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魏以降，佛教盛興，西域僧徒之來華者，後先相望。茲依《高僧傳》略表於下：
《高僧傳》，記載東漢永平至梁天監間著名僧人的傳記。簡稱《梁傳》、《皎傳》。梁代僧人慧皎（497～554）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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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弘法之士，殆尚不止於此。《隋書·經籍誌》稱：“姚萇時，鳩摩羅什至長安，大譯經論。時胡僧至長安者數十輩，惟羅什才德最優。”是僅姚秦一時，胡僧已數十輩。《高僧傳》所載，特其著者耳。稽其蹤跡，大抵自西域入關中，至洛陽鄴中者居多。其南來者，或抵青州，或屆南海，隨緣所至，亦無定方焉。
當此之時，中土僧俗，亦多銳意西行求法 。自朱士行
朱士行（生平不詳），三國魏高僧，我國西行求法第一人。留有《大品般若經》抄本。
《高僧傳》（釋慧皎）：“朱士行，潁川人。少懷遠悟，脫落塵俗。出家以後，專務經典。昔漢靈之時，竺佛朔譯出《道行經》，文句簡略，意義未周。士行嚐於洛陽講《道行經》，覺文意隱質，諸未盡善。每歎曰：‘此經大乘之要，而譯理不盡。’誓誌捐身，遠求大本。遂以魏甘露五年發跡雍州，西渡流沙，既至於闐，果得梵書正本，凡九十卷。遣弟子弗如檀（此言法饒），送經梵本，還歸洛陽。士行遂終於闐。”
至宋雲、
《洛陽伽藍記》（楊衒之）：“城北聞義裏有敦煌人宋雲宅。雲與惠生……向西域取經，凡得一百七十部，皆是大乘妙典。”
《魏書·[img alt="" class="inline" src="images/09271792755.jpeg" /]噠傳》：“熙平中，明帝遣王伏子統宋雲、沙門法力等，往西域求訪佛經。時有沙門慧生者亦與偕行，正光中還。”
寶暹等，殆不下六七十人。
《續高僧傳》（釋道宣）：“齊僧寶暹、道邃、僧曇等十人，以武平六年相結同行，采經西域，往返七載。將事東歸，凡獲梵本二百六十部。”
其最著者，為江陵辛寺釋法顯。
《高僧傳》：“釋法顯，姓龔，平陽武陽人。三歲便為沙彌。及受大戒，誌行明敏，常慨經律舛闕，誓誌尋求。以晉隆安三年，與同學慧景、道整、慧應、慧嵬等發自長安，西度流沙，凡所經曆三十餘國。後至中天竺，於摩竭提波連弗邑阿育王塔南天王寺，得《摩訶僧祗律》，又得《薩婆多律》，抄《雜阿毗曇心經》、《方等泥洹經》等。顯留三年，學梵經、梵書，方躬自書寫。於是持經像寄附商客到師子國，同旅十餘，或留或亡。停二年，複得《彌沙塞律》、長雜二《含》及《雜藏》，並漢土所無。既而附商人大舶，循海而還。經十餘日，達耶婆提國，停五月，複隨他商東適廣州。舉帆二十餘日，夜忽大風，合舶震懼，任風隨流，忽至青州長廣郡牢山南岸，遂南造京師，就外國禪師佛馱跋陀於道場寺，譯出《摩訶僧祗律》、《方等泥洹經》、《雜阿毗曇心論》，垂有百餘萬言。後至荊州，卒於辛寺。春秋八十有六。”
而月支之僧，如竺曇摩羅刹者，先由吾國而西，既乃還歸中夏，則兼兩方之事而一之焉。
《高僧傳》：“竺曇摩羅刹，此雲法護，其先月支人。本姓支氏，世居敦煌郡。年八歲出家，事外國沙門竺高座為師。是時晉武之世，寺廟圖像，雖崇京邑，而《方等》深經，蘊在蔥外。護乃慨然發憤，誌弘大道。遂隨師至西域，遊曆諸國。外國異言三十六種，書亦如之，護皆遍學，貫綜詁訓，音義字體，無不備識。遂大齎梵經，還歸中夏，自敦煌至長安，沿路傳譯，寫為晉文。所獲《賢劫》、《正法華》、《光讚》等一百六十五部，孜孜所務，惟以弘通為業，終身寫譯，勞不告倦。經法所以廣流中華者，護之力也。”
