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數的滿洲人統治廣大的漢族，戰戰兢兢，隻怕漢人有機可乘，起來推翻自己的政權。因此“興一利即生一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玄燁說），成為朝廷至高無上的政治思想。這就是說，清朝采取消極的，保守的，防禦性的，反對進步的維持現狀政策，一切可能撼動封建製度的新趨勢，不惜竭全力與以阻止。在經濟方麵，著重地主利益的鞏固（永不加賦），若幹年來發育起的資本主義的幼芽，被閉關政策所摧殘，以致奄奄無生氣了。
（一）土地
全國田地分民田、官莊、官田、屯田四大類。
民田——占耕種地麵積大部分，種類有二十餘項。最多的是民賦田（民間私產，準許自由買賣轉移的賦稅地），次多的是更名田（明朝藩王所領田地，清朝給與原承佃人，作為世業，稱更名田或更名地）以及明朝江南省蘇州、鬆江兩府，浙江省嘉興、湖州兩府的官田（事實上明季已轉成民田，清朝承認業主所有權作為民田，賦稅仍照舊額征收）。民田中產物豐富，首推海邊斥鹵地（沙地），如果氣候適時，種稻每畝可收五六石或四五石。玄燁、胤禛、弘曆三朝，注意江浙沿海堤塘的修築，開發海邊農利，超越前代。從來號稱最膏腴的江南水田，農夫終年勞苦，每畝收稻多或二三石，少或一二石，不如海稻功半利倍。這是清朝新發展的富源。江南田價，順治初年良田每畝不過銀二二兩，康熙年間漲至四五兩。雍正年間回跌至順治初年舊價。乾隆初期田價漸漲，每畝七八兩至十餘兩、二十餘兩，嘉慶時代漲至五十餘兩。江南（蘇、鬆、常、鎮四府）米價康熙時代通常每升七文。康熙四十六年大旱，每升漲至二十四文。雍正及乾隆初年，每升十餘文。乾隆二十年蟲災，每升漲至三十五六文，窮民餓死無數。後來米價落至十四五文。五十年以後至嘉慶時代，常價總在二十七八至三十四五文間。人口增殖是田價米價上升的重要原因。別一原因是順治、雍正兩朝追糧極嚴，秦鬆齡（順治時翰林）欠田賦銀三分，葉方藹（探花）欠田賦銀絲毫，都被革官。順治十八年江南大小紳士因欠糧革退一萬四千餘人，地主失去非法利益，田價跌落。乾嘉時代江南紳士侵占田賦幾達賦額的半數，利益既大，田價上升，土地兼並也隨著劇烈起來（乾隆時江蘇進士鄭燮說希望得田一百畝，又說世上大富人有田數百頃，足見江南大地主占田比元明兩朝要小些）。
官莊——滿人入關，自皇帝下至八旗兵丁，各圈占土地，總稱官莊，依性質可分四類：（1）皇室莊田，又稱內務府官莊，（2）宗室莊田，（3）八旗莊田（駐京畿旗兵所占田地，多在近畿各州縣），（4）駐防莊田（各地駐防旗兵所占田地）。旗人不論貴賤，都不耕種田地，招漢人代佃，收取租息。
官田——有牧地、學田、籍田（皇帝親耕地）、祭田（賜聖賢後裔，供祭祀用）等名目。
屯田——新疆入版圖後，裁綠營兵屯田，每二兵給牛一頭、農具一副。乾隆三十年，新疆屯田凡三十餘萬畝，烏魯木齊（迪化縣）一處多至十萬三千餘畝。
（二）田地總數
（1）民田
順治二年 四〇五六九〇五頃
順治十八年 五四九三五七六頃
康熙二十四年 六〇七八四三〇頃
雍正二年 六八三七九一四頃
乾隆十八年 七〇八一一四二頃
乾隆三十一年 七四一四四九五頃
嘉慶十七年 七九一五二五一頃
道光十三年 七三七五一二九頃
