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西方文化隨著歐美殖民主義的炮艦、鴉片湧入中國，其聲勢和規模則遠遠超過明末清初時西學東漸的水平。晚清的西方文化輸入，就其知識性的內容而言，可以戊戌維新運動為界，分成前後兩個時期。前一時期主要輸入西方自然科學及技術知識；在後一時期，新派知識分子開始注意介紹西方的哲學和社會政治學說，使西學傳播別開生麵，從而把晚清西學東漸推向了新的**。
一、西學東漸的新態勢
從嚴格的意義上講，最初的西學東漸應該從明末清初算起。在當時，以利瑪竇、湯若望等人為代表的耶穌教傳教士來到中國，在傳播宗教的同時也介紹了一些西方自然科學的內容。然而，從總體上看，此期西學傳播的規模、影響都非常有限。傳播渠道主要通過譯書來進行，而譯書的主動權基本上操於外國傳教士之手。可以說在明末清初的西學東漸中，中國處於被動狀態。鴉片戰爭以後，隨著中國社會性質發生根本性的轉變，西學東漸的形勢也發生了重大變化。近代化報刊的出現、新式學堂的創辦、翻譯出版機構的設立，大大拓寬了西學傳播的渠道。由於晚清社會結構發生了新的變動，一批初步受過近代教育，具有新式知識構成，並懂得外文的新型知識分子群體成長起來，充當了譯介西學的主要力量，打破了外國傳教士對譯書的壟斷。從譯介內容上來看，傳入中國的西學經曆了從片麵介紹西方科技知識，到全麵介紹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的轉變。這一切都說明，晚清的西學東漸基本上改變了過去由外國傳教士控製的被動局麵，形成了全方位輸入的新態勢。
（一）西學傳播途徑的拓寬
晚清以前，包括明末清初，西學在華傳播頗受限製，其傳播渠道隻有譯書一途。晚清以後情況大變，出現了報刊、學堂、譯書出版及人員交往等多種途徑並舉的傳播態勢。
報刊傳播是晚清西學東漸的重要途徑。中國的近代化報刊最初是由來華的外國傳教士創辦的。1815年英國傳教士馬禮遜在南洋馬來半島西岸的馬六甲出版了一種名叫《察世俗每月統計傳》的報紙。這是東來的西方人創辦的以中國人為讀者的第一份中文報刊。然而，從此時到鴉片戰爭以前，外國傳教士不僅數量少，而且活動區域有限，創辦報刊為數不多。鴉片戰爭以後，西方國家打開了中國的大門，不斷派遣教會組織及傳教士來華，進行宗教和文化方麵的滲透。為了擴大教會勢力的影響，來華傳教士在上海、廣州、漢口、天津等城市創辦了一係列報刊。大致而言，在19世紀40年代至90年代的半個世紀時間裏，外國人在中國先後創辦了近170種中、外文報刊，約占同期中國報刊總數的95％，其中大部分是由教會或傳教士個人創辦的。[1]由外國傳教士掌握的報刊盡管以宣傳宗教為宗旨，但不少教會傳教都以“以學證教”為原則，在傳教的同時也附帶介紹一些科學技術知識，這就使掌握在傳教士手中的報刊成為傳播西學知識的媒介。中日甲午戰爭後，隨著資產階級政治運動的開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出現了華人辦報的熱潮，使中國擁有的報刊數量大增。尤其在晚清最後10年，全國許多城市都創辦了報刊。上海、北京、廣州等政治中心城市及東南大都市自不待言，就連潮州、無錫、鎮江、贛州、營口等中小城市也有報刊發行。這些報刊，無論是官辦的，還是民辦的，也無論是何種性質，它們的一個共同目的就是介紹各種世界新知，開啟民智。在傳播和介紹西學方麵產生過較大影響的報刊主要有以下幾種：
《遐邇貫珍》，1853年9月由馬禮遜教育會創辦，中文月刊，1856年5月停刊，共出33期。初由麥都思主編，後奚禮爾、理雅各又先後主持。所刊內容有論說、新聞、通訊、寓言、圖片等，其中有大量介紹西學及世界大勢的文章。
《格致匯編》，由英國傳教士傅蘭雅於1876年2月創辦，月刊（改季刊），為晚清最早的科學雜誌。創刊後，旋辦旋停，1892年冬出至第7年第4卷終刊，共計出60卷。受聘於江南製造局翻譯館的傅蘭雅，從自己譯介西學的工作中感到，要使“格致之學”在中國“盛行”，首先必須對民眾進行科普教育，“急宜先從淺近者起手，漸及而至見聞廣遠，自能融會貫通矣”。[2]為此，他創辦了《格致匯編》。該刊主要介紹近代自然科學和工藝技術知識，涉及的內容相當廣泛，大凡天文、地理、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學、醫學、藥物學，以及紡織、冶煉、製造、運輸等生產技術及水雷、火炮等軍事技術，幾乎無所不包。《格致匯編》創刊後頗受讀者歡迎，銷路暢達，發行量每期在三四千冊以上，在社會上產生了積極影響。
傅蘭雅像
《萬國公報》，原名《教會新報》，1868年9月由基督教會創辦於上海，美國傳教士林樂知為主編，周刊。從第301卷（1874年9月）起更名《萬國公報》，成為以時事為主的綜合性刊物。1883年7月出至第750期停刊，1889年2月複刊，改月刊，期數另立，成為外國教會機構廣學會的主要輿論工具。1907年停刊。改名後，該刊在每期扉頁附印一行說明：“本刊是為推廣與泰西各國有關的地理、曆史、文明、政治、宗教、科學、藝術、工業及一般進步知識的期刊”，表明它比一般刊物更注重對各種知識的宣傳介紹。《萬國公報》因其知識性強，發行時間長，而在社會上產生重要影響。發行量從最初的每期兩三千份增加到5.4萬份（1903年）。
《新民叢報》，資產階級改良派的重要刊物，保皇會主要輿論機關。1902年2月在日本橫濱創刊。半月刊。梁啟超、蔣觀雲先後主編。撰稿人有韓文舉、歐榘甲、馬君武、麥孟華、徐勤、徐佛蘇等。1907年冬停刊，共出96期。該刊在創刊號宣布了三條辦報宗旨，即“維新吾民”、“養國家思想”、“導中國進步”。其基本精神就是用近代的新思想、新知識對廣大民眾進行思想啟蒙。基於這種宗旨，該刊十分注重對域外新知的宣傳介紹，所設欄目有：論說、學說、政治、短評、中國近事、海外匯報、史傳、地理、教育、學術、兵事、宗教、名家談叢、輿論一斑、雜俎、小說、文苑、新著介紹、問答、餘錄等。第一年共辟24個欄目，以後各期經常保持的欄目在10個以上。從欄目的設置可反映出該刊所載內容的豐富多彩。《新民叢報》對西學的介紹，既有自然科學，又有社會科學。尤其對後者的介紹成就卓著。涉及哲學、政治、法律、文學、教育、曆史等方麵，近代人文科學的主要領域，大都包羅在內。《新民叢報》宣傳的這些內容，適應了當時的中國人對西學的強烈追求，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該刊也成為當時最暢銷的刊物之一，發行量高達萬份上下，有時每期再版或輾轉翻印達10餘次之多。