弘法之事，莫重於翻譯。漢開其端，而後累朝列國踵其事，譯業之盛，殆無過於此時。茲據《開元釋教錄》表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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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門，音譯為“勤息”。原為古印度出家修道者的通稱，佛教盛行後多指出家的僧尼。
緇素，僧徒與俗眾。緇是紫黑色，素是白色，僧徒著紫黑衣，俗眾多著白衣，故號僧俗為緇素。
優婆塞，梵文Upasaka的音譯，指在家信佛的男子。
翻譯之法，多據梵本，間憑口誦。近人謂初期譯業，率無原本，但憑譯人背誦。按
《高僧傳》：“漢靈之時，天竺沙門竺佛朔齎《道行經》來適雒陽，即轉梵為漢。”又：“沙門曇果，於迦維羅衛國得梵本，康孟詳與竺大力譯為漢文。”又：“支謙以大教雖行，而經多梵文，未盡翻譯。己妙善方言，乃以集眾本，譯為漢語。”
是漢、魏時譯經明有梵本之證。至朱士行等求經，則梵本輸入更多。譯人之兼釋華梵者，眾共推之。
《高僧傳》：“竺佛念，涼州人。諷習眾經，粗涉外典。其《倉》、《雅》訓詁，尤所明達。少好遊方，備貫風俗，家世西河，洞曉方語，華梵音義，莫不兼釋。苻氏建元中，有僧伽跋澄、曇摩難提等入長安，趙正請出諸經，當時名德，莫能傳譯，眾鹹推念。於是澄執梵文，念譯為晉，質疑斷義，音字方明。自苻、姚二代，為譯人之宗。故關中僧眾，鹹共嘉焉。”
至法顯、法勇等，直詣西域，專學梵書梵語。
《高僧傳》：“曇無竭，此雲法勇。姓李，幽州黃龍人。以宋永初元年，招集同誌沙門僧猛、曇朗之徒二十五人，遠適西方，至罽賓國，禮拜佛缽。停歲餘，學梵書梵語。”“寶雲，涼州人。以晉隆安之初，遠適西域，與法顯、智嚴先後相隨，遂曆於闐、天竺諸國。雲在外域遍學梵書，天竺諸國音字詁訓，悉皆備解。晚出諸經，多雲所治定。華梵兼通，音訓允正，雲之所定，眾鹹信服。”
則直接讀書，勝於僅憑展轉之移譯矣。
魏黃初中，中國人始依佛戒，剃發為僧。
《隋書·經籍誌》：“魏黃初中，中國人始依佛戒，剃發為僧。”
《高僧傳》：“曇柯迦羅，以魏嘉平中，來至雒陽。於時魏境雖有佛法，而道風訛替，亦有眾僧未稟歸戒，正以剪落殊俗耳 。迦羅既至，立羯磨法，受戒。中夏戒律，始自乎此。”
於是四民之外，別有出家之民。至道安時，複定以釋命氏。
《高僧傳》：“初，魏、晉沙門，依師為姓，故姓各不同。安以為大師之本，莫尊釋迦，乃以釋命氏。複獲《增一阿含》，果稱四河入海，無複河名。四姓為沙門，皆稱釋種，既懸與經符，遂為永式。”
姚興命僧[img alt="" class="inline" src="images/092717935181.jpeg" /]為僧主，爰有僧正等秩。
《高僧傳》：“姚興下書曰：‘大法東遷，於今為盛。僧尼已多，應須綱領，宣授遠規，以濟頹緒。僧[img alt="" class="inline" src="images/092717939989.jpeg" /]學優早年，德芳暮齒，可為國內僧主。僧遷禪慧兼修，即為悅眾。法欽、慧斌共掌僧錄，給車輿、吏力。[img alt="" class="inline" src="images/092717941353.jpeg" /]資侍中秩。’傳詔羊車各二人，遷等並有厚給。僧正之興，[img alt="" class="inline" src="images/092717944771.jpeg" /]之始也。”
