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明之亡，亡於李闖及滿清，此盡人所知也。然李闖及滿清所以能亡明者，實由於明室朝野上下之腐敗，不此之責，第歸咎於李闖及滿清，無當也。當明之中葉，士氣已壞，觀宗臣《報劉一丈書》，即可知其時士大夫之無恥。
《報劉一丈書》：“今之所謂孚者，何哉？日夕策馬候權者之門，門者故不入，則甘言媚詞，作婦人狀，袖金以私之。即門者將刺入，而主人又不即出見，立廄中仆馬之間，惡氣襲衣袖，即饑寒毒熱不可忍，不去也。抵暮，則前所受贈金者出，報客曰：相公倦矣，謝客矣，客請明日來。即明日，又不敢不來，夜披衣坐，聞雞鳴即起，盥櫛，走馬抵門，門者怒曰：為誰？則曰：昨日之客來。則又怒曰：何客之勤也，豈有相公此時出見客乎？客心恥之，強忍而與言曰：亡奈何矣。姑容我入。門者又得所贈金，則起而入之，又立向所立廄中。幸主者出，南麵召見，即驚走，匍匐階下。主者曰進，則再拜，故遲不起，起則上所壽金。主者故不受，則固請，主者故固不受，則又固請，然後命吏納之，則又再拜，又故遲不起，起則五六揖，始出。出揖門者曰：官人幸顧我，他日來，幸無阻我也。門者答揖，大喜，奔出，馬上遇所交識，即揚鞭語曰：‘適自相公家來，相公厚我，厚我。’且虛言狀。即所交識，亦心畏相公厚之矣。”
至其末造，腐敗益甚。官府壞於吏胥，
《明夷待訪錄》（黃宗羲）：“吏胥之害天下不可枚舉，而大要有四：其一，今之吏胥，以徒隸為之，所謂皇皇求利者，而當可以為利之處，則亦何所不至。創為文網，以濟其私，凡今之所設施之科條，皆出於吏，是以天下有吏之法，無朝廷之法。其二，天下吏既為無賴子所據，而佐貳又為吏之出身，士人目為異途，羞與為伍也。其三，各衙門之佐貳，不自其長辟召，一一銓之吏部，即其名姓且不能遍知，況其人之賢不肖乎！故銓部化為簽部，貽笑千古。其四，京師權要之吏，頂首皆數千金。父傳之子，兄傳之弟，其一人麗於法，後而繼一人焉，則其子若弟也。不然，則其傳衣缽者也。是以今天下無封建之國，有封建之吏。”
地方壞於鄉紳。明代紳權最重，趙翼《廿二史劄記》“明鄉官虐民之害”一則，已詳言之。觀《虞陽說苑》載張漢儒攻訐錢謙益、瞿式耜之疏，可見晚明風氣一斑。其略曰：
《虞陽說苑》，記述江蘇常熟地區掌故及有關明季史乘的史著。清末學者丁祖蔭（1871～1930）編。虞陽為常熟境內地名。
“謙益以賣舉人錢千秋事露，廷鞫問杖回籍矣。式耜以受賄濫薦胡平表冒功升蔭，奉旨削奪為民矣。無奈兩人性同虎狼，行若禽獸，平日暗布私書，潛托神棍，久住京師，探聽朝廷舉動，不時飛報，鑽謀起廢。及至居鄉，儼然以原官自待，倚恃撫按有司，或門生，或故舊，或同年，或相知，每遇歲科兩考，說入學科舉遺才幫補數十餘名，不得四五千金不止。遇有富豪假命，不詐三四千金不厭。更有同類縉紳，或勢衰，或物故，毋論宗黨，毋論姻親，乘機挾詐，不得萬餘金不止。一遇撫按複命，揮金賄屬，呈縣呈學，巧砌豔語，朦朧引薦。”“錢謙益、瞿式耜兩人，主使腹仆腹幹如鄒日升、安如磐、周憲昌、劉時升、張永祚等，充糧吏庫吏，出放在手，侵沒惟命。一遇派兌，先將官戶名下積勺成合，積合成升，通計合縣四十八萬之倉糧一筆勾銷矣。至於解放錢糧，則又貪婪加二加三之解頭，囑托縣官，先將應緩錢糧放出，而京邊金花兵餉積侵至崇禎七八九年數萬餘兩，不顧也。甚至一班奸胥，狐朋狗黨，包婦買娼，晝夜呼盧，或假印，或假牌，或以千計，或以萬計，起批掛號，瓜分浪用。現今侵欺事露，拚賄賂主，雖經憲提憲捉，究竟免責免比。”