《科學世界》是近代中國人創辦的關於自然科學的專門雜誌，由上海科學儀器館主辦。創刊於1903年3月，1904年年底停刊，發行了12期。後於1921年複刊，發行了5期旋停。主要撰稿人有虞和欽、王本祥、虞輝祖、杜亞泉、徐宗彥等，多為自然科學的專家和愛好者。該刊宗旨：“發明科學基礎實業，使吾民之知識技能日益增進”，[3]即以宣傳實業救國，對民眾進行科學啟蒙為己任。該刊所載內容較為廣泛，其“簡章”中擬定的欄目有：圖畫、論說、原理、實習、拔萃、傳記、教科、學事匯報、小說等。通過這些欄目，該刊登載了大量介紹自然科學的文章。為了更形象地宣傳科學知識，該刊還登載科學小說。日本木村小舟寫的科學小說《蝴蝶書生漫遊記》，由日人茂原鞏江、王本祥合譯，在該刊連載。科學小說寓科學知識於故事情節之中，很能吸引讀者，能夠收到一般科學論著所不能有的宣傳效果。
新式學堂也是晚清西學傳播的重要途徑。在晚清，由於中國傳統社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引起了教育領域的變革。新式學堂的出現就是這種變化的重要表現。晚清出現的新式學堂主要有3種類型：第一類是由外國教會創辦的學堂，它們出現最早；第二類是由清政府開設的近代學堂；第三類是由資產階級改良派、革命派及各種民間團體創辦的新式學堂。
早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以後，來華的外國傳教士就開始在中國創辦學堂，不過為數很少。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外國教會取得更多的傳教特權，興起了辦學熱潮，教會學校數量與日俱增，辦學水平也有提高，不僅興辦了一些中學，而且還出現了少數大學。教會學校的宗旨是“使學生能成為社會上和教會裏有勢力的人物，成為一般人民的先生和領袖”[4]，以便用基督教征服整個中國。基於此種目的，教會學校便把宗教、科學知識、四書五經及英語當成基本教學內容。
清政府興辦新式學堂是從1862年創設京師同文館開始的。在洋務運動期間，清政府共舉辦了這類學堂20餘所，以培養外語人才、軍事人才和技術人才。這些學堂雖然還沒有完全擺脫封建傳統教育的窠臼，但都程度不同地采取了西方近代學校的某些體製教法，開設了一些自然科學、外語之類的課程，傳播了一些域外新知。1901年“新政”以後，清朝教育製度發生根本性變化。隨著科舉製的廢除，近代教育體製逐步建立起來，新式學堂在全國各地普遍設立。清末的新式學堂，既不同於舊式私塾，又不同於中日甲午戰前的洋務學堂，近代色彩更加鮮明。清政府在1902年頒發的《欽定中學堂章程》對所開課程作了這樣的規定：“修身第一，讀經第二，算學第三，辭章第四，中外史學第五，中外輿地第六，外國文第七，圖畫第八，博物第九，物理第十，化學第十一，體操第十二。”[5]盡管此期的清朝官方教育以“中體西用”為宗旨，但近代學科知識的比重大大增加了，官方學堂亦是傳播西學的重要途徑。
創辦新式學堂是中日甲午戰爭後新興資產階級所從事的一項重要活動。改良派和革命派對此都很重視，並付出了實際努力。這些機構在介紹西學、傳播維新變法思想方麵，起了重大作用。維新派在湖南長沙設立的時務學堂，采取中西學並重的方針，分經學、子學、史學和西學幾科，不僅教授自然科學，而且還宣傳了西方的進化論、民權說，培養出蔡鍔、林圭等人才。辛亥革命期間，革命派也辦了許多學校，以培養“革命之健兒”、“建國之豪傑”。愛國學社、愛國女校、大通師範學堂等便是其中的著名者。這類學堂辦學宗旨比較開明，沒有官方學堂的種種限製，“重精神教育以自由獨立為主”，在教學內容上，西學重於中學；成為培養革命人才的重要場所。
上海廣學會
除了報刊、學堂之外，晚清西學東漸的途徑還有翻譯出版機構。鴉片戰爭時期，林則徐、魏源等有識之士就提出“訪夷情”、“譯西書”的主張。林則徐為了翻譯西方書刊，聘請梁進德、袁德輝等為譯員，從事翻譯工作；把部分內容輯成《華事夷言》，開晚清譯書之先河。然而最早出現在中國的近代翻譯出版機構則是外國傳教士在19世紀40年代創辦的墨海書館（1843）、華花聖經書房（1845），翻譯出版了一批晚清較早的西學書籍。60年代以後，由外國人掌握的出版機構有美華書館、益智書會和廣學會等。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廣學會。廣學會，初名同文書會，1887年成立於上海，後改名廣學會。其成員主要是寓滬的外國人，有傳教士、外交官、租界官員及在華的外籍知名人士。英人赫德是它第一位會長。廣學會是在宗教旗號下從事文化活動的社團，以編譯西書為主要工作。據統計，1887—1900年，廣學會共出版書籍約176種，到1911年，共出版461種。[6]其中非宗教性書籍占一多半以上，涉及哲學、法律、政治、教育、實業、天文、地理、博物、理化等十幾個方麵。同時還發行多種刊物，主要有《萬國公報》《孩提畫報》《訓蒙畫報》《大同報》《中西教會報》《女鐸》等。書報發行點遍布全國，1898年有28處，到次年增至35處。廣學會是清末編譯西書、介紹西學最多的出版機構之一。
從19世紀60年代起，清政府開始有組織、有計劃地翻譯西書，並成立了相應的翻譯出版機構。最重要的機構就是創設於1868年的江南製造局翻譯館。京師同文館也兼有譯書的職能。江南製造局翻譯館成立後，聘用徐壽、李善蘭、華蘅芳、趙元益等中國學者及偉烈亞力、傅蘭雅、林樂知等外國傳教士為譯員，有組織、有計劃地編譯西方科技類圖書，較係統地介紹了近代數學、天文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及各種技術知識。僅到1880年為止，該館譯成西書共143部，已經出版者達98部。京師同文館也設有印書處，館內師生不斷譯印科技書籍，到1888年強學書局成立前，編譯西書20餘種[7]，為西學的傳播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華蘅芳像
中日甲午戰爭後，在資產階級政治鬥爭的影響下，中國的近代出版業有了長足的發展，各種譯書機構雨後春筍般地建立起來。比較重要的有：商務印書館編譯所（1897，上海）、大同譯書局（1897，上海）、譯書公會（1897，上海）、譯書匯編社（1900，日本東京，在上海設有總發行所）、廣智書局（1901，上海）、江楚編譯局（1901，南京）、教育世界出版社（1901，上海）、文明書局（1902，上海）、中國圖書公司（1906）、中國醫學會（1909，上海）等。此期的翻譯出版機構不僅數量多，而且情況複雜，有官辦的，也有民辦的；有設在國內的，還有設在國外的。出版的書籍除了有科技類外，還有大量人文科學類，而且後者比重越來越大，構成此期西學引進的主要內容。流行於歐美國家的進化論、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教育學及文學藝術等學科、門類，大都得到係統的介紹。值得提出的是，此期的國內學者把求學目光轉向日本，以致在中國出現了日文西書翻譯熱。他們認為，日本在明治維新後學習西方，富國強兵，取得成功的經驗，可資中國借鑒；另外，中日文字相近，譯日文較譯西文更易，是學西方的捷徑。19世紀末20世紀初，翻譯出版的日文書籍大量增加。據譚汝謙主編的《中國譯日本書綜合目錄》統計，1896—1911年的十餘年間，中國翻譯日文書籍計958種[8]。這個統計並不全麵，實際數字要在1000種以上。日文書籍的翻譯出版，豐富了引進外來文化的內容。