魏道武帝以法果為道人統，綰攝僧徒，
《魏書·釋老誌》：“皇始中，趙郡有沙門法果，誡行精至，開演法籍。太祖聞其名，詔以禮征赴京師。後以為道人統，綰攝僧徒。”
後改為沙門統。
《魏書·釋老誌》：“高宗時，京師沙門師賢……為道人統。……和平初，師賢卒，曇曜代之，更名沙門統。”
又立監福曹，以斷僧務。
《魏書·釋老誌》：“先是，立監福曹，又改為昭玄，備有官屬，以斷僧務。”
其寺宇則有維那、都維那等職。
《金石萃編·孫秋生等造像記跋》（王昶）：“《魏書·釋老誌》：‘若為三寶巡民教化者，在外齎州鎮維那文移，在台者，齎都維那等印牒。然後聽行，違者加罪。’又《翻譯名義》南山之聲論：‘翻為次第，謂知僧事之次第。’《寄歸傳》雲：‘華梵兼舉也，維是綱維，華言也；那，是梵語，刪去羯磨陀三字也。’《僧史略》雲：‘梵語羯磨陀那，譯為知事，亦雲悅眾。謂知其事，悅其眾也。’《音義指歸》雲：‘僧如網，借有德之人為綱繩也。’《隋書·智琳傳》：‘潤州刺史李海遊命琳為斷事綱維，爾後寺立三綱：上座、維那、典座也。’此碑稱維那，因附詳於此。”
《僧史略》，即《大宋僧史略》的簡稱。是一部采用典誌體編撰的佛教典故集。宋代高僧讚寧（919～1001）撰。
則宗教而兼有政治之性質矣。
僧、尼衣住均與俗殊。初服赤衣，後改雜色。
《魏書·釋老誌》：“漢世沙門皆衣赤布，後乃易以雜色。”
袈裟梵服，雖犯嘲譏，不顧也。
《高僧傳》：“或嘲支孝龍 曰：‘大晉龍興，天下為家，沙門何不全發膚，去袈裟，釋梵服，被綾羅？’龍曰：‘剪發毀容，改服變形，彼謂我辱，我棄彼榮。’”
東漢之季，已有浮圖，至於晉世，洛中益盛。
《後漢書·陶謙傳》：“笮融聚眾數百，往依於謙。謙使督廣陵、下邳、彭城運糧。遂斷三郡委輸，大起浮圖寺。上累金盤，下為重樓，又堂閣周回，可容三千許人，作黃金塗像，衣以錦彩。每浴佛輒多設飲飯，布席於路，其有就食及觀者且萬餘人。”
《魏書·釋老誌》：“自洛中搆白馬寺，盛飾佛圖，畫跡甚妙，為四方式。凡宮塔製度，猶依天竺舊狀而重搆之，從一級至三、五、七、九。世人相承，謂之‘浮圖’，或雲‘佛圖’。晉世，洛中佛圖有、四十二所矣。”
吾國建築之式，遂增入印度製度。南北相望，競事營搆。唐杜牧詩雲“南朝四百八十寺”，以金陵一地而論，已有四百八十寺之多，他可知矣。近人輯《南朝佛寺誌》，博考諸書，約有二百三十有一寺 ，未能語其全也。其立寺之類別，有由僧尼營建者，如長幹寺本吳時尼居，宋熙寺為天竺僧伽羅多哆所造之類；有由帝王創造者，如晉簡文帝造波提寺，梁武帝立同泰寺等；有由個人舍宅而成者，如莊嚴寺為謝尚舍宅所造，平陸寺為宋平陸令許桑舍宅建刹，因以官名名之之類；有由僧徒啟乞而立者，如瓦官寺本陶瓦處，沙門慧力啟乞為寺之類。有專居一僧者，如佛馱什至京諸檀越立罽賓寺；求那跋陀羅譯經，特立天竺寺；摩訶至都，建外國寺以居之之類。有為人求福者，如蕭惠開為父思話造禪岡寺，宋孝武帝為殷貴妃立新安寺之類。有人民為帝王而立者，如宋泰始中，京師民為孝武帝立天保寺之類。有達官以寺為家者，如法輪寺為何點家寺，何點常居其中之類。一時風尚，波起雲興。而魏之寺塔，尤盛於南。
《南朝佛寺誌》，南朝佛寺史誌書，清代學者孫文川（生平不詳）撰，陳作霖（1837～1920）對其遺稿加以整理，並間加批注而成。
平陸寺，南朝宋都城建康（今南京）名寺，為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平陸令許桑舍宅而建，故名。後改稱奉誠寺。
