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第十二章中已經說過，兩漢的經學，為後漢末大儒鄭玄所統一了。《周易》《毛詩》《三禮》，鄭玄都作注，惟《春秋》則不注。可是，與他同時代的學者服虔，則有《左氏春秋》之注，傳服氏之注，乃得鄭玄的草稿而作成的，故依此可以補足鄭注之缺，因此，綜合鄭氏之《易》《書》《詩》《三禮》之注和服氏的《左氏春秋》，可看作鄭玄的經學。
然而，至魏朝時，王肅每事都反對鄭玄而寫諸經之注釋。王肅的注解，現在皆散佚而不傳，惟茲有一宜注意者，乃《尚書》的孔安國傳。所謂孔安國傳，乃由東晉的梅賾而出世的書，清初的考證家閻若璩則斷定這是梅賾的偽撰。但其後丁晏又舉出這書已存在於梅賾以前的證據，指出其傳意多數與王肅的意見相合，而想定其是王肅的偽撰。然而，丁晏的假定，證據尚不充分。王肅的門人有名孔晁的學者，作《逸周書》之注，此人又有《尚書疑問》三卷的著作，《隋誌》雲，這是王肅、孔晁之共撰，惟《新唐誌》又注雲，這是王肅、孔安國的問答錄。因此可知，孔晁的字，是安國。於此，我想《尚書》孔安國傳便是孔晁傳。如果他是孔晁，則他和王肅的意思相符，亦是當然的，又它存於梅賾以前，也無懷疑之必要。總之，《尚書》的孔安國傳，確係與王肅有因緣之注。
第十四章已略述過，魏王弼作《周易》之注，晉韓康伯補之。降至晉朝，杜預著《左氏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據《集解》之序雲，杜氏收集劉子駿（名歆）、賈景伯父子（賈徽與賈逵）、許惠卿（名淑）、穎子嚴（名容）諸人之注而作之，沒有說到服虔之事。但據清儒丁晏的《左傳杜解集正》雲，其偷竊服注為己說者甚多，但閱其禮製時，亦發現有孔安國傳《尚書》依照王肅說的形跡。因而，魏晉之際著名的經注有三：第一為《周易》王弼注，乃借老莊思想去改解舊說；其第二的《尚書》孔安國傳與第三的《左傳杜氏集解》，都是依王肅義而改易鄭學的。因為晉武帝之母文明王皇後，是王肅之女，武帝是王肅之外孫，所以，晉一代經學是尊重王肅的，於是遂采用了袒護王肅的《杜氏集解》和孔安國傳。
惟及其後，晉遷都江南，北魏興起於北方，北魏道武帝重經學，立太學，置五經博士，其後，為著曆朝都獎勵鄭學而重視之，從此南北兩朝的經學便發生了明了的區別。《北史儒林傳》曾說及此區別：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書》則鄭康成，《詩》則並主毛公，《禮》則同遵鄭氏。如果要更簡單評價，可以說北方是純鄭學，反之，南方則混合王肅、王弼之學。其後，南方東晉亡，宋、齊、梁、陳四朝相繼興起，北方的北魏則分為西魏、東魏、北周、北齊，遂出現了史家所謂南北朝時代。經過了南北朝時代，經學亦確然存有南北之區別了。
北學代表者試述徐遵明。徐遵明，字子判，華陰人，為求學而至上黨從屯留王聰，學《毛詩》《禮記》《尚書》一年，其後屢易其師，亦不能滿其意，遂閉戶讀《孝經》《論語》《毛詩》《尚書》《三禮》，後又得《服氏春秋》而研究之，著《春秋義章》三十卷，人稱為海內儒宗，永安二年（公元529年）為亂兵所殺，時年五十五，遵明以《易》授廬景裕，在景裕門下有權會、郭茂二人。傳其後講《鄭氏易》者，皆出自此二人之門。在遵明之門下，又有李周仁、張文敬、李鉉、熊安生，其後李鉉做北齊文宣帝時的國士博士，著《孝經》《論語》《毛詩》《三禮義疏》《三傳異同》《周易義例》等共三十餘卷，熊安生亦做北齊的國士博士，其次做北周的露門博士，著《周禮義疏》二十卷，《禮記義疏》三十卷，據說，其後通《禮經》的學者，多半是熊安生的門下生。與遵明同時的學者有劉獻之，著《三禮大義》四卷、《三傳略例》三卷、《注毛詩序義》一卷及《章句疏》三卷，是博學之士，特別擅長《毛詩》。傳之於李周仁，李周仁傳於程歸則，程歸則傳於劉敬和、劉思軌，聞其後談《詩》者多數出自二劉門下。總而言之，北學皆宗徐遵明、劉獻之，都尊奉鄭學。