人員往來也是晚清西學東漸的一種形式。晚清以前，中外人員往來主要表現為外人來華的單向流動，中國人很少出國。鴉片戰爭以後，中外人員往來不僅人數增多，次數頻繁，而且出現了多向發展的情況，既有大量外國人來華，又有不少中國人出國。許多出國的中國人或者考察異域風情，或者學習別國新知，並通過日記、遊記、文章、著作等形式，把外國文化源源不斷地介紹到國內，為國人了解域外大勢開辟了新的途徑。
晚清時期，由於中國閉關的大門被列強打開，外國人大量湧入中國，形成了自明末清初以來外國人來華的一個新的**。僅以來華的外國傳教士而言，在明末清初的百餘年間，來華的外國傳教士隻有數百人，而在晚清，到19世紀末，來華天主教各修會的傳教士共約800人[9]，基督教傳教士則達1500人[10]。如果算上經濟、政治、外交、文化等方麵的外來人員，那會是一個龐大的數字。《近代來華外國人名辭典》匯輯了1840—1949年間來華外國人名錄2000餘人，這些僅是來華外國人中部分有影響、有地位的人物。他們包括參讚以上的外交官，重要口岸的領事官，海關、鹽務及郵政主管職員，租借地行政長官，政府顧問，著名傳教士，軍官，漢學家，新聞記者，商人，科學家及其他與中國近代史事有關的外國人。其中不少人都參與了當時的文化交流工作，或者通過各種方式介紹西學，或者向海外介紹中國文化，自覺不自覺地充當了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工具。
晚清時期，中國人出洋日益增多，改變了從前的封閉狀況。出洋華人數量之多，成分之廣泛，都創下以往曆史的最高紀錄。出洋華人大致有以下幾類人員：
1．出洋勞工
出洋勞工是指那些被生活所迫而到海外謀生的勞動者。他們中的許多人是被西方殖民者當作“豬仔”拐賣到海外的，與奴隸無異。據估計，1801—1850年，被掠賣出國的華工總數約32萬人。自1850年以後的25年間，出口華工猛增到228萬人。這些華工有被販往南北美洲和英屬西印度群島，也有販往東南亞地區的。他們在海外受盡非人的折磨，境遇十分悲慘。
2．使外及出國遊曆官員
為了應付鴉片戰爭以後的變局，清政府不得不改變閉關時代的一些做法，從第二次鴉片戰爭後陸續派官員出國，或者充當駐外官員，或者遊曆考察，不斷向國內傳送世界各地的信息。1866年，總稅務司赫德告假返回英國，建議總理衙門派同文館學生隨同赴泰西遊曆。清政府遂派前知縣斌椿與同文館學生鳳儀、張德彝、彥慧等隨赫德前往，先後考察了英、法、瑞典、俄國、普魯士、比利時等國。這是清政府在晚清向西方國家派出的第一批官方考察人員。斌椿此行寫下《乘槎筆記》、《海國勝遊草》（詩稿）、《天外歸帆草》（詩稿）等作品，記載了遊曆中的所見所聞及觀感。張德彝也寫了《航海述奇》。1868年，清政府向西方國家派出了第一個外交使團，領隊是受清政府聘用的美國人蒲安臣，成員有總理衙門官員誌剛、孫家穀等。誌剛寫下《初使泰西記》，記述了這次出訪經過。到19世紀70年代中期，清政府開始派出駐外使節。1876年郭嵩燾被任命為駐英公使，後又兼使法國。1877年清政府任命胡璿澤為駐新加坡領事，是為中國設置駐外領事之始。至清末，清政府先後向16個國家派出公使，向45個國家和地區派出領事[11]。為了了解域外大勢，清政府在1877年12月發出一道上諭，命令出使各國大臣隨時呈送日記，內稱：“凡有關係交涉事件，及各國風土人情，該使臣皆當詳細記載，隨事谘報。數年以後，各國事機，中國人員可以洞悉，不至漫無把握。況日記並無一定體裁，辦理此等事件，自當盡心竭力，以期有益於國。”[12]根據這條諭旨的要求，許多駐外使領官員及出國隨員都寫出了風格不同的出國日記、遊記及其他著作，如郭嵩燾（駐英法使臣）的《使西紀程》、曾紀澤（駐英、法、兼使俄使臣）的《出使英法日記》、何如璋（駐日使臣）的《使東述略》、李鳳苞（駐德使臣）的《使德日記》、陳蘭彬（駐美使臣）的《使美紀略》、薛福成（駐英、法、意、比使臣）的《出使四國日記》、蔡鈞（駐日使臣）的《出使瑣記》、劉錫鴻（駐英副使）的《英軺日記》、錢恂（駐荷蘭使臣）的《中外交涉類要表》、崔國因（駐美、日、秘使臣）的《出使美日秘國日記》、黃遵憲（駐日使館參讚）的《日本國誌》、姚文棟（駐英使館隨員）的《雲南勘界籌邊記》等。
從斌椿、誌剛以後，清政府陸續派出官員出國考察。1887年清政府通過考試選拔出傅雲龍等12人分赴東西洋遊曆。傅雲龍等被派往日本、美國、秘魯、巴西等國，曆時兩年。在此期間，傅氏編纂了遊曆各國圖經86卷，對各國情況作了係統介紹。再如，1905年清政府迫於國內各界立憲的要求，派載澤、戴鴻慈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載澤、李盛鐸、尚其亨前往日本、英國、法國、比利時等國；戴鴻慈、端方前往美國、德國、意大利等國考察，得西書數百種，並輯成《列國政要》132卷、《歐美政治要義》18卷，呈請清政府作為實行君主立憲的依據。派如此眾多的官員出國，是鴉片戰爭以前不曾有過的，也是晚清中外人員往來日趨頻繁的一個證明。
3．出國留學生
留學運動的興起和發展，不僅是晚清教育發生的重要變革，也是中外人員交往的重要體現。19世紀末以前，中國學生出國留學數量不多，自費者更是寥若晨星。20世紀初，由於科舉製度的衰敗和資產階級政治運動的影響，許多青年學子爭相負笈海外，形成了出國留學熱潮。出國留學者既有去歐美的，也有去日本的，而赴日留學一度成為留學浪潮中的主流。留學生們除了學習各國的科技知識、人文學科，還創辦報刊，翻譯書籍，向國內人民介紹域外新知，成為近代中國輸入外來文化的一支活躍的力量。
此外，還有大量因經濟、政治等各種原因離開祖國，移居或避居海外的人員。據張振勳估計，到光緒後期，“瀕海各省之民，散出外洋各埠者……統計不下五百餘萬”。[13]在這些出洋者當中，對西學東漸做出積極貢獻的是使外及出國遊曆官員、出洋留學生及各種出洋的知識分子等。
總之，晚清時期由於中國社會發生了新的變化，出現了資本主義的經濟、政治因素，對西學及西方文化的追求，成為中國社會的內在需要，這就使晚清時期的西學東漸有了新的曆史背景，也決定了西學在中國傳播的新態勢。沒有中國近代社會的演變，也就不會出現近代報刊、學堂、譯書機構。沒有開放的局麵，大規模的中外人員交往就是一句空話。這就是晚清時期西學傳播出現新變化的根本原因。
（二）西學傳播主體的轉換
