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19世紀末資產階級改良派領導的戊戌維新變法運動的失敗，民族危機的更進一步深化，革命浪潮風起雲湧，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以革命進化論為武器批判以康有為為首的改良派主張的漸進論，抨擊傳統哲學思想中“天不變，道亦不變”的觀點，響亮地提出了“革天”的口號，主張以暴力革命推翻封建君主專製政體，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資產階級革命派在同改良派的論戰中，宣揚自己的革命思想和政治主張，形成了革命的進化論思想，為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專製政府提供了堅實的理論武器。
一、孫中山的革命進化論
孫中山不僅是中國近代史上的偉大的資產階級革命家，而且也是傑出的思想家。他的哲學思想同樣豐富多彩。與中國近代其他思想家一樣，孫中山的哲學思想主要是通過自己的社會政治思想曲折地反映出來的。1918年護法運動失敗後，孫中山在上海痛定思痛，總結革命的經驗教訓，寫成著名的《孫文學說》，係統地闡述了他的哲學思想。但這並不是說在此以前，尤其在晚清時期，孫中山就沒有形成自己的哲學思想。恰恰相反，晚清時期孫中山的哲學思想相當豐富，隻是其哲學觀點散見在各種政治性質的講演、論文中，沒有係統而集中地加以闡述而已。孫中山在晚清時期的哲學思想總的說來沒有超過進化論的水平，然而，他所主張的進化論擺脫了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的改良主義範圍，緊密地與革命世界觀結合在一起，成為一種新型的革命進化論，從而把當時中國哲學思想提高到一個新的境界。
孫中山像
孫中山早年曾經在檀香山、廣州、香港等地學習，較為係統地接受了西方資本主義的文化教育，對近代自然科學、西方社會的曆史、政治、經濟等學說都有一定的了解。正如他在《上李鴻章書》中所說：“幼嚐遊學外洋，於泰西之語言文字，政治禮俗，與夫天算地輿之學，格物化學之理，皆略有所窺；而尤留心於其富國強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規；至於時局變遷之故，睦鄰交際之宜，輒能洞其閫奧。”[101]這些知識對他哲學思想的形成產生了很大影響。
早年的孫中山基本上接受的是改良主義思想，希望通過實行社會改良達到改造中國的目的，並對清政府抱有一定的幻想。孫中山在日後談到自己思想轉變時回憶道：“予在澳門，始知有一種政治運動，其宗旨在改造中國，故可名之為少年中國黨。其黨有見於中國之政體不合於時勢之所需，故欲以和平之手段，漸進之方法，請願於朝廷，俾倡行新政。其最要者，則在改行立憲政體，以為專製及腐敗政治之代。予當時不禁深表同情，而投身為彼黨黨員，蓋自信固為國利民福計也。”[102]1894年夏，孫中山曾赴天津，上書李鴻章，提出了自己的政治改革主張，指出：
竊嚐深維歐洲富強之本，不盡在於船堅炮利、壘固兵強，而在於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此四事者，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也。我國家欲恢擴宏圖，勤求遠略，仿行西法以籌自強，而不急於此四者，徒惟堅船利炮之是務，是舍本而圖末也。[103]
