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隋文帝開皇九年至唐玄宗天寶十四年，為中世史第一次統一之時（中間雖有隋末群雄之亂，不過十年），肅、代以後，遂成藩鎮割據之局，唐祚雖仍延至百五十餘年，其實不得謂之統一也。然隋、唐統一之時，亦不過一百六十七年，比之漢室則遠不逮。此亦可見幅員既廣，則破裂易而整理難，非有特殊之才德及適當之法製，而又值群眾心理厭亂思治，能以向心力集中於一政府者，未易統治此泱泱大國也。吾國疆域至秦、漢時已極廓大，然三國、兩晉以降，未始不繼續開拓，如吳平山越、蜀定南蠻，
《蜀誌·諸葛亮傳》：“建興三年春，亮率眾南征，其秋悉平。軍資所出，國以富饒。”《李恢傳》：“先主以恢為[img alt="" class="inline" src="images/092718092868.jpeg" /]降都督，使持節領交州刺史住平夷縣。（裴鬆之注：[img alt="" class="inline" src="images/092718094190.jpeg" /]降，地名，去蜀二千餘裏，時未有寧州，號為南中，立此職以總攝之。晉泰始中，始分為寧州。）……恢鈕盡惡類，徙其豪帥於成都，賦出叟、濮耕牛、戰馬、金銀、犀革，充繼軍資，於時費用不乏。”
氐楊之辟仇池，
《魏書·氐傳》：“漢建安中，有楊騰者，為部落大帥，勇健多計略，始徙居仇池。仇池方百頃，因以為號，四麵鬥絕，高七裏餘，羊腸蟠道三十六回，其上有豐水泉，煮土成鹽。騰後有名千萬者，魏拜為百頃氐王。千萬孫名飛龍，漸強盛。……養外甥令狐茂搜為子。晉惠帝元康中，茂搜自號輔國將軍、右賢王，群氐推以為主。關中人士流移者多依之。“
鮮卑之開青海，
《隋書·吐穀渾傳》：“吐穀渾本遼西鮮卑徒何涉歸子也。……涉歸死，……吐穀渾與弟若洛廆不協，遂西度隴，止於甘鬆之南，洮水之西，南極白蘭山，數千裏之地，其後遂以吐穀渾為國氏焉。當魏、周之際，始稱可汗，都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裏，……其器械衣服，略與中國同。”
爨氏之居曲靖、龍和，
《文獻通考》：“西爨蠻，自雲本安邑人。七世祖晉南寧太守，中國亂，遂王蠻中。宋元帝時，南寧州刺史徐文盛召詣荊州，有爨瓚者據其地，延袤二千餘裏，土多駿馬、犀象、明珠。既死，子震玩分統其眾。隋開皇初，遣使朝貢。”
麴氏之王高昌、焉耆，
《隋書·高昌傳》：“高昌國者，漢車師前王庭也。……其地有漢時高昌壘，故以為國號。初蠕蠕立闞伯周為高昌王，伯周死，子義成立，為從兄首歸所殺。首歸自立為高昌王，又為高車阿伏至羅所殺。以敦煌人張孟明為主，孟明為國人所殺，更以馬儒為王，以鞏顧、麴嘉二人為左右長史。儒又通使後魏，請內屬。內屬人皆戀土，不願東遷，相與殺儒，立嘉為王。嘉字靈鳳，金城榆中人，既立，……屬焉耆為挹怛所破，眾不能自統，請主於嘉。嘉遣其第二子為焉耆王，由是始大，益為國人所服。其風俗政令，與華夏略同。”
或前代所未經營，或昔時未隸疆索者，皆由華人或他族分途競進，以為後來統一之預備。於是隋若唐襲累世之成勞，集合其地，又加之以恢廓，而造成空前之版圖焉。據隋、唐二《誌》之言，以較之漢地有過有不及。
《隋書·地理誌》：“東西九千三百裏，南北萬四千八百一十五裏，東南皆至於海，西至且末，北至五原。隋氏之盛，極於此。”
《地理誌》，正史專誌之一。為反映一代王朝所統治地域的伸縮、地方行政製度變化等的地理記錄。《漢書》首創。