西學傳播在晚清出現新態勢的另一個標誌，是傳播主體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大致來講，以中日甲午戰爭後興起的戊戌維新運動為界，在此以前，西學傳播的主動權仍掌握在外國傳教士手中，西學東漸尚未突破明末清初的舊格局；而在中日甲午戰爭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迅速崛起，以積極的姿態向國人介紹域外新知，做思想啟蒙的工作，從而使西學東漸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在從鴉片戰爭到中日甲午戰爭的半個多世紀中，外國傳教士一直在譯書中起著主導地位。中國譯者均為治經史出身的舊式士人，而新一代的翻譯人才正在醞釀形成的過程中，尚未獨立擔當此任。此期的西學翻譯方式仍與明末清初一樣，采取西人譯，中國學者述，由中西譯者合作完成。其做法為：由西方譯者口譯，中國譯者筆述、潤色。傅蘭雅在介紹江南製造局翻譯館的譯書狀況時對此作過詳細說明：“至於館內譯書之法，必將所欲譯者，西人先熟覽胸中而書理已明，則與華士同譯，乃以西書之義，逐句讀成華語，華士以筆述之：若有難言處，則與華士斟酌何法可明；若華士有不明處，則講明之。譯後，華人將初稿改正潤色，令合於中國文法。有數要書，臨刊時華士與西人核對；而平常書多不必對，皆賴華士改正。”[14]這種譯書方式是中西文化早期接觸的曆史產物。從傅蘭雅的敘述中可以看出，當時的西學輸入，對譯本的選擇、內容的理解、西文中譯等譯書環節，都取決於外籍譯者。所以此期出版的西書，多聯署中西譯者之名，西士在前，華士在後。如《代微積拾級》（英人偉烈亞力譯，李善蘭述）、《談天》（偉烈亞力譯，李善蘭述）、《數學理》（英人傅蘭雅譯，趙元益述）、《化學鑒原》（傅蘭雅譯，徐壽述）、《聲學》（傅蘭雅譯，徐建寅述）、《地學淺釋》（美人瑪高溫譯，華蘅芳述）、《繪地法原》（美人金楷理譯，王德鈞述）等。梁啟超作於戊戌維新運動期間的《西學書目表》[15]所錄書目絕大部分是出版於中日甲午戰前的，亦能說明當時西學傳播的狀況。該書目表中除去所錄的幾種報刊外，均為刊行的西書。其作者情況如下：中西學者合譯者123部，外國人譯著者139部，中國學者譯著者38部。可見，絕大多數譯著成於外國人之手，而參與譯書的中國學者大多不懂外文，主要從事譯文的轉述和潤色工作，在翻譯過程中隻起輔助性作用。然而，這種狀況僅是暫時的，中日甲午戰爭後，尤其在庚子事變之後，中國譯界發生了重大變化。在中日甲午戰爭至清朝滅亡的十餘年間，中國譯界格外活躍，經過資產階級政治運動洗禮的新型知識分子成為輸入西學的主體。正如梁啟超所說：“戊戌政變，繼以庚子拳禍，清室衰微益暴露。青年學子，相率求學海外，而日本以接境故，赴者尤眾。壬寅、癸卯間（按：1902年、1903年間），譯述之業特盛，定期出版之雜誌不下數十種。日本每一新書出，譯者動數家。新思想之輸入，如火如荼矣。”[16]西學傳播主體的轉換可以從此期出版的西書譯著者的情況反映出來。在反映辛亥革命時期西學傳播的《譯書經眼錄》[17]中，中國學者譯著者415部，中外學者合譯者33部，外國人翻譯者35部。中國學者參與完成的譯著遠遠超過同期外國人的譯著。這一情況與梁啟超在《西學書目表》中所反映的狀況相比，來了一個大顛倒。由此可見，此期的西學東漸中國人已經掌握了傳播西學、吸收外來文化的主動權，充當了輸入西學的主體力量。在此以前，中國譯者不唯數量稀少，而且在思想水平、翻譯能力等方麵都很有限。而此期的中國譯者在數量和質量上都有了很大提高。《譯書經眼錄》中提到的中國譯者共有近300名，其身份有學生（包括留學生）、教師、編輯、記者、醫生、科技工作者、職業政治家、政府官員等，遍及知識界各個階層。如嚴複、林紓、馬君武、王國維、梁啟超、章太炎、丁福保、範迪吉、杜亞泉、張相文、樊炳清、趙必振、戢翼翬、楊廷棟、麥鼎華、章宗祥等，就是其中的活躍人物。他們大都受過較係統的近代科學文化教育，具有新的知識結構和一定的外語水平，能夠獨立地從事翻譯工作。其中不少人還是資產階級政治運動的參加者和同情者，在思想水平和文化素質方麵都勝過其前輩。由於他們的努力，在較短的時間裏向國人介紹了西方和日本在幾百年、幾十年中所形成的學術成就和文化積累，克服了從前西學輸入的片麵性和被動性，使西學東漸出現了新的形勢。
二、西學傳播的主要內容
晚清西學東漸的新態勢還表現在輸入內容方麵。由於西學傳播途徑的拓寬，傳播主體的轉換，再加上社會發生了深刻的變革，國人對西學需求的日益迫切，這就使西學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大量湧入中國，成為晚清文化發展進程中的一大景觀。此期輸入的西學，不僅有自然科學和技術知識，而且還包括哲學及社會科學，可謂全方位的引進。大致說來，從鴉片戰爭至中日甲午戰爭的半個多世紀，輸入的西學主要是自然科學和技術知識，形成了晚清西學東漸的第一個**。從戊戌維新運動至清朝垮台，隨著新興資產階級登上政治鬥爭舞台，西方哲學、社會科學受到國人關注，並大量輸入，從而出現了西學傳播的第二個**。
（一）西方科技知識的傳播
早在19世紀四五十年代，西方的數學、醫學就被介紹進來。李善蘭和偉烈亞力合譯的《幾何原本》後9卷、《代微積拾級》等書，英國傳教醫師合信編寫的《全體新論》《西醫略論》等書，分別介紹了這兩門學科的基本知識。此外，對天文學、物理學也有零星的介紹。不過，總的來看，在19世紀60年代以前，西學介紹處於相當落後的狀態。從60年代的洋務運動興起以後，這種狀況發生了很大變化，引進學科的門類大大增多。在基礎學科方麵包括數學、天文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地質學、地理學、醫學等，涉及當時西方自然科學的絕大部分領域。應用科學的引進也很齊全，諸如冶煉、造船、化工、開采、紡織、駕駛、軍械、製造等，都先後傳入中國。這些內容成為晚清西學東漸第一個**的重要特征。以下對輸入的一些主要自然科學作概要的介紹。
1．數學
西方數學是傳入中國較早的一門科學。早在明末清初，西方數學的一些知識，如歐幾裏得幾何學、算術筆算法、對數和三角學，就通過《幾何原本》（希臘歐幾裏得著，利瑪竇譯、徐光啟述）、《同文算指》（利瑪竇、李之藻合作編譯）、《三角算法》（穆尼閣、薛鳳祚編譯）等譯著傳入中國，受到中國學者的重視。晚清時期，西方數學的輸入在明末清初的基礎上又有了新的發展，不僅介紹了初等數學，而且還介紹了高等數學。主要譯著有：
《幾何原本》後9卷，1857年出版。《幾何原本》為古希臘數學家歐幾裏得所著，共15卷。前6卷由利瑪竇與徐光啟在明末譯出。後9卷由英國傳教士偉烈亞力和李善蘭合作據英譯本譯出。《幾何原本》是論述平麵幾何基本原理的經典著作。經過200餘年的漫長歲月，這部古希臘的數學名著至此才完整地傳進中國。該書初版曾毀於鹹同年間的戰火。1865年在曾國藩的資助下，李善蘭將前後兩部並歸一處，重新出版。