兵不教練而肆搶掠，
《寄園寄所寄》（趙吉士）引《憶記》：“永樂既都北京，令山東、河南、江北諸郡衛所各軍，春秋兩班赴京部科點驗。發京營一體操練，以習軍士之勞，省征調之煩，壯京師之衛，備邊隘之防，法甚善也。其後分發近邊築工，折其半納班價矣。又其後皇親駙馬侯伯有墳工，輒乞恩請班軍以數千計，皆折價入橐矣。領班官歲斂軍士金錢入京，募人應點，本軍遂不赴京，大失祖宗之意。”“禦史王孫蕃疏曰：臣聞賊破張秋，止住二日。劉元斌兵住三十七日，掘地拆牆，細細搜掠，凡民間埋藏之物，盡數獲之。東省有‘賊如梳，兵如篦’之謠。一家有銀錢，即擄殺一家，一村有富室，則擄殺一村。玉石俱焚，慘烈於賊。”
趙吉士（1625～1703），清代大臣、學者。字天羽、恒夫。著有《萬青閣集》、《徽州府誌》、《交城縣誌》等。
將無學術而務欺詐，
《明夷待訪錄》：“毅宗專任大帥，不使文臣節製，不二三年，武臣擁眾，與賊相望，同事鹵略。李賊入京師，三輔至於青、齊，諸鎮櫛比而營，天子封公侯，結其歡心，終莫肯以一矢入援。……是故與毅宗從死者，皆文臣也；……建義於郡縣者，皆文臣及儒生也。……彼武人之為大帥者，方且飆浮雲起，……以其眾幸富貴矣。”“萬曆以來之將，掩敗飾功，所以欺其君父者，何所不至，……乃隻能施之君父，不能施之寇敵。”
《明夷待訪錄》，旨在批判封建君主專製製度，闡發民主思想的政論和史論專著。清初思想家、史學家黃宗羲著。該書具有鮮明的民主色彩，被梁啟超稱為“人類文化之一高貴產品”。
貪鄙奢**者相望於社會。
《日知錄》（顧炎武）：“自萬曆季年，搢紳之士，不知以禮飭躬，而聲氣及於宵人，詩字頒於輿皂。至於公卿上壽，宰執稱兒，而神州陸沈，中原塗炭，夫有以致之矣。”“今日士大夫，才任一官，即以教戲唱曲為事，官方民隱，置之不講，國安得不亡，身安得不敗？”
《廿二史劄記》：“嘉、隆以後，吏部考察之法，徒為具文。而人皆不自顧惜，撫按之權太重，舉劾惟賄是親，而人皆貪墨以奉上司，於是吏治日偷，民生日蹙，而國亦以亡矣。”
而所謂清流名士者，亦惟是樹黨相攻，各立門戶，至國亡而不已。
《明史·呂大器等傳讚》：“明自神宗而後，浸微浸滅，不可複振。揆厥所由，國是紛呶，朝端水火，寧坐視社稷之淪胥，而不能破除門戶之角立。故至桂林播越，旦夕不支，而吳、楚之樹黨相傾，猶仍南都翻案之故態也。”
《廿二史劄記》：“萬曆末年，廷臣務為危言激論，以自標異。於是部黨角立，另成一門戶攻擊之局。……高攀龍、顧憲成講學東林書院，士大夫多附之。既而梃擊、紅丸、移宮三案，紛如聚訟。與東林忤者，眾共指為邪黨，天啟初，趙南星等柄政，廢斥殆盡。及魏忠賢勢盛，被斥者鹹欲倚之以傾東林，於是如蛾赴火，如蟻集膻，而科道轉為其鷹犬。周宗建謂汪直、劉瑾時，言路清明，故不久即敗，今則權璫反借言官為報複，言官又借權璫為聲勢，此言路之又一變，而風斯下矣。崇禎帝登極，閹黨雖盡除，而各立門戶、互攻爭勝之習，則已牢不可破。是非蜂起，叫呶噂遝，以至於亡。”
此毫無文化之滿洲人，所由乘其隙而入主中國也。
滿洲之興，固無所謂盛德大業，徒以部落褊小，上下一心，事多公開，不得欺隱，