《新唐書·地理誌》：“太宗元年，因山川形便，分天下為十道：一曰關內，二曰河南，三曰河東，四曰河北，五曰山南，六曰隴右，七曰淮南，八曰江南，九曰劍南，十曰嶺南。至十三年定簿，凡州府三百五十八，縣一千五百五十一。明年，平高昌，又增州二、縣六。其後北殄突厥頡利，西平高昌，北逾陰山，西抵大漠，其地東極海，西至焉耆，南盡林州南境，北接薛延陀界。東西九千五百一十一裏，南北一萬六千九百一十八裏。”
舉唐之盛時，開元、天寶之際，東至安東，西至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單於府。蓋南北如漢之盛，東不及而西過之。然高宗時，高麗、百濟皆屬唐。開元中，始以薩水以南地界新羅，則其東界亦軼於漢矣。
中國南北之分，以江、河為最大之界限。故欲通南北，必先通江、淮以為之樞。春秋時吳將伐齊，先城邗溝，通江、淮。
《左傳》哀公九年：“秋，吳城邗溝，通江、淮。”《春秋大事表》（顧棟高）：“春秋列國地形口號：連屬江、淮、沂、濟波，積成今日轉漕河。夫差爭長黃池歲，卻已功成半又過。”（哀公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杜注：“通糧道也，今廣陵邗江是。”又哀公十三年，“會於黃池”。杜注：“在封丘縣南，近濟水。”《國語》：“夫差起師北征，闕為深溝，通於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於黃池。”案：邗溝，今日漕河。起於揚州府城東南二裏，曆邵伯、高郵、寶應諸湖。北至黃浦，接淮安界。其合淮處曰末口，在淮安府北五裏。自江達淮，南北共長三百餘裏。又十三年既溝通江、淮，遂帥舟師，自淮入泗，自泗入沂，複穿魯、宋之境。連屬水道有不通者，鑿而通之，以達於封丘之濟，即杜氏所雲近濟水也。蓋吳人溝通之路，由今考城過杞縣北境，曆蘭陽而至於封丘。今日漕河由淮而北，連合沂、泗、汶、洸及山東諸泉，以濟運都，放其遺法。《漕河沿革考》曰：“漕河之北段，即元人之會通河；其南段，春秋吳子所開之邗溝也。”）
曆秦、漢至南北朝，其道漸湮而跡猶存，故隋世屢開之。
《隋書·文帝紀》：“開皇七年夏四月，於揚州開山陽瀆，以通運漕。”胡身之曰：“春秋吳城邗溝，通江、淮，山陽瀆通於廣陵尚矣。隋特開而深廣之，將以伐陳也。”（煬帝開邗溝詳下。）
而通濟、永濟二渠，江南之河，皆與邗溝銜接。
《通鑒》：“大業元年，營建東京，發河南、淮北諸郡民，前後百餘萬，開通濟渠。（杜佑曰：陳留郡城西有通濟渠，煬帝開以通江、淮漕運，兼引汴水，即茛**渠也。）自西苑引穀、洛水達於河，複自板渚引河曆滎澤入於汴。又自大梁之東，引汴水入泗達於淮。又發淮南民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入江。渠廣四十步，渠旁皆築禦道，樹以柳。自長安至江都，置離宮四十餘所。”“大業四年，發河北諸軍百餘萬穿永濟渠，引沁水南達於河，北通涿郡。”“大業六年，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八百餘裏，廣十餘丈。”
於是南至餘杭，北至涿郡，西至洛陽，胥可以舟航直達。此隋、唐之所以能統一中國之一大主因也。
《通鑒》：“大業七年，討高麗，詔總征天下兵，無問遠近，俱會於涿。又發江、淮以南水手一萬人，弩手三萬人，嶺南排鑹手三萬人，於是四遠奔赴如流。五月，敕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車五萬乘送高陽，供載衣甲幔幕，令兵士自挽之，發河南、北民夫以供軍需。秋，七月，發江、淮以南民夫及船運黎陽及洛口諸倉米至涿郡，舳艫相次千餘裏。”