由此看出，他的思想主張顯然和當時的改良主義者的觀點如出一轍。身為朝廷重臣的李鴻章自然不會理會一個無名青年的建議。這使孫中山的上書毫無結果。經過這一挫折，再加上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戰爭中的慘敗，使孫中山看清了清王朝已經腐敗透頂，無可救藥，認識到要想救國，必須推翻清王朝的統治。用他的話來說是“知和平之法，無可複施。……積漸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強迫”。[104]於是，孫中山拋棄了改良主義思想，堅定地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他的這一轉變，不僅是政治立場、政治思想的重大變化，也是哲學思想上的重大轉折，即從漸變的進化論轉變為革命進化論。在從興中會成立，開始發動反清武裝起義時起，到1911年推翻清王朝的十餘年間，孫中山把主要精力都放在革命活動方麵，無暇係統地構築自己的哲學思想理論，但他的哲學思想，即革命進化論，隨著民主革命實踐的發展而不斷深化，在中國的思想界，尤其在革命黨人中間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此期間，反映他哲學思想的文章主要有：《敬告同鄉書》《駁保皇報書》《支那問題真解》《在東京中國留學生歡迎大會的演說》《民報發刊詞》《在東京〈民報〉創刊周年慶祝大會的演說》及《平實尚不肯認錯》等。
在孫中山的思想中，達爾文進化論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孫氏自謂：
文早歲誌窺遠大，性慕新奇，故所學多博雜不純。於中學則獨好三代兩漢之文，於西學則雅癖達文之道（Darwinism）；而格致政事，亦常瀏覽。至於教則崇耶穌，於人則仰中華之湯武暨美國華盛頓焉。[105]
然而，晚清有不少講進化論者把自然之進化與社會之進化混為一談，尤其在改良派中更是大有人在。對此，孫中山作了理論上的澄清。他在駁斥平實的文章中指出：
爾雲：“將人群家國之事，無不納於天演自然之中。”爾於天演下加多“自然”二字，以為爾之說可完，而不知“天演”二字之原文為Evolution。此字有數意，兵式操演之“演”亦名曰Evolution。譯者（案：指嚴複）乃海軍學生出身，慣於操演之事，先入為主，故譯Evolution為“天演”。而平實今欲文其錯，並加以“天演自然”四字為一名辭，以辨其“人事即天然為不錯”。其實，Evolution在赫胥黎之書應譯為“進化”乃合，譯為“天演”則不合；以進化一學，有天然進化、人事進化之別也。若曰天然“天演”、人事“天演”則不合也，因人事進化與天然進化有相因的，亦有相反的也。[106]
在這裏，他不僅糾正了國人在翻譯介紹進化論中的不當之處，而且還指出人事進化與天然進化的區別，批評了對進化論的庸俗理解。“人事進化與天然進化”為什麽會有不同呢？孫中山論證道：
夫人之初生，穴居野處，饑食自然之果實，渴飲自然之泉源，此所謂自然人；今南洋之海島猶有存者。熙熙嘷嘷，無思無為，如中國古語所謂“無懷氏之民”“葛天氏之民”也。此自然人之時代，固無所謂理亂興衰之時勢也。及其進化也，由獵而牧而耕而織，於是有夏葛而冬裘，暑扇而寒火，則人事進化矣。其進化之程度愈高，則離天然愈遠；及至曆史之時代，則人事漸繁，而理亂興衰之事畢現，然後乃有“時勢”之名稱。時勢者，人事變遷之態度，西名曰Circumstanlce，日本人譯之為“周遭之情狀”，而自然則曰Nature，二者固絕然不同也。[107]
在他看來，人類社會愈發展，文明程度愈高，愈遠離自然狀態，而與自然界的區別也就愈大。自然界的進化規律決然不能應運到人類社會之中。他強調說：“時勢者非自然也，自然是自然，時勢是時勢，時勢者純乎人事之變遷也。”[108]“自然進化”與“人事進化”有何不同？孫中山認為，“自然進化”是消極的、被動的，動植物隻能根據大自然的變化規律消極地適應自然環境，而“人事進化”則是積極的、主動的，人類可以通過自己的主觀努力改變自己的命運。孫中山說：“中國常語有曰：‘人事補天工，人事奪天工’。天工者，自然也。如是時勢與自然之有區別，雖小學之生徒、常人之見識皆能知也。”[109]他還認為，“人事進化”中的最高表現形式便是“革命”。他以湯武伐夏桀、美國獨立戰爭為例，來說明社會革命是推動曆史進步的強大動力。