《清開國方略》：“太祖以議政王大臣參決機密，以理事十大臣分任庶務，國人有訴訟，先由理事大臣聽斷，仍告之議政大臣，複加審問，然後言於諸貝勒。眾議既定，猶恐或有冤抑，令訟者跪上前，更詳問之，明核是非。故臣下不敢欺隱，民情皆得上達。國內大治，奸宄不生。遺物於道，無或隱匿，必歸其主。求其主不得，則懸之公署，俾識而取之。刈獲既畢，始縱牧群於山野，毋敢竊害者。每行軍，隊伍整肅，節製嚴明，克城破敵之後，察核將士功罪，當罰者雖親不貸，當賞者雖疏不遺。是以將士效命奮勇，所向無敵。”“太祖諭貝勒大臣曰：凡事不可一人獨斷，如一人獨斷，必致生亂。國人有事，當訴於公所，毋得訴於諸臣之家。前以大臣額亦都有私訴於家者不執送，已論罰。茲播告國中：自貝勒大臣以下，有罪，當靜聽公斷；執拗不服者，加等治罪。凡事俱五日一聽斷於公所，其私訴於家者，即當執送；不執送而私斷者，治罪弗貸。”
無明人之腐敗氣習，故能乘明之弊，力征經營，不三十年，遂竊神器。觀其初興之時，尚無文字，第借蒙古字以創滿文，
《清開國方略》：“己亥年 ，創製國書，時國中文移往來，皆習蒙古字，譯蒙古語。太祖命巴克什額爾德尼、噶蓋以蒙古字改製國書。二臣辭曰：‘蒙古字，臣等習而知之，相傳久矣，未能改製也。’
太祖曰：‘漢人讀漢文，凡習漢字與未習漢字者皆知之；蒙古人讀蒙古文，雖未習蒙古字者亦知之；今我國之語，必譯為蒙古語讀之，則未習蒙古語者不能知也。如何以我國之語製字為難，反以習他國之語為易耶？’二臣對曰：‘以我國語製字最善，但臣等未明其法，故難耳。’太祖曰：‘無難也，但以蒙古字合我國之語音，聯綴成句，即可因文見義矣。’太祖遂以蒙古字合之國語，創立滿文，頒行國中。”
雖經達海之增益，亦未能造成一國之學術，僅可借以翻譯漢籍，
《盛京通誌》：“達海，姓覺爾察，隸正藍旗滿洲。九歲即通滿、漢文義 ，弱冠，賜居內院，司文翰，正訂國書。更為對音，切字諧聲，文義周密，譯《明會典》、《素書》、《三略》諸書，莫不稱善。天聰四年，譯書成，授三等輕車都尉世職，命曰‘巴克什’。六年，詳定國書字體，酌加圈點。六月，病卒。”
《清通誌》：“太宗命達海巴克什等翻譯書籍，庫爾禪等記注政事，諭達海增加圈點。”
《四庫提要》：“太祖命巴克什額爾德尼以蒙古字聯綴國語成句，尚未別為書體。太宗始命巴克什庫爾禪創造國書，以十二字頭貫一切音，因音而立字，合字而成語。今內閣所貯舊籍，即其初體。厥後增加圈點，音義益詳。”
其人之鄙塞可知。憑借運會，及得漢人之指導，始知所謂官製朝儀。
《清開國方略》：“天聰五年七月，始設六部 。六年，集分掌六部貝勒諭曰：國家初設六部承政、參政等官，即定有班次。近見朝會之時，坐立無序，尊卑紊越，將何以肅禮統？爾等宜傳令滿、漢、蒙古諸臣，按次就班，各加整飭。”“天聰六年正月，行新定朝儀。”“自太宗即位以來，凡朝會行禮，大貝勒代善、三貝勒莽古爾泰並隨上南麵坐受，諸貝勒率大臣朝見，不論旗分，惟以年齒為序。五年十二月，禮部參政李伯龍奏：朝賀時，每有逾越班次，不辨官職大小，隨意排列者，請酌定儀製。諸貝勒因言莽古爾泰不當與上並坐。太宗曰：‘曩與並坐，今不與坐，恐他國聞之，不知彼過，反疑前後互異。’以可否仍令並坐及李伯龍所奏，命大貝勒代善與眾共議。大貝勒代善曰：‘我等並奉上居大位，又與上並列而坐，甚非此心所安。自今以後，上南麵中坐，我與莽古爾泰侍坐於側，外國諸蒙古坐於我等之下，方為允協。’”
入關以後，惟以兵力、刑力劫製漢人使不得逞，他無所建設也。
清代官製，滿、漢之人並用，漢官悉無實權，滿官又無知識，故其立國，仍沿用明弊而任胥吏。觀清季陳璧《請除各衙門積弊疏》 ，可知胥吏之弊，自明至清，未之革除。