此皆可見南北交通之便。
漢都長安，舊有運渠與渭並行，東抵潼關。隋時修之，名為廣通渠。
廣通渠，隋朝開始修建的一條從都城長安東通黃河的重要運河。長三百多裏，是關中地區漕運的重要通道。又稱富民渠。後改名永通渠。
《通鑒》：“陳至德二年（開皇五年），隋主以渭水多沙，深淺不常，漕者苦之。六月，壬子，詔太子左庶子宇文愷帥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裏，名曰廣通渠。漕運通利，關內賴之。”
唐天寶初，韋堅為水陸運使，又開廣運潭與通渠。而四方之舟，遂可畢萃於長安城下。
《舊唐書·韋堅傳》：“天寶元年，為水陸轉運使。自西漢及隋，有運渠自關門西抵長安，以通山東租賦。奏請於鹹陽擁渭水作興成堰，截灞、滻水，傍渭東注至關西永豐倉下與渭合。於長安城東九裏長樂坡下滬水之上，架苑牆。東麵有望春樓，樓下穿廣運潭，以通舟楫，二年而成。堅預於東京、汴水，取小斛底船三二百隻，置於潭側，其船皆署牌表之。若廣陵郡船，即於袱背上堆積廣陵所出錦、鏡、銅器、海味；丹陽郡船，即京口綾衫段；晉陵郡船，即折造官端綾繡；會稽郡船，即銅器、羅、吳綾、絳紗；南海郡船，即玳瑁、真珠、象牙、沉香；豫章郡船，即名瓷、酒器、茶釜、茶鐺、茶碗；宣城郡船，即空青石、紙筆、黃連；始安郡船，即蕉葛、蚺蛇膽、翡翠。船中皆有米，吳郡即三破糯米、方丈綾。凡數十郡，駕船人皆大笠子、寬袖衫、芒屨，如吳、楚之製。”
有唐一代財賦，悉仰給於東南。使非累世經營，通達江、淮、河、渭之路，何能使舟航無阻乎？
《新唐書·食貨誌》：“唐都長安，而關中號稱沃野，然其土地狹，所出不足以給京師，備水旱，故常轉漕東南之粟。高祖、太宗之時，用物有節而易贍，水陸漕運，歲不過二十萬石，故漕事簡。自高宗以後，歲益增多，而功利繁興，民亦罹其弊。”“韋堅開廣運潭，歲漕山東粟四百萬石。”“劉晏為鹽鐵使，吳、越、揚、楚鹽廩至數千，……歲得錢百餘萬緡，以當百餘州之賦。”“元和中，供歲賦者浙西、浙東、宣歙、淮南、江西、鄂嶽、福建、湖南八道，戶百四十四萬，比天寶才四之一。兵食於官者八十三萬，加天寶三之一，通以二戶養一兵。京西北、河北以屯兵廣，無上供。”
國內統一，則其力足以外競，隋、唐其明證也。煬帝之伐高麗，世多譏之，而發見流求，
琉求，今一般寫作琉球。古國名，即今琉球群島。在我國台灣省東北，日本南麵海上。清時被日本占領，改為衝繩縣。
《隋書·東夷傳》：“大業三年，煬帝令羽騎尉朱寬入海訪求異俗，……因到流求國。”“明年，帝遣武賁郎將陳棱、朝請大夫張鎮州，率兵自義安浮海擊之。”
通使倭國，
倭國，我國古代對日本的稱呼，亦稱倭奴國。
《隋書·東夷傳》：“大業三年，倭王思利北孤遣使朝貢。使者曰：‘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門數十人來學佛法。’……明年，遣文林郎裴清使於倭國。”
南招赤土，
《隋書·南蠻傳》：“煬帝即位，募能通絕域者。大業三年，屯田主事常駿，虞部主事王君政等，請使赤土。帝大悅，賜駿等帛各百匹，時服一襲而遣，齎物五千段以賜赤土王。其年十月，駿等……至赤土國。其王以船來迎至王宮，駿等宣詔訖，王詔駿曰：‘今是大國中人，非複赤土國矣。’尋遣那邪迦隨駿貢方物。”
西達波斯，
