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科在唐朝，名義上是極為隆重的。但因其非常行之典，所以對於社會的影響，不如鄉貢的深刻。自宋以後，大抵用以拔取鄉貢以外的人才，但所取者，亦不過長於辭章，或學問較博之士（設科本意，雖非如此，然事實上不過如此，看《宋史·選舉誌》可知）。清聖祖康熙十八年、高宗乾隆元年，曾兩次舉行博學鴻詞科，其意還不過如此。德宗光緒二十五年，詔開經濟特科，時值變法維新之際，頗有登用人才之意。政變以後，朝廷無複此意，直到二十九年，才就所舉的人，加以考試，不過敷衍了事而已。
科舉在從前，實在是一種文官考試。所試的科目，理應切於做官之用。然而曆代所試，都不是如此的。這真是一件極奇怪的事。要明白此弊之由來，則非略知曆史上此製度的發展不可。
古代的用人，本來隻求有做官的知識技能（此知識兩字，指循例辦公的知識言，等於後世的幕友胥吏，不該括廣泛的知識），別無所謂學問的。後來社會進化了，知道政治上的措置，必須通知原理，並非循例辦事而已足。於是學問開始影響政治，講學問的人，亦即摻入政治界中。秦朝的禁“以古非今”，隻許學習“當代法令”“欲學法令，以吏為師”，是和此趨勢相反的。漢朝的任用儒生，則順此趨勢而行。這自然是一種進步。但既知此，則宜令做官的人兼通學問，不應將做官的人與學問之士，分為兩途，同時並用。然漢朝卻始終如此。隻要看當時的議論，總是以儒生、文吏並舉，便可知道。
《續漢書·百官誌》注引應劭《漢官儀》，載後漢光武帝的詔書，說“丞相故事，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誌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達法令，足以決疑，能案章覆問，文中禦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決，才任三輔令。”第一種是德行，第四種是才能，都是無從以文字考試的。第二種即係儒生，第三種即係文吏。左雄考試之法，所試的亦係這兩科。以後學者的議論，如《抱樸子》的《審舉篇》，極力主張考試製度，亦說律令可用試經之法試之。
國家的製度，則唐時明法仍與明經並行，所沿襲的還係漢製。曆千年而不知改變，已足驚奇。其後因流俗輕視諸科，把諸科概行廢去，明法一科，亦隨之而廢，當官所需用的知識技能，在文官考試中，遂至全然不占地位。（一）政治上的製度，既難於改變；（二）而迂儒又有一種見解，以為隻要經學通了，便一切事情，都可對付，法令等實用不著肄習，遂益使此製度固定了。曆史上有許多製度，憑空揣度，是無從明白其所以然的。非考其事實，觀其變遷不可。科舉製度，隻是其一端罷了。
近世的科舉製度，實成於明太祖之手。然太祖並非重視科舉的人。太祖所最重的是薦舉，次之則是學校。當時曾令內外大小臣工，皆得薦舉，被薦而至的，又令其轉薦，由布衣至大僚的，不可勝數。國子監中，優禮名師，規則極嚴，待諸生亦極厚，曾於一日之中，擢六十四人為布、按兩司官。
科舉初設於洪武三年，旋複停辦，至十五年乃複設。當時所謂三途並用，係指（一）薦舉，（二）進士貢監，（三）吏員（見《日知錄·通經為吏》條）。一再傳後，薦舉遂廢，學校寖輕，而科舉獨重。此由薦舉用人，近於破格，非中主所能行。學校辦理不能認真，近於今所謂畢業即畢年限。科舉（一）者為習慣所重，（二）則究尚有一日之短長可憑，所以為社會所重視。此亦不能謂絕無理由。然凡事偏重即有弊，何況科舉之本身，本無足取呢？
明製：進士分為三甲。一甲三人，賜進士及第。二甲若幹人，賜進士出身。三甲若幹人，賜同進士出身。一甲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第二、第三人授編修。二、三甲均得選庶吉士。庶吉士本係進士觀政在翰林院、承敕監等衙門者之稱。明初，國子監學生，派至各衙門實習的，謂之曆事。進士派至各衙門實習的，謂之觀政。使其於學理之外，再經驗實事，意本甚善。然後亦成為具文。庶吉士初本不專屬翰林。成祖時，命於進士二甲以下，擇取文理優者，為翰林院庶吉士，自此才為翰林所專。後複命就學文淵閣。選翰（翰林院）、詹（詹事府）官教習。三年學成，考試授官，謂之教館。出身特為優異。