依據這些數字，推想田地增減一般的情況，可以說明清朝最重要的農業生產，並沒有超過明朝（崇禎時代有田七八三七五二四頃，比嘉慶隻少七八萬頃，疆域卻遠比清朝狹小），封建經濟在停滯狀態中，顯然可見了。
（2）滿人所占田地
皇室莊田——一三二七二頃（共五四五莊）
宗室莊田——二三三三八頃
八旗莊田——一三一九一七頃
駐防莊田——多在東三省境。
滿人占地不多，卻都做了大小地主，東三省本是禁地，不許漢人開墾，由於滿人不善耕種或需要佃戶代耕，乾隆以後，開始默認漢人出關開墾的權利。
（三）農民生活
由於清朝采用“丁隨地派”製度，地主的利益不像明以前那樣優厚，因之土地兼並也不像明以前那樣劇烈，大地主減少（皇帝及貴族莊田比明朝小得多，可以例推其餘），中小地主以及小土地所有者極大的增加（子孫分產，也是一個原因）了。清朝賦稅比較輕微，人民又免差徭煩擾，這使占人口最大部分的小農民得保守一小塊耕地，安心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
順治十年遼東招募墾民，每戶給牛一隻（牛價不詳。按乾隆四十六年新疆屯田每二兵給牛一隻，價銀十兩五錢三厘七毫），犁等農具一副價銀五兩，雇覓人工銀二兩。內地農具價與雇工價比遼東荒遠地方當更低廉，這也是維持小農生產的一個原因。
道光末年，英人米特切爾調查中國農村生活，寫了下列幾段報告：
中國人的生活如此儉樸，如此守舊，以致他們穿著他們祖先穿過的衣服，就是說他們所用的隻是必不可少的東西，其餘概不需要，無論向他們出賣的某種商品多麽便宜。每個中國勞動者的衣服至少要穿三年，不上三年不換新衣，而且這套衣服，雖做極粗糙的工作也能經穿三年。因此，這種衣服所需的棉花，比我們輸到中國去的最重的棉織品所需要的棉花，至少要重兩倍。換句話說，這種材料要比我們可以運到中國去賺錢的最重的厚布還要重兩倍。
收獲完結的時候，各農家的一切工作人，小的老的都去梳理棉花，紡紗織布。這種家庭製造的，重笨而結實的，能夠經受兩三年內粗糙穿用的土布，中國人就用來縫製自己的衣服，而把剩餘的土布拿到附近城市去出賣，城市商販就購買這種剩餘土布去供給城市居民及內河船夫的需要。世界各國中，也許隻是在中國可以看到每個富裕的農家都有一架織車，這是值得注意的。隻有富裕的中國人，才一定要把一切紡織程序做到底。中國人不僅要梳理棉花和紡成棉紗，而且還與自己的妻女以及家庭女工一起織成布匹。
例如福建的農民不僅僅是一個農民，他又是種田人，又是小手工業者。他生產布匹簡直是不費分文的（如果原料的價值不算在內），他在自己農莊屋子裏麵用自己的妻女和女工的手織成布匹。這種土布的織成，不費特別的勞動，也不費特別的時間。在田苗未熟的時候，在收獲完結以後，在天雨不能出外操作的時候，他就使農莊的工人紡紗織布。總之，一年當中隻要有一些空閑的時候，這個家庭勤勞的模範人物便從事生產什麽有益的東西。
英人額爾金爵士周遊揚子江上流地方，所看到的居民狀況，他寫道：“我所看到的情形使我不得不這樣推想，即一般講來，中國鄉村居民是過著足衣足食的生活，滿意於自己的命運。我曾用各種方法想從他們那裏得到一些關於他們田地麵積、擁有性質、納稅多寡以及諸如此類的可靠材料。我得出了一個結論：他們往往擁有一塊極小的，完全私有的（不受皇上支配的）土地，他們每年不得不負擔一些不很繁重的負擔，這些優點再加上他們的勤儉，就完全滿足他們那種儉樸的衣食上的需要。”