《隋書·西域傳》：“煬帝遣雲騎尉李昱使通波斯。尋遣使隨昱貢方物。”
皆其時之可紀者也。裴矩之撰《西域圖記》，雖亦出於逢君之惡，然周知四國、招徠遠人，亦賢哲所當為，正不可以閉關自守之見斥之也。
《隋書·裴矩傳》：“時西域諸蕃，多至張掖與中國交市。帝令矩掌其事。矩知帝方勤遠略，諸商胡至者，矩誘令言其國俗山川險易，撰《西域圖記》三卷，入朝奏之。其序曰：……臣既因撫納，監知關市，尋討書傳，訪采胡人，或有所疑，即詳眾口。依其本國服飾儀形，王及庶人，各顯容止，即丹青模寫，為《西域圖記》，共成三卷，合四十四國。仍別造地圖，窮其要害。從西頃以去，北海之南，縱橫所亙，將二萬裏。”“帝複令矩往張掖，引致西蕃，至者十餘國。……及帝西巡，次燕支山，高昌王、伊吾設等，及西蕃胡二十七國，謁於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錦罽，焚香奏樂，歌舞喧噪。複令武威、張掖士女，盛飾縱觀，騎乘填咽，周亙數十裏，以示中國之盛。……矩以蠻夷朝貢者多，諷帝令都下大戲。征四方奇技異藝，陳於端門街，衣錦綺、珥金翠者，以十數萬。又勒百官及民士女，列坐柵閣而縱觀焉。皆被服鮮麗，終月乃罷。又令三市店肆，皆設帷帳，盛列酒食，遣掌蕃率蠻夷與民貿易，所至之處，悉令邀延就坐，醉飽而散。蠻夷嗟歎，謂中國為神仙。”
《西域圖記》，我國第一部對西域地區進行係統研究的曆史地理著作。隋末唐初政治家裴矩（547～627）撰。後原書散佚，現僅存書序，記述了自敦煌至西海（今地中海）的三條主要路線，是關於中西交通的重要史料。
唐太宗、高宗時，國威之隆，尤無倫比。
《東洋史要》（桑原騭藏）：“唐太宗、高宗兩朝，國勢之盛，曠古無兩。雖力征經營，專屬東西北三麵，於南徼或未暇及，而威聲所播，南方諸小國先後朝貢稱藩。如占城（今交趾）、真臘（今柬埔寨）、扶南（今暹羅）、婆利（今婆羅洲）、閣婆（今爪哇）、室利佛逝（今蘇門答刺）諸國，以及東謝（今四川涪陵縣）、西趙（今雲南風儀縣）、牂柯（今貴州思南縣）諸蠻，皆於其時來廷。於是唐威令所行，東綜遼海，北跨大磧，西被達曷水（今低格裏河），南極天竺，暨海洋洲中諸小國。既擁此廣土，欲籌所以統理之者，乃即其部落列置州縣，其大者為都督府，以其首領為都督刺史，皆得世襲。雖貢賦版籍多不上戶部，然聲教所暨，皆邊州都督、都護所領，著於令式。其突厥、回紇、黨項、吐穀渾隸關內道者，凡府二十九，州九十；突厥別部及奚（東部鮮卑宇文之別種，據今內蒙喀喇沁部地）、契丹、靺鞨、降胡、百濟、高麗隸河北道者，凡府十四、州四十六；突厥、回紇、黨項、吐穀渾之別部及自於闐以西、波斯以東十六國隸隴右道者，凡府五十一、州百九十八；羌蠻隸劍南道者，凡州二百六十一；蠻隸江南道者，凡州五十一；隸嶺南道者，凡州九十三；又有黨項州二十四，不知其隸屬。大凡府、州八百五十六，號為羈縻雲。都督府為數較多，又分並置罷不常，茲不具載。都護府例置大都護一、副大都護各二，皆由唐廷特簡。其治所及所統如下：（一）安西都護府，統西域天山南路至波斯以東，治西州（今吐魯番），後徙龜茲（今庫車）；（二）燕然都護府，統漠北，治天德軍（今吳喇忒西北黃河北岸）；（三）單於都護府，統陰山之陽黃河之北，治振武軍（今托克托西北）；（四）瀚海都護府，統漠南，治雲中（今大同）；（五）崑陵都護府，統西突厥五咄陸部落，治碎葉川東；（六）濛池都護府，統西突厥五弩失畢部落，治碎葉川西；（七）安東都護府，統高麗、百濟、降戶，治平壤，後徙新城；（八）北庭都護府，統金山以西及天山北路，治庭州（今烏魯木齊）；（九）安南都護府，統諸蠻，治交州（今安南東京）；（十）峰州都護府，統蜀爨蠻，治嘉寧（今安南太原）。”