清製：二、三甲進士，亦得考選庶吉士。其肄業之地，謂之庶常館。選滿漢學士各一人教習，視為儲才之地。然其所習者，不過詩賦小楷而已。鄉舉在宋朝還不過是會試之階，並不能直接入官。明世始亦為入仕之途。舉貢既特異於雜流，進士又特異於舉貢。所謂三途並用者，遂成（一）進士，（二）舉貢，（三）吏員（見《明史·選舉誌》）。在仕途中，舉貢亦備遭輕視排擠，雜流更不必論了。清製以科目、貢監、蔭生為正途，薦舉、捐納、吏員為異途，異途之受歧視亦殊甚。然及末造，捐納大行，仕途擁擠，亦雖欲歧視而不可得了。
賣官之製，起於漢武帝。《史記·平準書》所謂“入羊為郎”“入財者得補郎”“吏得入穀補官”、買武功爵者試補吏皆是。後世雖有秕政，然不為法令。明有納粟入監之例，亦仍須入監讀書。清則僅存虛名。實官捐，順康時已屢開，嘉道後尤數，內官自郎中、外官自道府而下，皆可報捐。直至光緒二十七年才停，從學校、科舉、吏員等出身之士，雖不必有學識，究不容一物不知，捐納則更無製限，而其數又特多。既係出資買來，自然視同營業。清季仕途人員的擁塞，流品的冗雜，貪汙的特盛，實在和捐納之製是大有關係的。
元代各機關長官，多用蒙古人。清朝則官缺分為滿、漢、包衣、漢軍、蒙古，這實在是一種等級製度。滿缺有一部分是專屬於宗室的，其選舉權在宗人府，包衣屬內務府，均不屬吏部。
以上所說，大略都是取士之製，即從許多人民中，拔擢出一部分人來，給他以做官的資格。其就已有做官資格的人，再加選試，而授之以官，則普通稱為“銓選”。其事於古當屬司馬，說已見前。漢朝凡有做官的資格，而還未授官的，皆拜為郎，屬於光祿勳，分屬五官中郎將、左中郎將、右中郎將，謂之三署郎。光祿勳歲於其中舉茂材四行。其選授之權，初屬三公府，東西曹主其事。後來尚書的吏曹，漸起而攘奪其權。靈帝時，呂強上言：“舊典選舉，委任三府。”“今但任尚書，或複敕用。”可見到後漢末，三公已不大能參預選舉了。曹魏以後，既不設宰相，三公等官，亦不複參與政事，選權遂專歸尚書。
唐製：文選屬於吏部，武選屬於兵部。吏部選官，自六品以下，都先試其書、判，觀其身、言。五品以上則不試，上其名於中書門下。
宋初，選權分屬中書、樞密及審官院，吏部唯注擬州縣官。熙寧改製，才將選權還之吏部。神宗說古者文武不分途，不以文選屬吏，武選屬兵為然。於是文武選皆屬吏部，由尚書、侍郎，分主其事。
明清仍文選屬吏，武選屬兵。明代吏部頗有大權，高官及邊任等，雖或由廷推，或由保舉，然實多由吏部主其事。清代則內分於軍機、內閣，外分於督、撫，吏部所司，真不過一吏之任而已。
外官所用僚屬，自南北朝以前，均由郡縣長官自行選用（其權屬於功曹），所用多係本地人。隋文帝始廢之，佐官皆由吏部選授。此與選法之重資格而輕衡鑒，同為一大變遷，而其原理是相同的，即不求有功，但求防弊。士大夫蔽於階級意識，多以此等防弊之法為不然。然事實上，所謂官僚階級，總是以自利為先，國事為後的。無以防之，勢必至於泛濫不可收拾。所以防弊之法，論者雖不以為然，然事實上卒不能廢，且隻有日益嚴密。用人由用之者察度其才不才，謂之衡鑒。“鑒”是取譬於鏡子，所以照見其好壞；“衡”則取喻於度量衡，所以定其程度的。用人若在某範圍之中，用之者得以自由決定其取舍，不受何等法律的限製，則謂之“有衡鑒之權”。若事事須依成法辦理，絲毫不能自由，即謂之“依據資格”。兩者是正相反對的。
資格用人，起於後魏崔亮的停年格，專以停解先後為斷，是因胡靈後秉政，許武人入選，仕途擁擠，用此為手段，以資對付的。崔亮自己亦不以為然。北齊文襄帝做尚書時，就把它廢掉了。唐開元時，裴光庭又創循資格。然自中葉以後，檢校、試、攝、判、知之法大行，皆以資格不相當之人任事，遂開宋朝以差遣治事之端。明孫丕揚創掣簽法，資格相同者，納簽於筒，在吏部堂上，由候選者親掣（不到者由吏部堂官代掣）。當時亦係用以對付中人請托的（見於慎行《筆麈》）然其後卒不能廢。