湯武、華盛頓之所以“無敵於天下，為人民之歸心也”，就在於他們能夠順應民心，發動革命，推翻壓迫人民的統治者。他強調：“革命者，大聖人、大英雄能為，常人亦能為。”[110]他還認為，革命的合理性、不可避免性，是由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所決定的。因為任何一個社會或朝代，都有“由生而長，而全盛，而衰老，而死亡”的過程，新生必然取代衰朽，光明終究戰勝黑暗。當一個社會到了衰朽不堪的程度時，“必便更造文明之新政府以代其舊政府”。[111]實現這種取代的手段便是革命。可見革命是順天應人，適應時代潮流的正義之舉。
孫中山的革命進化論還包含著飛躍發展、後來居上、趕超世界先進的積極內容。
康有為、梁啟超鼓吹的進化論隻承認事物的漸變、量變，而否認突變和質變，主張任何事物的發展都是循序漸進的。人類社會也是如此，隻能按照君主製→君主立憲製→民主共和製的邏輯發展。按照這種觀點，處於君主製曆史階段的中國隻能爭取君主立憲製的前途，而不能爭取民主共和製度的實現，否則便是“躁進”和“踖等”。孫中山用革命進化論的思想批駁了這種觀點，闡發了後來居上的思想，發展了進化論學說。他指出：
又有說歐米共和的政治，我們中國此時尚不能合用的。蓋由野蠻而專製，由專製而立憲，由立憲而共和，這是天然的順序，不可躁進的；我們中國的改革最宜於君主立憲，萬不能共和。殊不知此說大謬。我們中國的前途如修鐵路，然此時若修鐵路，還是用最初發明的汽車，還是用近日改良最利便之汽車，此雖婦孺亦明其利鈍。[112]
他以日本、美國為例來說明社會進化後來居上的道理，稱：“日本不過我中國四川一省之大，至今一躍而為頭等強國”，“米人不過由四百年前哥侖布開辟以來，世人漸知有米國，而於今的文明，即歐洲列強亦不能及”。中國同樣如此，隻要國人同心協力地努力奮鬥，“將來取法西人的文明而用之，亦不難轉弱為強，易舊為新”。孫中山滿懷信心地指出：
中國蓋實當老邁時代。中國從前之不變，因人皆不知改革之幸福，以為我中國的文明極盛，如斯已足，他所何求。於今因遊學誌士見各國種種的文明，漸覺得自己的太舊了，故改革的風潮日烈，思想日高，文明的進步日速。如此看來，將來我中國的國力能淩駕全球，也是不可預料的。……倘若是中國人如此能將一切野蠻的法製改變起來，比米國還要強幾分的。[113]
他認為，中國要想後來居上，必須追求“人力的進步”“人事的變更”，而不能等待“天然的進步”“天演的變更”。他說：“我們決不要隨天演的變更，定要為人事的變更，其進步方速。”[114]所謂“人事的變更”是指社會的革命性變化。基於這種認識，孫中山提出了學習外國“取法乎上”的原則，說：“若我們今日改革的思想不取法乎上，則不過徒救一時，是萬不能永久太平的”；“兄弟願諸君救中國，要從高尚的下手，萬莫取法乎中，以貽我四萬萬同胞子子孫孫的後禍。”[115]
晚清時期，在中國哲學思想領域影響最大的哲學思想就是從西方傳入中國的進化論。最初，在中國宣傳進化論的是康有為等資產階級改良派。他們出於自己的政治需要，把進化論局限在改良主義的範圍內，隻承認量變而不承認質變。這就不能不限製了進化論的積極意義。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大膽地突破了改良派的局限，把進化論與革命論結合起來，形成了更為進步的革命進化論，在承認事物量變的同時，也承認質變。這就不僅使國人對進化論有全麵的了解，而且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提供了有力的理論依據，為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統治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礎。孫中山在晚清時期盡管沒有寫出係統闡述革命進化論的著作，但他的進步哲學觀念已經在這時粗具規模，為他在辛亥革命後撰寫《孫文學說》作了先期準備。