婆羅洲（Borneo），今通譯加裏曼丹島。
蘇門答刺，今通譯蘇門答臘。
低格裏河，今通底格裏斯河。
吳喇忒，即今內蒙古烏拉特旗。
安南東京，今越南河內。
安南太原，今越南北太省首府太原市。
突厥、回紇之酋長，並列於朝；
《舊唐書·突厥傳》：“太宗用溫彥博計，於朔方之地，自幽州至靈州，置順、祜、化、長四州都督府，又分頡利之地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雲中都督府，以統其部眾。其酋首至者，皆拜為將軍、中郎將等官，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餘人，因而入居長安者數千家。”《回紇傳》：“顯慶元年，程知節等大破賀魯於陰山，盡收所據之地，執賀魯送洛陽。以賀魯種落分置州縣，西盡波斯。加婆閏右衛大將軍兼瀚海都督。”（婆閏，故回紇酋長吐迷度之子，初官右屯衛大將軍翊左郎將。）
新羅、日本之生徒，駢羅於學。
新羅（Silla），朝鮮古國，與唐朝關係密切。
《舊唐書·新羅傳》：“貞觀二十二年，金春秋請詣國學觀釋奠及講論，太宗因賜以所製溫湯及晉祠碑，並新撰《晉書》，將歸國。”“開元十六年，其王興光上表，請令人就中國學問經教。上許之。”（黃遵憲《日本國誌》載唐高祖、太宗時，並有日本學生，詳東亞史。）
碑版照耀於絕域，
《語石·平百濟碑》（葉昌熾）：“顯慶五年，賀遂亮文，權懷素書，廠估王某渡海精拓，並拓得劉仁願《紀功碑》。亦初唐之佳構，此二碑皆在忠清道扶餘縣。”
《金石萃編·薑行本紀功碑》（王昶）：“今在哈密城北，天山之麓，土人名闊石圖，漢之碑嶺也：考《唐書·薑行本傳》，高昌之役，磨去古刻，更刊頌陳國威靈，即此碑也。案唐代紀功碑，東西相望，至今尚存，實為國光。其尤可寶貴者，蒙古突厥故庭，亦有唐碑。葉昌熾《語石》曰：俄人於娑陵水上，訪得回鶻故宮。又於鄂勒昆河，訪得突厥舊庭。又訪得唐碑三，一為《苾伽可汗碑》，開元廿三年李融文；一為《闕特勤碑》，開元廿年禦製；一為《九姓回鶻可汗碑》，斷為五石，亦唐刻。此三碑雖非太宗、高宗時所立，然亦可證唐代文教之遠。”
詔書震動於殊方。
《舊唐書·天竺傳》：“貞觀十五年，屍羅逸多自稱摩伽佗王，遣使朝貢。太宗降璽書慰問，屍羅逸多大驚，問諸國人曰：‘自古曾有摩訶震旦使人至吾國乎？’皆曰：‘未之有也。’乃膜拜而受詔書。”
觀太宗自誇之詞，
《通鑒》：“太宗嚐謂侍臣曰：自古帝王，雖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過之。所以能及此者，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
及其時蕃將之盛，
《陔餘叢考》（趙翼）：“唐初多用蕃將，史大奈本西突厥特勒，馮盎本高州土酋，阿史那社爾本突厥處羅可汗之子，阿史那忠本蘇尼失之子，契苾何力本鐵勒莫賀可汗之孫，黑齒常之本百濟西部人，泉男生本高麗蓋蘇文之子，李多祚亦靺鞨酋長之後，論弓仁本吐蕃族，尉遲勝本於闐國王，尚可孤本鮮卑別種。他如李光弼、渾瑊、裴玢等，亦皆外蕃久居中國者。”
知唐時初非專恃強大，黷武開邊，其於撫綏夷落，懷柔遠人，實有一視同仁之概，故視隋為尤盛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