大抵官吏可分為政務官和事務官。政務官以才識為重，自不能專論資格。事務官不過承上官之命依據法律，執行政務。其事較少變化。用法能得法外意，雖是極好的事，然其事太無憑據，若都借口學識，破棄資格，一定得才的希望少，徇私的弊竇多。所以破格用人，隻可視為偶然之事，在常時必不能行，曆來詆（左訁右其）資格之論，都是憑臆為說，不察實際情形的。
回避之法，亦是防弊的一端。此事古代亦無之。因為回避之法，不外兩端：（一）係防止人與人間的關係；（二）則防止人與其所治的地方的關係。在世官製度之下，世家大族，左右總是姻親；而地不過百裏，東西南北，亦總係父母之邦，何從講起回避？地方既小，政治之監察既易，輿論之指摘亦嚴，要防止弊竇，亦正無借乎回避。所以回避之法，在封建製度下，是無從發生的。郡縣製度的初期，還毫無形跡，如嚴助、朱買臣均以胡人而為會稽守，即其明證。東漢以後，此製漸漸發生。《後漢書·蔡邕傳》說：時製婚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因此有三互之法（《注》：三互，謂婚姻之家，及兩州人不得交互為官也），是為回避之法之始。
然其法尚不甚嚴。至近世乃大為嚴密。在清代，唯教職止避本府，餘皆須兼避原籍、寄籍及鄰省五百裏以內。京官父子、祖孫不得同在一署。外官則五服之內，母、妻之父及兄弟、女婿、外甥、兒女姻親、師生，均不得互相統屬（皆以卑避尊）。此等既以防弊，亦使其人免得為難，在事實上亦不得不然。唯近代省區太大，服官的離本籍太遠，以致不悉民情風俗，甚至言語不通，無從為治。以私計論，來往川資，所費大巨，到任時已不易籌措，罷官後竟有不能歸家的，未免迫人使入於貪汙，亦是立法未善之處。
選舉之法，無論如何嚴密，總不過慎之於任用之初。（一）人之究有德行才識與否，有時非試之以事不能知。（二）亦且不能保其終不變節。（三）又監督嚴密，小人亦可為善，監督鬆弛，中人不免為非；所以考課之法，實較選舉更為重要。然其事亦倍難。因為（一）考試之法，可將考者與被考者隔離；（二）且因其時間短，可用種種方法防弊；（三）不幸有弊，所試以文字為憑，亦易於複試磨勘，在考課則辦不到。
考課之法，最早見於書傳的，是《書經》的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堯典》，今本《舜典》）。《周官》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群臣（一曰爵，二曰祿，三曰予，四曰置，五曰生，六曰奪，七曰廢，八曰誅），亦係此法。
漢朝京房欲作考功課吏法，因此為石顯所排。王符著《潛夫論》極稱之，謂為致“太平之基”（見《考績篇》）。魏世劉劭，亦曾受命作都官考課及說略。今其所著《人物誌》具存，論觀人之法極精，蓋遠承《文王官人》之緒（《大戴禮記》篇名。《周書》亦有此篇，但稱《官人》）。案：京房嚐受學焦延壽，延壽稱“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京房《易》學，雖涉荒怪，然漢世如此者甚多，何致有亡身之懼？疑《漢書》文不完具。京房課吏之法，實受諸延壽得我道以亡身之說，實指課吏之法言之。
如此，則考課之法，在古代亦係專門之業，而至後來乃漸失其傳者了。後世無能講究此學的。其權，則初屬於相府，後移於尚書，而專屬於吏部。雖有種種成法，皆不過奉行故事而已（吏部係總考課的大成的。各機關的屬官，由其長官考察；下級機關，由上級機關考察；為曆代所同。考課有一定年限。如明代，京官六年一考察，謂之“京察”。外官三年一考察，謂之“外察”，亦謂之“大計”，武職謂之軍政。清朝均三年一行。考察有一定的項目，如清朝文官，以守、才、政、年為四格。武官又別有字樣，按格分為三等。又文武官均以不謹、罷軟、浮躁、才力不及、年老、有疾為六法。犯此者照例各有處分。然多不核其實，而人事的關係卻頗多。高級的官，不由吏、兵部決定的，明有自陳，清有由部開列事實請旨之法，餘皆由吏、兵部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