李善蘭像
《代微積拾級》，原著者是美國數學家羅密士（Elias Loomis，1811—1889），原書名為《解析幾何與微積分初步》，共18卷，1850年出版。李善蘭與偉烈亞力合譯，譯本於1859年出版。該書依次介紹了代數、幾何、微分學、積分學，從初等數學到高等數學都有涉及，是晚清輸入中國的第一部高等數學的譯著，對中國近代數學的發展起到重要的作用。
《微積溯源》，原著名《微積分》（Fluxions），英國華裏司輯，載於《大英百科全書》第8版。由傅蘭雅、華蘅芳合譯，凡8卷，1874年江南製造局出版。前4卷講微分術，後4卷講積分術，內容不僅比《代微積拾級》更全麵、係統，可補其未備，而且對前者編譯中的錯誤作了修正。時人在評價這兩部書時指出：“前偉烈氏譯《代微積拾級》，但具微分之梗概，又甚覺難讀，例又未備，此書（按：指《微積溯源》）足以明其所晦，補其未備。”[18]
《決疑數學》，譯自伽羅威寫的《概率論》，原著載於《大英百科全書》第8版。傅蘭雅、華蘅芳合譯，共10卷，譯成後於1880年出版。這是第一本傳入中國的概率論著作。但該書在“總引”中稱，原著為英人棣麽甘所作。有人曾以譯書與棣麽甘原著校對，內容不相符合。
2．天文學
鴉片戰爭以前，西方天文學知識，包括哥白尼的日心說已經傳入中國，但影響不大。鴉片戰爭以後，西方近代天文學知識得到較為全麵的介紹。主要譯著有《談天》（偉烈亞力、李善蘭合譯，墨海書館印行出版）、《天文啟蒙》（林樂知、鄭昌棪譯述，江南製造局出版）、《天文須知》（傅蘭雅譯，格致須知本）、《測候叢談》（金楷理、華蘅芳譯述，江南製造局本）、《西國天學源流》（偉烈亞力、王韜合譯，墨海書館印行）等。其中介紹西方天文學知識較為係統全麵的是《談天》。《談天》，原名《天文學綱要》，是英國著名天文學家侯失勒的著作。所譯原書1851年版。譯著於1859年在上海出版，以後，徐建寅又對其作了補充，把到1871年止的最新天文學成果作了反映，由江南製造局出版。《談天》介紹的內容主要有：萬有引力定律、光行差、太陽黑子理論、行星攝動理論、彗星軌道理論等方麵，對恒星係，如雙星、變星、星團、星雲等天象亦有涉及。這樣，從哥白尼到牛頓、刻卜勒等人的天文學理論學說，較為係統地引進中國，對晚清中國天文學的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3．地理地質學
鴉片戰爭以後，國人迫切要求了解世界大勢，介紹外國地理的譯著不斷告世。這些著作既有中國人編譯的，也有外國人翻譯撰著的。鴉片戰爭期間，林則徐主持編譯成《四洲誌》，魏源又在《四洲誌》的基礎上，增補了大量外國有關資料，編寫出《海國圖誌》，是為介紹世界曆史地理的開端。此後，徐繼佘的《瀛寰誌略》、何秋濤的《朔方備乘》、張穆的《蒙古遊牧記》等，都從不同角度介紹了世界地理知識，對國人了解外情起到很大作用。外國人編譯的地理學著作亦為數不少，如英國傳教士慕維廉寫的《地理全誌》和《大英國誌》，卜舫濟寫的《地理初桄》、戴德江寫的《地理略說》、傅蘭雅譯編的《地理須知》、《地表須知》、《海道圖說》（與王德均合譯）、《測地繪圖》（與徐壽合譯）等著作，不僅介紹了世界地理形勢，而且還介紹了近代地理學的一係列基本原理、基本知識。如慕維廉的《地理全誌》介紹的地理知識涉及地球形勢概論、水陸分界論、洲島論、山原論、平原論、海洋論等。在地質學方麵，美國傳教士瑪高溫和華蘅芳合譯的《地學淺釋》最有名氣。該書譯自英國地質學家賴爾的名著《地質學原理》。1830年賴爾寫成此書後，多次再版，風行學界，影響頗大。恩格斯曾評價說：“最初把理性帶進地質學的是賴爾，因為他以地球的緩慢的變化這樣一些漸進的作用，取代了由於造物主的一時興起而引起的突然變革。”[19]《地學淺釋》譯成後於1873年出版，共38卷，配有大量繪製精細的插圖。其主要內容有：岩石的四大類，水成岩中的生物遺跡，有機遺體在水下沉積物中的埋藏，新舊岩石的差別，不同化石種類確定不同岩層的形成時期，物種的滅亡，人類的起源與地理分布，自然界與生物界變化的一致性等，均貫穿著自然進化思想。這部著作的引進對後來進化論在中國的傳播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4．物理學
18、19世紀，西方物理學取得較大的發展，力學、電學、光學、聲學、熱學等分支學科無論在基礎理論的研究，還是在實際應用方麵，都呈現出一派興盛的局麵。相對而言，中國在物理學方麵則處於落後狀態。鴉片戰爭以後，西方近代物理學，包括上述提到的各門分支學科先後輸入中國，備受國內學人的重視。
力學最初譯稱“重學”，主要譯著有：《重學》（艾約瑟與李善蘭合譯，1859年刊行）、《重學圖說》（傅蘭雅譯，1885年刊行）、《力學須知》（傅蘭雅譯，1889年刊行）、《重學器》（傅蘭雅譯，1890年刊行）、《力學入門》（丁韙良譯）、《力學測算》（丁韙良譯）等。其中李善蘭等合譯的《重學》較有影響。原書為英國物理學家胡威立（1795—1866）所著，係統敘述了西方近代力學的基本內容。譯著隻節選了其中的部分內容，包括剛體力學、流體力學、靜力學、動力學、運動學等方麵。牛頓力學三大定律亦在其中，並首次通過此譯著介紹到中國來。這部譯著被學術界認為“深切著明，實為善本”[20]，廣為流傳。
在電學方麵，主要的譯著有：《電學入門》（丁韙良譯撰）、《電學測算》（丁韙良譯撰）、《電學》（傅蘭雅、徐建寅合譯，江南製造局1879年出版）、《電學圖說》（傅蘭雅譯，益智書會1887年出版）、《電學總覽》（傅恒理譯，益智書會本）、《電學綱目》（傅蘭雅、周郇譯述，江南製造局1894年出版）、《無線電報》（範熙庸譯，1900年出版）等。這些譯著不僅介紹了有關電學的基本知識，還介紹了大量電氣應用知識，如電報、電線、電鍾、電燈及電工技術等內容，頗受國人歡迎。
5．化學
徐壽像
近代化學是晚清引進中國的較為係統的一門科學。最早介紹化學知識的是英國傳教醫士合信編著的《博物新編》（1855年出版）。化學知識的大規模介紹是在19世紀60年代以後。出版的化學類譯著，以江南製造局和同文館所刊行者頗有影響。其中徐壽、徐建寅父子和傅蘭雅共合譯各類化學譯著近20種，對近代化學作了係統全麵的引進，成就卓著。主要譯著有《化學鑒原》（傅蘭雅、徐壽合譯，英國韋爾司原著，1871年江南製造局出版）、《化學鑒原續編》（傅蘭雅、徐壽合譯，英國化學家蒲陸山原著，1875年江南製造局出版）、《化學鑒原補編》（傅蘭雅、徐壽合譯，1879年江南製造局出版）、《化學分原》（傅蘭雅、徐建寅合譯，英國包曼原著，1871年江南製造局出版）、《化學考質》（傅蘭雅、徐壽合譯，德國富裏西尼烏司原著，1883年江南製造局出版）、《化學求數》（傅蘭雅、徐壽合譯，1876年江南製造局出版）等。這些譯著概述了化學基本原理和各種重要元素的性質，對有機化學、無機化學、定性化學分析、定量化學分析，以及分析儀器的製作和使用方法等，都作了詳細的介紹。特別是《化學鑒原》首次提出了沿用至今的給化學元素確定中文名稱的原則。其方法是以羅馬字母名稱的主要音節的譯音，再加偏旁，以確定元素的中文名稱。《化學鑒原》提到的64種元素名稱，有44種為後來化學界所沿用，如鉛、鉀、鈉、鎂等，有10種經改造而被通用，如“養”改為“氧”，“淡”改為“氮”，“輕”改為“氫”，“弗”改為“氟”等。這對中國近代化學的確立起到奠基的作用。