《魏書·釋老誌》：“自興光至此（太和），京城內寺新舊且百所，僧尼二千餘人，四方諸寺六千四百七十八所，僧尼七萬七千二百五十八人。”“至延昌中，天下州郡僧尼寺，積有一萬三千七百二十七所。”“神龜中，寺至三萬有餘。”
《洛陽伽藍記》載永寧寺之壯麗，可見其時建築之宏大焉：
《洛陽伽藍記》，專寫洛陽名寺的地理類史著，北魏楊（或作陽、羊）衒之撰。“伽藍”為梵文音譯“僧伽藍摩”的簡稱，即寺廟。
永寧寺，熙平元年靈太後胡氏所立。……中有九層浮圖一所，架木為之，舉高九十丈。有刹複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師百裏遙已見之。……刹上有金寶瓶，容二十五石。寶瓶下有承露金盤三十重，周匝皆垂金鐸。……浮圖有九級，角角皆懸金鐸，合上下有一百二十鐸。浮圖有四麵，麵有三戶六窗，戶皆朱漆。扉上有五行金釘，合有五千四百枚。……僧房樓觀一千餘間，雕梁粉壁，青璅綺疏，難得而言。波斯國胡人言，此寺精麗，遍閻浮所無也。
佛教之興，首由翻譯，次即講學。當時高僧，既聚徒眾，旦夕講貫。
《高僧傳》：“康法朗，在中山，門徒數百，講法相係。”“支遁於沃洲小嶺，立寺行道，僧眾百餘，常隨稟學。”“竺法義，受業弟子常有百餘。”“釋道安，住受都寺，徒眾數百。”“竺僧朗，立精舍於金輿穀，聞風而造者百有餘人。朗孜孜訓誘，勞不告倦。”“釋法遇，止江寧長沙寺，講說眾經，受業者四百餘人。”
複時開講席，兼教僧俗，
《高僧傳》：“竺法義，大開講席，王導、孔敷並承風敬友。”“竺法汰形解過人，流名四遠。開講之日，黑白觀聽，士庶成群。及谘稟門徒，以次駢席，三吳負帙至者千數。”“釋慧持，講《法華》、《毗曇》，四方雲聚，千裏遙集。”
問難質疑，不憚往複。
《高僧傳》：“支遁晚出山陰，講《維摩經》。遁為法師，許詢為都講。遁通一義，眾人鹹謂詢無以厝難；詢每設一難，亦謂遁不複能通。如此至竟，兩家不竭。凡在聽者，鹹謂審得遁旨，回令自說，得兩三反便亂。”“於法開，每與支道林爭即色空義。廬江何默申明開難，高平郤超宣述林解，並傳於世。……開有弟子法威，嚐出都，經過山陰，支遁正講《小品》。開語威言：‘道林講，比汝至，當至某品中。’示語攻難數十番，雲：‘此中舊難通。’威既至郡，正直遁講，果如開言。往複多番，遁遂屈。”“道安事佛圖澄為師。澄講，安每複述，眾未之愜。鹹言須待後次，當難殺崑[img alt="" class="inline" src="images/092717947381.jpeg" /]子。即安後更複講，疑難鋒起。安挫銳解紛，行有餘力。人語曰：‘漆道人，驚四鄰。’”
《小品》，指《小品般若經》。大乘佛教經典，又稱《道行般若經》。
每有勝義，講者恒為斂服。
《高僧傳》：“沙門道恒，頗有才力，常執心無義，大行荊土。竺法汰曰：‘此是邪說，應須破之。’乃大集名僧，令弟子曇壹難之，據經引理，析駁紛紜。恒拔其口辯，不肯受屈。明日更集，慧遠就席攻難數番，關責鋒起；恒自覺義途差異，神色微動，麈尾扣案，未即有答。遠曰：‘不疾而速，杼柚何為？’坐者皆笑。心無之義，於此而息。”“僧苞東下京師，正值祗洹寺發講。乘驢往看，衣服垢弊，貌有風塵。堂內既迮，坐驢韉於戶外。高座舉題適竟，苞致問數番，皆是先達思力所不逮。高座無以抗其辭，遂遜退而止。”
故世族學子，聞而信奉，非徒以迷信也。
《魏書·釋老誌》載魏世造像鑿石之巨，