二、章太炎的哲學思想
章太炎作為一個“有學問的革命家”，有著非常強烈的民族主義思想，他把推翻清王朝專製統治、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作為革命的最終目標。他在著名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一文中提出了“競爭生智慧、革命開民智”的命題，明確地把革命的觀念包含在進化論之中，使他的哲學體係深深地打上了唯物主義進化論的烙印。
章太炎在論述對宇宙和自然界的變化過程中具有唯物主義的進化論思想。他在《訄書·天論》中提出了“視天”之說，後來在《儒術真論·視天論》中又加以發揮說：“昔餘嚐持視天之說，以為遠望蒼然者，皆內蒙於空氣，外蒙於阿屯、以太而成是影，非果有包於各耀而成太圜之體者也。”在章太炎看來，天並不是有形質的實體，在無邊無際的宇宙中包含有無數的恒星，恒星之外又有行星圍繞著轉動，而這些星球都是由“阿屯、以太”構成的，蒼然的天則是由星雲聚合所致。這就好像太陽光為水汽折射，人看見彩虹，就給以“虹霓”的名稱，其實並沒有“虹霓”之實體。
在這以前，譚嗣同講宇宙論，將“以太”與孔子的仁、佛教的性海、基督教的靈魂相比附，而章太炎不同意這種說法，他認為“凡物之初，隻有阿屯，而其中萬殊”，“以太即傳光氣，能過玻璃實質，而其動亦因光之色而分遲速，彼其實質即曰阿屯。……阿屯亦有形可量，以太流動雖更微於此，而既有遲速，則不得謂之無體”[116]。這就是說，天地間萬物都是由“阿屯”和“以太”構成的，“阿屯”是有形體可以量度，“以太”雖比“阿屯”更微小，但它作為傳播光的媒質，其彈性振動既有快慢之分，也有形成可以量度。而佛教所謂性海則是精神的東西，“無秋毫之微、蘆苻之厚”，不可量度。在此基礎上，章太炎進一步認為基督教中的上帝創世說是不可信的，他說：“夫非有上帝之造之，而物則自造之，故曰鹹其自取，怒者其誰耶？”[117]在形神關係上，生命、精神不是上帝所賜予，生命是蛋白質、原生質的屬性，精神依存於形體，離開了精氣就沒有神識，“精氣相離而死，則神亦無存”，“夫焉有精化既離，而神識能獨立者乎”[118]。在這裏，章太炎以近代自然科學為基礎進一步發揮了中國傳統的“神滅論”觀點。
章太炎認為既然形體已滅，那麽精神也隨之滅亡，證明了人死以後不能變鬼神，否認了鬼神之說。他說：“人死而為枯骼，其血之轉磷成為茅搜，其炭其鹽或流於草木，其鐵在礦，其肌肉或為蟲蛾蟄豸。”[119]由此說明人死之後形體轉化為無機物或其他有機物，並無變鬼變神之轉化。
章太炎基本上吸取了牛頓力學的宇宙論，而又使之常有泛神論色彩。他說：“各原質皆有欲惡去就，欲就為愛力、吸力，惡去為離心力、驅力。有此故諸原質不能不散為各體，而散後又不能不相和合。夫然，則空氣金鐵雖頑，亦有極微之知”。並且，他還用這種“欲惡去就”之“知”來解釋自然界演化過程說：“彼其知則欲惡去就而已，不如是不能自成原質，亦不能相引而成草木，夫其橋起而相引也，則於是有雌雄片合，而種類成矣。有種類則又有其欲惡去就，而相易相生相摩，漸以化為異物。……則於是有蜃蛤、水母，彼又求明則遞為甲節、為脊骨，複自魚以至鳥獸而為猿、狙、猩、狒以至為人。”[120]在這裏，章太炎根據當時的科學知識勾畫了自然界演化的圖畫，即由無機物進化為生物，生物物種由低級進化到高級，動物由軟體動物、節肢動物進化為脊椎動物，脊椎動物由鳥類、獸類進化為靈長類等等。進化的動因是什麽呢？章太炎將它歸之於“欲惡去就”，即物質元素之間的吸引和排斥，生物與環境、生物與生物之間相互影響和矛盾鬥爭，並認為這種“欲惡去就”既是物質力量，也是精神作用。他舉例說：“下觀於深邃，魚蝦皆瞽，非素無目也，至此無所用其目焉，鯨有足而不以厹，羖有角而不以觸，馬爵有翼而不以飛，三體勿用，久之將失其三體。”[121]這就是說，深水中魚蝦的目、鯨魚的足、公羊的角、鴕鳥的翼等功能器官由於不使用而失去其應有的作用，這固然是受自然環境的影響，但也是這些動物在生存鬥爭中不能積極使用其器官的結果。
