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通以來，譯人以法、美諸國民主立憲之製，與中國曆代君主之製不同，求其名而不得，因以“共和”二字譯之。蓋以周厲王、宣王之間，國家無天子者凡十四年，其時號曰“共和”。故以國家之無君主者，比附於共和，實則周之共和與近世民主立憲之製迥殊，學者不察，望文生義，以此例彼，貽誤非淺。然世人既襲用其名，亦不可知其名之所由來也。周之共和，凡有二說。一則謂周、召二公，共和行政：

《史記·周本紀》：“厲王出奔彘，……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

《國語》韋昭《注》曰：“彘之亂，公卿相與和而修政事，號曰‘共和’，凡十四年，而宣王立。”

一則謂諸侯奉共伯和行天子事，號曰“共和”。

《史記正義》：“《魯連子》雲：衛州共城縣，本周共伯之國也，共伯名和，好行仁義，諸侯賢之。周厲王無道，國人作難，王奔於彘，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號曰共和元年。十四年，厲王死於彘。共伯使諸侯奉王子靖為宣王，而共伯複歸國於衛也。”《索隱》：“《汲塚紀年》：‘共伯幹王位。’共音恭，共，國；伯，爵，言共伯攝王政，故雲幹王位也。”

按共伯事又見《呂氏春秋·開春論》：

共伯和修其行，好賢仁，而海內皆以來為稽矣。周厲之難，天子曠絕，而天下皆來謂矣。

及《莊子·讓王篇》：

“共伯得乎丘首。”《釋文》引司馬彪《注》雲：“共伯名和，修其行，好賢人，諸侯皆以為賢。周厲王之難，天子曠絕，諸侯皆請以為天子，共伯不聽，即於王位，十四年，大旱，屋焚，卜於太陽，兆曰：‘厲王為祟。’召公乃立宣王，共伯複歸於宗，逍遙得意共山之首。共丘山在今河內共縣西。”

羅泌及梁玉繩多主其說。

《路史發揮·共和辨》（羅泌）：“說者曰：周室無君，周公、召公共和王政。故號之曰‘共和’。自史遷至溫公，無異議也。予不敢以為然。當厲王之時，周公、召公，非昔日之周、召也。予聞厲王之後，有共伯和者，修行而好賢，以德和民，諸侯賢之，入為王官；十有四年，天旱，廬火，歸還於宗，逍遙共山之首，宣王乃立。是以王子朝告於諸侯，猶曰厲王戾虐，萬民弗忍，流王於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誌，而後效官。是宣王之前，諸侯有釋位間於天子之事者矣。然則所謂共和者，吾以為政自共伯爾。若曰周、召共和，吾弗信也。向秀、郭象援古之說，以為共和者，周王之孫也。懷道抱德，食封於共，厲王之難，諸侯立之。宣王立，乃廢，立之不喜，廢之不怒，斯則得其情矣。”

《路史》，南宋學者羅泌所撰雜史，分《前記》、《後記》、《國名記》、《發揮》、《餘論》。路史，即大史之意。該書記述了上古以來有關曆史、地理、風俗、氏族等方麵的傳說和史事，取材龐雜。

《史記誌疑》（梁玉繩）：“案以共和為周、召行政之號，史公之單說也，而韋注《國語》、孔疏《左傳》及《史通》鹹宗之，後儒並依斯解。其實不然。昭公二十六年《傳》雲：厲王戾虐，萬民弗忍，流王於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誌，而後效官。則知厲、宣之間，諸侯有代王行政者矣。周、召本王朝卿士，儻果攝天子之事，不可言‘釋位’，別立名稱，若後世之年號，古亦無此法。故顏師古以史公之說為無據也。考《竹書紀年》、《莊子·讓王篇》、《呂氏春秋·開春論》及《索隱》引《世紀》，《正義》引《魯連子》，並以共和為共伯和。共，國；伯，爵；和其名。《人表》厲王後有共伯和，共地近衛，即漢河內郡之共縣，周時亦謂之共頭。《呂氏春秋·誠廉篇》‘武王使召公盟微子於共頭之下’是已。古史從《竹書》，《路史》有《共和辨》，可互相證明。蓋厲王流彘，諸侯皆往宗共伯，若霸主然；其時宣王尚幼，匿不敢出，周、召居守京師，輔導太子。及後王沒而民厭亂，太子年亦加長，共伯乃率諸侯會二相而立之，參核情實，必是如此。凡有言共伯至周攝政者，有言共伯幹位篡立者，有言共伯即衛侯者，盡屬不經之談爾。”