“興光元年，初……鑄釋迦立像五，各長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十五萬斤。”“曇曜白帝，於京城西武州塞，鑿山石壁，開窟五所，鐫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飾奇偉，冠於一世。”“顯祖又於天宮寺，造釋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萬斤，黃金六百斤。”“景明初，世宗詔大長秋卿白整準代京靈岩寺石窟，於洛南伊闕山，為高祖、文昭皇太後營石窟二所。初建之始，窟頂去地三百一十尺；至正始二年中，始出，斬山二十三丈。……永平中，中尹劉騰奏為世宗複造石窟一，凡為三所。從景明元年至正光四年六月已前，用功八十萬二千三百六十六。”
及其度僧之多，
《魏書·釋老誌》：“高宗製：諸州、郡、縣於眾居之所，各聽建佛圖一區，任其財用，不製會限。其好樂道法，欲為沙門，不問長幼，出於良家，性行素篤，無諸嫌穢，鄉裏所明者，聽其出家。率大州五十，小州四十人，其郡遙遠台者十人。”“太和十六年，詔：四月八日，七月十五日，聽大州度一百人為僧尼，中州五十人，下州二十人，以為常準。”“熙平二年春，靈太後令曰：年常度僧，依限大州應百人者，州郡於前十日解送三百人，其中州二百人，小州一百人，州統、維那與官及精練簡取充數。”“正光以後，……僧尼大眾，二百萬矣。”
多本於宗教之信仰，而其推行佛教之普遍，亦至可驚。君後侶於上，土民應於下。以今日所存造像推之，其奉佛之風之盛可想。
《金石萃編》（王昶）：“造像立碑，始於北魏。迄於唐之中葉。大抵所造者，釋迦、彌陀、彌勒及觀音、勢至為多。或刻山崖，或刻碑石，或造石窟，或造佛堪，或造浮圖。其初不過刻石，其後或施以金塗彩繪，其形模之大小廣狹、製作之精粗不等。造像或稱一區，或稱一堪，其後乃稱一鋪。造像必有記。凡造像人自稱曰佛弟子、正信佛弟子、清信士、清信女、優婆塞、優婆夷。凡出資造像者，曰像主、副像主、東西南北四麵像主、發心主、都開光明主、光明主、天宮主、南麵北麵上堪中堪像主、檀越主、大像主、釋迦像主、開明像主、彌勒像主、彌勒開明主、觀世音像主、無量壽佛主、都大檀越都像主、像齋主、左右葙齋主。造塔者曰塔主；造鍾者曰鍾主；造浮圖者曰東麵、西麵、南麵浮圖主；造燈者曰登主、登明主、世石主。勸化者曰化主、教化主、東西南北麵化主、左右葙化主、都化主、大都化主、大化主、都錄主、坐主、高坐主。邑中助緣者曰邑主、大都邑主、東、西麵邑主、邑子、邑師、邑正、左右葙邑正、邑老、邑胥、邑諝、邑政、邑義、邑日、都邑忠正、邑中正、邑長鄉正、邑平正。鄉黨治律，其寺職之稱，曰和上、比丘、比丘尼、都維那、維那、典錄、典坐、香火、沙彌、門師、都邑維那、邑維那、行維那、左右葙維那、左右葙香火，其名目之繁如此。”
《語石》（葉昌熾）雲：“造像莫先於元魏，道俗人等，同心發願。餘所見景明三年四人造像，其最少矣，遞增而有廿三人 、卅二人 、卅五人 ，又自四十 、五十 、六十 、七十 ，以至二百 、三百餘人。”
《語石》，我國第一部通論古代石刻文字的金石學專著。清末藏書家、金石學家葉昌熾（1849～1917）著。
而佛經之刻石，亦相繼而興，若泰山《金剛經》、徂徠《般若經》、
《語石》：“泰山有《金剛經》全部，徂徠山映佛岩有《大般若經》，錢竹汀謂皆齊武平中王子椿所刻，其字徑尺。”
風峪《華嚴經》等。
《語石》：“風峪《華嚴經》，亦北齊刻。其地在太原西三裏，磚甃一穴，方五丈，共石柱一百二十有六。”
其寫刻之多，幾過於儒家之石經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