章太炎篆書手跡
章太炎和嚴複都根據達爾文、拉馬克的學說來解釋進化之原因，但嚴複比較多的是采用達爾文學說，而章太炎則比較多的是采用拉馬克學說。他正是對拉馬克“用進廢退”之觀點加以引申來說明進化的動力是意誌和思想。他認為：“物苟有誌，強力以與天地競，此古今萬物之所以變”[122]；“夫自諸異物而漸化為人者，此亦以思自造者也。”[123]從而指出物種的進化要靠動物在競爭中發揮主觀力量，人之所以能戰勝動物，就是靠智力，但如果人的智力不經常使用，不與外物相接，其智力會日益衰退，甚至要倒退為猿猴。在這裏，章太炎特別強調人們要把智力用於解決實際問題，以革命來實現“用進廢退”。
在人類社會的進化過程中，章太炎認為人類的“強力以與天地競”起重要作用，這是人與動物不同的特點。他說：“人之相競也，以器。……石也，銅也，鐵也，則瞻地者以其刀辨古今之期者也。”[124]人用工具、武器進行生存競爭，這是人類與動物的根本區別，也是人類最終戰勝自然的保證。章太炎以考古發掘出來的石器、銅器、鐵器來說明生產工具的演變同曆史進化的有機聯係。同時，章太炎還借用荀子“明分使群”的觀點指出人之所以能戰勝動物，是因為人能合群。他說：“彼人之自保則奈何？曰合群明分而已矣。”[125]合群才能抵禦敵人而自保，若不能合群則無法自立。尤為可貴的是，章太炎把“競以器”和“合群”結合起來，用工具的創造和使用來說明“群”與“禮”之起源。他說，牟夷製作了矢而以徒手發送，揮製作了弓而以土丸發射，“兩者不合，器終不利”，後來羿“令合弓矢，而教之射”，則利器成矣[126]，所以弓矢是分工協作、集體創造的成果。此外，如築城造車、製衣冠、作宮室、發明曆法等都是多人協作，“相待以成”的產物，可見“群”是在“器”的創造和使用過程中形成的。
按照荀子的理論，要“合群”，必須建立“禮義法度”來“明分”。章太炎繼承並發揮了荀子的這一觀點，認為“禮者，法度之通名，大別則官製、刑法、儀式是也”[127]，並按照進化論的觀點著重指出：“競以器，競以禮，昔之有用者，皆今之無用者也。民無獸患。則狩苗可以廢。社無鬼神，則朱絲、攻鼓可以息。”[128]這就是說，在人類生存競爭中先是以“器”來競爭，然後人類建立“禮製”就並使之成為競爭的工具，從“器”到“禮”的生存競爭都遵循著進化的規律，如農作物不遭獸害，狩獵之禮便可以廢除；人民不信鬼神，則祭社時用朱絲等祭品和擊鼓作樂舞都可以停止。這隻是講的禮儀，其實，一切禮儀法度都是這樣“用進廢退”的。
章太炎運用進化論為武器來宣傳革命是其思想之重要特色。在章太炎看來，革命是世界進化的規律，指出“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舊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黃之猛劑，而實補瀉兼備之良藥矣”[130]。這就是說，世界進化的公理將通過革命而為人們所把握，舊的禮製、政治將經過革命而得到根本改造，所以，革命既有破也有立，實為“良藥”。
章太炎在廣泛接觸到西方各派哲學理論和社會思潮之後，指出近代的進化論開始於黑格爾，“所謂世界之發展即理性之發展者，進化之說已蘖芽其間矣”。按照黑格爾的觀點，自然和社會的進化的終極目標，“必達於盡美醇善之區”，章太炎對此提出詰難說：“雖然，吾不謂進化之說非也。……若雲進化終極必能達於盡美醇善之區，則隨舉一事無不可反唇相稽。彼不悟進化之所以為進化者，非由一方直進，而必由雙方並進。專舉一方，唯言智識進化可爾。若以道德言，則善亦進化，惡亦進化；若以生計言，則樂亦進化，苦亦進化。雙方並進，如影之隨形，如罔兩之逐影。”[131]在章太炎看來，隻是智識是在一直進化的，但隨著智識的提高，人類為善的能力越大，為惡的能力也越大；求幸福的本領增長了，造苦難的本領也增長了。如歐洲近代科學知識進化迅速，同時貴族平民之間的等級消除了，男女平等，這在道德上是一個進步；但是貧富差別懸殊，人類變得越來越勢利，所以惡也在進化。人類同其他動物相比，“人類智識比於他物為進化”，以道德而言，人知擴充父子兄弟之愛，愛其組織團體，是善的進化。但人也有比動物更惡之處，虎豹雖食人，但不食同類，人則同室操戈，殘殺無已，“一戰而伏屍百萬，蹀血千裏”[132]，戰爭給人類帶來了災難，可以說是道德敗壞的明顯表現。這樣，章太炎批評了進化有終極目標之說，而主張俱分進化論，在其俱分進化論中提出了競爭產生智慧的觀點，形成了人的智慧在競爭中不斷進化、在革命中不斷進化的社會實踐的思想。