這種小農業和家庭工業結合的農民生活，按本質說，自然是落後的，非文明人方式的窮苦生活，可是由於中國統治階級的昏愚貪暴，鴉片戰爭以來，引導中國走向半殖民地甚至殖民地道路上去。在特殊條件下，這種落後的非文明的窮苦生活，固然起著頑強抵抗資本主義商品侵略的巨大作用，但中國人民在統治階級壓迫下，永遠不能改善自己的生活，到底非淪為殖民地奴隸不可，因而隻有擺脫統治階級的壓迫，才能真正改善生活，得到人類應得的待遇。
（四）地丁
田賦與差徭是人民兩個重大負擔，差徭害民尤甚。多爾袞入關，首采範文程建議，照萬曆定額征收錢糧，盡廢天啟崇禎各種加派。又采用一條鞭法（人民納一定賦稅後，所有運輸募役等費由官自辦，民不預聞），免去雜徭。這些措置，對明末窮困勞倦的人民確是一種寬政。康熙五十年，規定“以後滋生人口，永不加賦”。從此丁銀（人頭稅）有定額（用康熙五十年丁口稅作為定額），廣東開始將丁銀隨地畝攤征，每地銀一兩，攤丁銀一錢六厘四毫不等。雍正時推行各省，每地銀一兩，攤丁銀通常在一二錢間。曆代相沿的田賦（土地稅）和丁稅（人頭稅）歸並為“地丁”一種賦稅，無田人民得免納丁稅，有田人民，攤派並不過分苛重，清朝賦稅製度比前代優良，是不容否認的。
地丁是國家歲收的大宗，順治時代在二千萬兩左右，康雍時代增至二千五六百萬兩，乾隆至清末在三千萬兩左右。乾嘉以後，歲收總數約四千三四百萬兩，地丁占三千萬兩，有土地人負擔國用四分之三稍弱，兼並比較和緩的原因在此。
（五）人口
丁稅攤入田賦，人民免徭役的煩擾，無須隱匿戶口，官府對新增人丁無利可圖，也就不再追究戶口實數，清朝紙麵上的戶口數，因此超越了過去任何時代。
康熙五十年全國人丁二千四百六十二萬一千三百二十四口，比順治十八年隻增三百五十五萬餘口。玄燁知道地方官編查不實，特下諭聲明永不加征丁銀，令具報人丁實數。六十年，全國人丁二千五百三十八萬六千二百零九口。十年間僅增四十六萬餘口。雍正元年以後，各省丁銀攤入地糧內征收，又令各省賤民如山西等省樂戶、浙江惰民、安徽伴擋、世仆、江蘇丐戶、廣東蜑戶，一律編入保甲，作為良民，可是戶口增加依然極微，雍正八年，僅二千五百四十八萬八十口。人民和官府都不願朝廷確知戶口實數，免遭加征錢糧的危險，足見玄燁、胤禛號稱清朝最好的皇帝，對人民甚至對官吏並沒有什麽信用（玄燁斥責官吏不肯實報）。乾隆五年戶部奏稱：“每歲造報民數，未免煩擾，請按保甲（官府每歲發給每戶門牌一張，上寫家長姓名職業，附注丁男名數，不記婦女。十戶為牌，立牌長，十牌為甲，立甲長，十甲為保，立保長）冊籍申報。”從此官吏得任意報數，戶口激增，列簡表如下：
康雍至道光一百年間，人口增至十餘倍，誇張虛報，實不能免，所謂四萬萬隻是一個概況罷了。
（六）商業
清朝皇帝自福臨至旻寧，除弘曆性喜奢靡，浪費無度，其他大抵生活素樸，不甚鋪張。玄燁自稱皇宮費用三十六年支出總數不及明朝宮中一年所用的數目，旻寧時內務府（掌宮內經費）每歲支出不過二十餘萬兩。曆史上皇帝多半是最大消費者，在清朝旻寧以前，奢風還不算嚴重。
