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卷所述的內容是晚清時期中國文化發展變化的曆史。晚清時期始自1840年爆發的鴉片戰爭，終至1911年爆發的辛亥革命。這段曆史雖然隻有短暫的70來年，但在中華民族的曆史發展長河中占著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此期間，中國因遭受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的侵略而逐漸從一個獨立的封建國家，淪落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社會性質開始發生根本性的變化。

1840年爆發的鴉片戰爭是晚清曆史的開端。為了打開中國的大門，把中國變成自己的商品市場和原料產地，英國殖民主義者先是向中國進行罪惡的鴉片走私活動，繼而又發動了不義的鴉片戰爭，把不平等的《南京條約》強加到中國人民頭上。從此，中國閉關的大門被打開，各資本主義列強蜂擁而至，終於把中國拉上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道路。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人民在封建地主階級及外國侵略者的壓迫下苦不堪言，不得不起來進行反抗鬥爭，於是在1851年1月爆發了震撼全國的太平天國農民起義。這場起義得到各地民眾的響應，很快在全國範圍內形成群眾性的反封建鬥爭的**。然而，在第二次鴉片戰爭（1856—1860）後，清政府與外國侵略者勾結起來，形成中外反動勢力共同鎮壓太平天國的局麵。1864年7月，以曾國藩為統帥的湘軍攻破天京（即南京，時為太平天國首都），殘酷地鎮壓了這次農民起義。

從19世紀60年代起，清政府打出了“自強”、“求富”的旗幟，發動了洋務運動，如創辦近代軍用企業和民用企業，訓練新式海陸軍，開設洋務學堂，派遣留學生等，使中國社會有了一些新的經濟因素和文化因素。與此同時，西方列強及日本加緊侵略中國，中法戰爭、中日戰爭先後爆發，中國的民族危機日益嚴重。

《時局圖》

中日甲午戰爭以後，帝國主義列強掀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為了挽救民族危亡，中國人民掀起了新的愛國救亡運動。19世紀末，神州大地接連興起了兩場性質不同的愛國救亡運動：一場是由資產階級改良派發動的維新變法運動（1895—1898），另一場是以農民為主體的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1898—1902）。前者是一場資產階級性質的政治鬥爭和思想啟蒙運動。後者是以農民為主體的群眾性的反帝愛國鬥爭。這兩場鬥爭都因中外反動勢力的鎮壓而遭到失敗。1901年9月，帝國主義列強強迫清政府簽訂了空前喪權辱國的《辛醜條約》。這一賣國條約的簽訂標誌著近代中國半殖民地秩序已經形成，清王朝完全墮落成“洋人的朝廷”。

晚清最後10年間，對中國社會發展影響最大的事件是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派發動和領導的辛亥革命。1894年11月，孫中山在海外成立了資產階級革命團體興中會，拉開了近代民主革命的序幕。1905年8月，中國同盟會在日本東京成立。孫中山被推舉為總理，通過了“驅除韃虜，恢複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政治綱領。中國同盟會的成立把反清革命推向新的階段。與此同時，清政府也辦起了“新政”和“預備立憲”，以擺脫統治危機。然而，清政府這些舉措的結果卻適得其反，激化了本來就很尖銳的階級矛盾和社會矛盾。1911年10月10日，湖北新軍中的革命黨人發動武昌起義，一舉占領了武漢三鎮，得到全國各地民眾的熱烈響應。12月底，宣布“獨立”的各省代表齊集南京，推舉從海外歸國的孫中山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職，宣布了中華民國的誕生。帝國主義列強恐懼和仇視辛亥革命，扶持袁世凱東山再起，幫助他策劃“南北議和”，竊取革命成果。在各種因素的製約下，革命派不得不作出妥協，同意在清帝退位和袁世凱讚成共和的條件下，讓出政權。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儀宣布接受“優待條件”，正式退位。次日，袁世凱聲明讚成“共和”，孫中山向臨時參議院辭職。

清帝溥儀退位，宣告了統治中國長達260多年的清王朝及封建帝製的結束，也標誌著晚清曆史的終結。

鴉片戰爭是中國社會發展的轉折點，也是中國傳統文化演進的分水嶺。以鴉片戰爭為起點，中國文化開始了從古代形態向近代形態的轉變。這種變化表現在兩個方麵：一是舊的封建文化隨著封建製度的沒落出現了衰敗的趨勢，二是新興的資本主義文化在社會變革的驅動下成長發展起來，從小到大，由弱而強，顯示出旺盛的生命力。這一衰一興，構成了晚清文化發展曆程的基本內容。

晚清文化經曆了曲折多變的發展曆程。其發展脈絡大致可以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前期從1840年鴉片戰爭發生到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前，曆時半個多世紀。後期從中日甲午戰爭後至1911年辛亥革命發生，曆時17年。

在晚清文化的前期，中國社會大體保持著傳統的風貌，封建文化仍然占著絕對優勢。孔孟儒學及綱常名教仍是人們頭腦中不可動搖的思想信條，科舉八股是士人進學的唯一途徑，漢學宋學則是最受官方青睞的學術思想。文學藝術、社情民風，均與鴉片戰爭以前無大差異。盡管在鴉片戰爭後有人提出“師夷之長技”的主張，西學開始輸入，但這些新的文化因素影響甚微。19世紀60年代後，隨著洋務運動的開展，近代文化因素進一步成長，為資本主義新文化的形成準備了條件。在西力東侵的衝擊下，出現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主張，補充儒學的不足。這種主張試圖把以孔孟儒學、綱常名教為核心的“中學”與西方自然科學結合起來，用後者翼護前者，以鞏固中國封建文化的一統天下。“器唯求新，道唯求舊”，正是19世紀60年代至90年代中國文化的重要特征。