6．生物學
我國古代學者曾對動植物作過大量的觀察、研究，積累了豐富的資料，寫下不少著作，但這些成果主要屬實用性範疇，與近代意義上的動植物學有很大不同，並未形成係統的科學理論體係。鴉片戰爭以後，西方近代動植物學傳入中國，主要譯著有：《植物學》（韋廉臣、艾約瑟、李善蘭合譯，1859年出版）、《百鳥圖說》（韋門道譯，1882年出版）、《百獸圖說》（韋門道譯，1882年出版）、《蟲學論略》（傅蘭雅譯，1890年出版）、《植物圖說》（傅蘭雅譯，1895年出版）、《動物學新編》（潘雅麗譯，1893年出版）、《西國名菜嘉花論》（傅蘭雅譯，1893年出版）等。這些書多為科普性讀物，其內容不出西方一般學校教科書範圍，涉及的問題多是動植物學的一些基本知識，如物種的分布、分類、特性、演變等。也有一些實用性的譯著，包括種植（養桑、選種、茶、林、果）、飼養（養牛、養蜂、養魚、養羊）等。韋廉臣、李善蘭等合譯的《植物學》是我國最早介紹近代植物學的譯著。原書為英國植物學家林德利寫的《植物學基礎》，凡8卷。卷一為總論，論述植物學研究對象、範圍、意義及動植物區別、植物分布等；卷二至卷六“論內體”、“論外體”，介紹了根、莖、花、葉、果等組織結構。其中提到的隻有在顯微鏡下才能觀察到的細胞組織，對中國人來說是前所未聞的新知識。卷七、卷八敘述植物研究方法。此書的譯介首次把近代植物學的基本知識係統地展現在國人麵前，對我國植物學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後來，日本學者把中譯本的《植物學》轉譯成日文出版，受到日本科學界的高度重視。
7．醫學
西方醫學知識早在明末清初就已經傳入中國。19世紀前後，西方醫學隨著近代科技的飛速發展取得長足進步。一些新的醫學成就在鴉片戰爭後得到廣泛的介紹。19世紀50年代，英國傳教醫師合信出版了幾種西醫譯著：《全體新論》《西醫論略》《內科新說》《婦嬰新說》等，對人體解剖學、內科、外科、婦科、兒科作了介紹。他還編纂過一本《英漢醫學詞匯》，這是目前所知國內最早的一部英漢醫學詞典。繼合信之後，來華的美國傳教醫師嘉約翰在廣州行醫譯書，介紹西方醫學。其譯著有《西醫內科全書》《西醫略釋》《體用十章》《眼科撮要》《割症全書》《裹紮新編》《內科闡微》《皮膚新編》《西藥略釋》《花柳指迷》《體質窮源》等十餘種。與此同時，江南製造局翻譯館等單位也出版了一些西醫譯著，著名者有：《儒門醫學》（傅蘭雅、趙元益合譯，1876年刊行）、《西藥大成》（傅蘭雅、趙元益合譯，1876年刊行）、《內科理法》（舒高第、趙元益合譯，1884年刊行）、《法律醫學》（傅蘭雅、徐壽、趙元益合譯，1899年出版）、《保全生命論》（秀耀春、趙元益合譯）、《濟急法》（秀耀春、趙元益合譯）、《臨陣傷科捷要》（舒高第、鄭昌棪合譯）、《婦科》（舒高第、鄭昌棪合譯）等。《儒門醫學》，原名The Medical Handbook，直譯為“醫藥手冊”，英國海得蘭撰，共上中下三卷，附表一卷。上卷介紹西醫的養生之道，中卷敘述西醫治病的方法，下卷列舉西醫處方和藥物的性能。內容通俗易懂，實用性強，便於家庭日用。《內科理法》，英國虎伯撰，共22卷，全麵介紹西醫內科學。附卷列出的西藥達33類，還列舉了301種西藥藥方。這是19世紀中國介紹西醫內科內容最豐富、篇幅最大的著作。《法律醫學》是英國著名法醫學家惠連的代表作，也是英國法醫學界的權威著作。這些譯著都是當時引進西方醫學中的上乘之作。梁啟超在《讀西學方法》中說：“譯出醫書以《內科理法》《西藥大成》為最備，《儒門醫學》上卷論養生之理，猶不可不讀”。[22]
8．工藝技術
隨著近代工業在中國的形成，與工業製造直接相關的應用技術知識，如冶煉、造船、化工、開采、紡織、駕駛、軍工等，得到廣泛介紹。如：《汽機發軔》（偉烈亞力、徐壽合譯，1871年刊印）、《兵船汽機》（傅蘭雅、華備鈺合譯）、《營造之法》（傅蘭雅、徐壽合譯，1877年刊印）、《克虜伯炮說》（金楷理、李鳳苞合譯，1872年刊印）、《水雷秘要》（舒高第、鄭昌棪合譯）、《開煤要法》（傅蘭雅、王德均合譯，1871年刊印）、《礦石圖說》（傅蘭雅譯，1884年）、《硫強水法》（傅蘭雅、徐壽合譯，1877年刊印）、《製肥皂法》（林樂知、鄭昌棪合譯，1879年刊印）、《照像器》（傅蘭雅譯，1890年刊印）、《西國煉鋼說》（傅蘭雅譯編）、《西國造橋略論》（傅蘭雅譯編）等。出版的應用技術類譯著。在數量上並不亞於基礎科學類，但在介紹的係統性上卻稍遜之。
19世紀60年代至90年代是晚清西學東漸的一個重要階段。此間，西學傳播途徑已多樣化了，中國有了自己的文化傳播機構，開始有組織、有計劃地大量引進西學。由於受到洋務運動和“中體西用”思想的影響，中國人對西學的接納還局限在自然科學和應用技術方麵，因此，在引進的內容裏，自然科學占了突出的地位。引進的科技知識與生產實踐相結合，使知識形態的自然科學轉化為直接生產力，導致中國傳統社會經濟領域的變化。更重要的是科學打開了人們的眼界，衝擊和動搖了封建傳統思想，形成了近代唯物主義自然觀等新觀念，為後來的戊戌維新運動準備了必要的思想條件。
（二）西方哲學社會科學的輸入
中日甲午戰爭後，在資產階級政治運動的推動下，西學在華傳播的形勢出現了新的局麵。就傳播的內容而言，西方近代的哲學、社會科學占了主要地位，自然科學退居其次。注重譯介西方的哲學、社會科學成為此期西學東漸的主要特征。此期引進的西方社會科學門類多，內容廣，以學科計有哲學、政治學、經濟學、倫理學、社會學、法學、美學、邏輯學等；以思潮計，包括了上溯古希臘時代的主要學派、文藝複興時期的諸家思潮，下至19世紀歐美流行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各色主張，及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各派社會主義思潮；以人物計，既有柏拉圖、亞裏士多德等歐洲古代思想家，又有培根、笛卡兒、盧梭、孟德斯鳩等近代啟蒙大師，以及康德、黑格爾、亞當·斯密、達爾文、斯賓塞、巴枯寧、馬克思等名家名流，可謂包羅萬象，五彩繽紛。其內容之豐富，範圍之廣泛，學科之繁多實為前所未有。以下就幾個主要方麵略作敘述。