國家定製，以六曹總理庶務，若網在綱，天下大政，鹹受成於是。法非不盡善，然行之既久而百弊叢生者，何也？官不親其事，而吏乃攘臂縱橫而出於其間也。夫所謂大政者，銓選也，處分也，財賦也，典禮也，人命也，訟獄也，工程也。以吏為之，銓選可疾可滯，處分可輕可重，財賦可侵可蝕，典禮可舉可廢，人命可出可入，訟獄可上可下，工程可增可減。使費既贏，則援案以準之；求貸不遂，則援案以駁之，人人憤怨，而不能指其非。天下之亂，恒必由之。然而公卿大夫不惟不能擯除，且倚若左右手，而聽其指揮者，何也？官非不欲親其事，而例案太繁，不肖者與吏分肥，任其弄法舞文，無所不至。二百餘年以來，名臣魁儒，慷慨憂時之士，痛心扼腕，大聲疾呼，以求去其積弊而不能勝。
凡清之政治，皆胥吏之政治也。至於兵製，則以猜忌漢人故，列置滿、蒙之兵，以守各地，名曰駐防。
《清會典·兵部》：“駐防則受治於將軍、都統、副都統、城守尉、防守尉，而以達於部。皆專城，各統其同城駐防官，以飭旗務。凡將軍十有三人 ，都統二人 ，副都統三十有三人 ，城守尉十有六人，協領一百五十有六人，防守尉十有八人，佐領七百五十有五人，防禦六百二十有五人，驍騎校九百一十有二人。”
而漢人之兵，別為綠營，任其窳敗，以免叛亂。
《石渠餘記》（王慶雲）：“康熙四十二年，以各省營員借親丁食糧之名，任意虛冒，多寡不等，令廷臣集議，提督以下，千把以上，各定親丁名糧數目，以為養育家口仆從之需。五十一年，左都禦史趙申喬奏（虛名冒餉疏）言冊上有兵，伍內無兵；紙上有餉，軍中無餉，其咎固在於侵餉之官，其弊總起於頂名之兵。蓋自召募悉用舊名，於是新收開除無從稽核，凡入侵餉之囊者，雖查點摘發，亦不可究詰矣。”
當其盛時，征伐四裔，率恃旗兵；及其衰也，旗、綠俱敝，無以禦侮，乃恃所謂團練勇丁焉。故清代兵將之腐敗，自駐防練勇外，亦無異於明也。
清之所異於明者，在摧挫士氣，抑製紳權。自明之亡，學士大夫起兵死義者，相望於東南，經數十年始定。故清之治術，一麵誘以名位利祿，一麵脅以刑罰殺戮，而後各地帖伏，無複明代紳士囂張之勢矣。清之入關，既以圈地、剃發等事肆毒，
《石渠餘記·紀圈地》：“順治元年，諭戶部：凡近京各州縣無主荒田，爾部清厘，分給東來諸王勳臣兵丁人等。於是巡按禦史柳寅東，條上滿、漢分居五便。二年，令民地為旗人指圈者，速以他處補給，美惡務令均平。十年，停止圈撥，然旗下退出荒地，與遊牧投來人丁，皆複行圈補，又有因圈補而並圈接壤民地者。”
《石渠餘記》，側重記載清代治國理財的史著，又名《熙朝紀政》。內容涉及科舉、薦舉、吏治、軍政、兵額、賦稅、地丁、關稅、鹽法、礦政、屯田等門類。清代學者王慶雲（生平不詳）著。
《東華錄》：順治元年五月庚寅，攝政睿親王諭兵部：各處城堡，著遣人持檄招撫。檄文到日，薙發歸順者，地方官各升一級，軍民免其遷徙。有雖稱歸順而不薙發者，定行問罪。”“戊戌，諭故明官員軍民人等，諭到俱即薙發，改行安業，毋怙前非。倘有故違，即行誅剿。”“辛亥，諭兵部：前因歸順之民無所分別，故令其薙發，以別順逆。今聞甚拂民願，自茲以後，天下臣民照舊蓄發。”“二年六月丙辰，諭豫親王多鐸等：各郡邑投誠官員，俱開明履曆，分別注冊。各處文武軍民，盡令薙發，倘有不從，以軍法從事。”“丙寅，諭禮部：向來薙發之製不即畫一，姑聽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製耳。今中外一家，豈可違異，若不畫一，終屬二心。自今布告之後，京城內外，限旬日；直隸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盡令薙發。遵依者為我國之民，遲疑者同逆民之寇，必置重罪。若規避惜發，巧辭爭辯，決不輕貸。該地方文武各官皆當嚴行察驗，若有複為此事瀆進章奏，欲將已定地方人民仍存明製，不隨本朝製度者，殺無赦。其衣帽裝束，許從容更易，悉從本朝製度，不得違異。該部即行傳諭京城內外並直隸各省、府、縣、衛所、城堡等處，俾文武衙門官吏師生，一應軍民人等，一體遵行。”