南方宋、齊二朝之際，為著不重視儒學，故關於經學不必論述。但梁武帝在天監四年（公元505年），開五館，立國學，任命明山賓、陸璉、沈峻、嚴植之、賀瑒為五經博士，各人主持一館，教授五經，因此，經學頓然勃興了。當時學者著名的著作可列舉者：崔靈恩有《三禮義宗》三十卷，《左氏傳義》二十二卷，皇侃有《禮記義疏》五十卷，《論語義疏》十卷，戚袞有《禮記義》四十卷，顧越有《毛詩》《孝經》《論語》等義疏四十卷，費甝有《尚書義疏》十卷，張譏有《周易義》三十卷，王之規有《左代春秋義》四十一卷，此等著作中，《禮》和《詩》都是用鄭氏與毛氏所疏釋的東西，這點與北方相同，惟《易》以王弼為主，《尚書》以孔安國為主，《春秋》以杜預為主，這點與北方完全不同，這裏亦有南北經學之差異。
在《世說》的《文學》篇中，褚裒對孫盛讚雲：“北人學問，淵綜廣博。”孫盛答之曰：“南人學問，清通簡要。”但支遁聞之則評曰：“北人看書，如顯處視月，南人學問，如牖中窺日。”這已很適當地表現了南北學問之精神。支遁的意思大概說，北方的學者博覽，而失其主要之點，好像在明顯的地方看月，雖瞭望廣大，而無明確的中心；反之，南人不能說是博覽，惟把其要點，好像是從狹小的窗子看太陽，眼界雖狹小，而能明確地理解其要點。《北史·儒林傳》亦把同樣見解以“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之句來表現。後世的考證家稱，南學混有老莊思想，不是純粹的儒學，在此評語中露出了不滿之意，但想到當時思想界的形勢，經學中混入老莊思想，似乎是不得已的，亦有人認為由此便提供了儒學的哲學基礎。
南北兩朝為隋所統一，隋朝學者劉焯（字士元）、劉炫（字光伯）二人，曾受《詩》於劉獻之的三傳弟子劉思軌，問《禮》於徐遵明的門人熊安生，故他們原來是傳北學的人，同時也兼習南學，及其作《尚書》之疏，便采用孔安國本。與此前後，姚文安及秦道靜二人，亦開始整理《服氏春秋》，其後又兼講《杜氏春秋》。就這些事實來看，大約學界的大勢，已漸次傾向於南學。其後不久，隋亡而唐興起，唐太宗憂慮經籍中文字多異同、經義多陷於分歧，便命顏師古計劃統一經文，敕孔穎達等計劃統一經義。於是，顏師古研究南北經本的異同，作顏氏定本，孔穎達等參酌南北經義，作《五經正義》，從此，經學便完全統一。然而，顏師古祖父顏之推之為人，乃初仕梁，後奔北齊，及北齊亡又事北周，而曾閱覽了江南河北兩本的人，檢讀其著作《顏氏家訓》的《書證》篇，常以江南本為是，河北本為非；顏師古的定本，恐怕正是尊重其祖父的意見，而袒護江南本的。孔穎達是冀州人，幼時諳誦崔靈恩的《三禮義宗》，及長，從劉焯學經義，故他一定是袒護南學的人，一看在他監督下所編纂的《五經正義》，不僅《易》用王弼注釋，《尚書》用孔安國傳，《春秋》用杜預《集解》而作注疏，並且，在其既采用了鄭注本的《禮記正義》中，比較北學的熊安生和南學的皇侃說：“熊則違背本經，多易茆義，猶之楚而北行，馬雖疾而去愈遠矣。又欲釋經文，惟聚難義，猶治絲而棼之，手雖繁而絲益亂也。”如此地抑製北學而發揚南學，由此去推測，唐初《五經定本》與《五經正義》，有人說是統一南北經學的，但大體上可以說是采用南學，因而，當時學者問會經學，從此一定，儒學的發展，遂告一段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