1．哲學
中日甲午戰爭前，中國人對西方哲學知之甚少，甚至還弄不清哲學與科學、神學的界限。20世紀初，“哲學”一詞從日本傳入，國人使用頻率漸多，最後固定下來，沿用至今。《浙江潮》第4期刊登了一篇題為《希臘古代哲學史概論》的文章，給“哲學”下了這樣的定義：
哲學二字，譯西語之Philosophy而成，自語學上言之則愛賢智之義也。畢達哥拉士所下之定義，以為哲者因愛智識而求智識之學也；亞裏士多德亦以為求智識之學；而斯多噶學派以為窮道德之學；伊壁鳩魯學派以為求幸福之學。哲學之定義如此紛紛不一，雖然，希臘人哲學之定義，則以相當之法研究包舉宇宙與根本智識之原理之學也，約言之，則哲學可稱原理之學。
所謂“原理之學”就是探求事物一般規律之學。這與今人對哲學的解釋極為相近。當時對西方哲學的譯介主要有兩個方麵：一是介紹西方哲學的原理、體係，二是介紹西方哲學的重要流派和代表人物。王學來譯日本井上園了著的《哲學原理》（1903年日本閩學會印）、師孔寫的《哲學綱領》（載於《浙江潮》）等書，對近代哲學的定義、研究對象、基本原理和範疇、研究方法、哲學與其他學科的關係等問題，作了深入淺出的敘述。1903年國民叢書社譯日本文學士寫的《哲學十大家》，介紹了蘇格拉底、柏拉圖、亞裏士多德、培根、牛頓、孟德斯鳩、亞當·斯密、邊沁、達爾文、斯賓塞等10位西方著名學者的生平和思想。他們中的多數人是哲學家。同年，馬君武撰《唯新（心）派巨子黑格爾學說》，對黑格爾的客觀唯心論作了介紹。梁啟超在1901年至1903年間，在《新民叢報》發表大量文章，介紹了霍布斯、斯賓諾莎、康德、培根、達爾文等眾多的西方哲學家，對其中的許多人都是第一次係統性介紹。1906年，張東蓀、蘭公武等在日本東京《教育》雜誌創刊號上刊登了詹姆士的《心理學原理》，同時發表了一些介紹實驗主義哲學的文章。1907年，署名“楞公”的作者編輯的《萬國名儒學案》一書，介紹了歐洲從古代至近世的主要哲學流派及其代表人物。
《天演論》封麵
在晚清，對中國思想界影響最大的西方學說是進化論，以致使中國近代哲學一度被稱為“進化哲學”。還在19世紀70年代，中文讀物就介紹過達爾文的作品。1873年8月21日的《申報》刊登了一則《西博士新著〈人本〉一書》的書訊，介紹說：“英國有博士名大蘊者，撰著名書，大顯於世。近世新作則又有《人本》一書。蓋以探其夫宇內之人，凡屬性情血氣，是否皆出於一本也。”文章中的“大蘊”即達爾文。《人本》一書，即達爾文發表於1871年的《人類起源及性的選擇》。進化論真正在中國產生影響，是從嚴複的介紹開始的。1895年，嚴複在《原強》一文中介紹並稱讚達爾文及其學說。1898年，他翻譯的《天演論》出版，達爾文進化論始被係統地作了介紹。《天演論》譯自英國生物學家赫胥黎的《進化論與倫理學》一書，這是一部宣傳達爾文主義的著作，嚴複隻翻譯了前半部分，加了按語和注釋。1901年至1902年，留日學生馬君武把達爾文所著《物種起源》中的第三章“生存競爭”和第四章“自然選擇”譯出，分別以《達爾文物競篇》和《達爾文天擇篇》的名稱出版，成為達爾文原著最早的中文譯本。進化論經嚴複等人的介紹傳入中國後，成為一種新的哲學世界觀和方法論，在中國思想界引起轟動。以康有為為代表的維新派和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都接受了這種學說，形成了各自的哲學思想。前者提出了庸俗進化論，後者提出了革命進化論。
2．政治學
西方資產階級政治學說，包括“天賦人權”、“社會契約”、“三權分立”、“自由、平等、博愛”等在內的民主思想理論體係，是由英國洛克和法國盧梭、孟德斯鳩等思想家所創立，曾在西方資產階級反對封建製度的鬥爭中發揮過重要的進步作用。在近代中國，對西方政治學說的介紹稍後於對西方政治製度的宣傳。早在19世紀40年代，魏源、徐繼佘等在他們的著作中就介紹過西方政治製度。其後，早期改良思想家王韜、鄭觀應等對西方國家作了考察，並主張在中國實行英國式的君主立憲製度。至於國人對西方政治理論的關注與介紹，則是在中日甲午戰爭後。如盧梭的《民約論》，1898年上海同文譯書局出版了日本右江篤介的中文譯本第1章，稱為《民約通義》，是為此書最早的中文譯本。1900年年底到1901年年初，留日學生楊廷棟據日譯本轉譯此書的一部分，在《譯書匯編》上連載。1902年上海文明書局印刷了楊廷棟的全譯本，書名《路索民約論》。這使國人對《民約論》始有全麵性的了解。孟德斯鳩寫的《論法的精神》，1903年上海文明書局出版了張相文據日文本轉譯的本子，取名《萬法精理》。原著31章，該書隻譯了前20章。著名翻譯家嚴複從1900年始據英文本翻譯此書，取名《法意》，於1904年至1909年由商務印書館陸續出版。英國思想家約翰·穆勒的《自由論》，是19世紀資產階級政治學說中的重要著作。嚴複在庚子事件前著手翻譯此書，於1903年交付商務印書館出版，取名《群己權界論》。同年，譯書匯編社也出版了馬君武的該書譯本，封麵題名《彌勒約翰自由原理》。英國學者甄克思的《社會進化簡史》是闡述其關於國家政治進化的一部著作，並於1900年出版。嚴複將該書譯出，予名《社會通詮》。該書從原書出版到譯本告世，僅用了4年時間，譯介相當及時。至於約翰·穆勒的《代議政體論》、德國政治學者伯倫知理的《國家學綱領》等，都被譯成中文本刊行。
3．經濟學
中日甲午戰前出版的介紹西方經濟問題的譯著隻有《富國策》《保富述要》《列國歲計政要》等少數幾種，且多一般性的讀物。甲午戰爭後這類譯著多了起來，出現了係統介紹西方經濟學的新局麵。歸納起來，這類譯著大致可以分為五類：第一類是講經濟學理論的，如《原富》（英國亞當·斯密著，嚴複譯）、《節本原富》（亞當·斯密著，張鵬一撰）、《經濟通論》（日本東邦協會著）、《最新經濟學》（作新社編譯）、《經濟原論》（美國麥喀梵著，朱寶綬譯）等；第二類是經濟發展史、學說史方麵的，主要有《萬國商業史》（日本小林醜三郎著，羅普譯）、《日本貨幣史》（日本信夫淳平著，新民譯）、《生計學說沿革小史》（梁啟超撰）、《經濟學之起源及其沿革》（日本和田垣謙三著）等；第三類是財政方麵的，如《國債論》（日本土子金四郎著，王季點譯）、《歐洲各國比較財政及組織》（德國海開路著，譯書匯編社譯）、《財政概論》（亞粹編）、《預算製度概說》（明永編）；第四類是講商業的，如《商學》（張相文編譯）、《商務教程》（日本田崗佐代治譯）、《世界各國商業比較略說》（《江南商務報》第19期刊登）等；第五類是講金融的，如《實用銀行簿記》（日本米田喜作著，奉天編譯處譯）、《紙幣論》（日本杉榮三郎講授，唐宗愈述）、《格裏森貨幣原則說略》（雙濤編，刊登於《國風報》1910年第3期）等。這些譯著從經濟學研究的曆史到現狀，從經濟理論到各國實行的經濟製度，都作了詳細的介紹。尤其關於西方經濟理論、經濟思想的譯著占了較大比重，說明中國人對西方經濟學的認識正在向較高的層次發展。