《東華錄》，清代編年體史料長編。有“蔣錄”、“王錄”兩種。分別由蔣良騏、王先謙等編撰，全書記載了清代二百多年間大事，為研究清史的重要史籍。
而懲治紳士尤嚴，
《東華錄》：“順治三年四月壬寅，諭戶部：運屬鼎新，法當革故。前朝宗姓，已比齊民，舊日鄉紳，豈容冒濫。聞直隸及各省地方在籍文武，未經本朝錄用者，仍以向來品級名色，擅用新頒帽頂束帶，交結官府，武斷鄉曲，冒免徭賦，累害小民，甚至貲郎粟監，動以見朝赴監為名，妄言複用，藐玩有司，不當差役。且有閩、廣、蜀、滇等處地方見任偽官，阻兵抗順，而父子兄弟仍依恃紳衿，肆行無忌，種種不法，蠹國殃民，深為可恨。自今諭示之後，將前代鄉宦監生名色盡行革去，一應地丁錢糧雜汛差役，與民一體均當，蒙混冒免者治以重罪。”
如江南奏銷之禍，
《三岡識略》（董含）：“江南賦役百倍他省，而蘇、鬆尤重。邇來役外之征，有兌役、裏役、該年、催辦、捆頭等名，雜派有鑽夫、水夫、牛稅、馬豆、馬草、大樹、釘麻、油鐵、箭竹、鉛彈、火藥、造倉等項，又有黃冊人丁、三捆軍田、壯丁逃兵等冊，大約舊賬未清，新餉已近，積逋常數十萬。時司農告匱，始十年並征，民力已竭，而逋欠如故。巡撫朱國治強愎自用，造冊達部，悉列江南紳衿一萬三千餘人，號曰抗糧。既而盡行褫革，發本處枷責，鞭撲紛紜，衣冠掃地。如某探花欠一錢，亦被黜，民間有‘探花不值一文錢’之謠。”
《研堂見聞雜記》：“吳下錢糧拖欠，莫如練川。一青衿寄籍其間，即終身無半鏹入縣官者，至甲科孝廉之屬，其所飽更不可勝計，以故數郡之內，聞風蝟至。大僚以及諸生，紛紛寄冒，正供之欠數十萬。天子震怒，特差滿官一員，至練川勘實，取其名籍，造冊以報，奉旨按籍追擒。凡欠百金以上者一百七十餘人，紳衿俱在其中；其百金以下者，則千計。”
《三岡識略》，記載清初時事、風俗、人事的筆記體史著。清代學者董含（生平不詳）著。
以及各省科場之狀，
《心史叢刊》（孟森）：“明一代迷信八股、迷信科舉，至亡國時為極盛，餘毒所蘊，假清代而盡泄之。蓋滿人旁觀極清，籠絡中國之秀民，莫妙於中其所迷信。始入關，則連歲開科，以慰蹭蹬者之心；繼而嚴刑峻法，俾忮求之士稱快。丁酉之獄，主司房考及中式之士子，誅戮及遣戍者無數。其時發難者漢人，受禍者亦漢人，陷溺於科舉，至深且酷。不惜假滿人屠戮同胞，以泄多數僥幸未遂之人年年被擯之忿。此所謂‘天下英雄入我彀中’者也。丁酉獄蔓延幾及全國，以順天、江南兩省為巨，次則河南，又次則山東、山西，共五闈。明時江南與順天俱有國子監，俱為全國士子所萃，非一省之關係而已也。清兵下江南，雖已改應天府為江寧，廢去南雍，然士子耳目，尚以順天、江南為觀瞻所係。是年科場大獄，即以此兩闈為最慘。同時並舉，以聳動迷信科舉之漢兒，用意至為明顯。”
《心史叢刊》，有關明清史事考證的劄記著作。晚清史學家孟森（1869～1937，字蓴孫，號心史）著。