中日甲午戰爭後，即晚清文化發展後期，中國文化領域發生了重大變化。隨著民族危機的深化和國內資本主義因素的發展，新興資產階級登上了政治鬥爭舞台，一個新的文化運動也隨之興起。“詩界革命”、“文界革命”、“戲劇改良”、“小說界革命”、“史界革命”、軍國民教育思潮、白話文運動相繼興起，“科學救國”、“教育救國”、“文學救國”的口號接連提出，並產生了一係列實際上的影響，構成了此期文化變革的壯麗畫卷。晚清後期的文化變革不僅表現在部門文化的變化上，而且表現在中國文化的主幹出現了新陳代謝，即孔孟儒學及綱常名教因受到新文化的衝擊而發生動搖；西方的進化論、民主學說等思想理論逐漸為國人所接受，成為進步人士反對舊文化的思想武器和資產階級新文化的指導思想，猛烈地衝擊了孔孟儒學。晚清後期的文化變革推動了中國近代資產階級新文化的形成，在中國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曆史意義。

晚清文化是在鴉片戰爭後中國日益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曆史條件下形成的。它與中國古代時期的文化及歐洲近代文化相比，有著不同的存在環境和成長道路，帶有自己的特點。這些特點可以概括為：中西文化衝突而又融合的成長道路，異彩紛呈的內部結構和救亡圖存的時代主題。

鴉片戰爭打開了中國閉關鎖國的大門，西方文化湧了進來，與中國傳統文化形成並存的局麵。一方麵，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是性質不同的兩種異質文化，不可避免地要發生矛盾和衝突。一次又一次的文化論爭，官方和民間的保守勢力對外來文化的譴責和排拒，都是此期中西文化衝突的重要表現。另一方麵，中西文化還表現為相互融合。一些開明的中國人破除“夷夏之辨”觀念，敢於肯定西方文化的優點，主張學習之。林則徐、魏源的“師夷之長技”，馮桂芬的“采西學”、“製洋器”，康有為的君主立憲主張，孫中山的民主共和方案等，都是中國人學習西方先進文化的表現，體現著中西文化相互融合的積極方麵。正是通過這種衝突、融合，使中國文化逐步揚棄了落後的、不適應時代需要的內容，吸收了外來文化中有益的東西，發生了從古代向近代的轉變。從文化結構上講，中國古老的傳統文化不再是晚清文化中唯一的文化形態，除此以外，還有西方殖民主義文化、新興資產階級文化等新的文化形態。這些不同性質的文化形態並駕齊驅，共存一體，極大地豐富了晚清文化的內部構成。各種紛紜複雜的文化現象也同樣反映出此期文化構成的多元性特征。文明結婚與封建包辦婚姻並行，煤油燈和電燈、汽燈同時流行，專製思想與民主觀念共存一體，神鬼迷信和科學文明同時存在。救亡圖存是中國近代曆史發展的主題，也是晚清文化所反映的時代主題。由於帝國主義列強的野蠻侵略，中國民族危機日益加深，救亡圖存成為擺在中國人民麵前的頭等重要的大事。為了拯救民族危機，無數仁人誌士曆盡艱辛，向西方尋求救國真理。加入這個行列的有林則徐、魏源等地主階級改革派，有洪秀全、洪仁玕等農民起義者，有康有為、梁啟超、嚴複等資產階級改良派，有孫中山、章太炎、朱執信等資產階級革命者。由於他們的努力，終使向西方學習成為中國近代新文化建設最重要的內容之一。

秦漢以後，中國文化經曆了漫長的封建社會曆史發展階段，一直保持著傳統的風貌和特征，隻是到了晚清時期才開始發生根本性的變化，開始從古代形態向近代形態轉變。晚清文化為中國古代文化發展的總結性階段，同時又拉開了近代文化發展的序幕，給民國時期中國現代文化的發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礎，具有承上啟下，繼往開來的曆史地位。

本卷在撰述中力求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采取虛實結合，縱橫交織的寫法，既反映中國文化發展的連續性，又反映中國文化在晚清時期的基本狀況；既有對晚清文化的宏觀論述，又有對當時各個部門文化的微觀考察，力圖較為全麵而真實地向讀者展示晚清文化發展的全貌，揭示其發展變化的內在規律性。本書能否做到這一點，還應由廣大讀者來作出評判。

本卷由史革新主編。緒言、第一、第二、第四、第五、第七、第八各章及第十二章第五節由史革新撰寫；第三、第九、第十、第十六各章由焦潤明撰寫；第六章由陶緒撰寫；第十一章由王立軍撰寫；第十二章第一、第四節由段續撰寫；第十二章第二、第三節由張建偉撰寫；第十三章由蘇全有撰寫；第十四章由宋衛忠撰寫；第十五章由孫景峰撰寫。全書由史革新統編定稿，並編製主要參考書目，確定彩頁和隨文插圖。

本卷所述，既有作者多年潛心研究的心得，也有對學界諸多專家學者研究成果的參考和借鑒。學界同人的篇篇宏論，使我們受益良多，為本書的編撰提供了極大的幫助，在這裏謹申謝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