清帝以外，整個統治階級無不生活腐化，旗人上自貴族（如《紅樓夢》描寫），下至兵丁（不事生產，領餉銀供浪費），全是社會的蠹蟲。文武官吏貪汙成風，隻有雍正時代似乎略知畏懼，其餘各朝，吏治從沒有澄清過。出征的武官，治河的員工，尤其豪侈，揮金如土。地主如懷柔（河北懷柔縣）郝氏，弘曆曾到他家裏暫駐，供應膳食，一天費用十餘萬兩。地主是封建政權的基石，廣布在各地，他們平時生活，可以推想。富商如北京祝氏（米商）、查氏、盛氏，屋宇多至千餘間，園亭壯麗，遊觀十天還不能完畢。紳士如泰興（江蘇泰興縣）季滄葦，住宅雇守衛六十人，月糧以外，每夕賞高郵酒十甕，燒肉三十盤。婢女每人裝飾值銀千兩，早晨要飲人參龍眼等湯。某次曬毛衣，紫貂、青狐、銀鼠、金豹、猞猁猻一類貴重皮貨，遭黴氣脫毛積地，厚三四寸，季滄葦毫不愛惜。這許多特殊地位的人物，他們都需要充分的消費品，促成城市商業的發展。
占人口極大多數的鄉村農民，他們需要生活最低限度的必需品，如農具、鹽油、糧食、布匹、箕帚、薪炭、魚蝦、蔬果等物，在鄉村市集，互相交換。各村鎮，多有常設的商店，可是主要商品交易仍在市集中進行。農村的生產物經市集輸入都市，都市的商品經市集散入農村，市集商業從個別看，是零星的雜貨小買賣，從整體看，卻在商業上占著重要的地位。
清朝商稅非常輕微。順治元年，定買入牲畜，每銀一兩，收稅三分。四年，定買田地房屋，每兩收稅三分。康熙三年，定當鋪每年收稅銀五兩，大興宛平（京師）大行店鋪稅同當鋪。十五年，定京城行鋪稅例，上等每年五兩，中等二兩五錢，十六年，定各省契稅，大縣最高額六百兩，小縣三十兩。乾隆時太平關（在廣東）稅額，珍珠每斤僅收課銀二錢，玉器收課銀四分，玉每斤收課銀一分七厘，哆囉、嗶嘰、蜜蠟、琥珀每百斤各收課銀一二兩，香楠、黃楊每百斤收課銀一分至五分。商稅中最大宗的關稅，道光時代，每年收入不過四五百萬兩（比較地丁，約得六分之一），清朝關稅率，不到十分取一，如果按百分之七點五計算，每年過關商貨，約當值銀六七千萬兩。“會館”、“公所”、“行”、“幫”等商人基爾特組織，在社會經濟方麵，占有很大的勢力。
鴉片戰爭以前，海關隻江海、閩海、浙海、粵海四處，其餘全是內地常關，看下表，可知國際貿易隻占國內貿易的極小部分。
合計四百三十二萬四千九百七十七兩（乾隆時代據雍正十三年征收數規定各關正額）。
廣東是唯一的國際貿易口岸，連海關常關在內，稅收隻得江蘇的半數。道光時代粵海關定額已增至八十九萬九千零六十四兩，道光二十五年（鴉片戰爭後）激增至二百三十六萬二千一百六十四兩，幾乎占全國關稅（五百二十三萬兩）的半數了。
閉關時代最富的商人，首推揚州鹽商和山西票號。
鹽商——清朝銷售官鹽，通行官督商銷製。官給商人引票（販鹽特許證。引鹽出賣有特定地區，票鹽得通行各地），商人據引買鹽，運到引地（專賣區域）出賣。鹽商與官吏勾結，通同作弊，剝削人民，獲取額外的大利。乾隆時代，淮商（揚州鹽商）報效（獻給皇帝）動輒數百萬兩，弘曆賞給官銜，當作報酬，凡較大鹽商無一不是朝廷命官，鹽商實際就是賣鹽的官吏。
票號——山西人善於經商，足跡遍全國，凡駐有大官的地方，山西票號也隨著設立。票號辦理匯兌、存款、放款、代官府解錢糧、收捐稅等業務。營業的主要主顧，就是官員。滿漢官員或候補或升調，需要運動費、路費、上任費等由票號借墊，到任後，票號派人監督財政（所謂賬房師爺），歸還欠款本利，多餘的贓款，票號代為匯兌或存放生息。吏治愈腐敗，票號營業愈發達，清朝滅亡，票號也就破產。
商業資本家最豪富的鹽商和票號都是依靠政府才能獲利，所以隻能起維持封建統治的作用。
（七）工業
與小農業結合的家庭手工業以及鄉村中單獨經營的手工業者，在全國範圍內是普遍地存在著。他們不需要較大的市場，也就不可能達到手工工場的分工。他們生產結構的簡單，使中國社會長期保持舊麵貌，不發生變化。