《研堂見聞雜記》：“科場之事，明季即有以關節進者。每科五六月之間，分房就聘之期，則先為道地，或伏謁，或為之行金，購於諸上台，使得棘闈之聘後，分房驗取，如握券而得也。每榜發不下數十人，至本朝而益甚。順治丁酉壬子間，營求者蝟集，各分房之所許，兩座師之心約，以及京中貴人之所密屬，如麻如粟，已及千百人，闈中無以為計，各開張姓名，擇其必不可已者登之，而間取一二孤貧，以塞人口，然晨星稀點而已。至北闈尤甚，北闈分房諸公及兩座主，大率皆輦下貴人，未入場已得按圖挨次，知某人必入，故營求者先期定券，萬不失一。不若各省分房必司理邑宰，茫然不可知，暗中摸索也。甲午一榜，無不以關節得幸，於是陰躁者走北如鶩，各入成均，若傾江南而去之矣。至丁酉，輦金載寶，輻輳都下，而若京堂三品以上子弟，則不名一錢，無不獲也。若善為聲名遊公卿者，亦然。惟富人子，或以金不及額，或以價忽驟溢，遜去，蓋榜發無此中人矣。於是蜚語上聞，天子赫怒，逮係諸房官舉子，株及者亦皆嚴刑榜掠，三木囊頭。南闈發榜後，眾大嘩，於是連逮十八房官及兩主司，凡南北舉子，皆另複試。兵番雜遝以旁邏之，如是者三試而後已。是役也，師生牽連就逮，或立就械，或於數千裏外鋃鐺提鎖，家業化為灰塵，妻子流難，更波及二三大臣，皆居間者，血肉狼藉，長流萬裏。”
《研堂見聞雜記》，主要記錄明清之際朝野遺事的史著，其記載尤詳於江南一帶。又名《研堂見聞瑣記》、《研堂見聞雜錄》，原題婁東無名氏撰，後人考證為明末清初學者王家楨（生平不詳，別號研堂）著。
皆明之積弊，至清而始發者。雖以懲創貪猾，抑製豪強，而士氣熸然矣。
清之學者，有謹守臥碑之語。臥碑者，順治朝所頒，以誥誡學校生員者也。
《清會典》：“明倫堂之左，刊立世祖章皇帝欽定臥碑，曉示生員。其文曰：朝廷建立學校，選取生員，免其丁糧，厚以廩膳，設學院、學道、學官以教之，各衙門官以禮相待，全要養成賢才，以供朝廷之用。諸生皆當上報國恩，下立人品。所有教條，開列於後：（一）生員之家，父母賢智者，子當受教；父母愚魯，或有非為者，子既讀書明理，當再三懇告，使父母不陷於危亡。（一）生員立誌，當學為忠臣清官，書史所載忠清事跡，務須互相講究；凡利國愛民之事，更宜留心。（一）生員居心忠厚正直，讀書方有實用。出仕必作良吏，若心行邪刻，讀書必無成就，為官必取禍患。行害人之事者，往往自殺其身，常宜思省。（一）生員不可幹求官長，交結勢要，希圖進身。若果心善德全，上天知之，必加以福。（一）生員當愛身忍性，凡有官司衙門，不可輕入，即有切己之事，止許家人代告，不許幹與他人詞訟，亦不許牽連生員作證。（一）為學當尊敬先生，若講說皆須誠心聽受，如有未明，從容再問，毋妄行辨難；為師者亦當盡心教訓，勿致怠惰。（一）軍民一切利病，不許生員上書陳言；如有一言建白，以違製論，黜革治罪。（一）生員不許糾黨多人，立盟結社，把持官府，武斷鄉曲；所作文字，不許妄行刊刻，違者聽提調官治罪。”
蓋明季學校中人，結社立盟，其權勢往往足以劫製官吏。清初以臥碑禁止，而後官權日尊，惟所欲為，為士者一言建白，即以違製論，無知小民，更不敢自陳其利病矣。故吾國國無民治，自清始；清之摧挫民治，自士始。今日束身自好之士，漠視地方利病不敢一謀公益之事者，其風皆臥碑養成。論者不察，動以學者不知社會國家之事，歸咎於古代之聖賢，豈知言哉！
臥碑，明洪武十五年（1382），禮部頒學校禁例十二條，禁止生員幹涉詞訟及妄言軍民大事等，刻石碑於學宮明倫堂之側，稱臥碑。清順治九年（1652）又另立條款八項，頒刻學宮，稱為新臥碑。後泛指鐫刻各種禁例的石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