《世紀》，指東漢醫學家、文學家皇甫謐（215～282）所編《曆代帝王世紀》。為專述曆代帝王世係、年代及事跡的史書，上起三皇，下迄漢魏。

《魯連子》，相傳為戰國時齊國稷下學派後期代表人物魯仲連（生平不詳）所撰史書。已佚，僅有清人馬國翰輯本。

予謂《史記·三代世表》自黃帝訖共和，《十二諸侯年表》自共和訖孔子，明共和以前之事，多不可考；而自共和元年以後，諸侯譜牒，鹹有可稽。詎有誤以共伯和之名，為大臣共和行政之號，紀年之始，即成大錯者。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共和元年，以宣王少，大臣共和行政。十四年，宣王即位，共和罷。”

故“共和”之解，當以韋昭所謂公卿相與和而行政之說為的。然公卿相與和而行政，仍是貴族執政，與今之所謂民主者，固截然有別也。

周時雖無民主，而有民權。人民之鈐製帝王，隱然具有一種偉大的勢力，蓋周代相傳之訓，以為天降下民，而後為之作君作師。

《孟子》：“《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

故為君者，恒以畏天保民為主。周、召諸公，於此義尤拳拳焉。

《書·康誥》：“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酒誥》：“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召誥》：“其惟王勿以小民**用非彝。”“予小臣，敢以王之仇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

曰“仇民”者，明民與王相匹敵者；曰“友民”者，明民與上為朋友也。

禮之若匹敵，親之若朋友，是實君主對於人民最要之義。故周之立國，雖重禮而尚文；等威之辨，嚴若天澤。而百工士庶，鹹可盡言於王朝。觀召公諫厲王之語，似庶人傳語於王，故有明文規定者。

《國語·周語》：“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原隰之有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不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於彘。”

雖以厲王之虐，甫及三年，民已群起而推翻之，周民之有勢力可知矣。湯武革命，伊尹放太甲，均有主名之人。而流厲王者，不聞有誰何為之魁師，雖其中經過之事實，史書不詳，然以此推之，必為全體人民之意，非出於一二人之主使，尤灼然矣。

君主與人民對待，而公卿大夫則介乎二者之間。周之盛時，公卿大夫固恒以勤恤民隱詔其君主，即至衰世，亦時時代表民意，作為詩歌以刺其上。是厲行階級製度之時，雖作貴族平民之區別，而貴族之賢者，率知為民請命，初非一律阿附君主，奴隸其民也。據《毛詩小序》、《大雅》刺厲王詩凡五篇。

《毛詩小序》：“《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板》，凡伯刺厲王也。”“《**》，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桑柔》，芮伯刺厲王也。”

鄭《箋》且以《小雅》《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四篇，為刺厲王詩。是民莫敢謗者，公卿大夫固昌言刺之也。其後宣王為中興之君，而《詩》之變雅，則美刺間作。幽王使天下大壞，而詩之刺之者，殆四十篇。作詩者無所忌諱，采詩者著之簡編，自君子大夫，至於寺人下國，其怨悱愁苦之言，均能流傳於世，是尤可見周家之忠厚矣。使其時實行專製，摧折輿論，則當時譏刺厲、幽之詩，必將如後世之禁毀誅鋤，不使傳於口耳。又使其時公卿大夫皆無誌節，則雖暴如幽、厲，亦何嚐不可矯為歌功頌德之文，以淆亂人之視聽？故吾輩讀史者，當知西周之末世，雖曰暴君代作，讒佞迭興，人民之貧困顛連已達極點，而學士大夫直言無諱，指陳民瘼，大聲疾呼，猶為先世教澤綿延未已之征。其言論之自由，或尚過於後世民主之時代也。

周之重民，累世相傳，明哲之士，鹹喻斯義。如師曠告晉悼公之言，即召公告厲王之意也。

《左傳》襄公十四年：“師曠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於市，百工獻藝。……天子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其他議論類此者甚夥，不可勝舉。總之，吾國先哲立國要義，以民為主，其立等威，辨上下，亦以為民，而非為帝王一人或少數武人、貴族縱欲肆虐而設。故雖未有民主立憲之製度，而實有民治之精神。惟其製禮既密，施教亦久，故遇暴虐之君如厲王者，人民雖知群起逐之，而仍必委政權於國之大臣素負民望者，初無削除貴族，悉以平民執政之意。此則古今思想之殊，抑亦平民與貴族不甚懸絕，故不甚痛惡之之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