遠發生變異，甚至是刻意地修改，而埋藏在地下的文物卻有效地避免了人為的幹擾，較好地保持了神話的原貌，是進行中國神話生態倫理意象審視不可多得的優質媒介。如半坡文化遺址出土的人麵魚紋彩陶盆，就為解讀中國“人獸同體”這一神話生態倫理意象提供了良好的考古資料，也可以為“祖先神話”、“生殖神話”的解讀提供圖像支撐與實物依據。鑒於我國神話學、民間文學等領域的學者對我國民族口傳神話已經進行了長期、係統的收集與整理工作，並出版了數量眾多的口傳神話的專集、專著，因此，本文對口傳神話的研究主要建立在這些學者整理後的專集、專著或論文的基礎之上。
3.重述中國生態倫理意象的過程中，必須在尊重中國神話生態倫理意象完整性前提之下，援引現代思想與學術的一些資源觀照、闡釋，以期把握其獨特的文化品格。之所以重述神話生態倫理意象，無非是使其貼近現代人的生存處境、思想信仰和思維習慣，以期能幫助人們在世俗生活的層麵上滲透進應有的詩性智慧。由是觀之，神話生態倫理意象的解讀必須貼近現代人接受的思維方式、學術表達和邏輯習慣，這樣才能走進現代的生活世界與學術世界，為現代人接受，從而在重述中發展，在發展中成就其神話生態智慧的普遍性與恒久性。而現代思想又包含兩個部分，中國思想與中國學術資源，西方思想與西方學術資源，因此，援引現代思想、學術資源觀照、闡釋中國神話生態倫理意象，既是“以西釋神話”，也是“以中釋神話”，是西方文化與中國文化的碰頭與聯合，唯如是，才能以期讓中國神話的生態倫理傳統進入西方哲學的視野，讓西方的生態倫理的學術追求在中國文明的源頭——神話處獲取精神源泉。
“中國神話生態倫理意象”的展演和重述，解釋與再重述，將是一個永恒的過程，也是人類追求意義生命的永恒事業，而這些都統歸於人類對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美善生活的向往與追求。所謂美善生活不是別的，也不可能是別的，而是一種特定生活樣態下的關於人類的尊嚴與自然的尊嚴、人類的生命價值與自然的生命價值的一般共識。正因於此，重述中國生態倫理意象是講述了一個別樣的故事，是一場關於意義生活與原初秩序跨越千古的對話。
[1]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28頁。羅伯茨公司是19世紀英國的一家著名機器製造公司，武爾坎為古羅馬神話中的冶金神，能製造各種精良武器和盾牌；丘比特為古羅馬神話中的雷神，具有最高權威；動產信用公司是19世紀法國的一家大股份銀行，海爾梅斯為古希臘神話中的商業之神。
[2] 參見李培超：《倫理拓展主義的顛覆——西方環境倫理思潮研究》，長沙，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第1～2頁。
[3] ［美］霍爾姆斯·羅爾斯頓：《哲學走向荒野》，劉耳、葉平譯，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第1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