4．社會學
馬君武像
早在19世紀80年代前後，西方社會學的片斷信息已經見諸《申報》、《萬國公報》等報刊。對社會學係統介紹是在戊戌維新運動興起之後。1895年嚴複在《原強》一文中，扼要地介紹了達爾文進化論和斯賓塞的社會學，並稱社會學為“群學”。這是他最初涉及社會學的文字。而中國學者最早使用“社會學”一詞，則是譚嗣同。他在《仁學》中說：“凡為仁學者”，需通曉包括“算學、格致、社會學之書”在內的中外各種書籍[23]。但他隻使用了“社會學”一詞，並未對其內容作具體闡述。最早係統譯介西方社會學著作的是章太炎和嚴複。1902年章太炎翻譯的《社會學》由上海廣智書局出版。該書原作者是日本學者岸本能武太，譯本分上下卷，較係統地介紹了西方社會學家孔德、斯賓塞、葛通哥斯等人的學說思想。次年，嚴複翻譯的《群學肄言》由上海文明編譯書局出版。該書譯自斯賓塞的《社會學研究法》。這是斯氏代表作《社會學原理》的緒論，是學習社會學的入門之作。嚴複早在19世紀80年代初就讀過此書，大為傾服，1897年為《國聞報》翻譯前兩篇，到1903年始將全書16篇全部譯出。此期刊行的其他社會學著作還有：馬君武譯的《社會學原理》（斯賓塞著）、吳建常譯的《社會學理論》（美國吉丁斯著，一譯葛通哥斯）、金鳴鑾譯的《社會學》（日本澁江保著）、林紓與魏易同合譯的《民種學》（德國哈伯蘭著）、東文譯書社出版的《人與猿》（日本寺田寬二著）等。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社會學是頗受國內學者關注的學科，介紹和引進都比較及時。
5．邏輯學
中日甲午戰前，西方邏輯學的片斷知識已經傳入國內，人們稱之為“辨學”、“名學”、“論理學”。對邏輯學的係統引進是在中日甲午戰爭後，嚴複為介紹西方邏輯學做出獨特的貢獻。1900年嚴複在上海開“名學會”，講授邏輯學，並翻譯西方邏輯學著作。他譯出的邏輯學著作有兩部，即《穆勒名學》和《名學淺說》。《穆勒名學》，原名Logit，直譯為《邏輯體係》，英國學者約翰·穆勒撰著，出版於1843年，是形式邏輯的一部名著，以研究歸納法為主，但由於作者以經驗論為宗旨，對歸納法作用有所誇大。嚴複在1900年至1902年翻譯了該書前半部，交付南京金粟齋於1905年出版。後半部始終未譯出。《名學淺說》，原名Primer of Logic，直譯為《邏輯入門》，英國學者耶芳斯撰著，是一本邏輯學的通俗讀物，1876年出版。嚴複在談該書譯述經過時說：“戊申（1908年）孟秋，浪跡津沽。有女學生旌德呂氏（碧城），諄求授以此學。因取耶芳斯《淺說》，排日譯示講解，經兩月成書。中間義恉，則承用原書，而所引喻設譬，則多用己意更易。”[24]這兩部譯著對於國人了解西方近代邏輯學起到重要的啟蒙作用，從而也確立了嚴複作為我國近代邏輯學奠基人的地位。時人評論說：“自嚴先生譯此二書，論理學始風行國內，一方學校設為課程，一方學者用為致學方法。”[25]在此期，更多的邏輯學譯著還是由留日學生譯成的，如《論理學達恉》（日本清野勉著，林同祖譯）、《論理學綱要》（日本十時彌著，田吳炤譯）、《論理學問答》（日本富山房編，範迪吉等譯）、《論理學教科書》（日本高島平三著，金太仁作譯）等。它們中的多數是講形式邏輯的基本知識，這對剛開始接觸這門學科的中國人來說還是深淺適宜的。田吳炤譯的《論理學綱要》與嚴複譯的上述兩書比起來，頗具特色。嚴複譯著側重講歸納法，而田氏譯著則偏重介紹了演繹法，彌補了在邏輯學介紹中出現的偏差。另外，它還在翻譯上使用的名詞術語方麵比嚴譯著書更通俗一些，便於初學者學習。正因為如此，該書出版後頗受學界歡迎，多次再版而仍供不應求，直到民國初年出版的一些邏輯學教科書，還是以它為底本來編寫的。
6．倫理學
除了上述提到的學科外，西方的教育學、美學、史學、文學、藝術等學科亦得到廣泛的介紹，因限於篇幅，不再一一敘述。
中日甲午戰爭後的西學傳播以更大的規模、更豐富的內容，衝擊著神州大地，深刻地影響了中國傳統社會和文化。由於西學知識的廣泛介紹，使中國知識分子的眼界豁然大開，開始從更高的層次、更新的角度反省中國的前途和命運，形成了具有鮮明時代感和曆史責任感的近代文化意識。此期的進步人士反對以往那種對西方文明的片麵認識，把西方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視為一個有機聯係的整體。在他們看來，文化的發達與否是衡量一個民族或國家是否先進的重要標誌。進步人士把鮮明的文化意識與救國救民的曆史責任感結合在一起，沿著這個思路探討西方國家強大和中國落後的原因。有人撰文指出：文化學術是世界文明進步的巨大動力，“泰西何以強？有學也，學術有用，精益求精也。中國何以弱？失學也，學皆無用，雖有亦無也”。[28]有人還提出“學戰”的口號，認為世界各國競爭不僅表現在軍事上、經濟上，而且還表現在文化學術上。中國要救亡圖存，必須在開展“兵戰”、“商戰”的同時，開展“學戰”。所謂“學戰”乃是晚清時期仁人誌士要求振興中國民族文化的口號。他們認為，不懂得“學戰”，“兵戰”、“商戰”都將不得要領。誠如張繼煦所說：“今日言兵戰，言商戰，而不歸之於學戰，是謂導水不自其本源，必終處於不勝之勢。”[29]
新的文化觀念啟迪了創造新文化的實踐活動。中日甲午戰爭後這種工作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麵，即批判封建主義的舊文化和建立資產階級近代新文化。當時進步的人士吸收了西學中的民主思想，對封建專製思想體係發起猛烈的批判，要求衝破封建傳統思想的束縛，擺脫綱常名教的牢籠。刊登在《新世紀》的《排孔征言》一文竟然提出“孔丘之革命”[30]的主張。這在當時確是大膽之論。在批判封建傳統文化的同時，進步知識分子從事近代文化事業的建設。他們從豐富的西學中汲取營養，把西方的民主精神當作中國近代新文化的內質和改造中國的良方妙藥。青年革命家鄒容在《革命軍》中大聲疾呼：“吾幸夫吾同胞之得盧梭民約論、孟得斯鳩萬法精理、彌勒約翰自由之理、法國革命史、美國獨立檄文等書譯而讀之也。……夫盧梭諸大哲之微言大義，為起死回生之靈藥，返魄還魂之寶方。……我祖國今日病矣，死矣，豈不欲食靈藥投寶方而生乎？苟其欲之，則吾請執盧梭諸大哲之幡寶，以拓展於我神州土。”[31]中國近代文化的許多方麵都從輸入的西學中汲取了營養，如思想觀念、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教育、文藝、文字改革、社會風俗等，都在外來文化（包括西學）的影響下發生了程度不同的變化，或局部性地，或根本性地改變著中國傳統文化的麵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