在大都市的工業，尤其是某些官營工業，分工卻相當細密，規模也相當宏大了。
窯業——窯業中心地的景德鎮，明末曾遭破壞，康熙時代逐漸修複。康熙十七年，派遣內務府官員，駐禦器廠督造各式瓷器，非常精美。新創一種“素三彩”瓷器，尤稱名貴。傳至同治時代，製品名目還有五十餘種。每一瓷器造成的程序中，要經過許多勞力的協作，通常經過五人以至十人的手，才造成一件器物。
鑄錢業——京師有寶泉局，每一卯（期）用滇銅五萬一千四百二十八斤九兩一錢四分，用白鉛四萬二千六百八十五斤十一兩四錢二分，用黑鉛六千六百八十五斤十一兩四錢二分，用點錫二千五十七斤二兩二錢八分，鑄錢一萬二千四百九十八串（一千），除工價外得錢一萬一千三百二十四串二百文。每爐設爐頭一人，所需工匠有八行（專門技術）：（1）看火匠、（2）翻沙匠、（3）刷灰匠、（4）雜作匠、（5）銼邊匠、（6）滾邊匠、（7）磨錢匠、（8）洗眼匠。各匠工資按月支給。
印刷業——玄燁編纂《古今圖書集成》，刻銅字為活版，排印成書。乾隆初年毀銅字鑄錢。弘曆修《四庫全書》成，刻木字二十五萬個，改稱活字版為聚珍版，印全書中“應刻”的書籍。
私家經營工程最大的要算四川自流井的製鹽業。鹽井深度在二三千英尺左右。鑿井工作，往往費時三年、六年甚至十年不等，最高紀錄，竟有七十年才完成的。一井開鑿費用，說不定要數十萬兩。這樣巨大的投資，當然不是手工業小的經營所能辦到。一井作業活動，通常需要四五個勞動者，和大約同數的牲畜（牲畜多是水牛），在這種作業活動中，進行下列各種分工，即趕牲畜的、汲鹽水的、煎鹽的。煎鹽場內有鍋數十口或百口以上，一二十以上的勞動者在場晝夜工作，煮鹽多用火井的天然煤氣，不足時用石炭補充。
紡織業在長江流域最發達，四川的蜀錦，江蘇、浙江的綢鍛，銷行全國。紡織業較次的廣東地方，道光時代，廣州附近有二千五百紡織工場，工人約五萬，平均一工場約二十人；又一製茶場，有男女工、童工五百人。這種工場部分的使用機械，並且進行不完全的分業，可以說，工業資本主義的萌芽至少在廣東地方已經發生了。
（八）礦業
明朝礦稅害民，清矯明弊，一切禁止開采，臣下進言礦利，多被朝廷斥責。可是利源所在，事實上不能遏止，康熙十八年，定開采銅鉛稅例，官取十之二，其餘八分聽礦商發賣。嗣後礦業漸興，據《大清會典》所載，廣西、雲南、貴州有黃金、銀、銅、錫、鉛、鐵、水銀、丹砂、雄黃等礦，山西、四川、廣東有銅、錫、鉛、鐵等礦，湖南有銅、錫、鉛、鐵、水銀、丹砂、雄黃等礦。各礦稅例或官抽稅二分，官買四分，礦商得四分，或官抽稅一分，官買九分，或官抽稅三成，餘聽商自賣，或官發工本，招商承辦，或完全官辦。金銀礦抽稅較重，大抵官得四分，商得六分。
開礦必須官府查明無礙民田、房屋、墳墓，才得開采。墳墓有關風水，好風水的墳墓，一定是士大夫人家所有，因此開礦以及鴉片戰後各種生利新事業，凡有礙風水的，士大夫反對不遺餘力，頑強阻止資本主義的發展。
官府管理礦場，非常嚴格。每天所采礦砂，挨次堆積，填入流水簿，如某日煎煉某堆某日礦砂若幹斤，爐頭報明官商，督同煎煉，分別銅、鉛、金、銀，分記塊數斤兩，駐冊登填串票。所有礦山，隻限連山處許一商兼采，隔遠不相連的礦山，每山隻許一商承辦，借便管束工丁，免生糾紛。資本較小商人，得合股經營。礦商請求開采，先得繳出銀二千或三千兩，存礦山所在州縣官庫，陸續支領。礦脈微薄，不容商人包采的小礦，準附近民人呈請開采，照例納稅。
廣西礦山最多，商人尋寸草不生的童山，探找砂路（礦脈），砂路有“石夾”、“夾石”兩種。石夾礦砂，石少砂多，稱為石夾，又稱正引（正脈）。礦砂夾石，砂少石多，稱為夾石，不是正引。砂路必須廣五六寸至一尺，才有旺盛的希望，如隻寸許或不及一寸，便是不中開的小礦。砂白色是銀壟（脈），綠色是銅壟，黑色是鉛壟。雖然壟名各異，其實一礦所產，五金都有，要煎煉後分別貴賤。大抵金占千分之一，銀百分之一，銅十分之一，其餘是鉛、鐵、錫。廣西共有數十廠，每一廠有鑿工、挖工、捶工、洗工、煉工、搬運工、管事人、幫閑人，不下萬人，合數十廠便有數十萬人。
雲南產銅，有礦廠四五十處。煉銅的爐罩（罩是爐的別名）有各種各色，煎紫板用美人爐，蟹殼用紗帽爐，啞銅用太極爐，銅夾銀用推爐，鉛夾銀用蜈蚣罩，黑銅用蝦蟆罩。工人大致分錘手、砂丁兩種，看爐罩名目如此繁多，分工似乎也不止兩種。
（九）貨幣
明朝中期白銀正式作為貨幣。清朝錢銀兼用，銅錢行用尤廣。京師設寶泉、寶源二局，外省各設鑄局，製造製錢。順治錢每文重一錢，每十錢準銀一分，二年改定每文重一錢二分，按七文準銀一分計算。四年，改定十文準銀一分，八年，改定每文重一錢二分五厘，仍照舊例每百文準銀一錢。十四年，改定每文重一錢四分。玄燁以後，各朝製錢重量不外一錢、一錢二分、一錢四分三種，隨時增減，保持一千文準銀一兩的價格。乾隆五年，鑄青銅錢（紅銅、白鉛、黑鉛加點錫成青銅）。青銅熔化後，不能再造器物，奸商無法私毀求利，二三千年來沿用的黃錢從此改為青錢。
金、銀、錢三種比價，康熙初年，黃金一兩換銀十餘兩，乾隆中年，金貴至二十餘換，嘉慶時代總在十八九至二十換間。銀價乾隆初年，每白銀一兩換大錢七百文，晚年增至八九百文，嘉慶初年銀價驟貴，每兩可換錢一千三四百文。道光末年，每兩換錢二千文。洋錢盛行以後，銀價跌落，錢價跌落尤甚（嘉慶元年白銀每錢換一百三十文，洋錢每個換錢一千一百三十餘文，洋錢重七錢二分，卻換純銀約八錢五分）。
（十）國家收支
嘉、道以前，曆朝每歲收支總數，變動不大。收入數大致如下：
（1）地丁 約三千萬兩
（2）耗羨 約四百六十萬兩（正賦外額外征取）
（3）漕糧 約四百萬石(分正糧、雜糧兩種，正糧征米，雜糧征豆、麥、蕎、麻等）
（4）漕項 約二百萬兩（漕糧外加征）
（5）租課 約二十六萬兩
（6）鹽課 約七百五十萬兩
（7）關稅 約四百萬兩
（8）茶課 約七萬兩
上總數（除漕糧）共約四千八百餘萬兩。
支出數大致如下：
中央經費
（1）王公百官俸 約九十三萬兩
（2）兵餉 約六百萬兩
（3）盛京、熱河官兵俸餉 約一百四十萬兩
（4）其他政費 約一百十餘萬兩
上總數共約九百五十四萬餘兩。
地方經費
（1）官俸 約四百二十萬兩
（2）公費 約二十萬兩
（3）紅白事例 約四十萬兩（慶典喪祭）
（4）兵餉 約一千五百萬兩
（5）修繕 約四百萬兩
（6）其餘雜項 約一百萬兩
上總數共約二千五百萬兩。
中央地方合計約三千五百萬兩。
道光以前，曆朝收支每年都有盈餘，這說明清朝統治，基礎確甚鞏固。它唯一願望是維持現狀，歐洲資本主義的侵入，卻使鞏固的基礎發生動搖。強烈要求閉關與強烈要求開關兩大力量的衝突，萬無避免的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