注釋
[1] 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孟子離婁上篇》。
[2] 龔自珍：《與大學士書》，《龔自珍全集》下冊，319頁。
[3] 龔自珍：《乙丙之際箸議第七》，《龔自珍全集》上冊，6頁。
[4] 龔自珍：《五經大義始終答問八》，《龔自珍全集》上冊，48頁。
[5] 龔自珍：《壬癸之際胎觀第五》，《龔自珍全集》上冊，16頁。
[6] 龔自珍：《己亥雜詩》，《龔自珍全集》下冊，521頁。
[7] 龔自珍：《壬癸之際胎觀第七》，《龔自珍全集》上冊，19頁。
[8] 龔自珍：《平均篇》，《龔自珍全集》上冊，79頁。
[9] 龔自珍：《與人箋》，《龔自珍全集》下冊，344頁。
[10] 魏源：《默觚下·治篇五》，《魏源集》上冊，48～49頁，北京，中華書局，1976。
[11] 魏源：《默觚下·治篇二》，《魏源集》上冊，41頁。
[12] 魏源：《默觚下·治篇五》，《魏源集》上冊，48頁。
[13] 魏源：《默觚下·治篇九》，《魏源集》上冊，60～61頁。
[14] 魏源：《默觚下·治篇五》，《魏源集》上冊，48頁。
[15] 魏源：《默觚下·治篇三》，《魏源集》上冊，44頁。
[16] 魏源：《默觚下·治篇三》，《魏源集》上冊，44頁。
[17] 同上書，45頁。
[18] 同上書，44頁。
[19] 魏源：《皇朝經世文編敘》，《魏源集》上冊，157頁。
[20] 魏源：《默觚上·學篇九》，《魏源集》上冊，23頁。
[21] 魏源：《默觚下·治篇五》，《魏源集》上冊，48頁。
[22] 魏源：《默觚下·治篇十六》，《魏源集》上冊，79頁。
[23] 魏源：《皇朝經世文編五例》，《魏源集》上冊，158頁。
[24] 魏源：《默觚上·學篇十》，《魏源集》上冊，28頁。
[25] 魏源：《默觚上·學篇十二》，《魏源集》上冊，26頁。
[26] 魏源：《默觚下·治篇二》，《魏源集》上冊，39頁。
[27] 魏源：《默觚上·學篇七》，《魏源集》上冊，18頁。
[28] 魏源：《默觚上·學篇八》，《魏源集》上冊，21頁。
[29] 馮桂芬：《校邠廬抗議·采西學議》，《戊戌變法》第1冊，28頁。
[30] 王韜：《與周弢甫徵君》，《弢園尺牘》，30頁。
[31] 王韜：《弢園文錄外篇》，297、321頁。
[32] 薛福成：《籌洋芻議·變法》，《薛福成選集》，556頁。
[33] 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274頁。
[34] 張之洞：《兩湖、經心兩書院改照學堂辦法片》，《張文襄公全集》第1冊，847頁。
[35] 張之洞：《勸學篇·循序第七》，《張文襄公全集》第4冊，559頁。
[36] 康有為：《康南海自編年譜》，《戊戌變法》第4冊，160頁。
[37] 康有為：《春秋董氏學》卷六上，《康有為全集》第2冊，795頁。
[38] 康有為：《孟子微·中庸注·禮運注》，40頁，北京，中華書局，1987。
[39] 康有為：《春秋董氏學》卷六上，《康有為全集》第2冊，795頁。
[40] 康有為：《春秋董氏學》卷六上，《康有為全集》第2冊，798頁。
[41] 同上。
[42] 康有為：《孟子微·中庸注·禮運注》，9頁。
[43] 康有為：《進呈俄羅斯大彼得變政記考》，《戊戌變法》第3冊，1頁。
[44] 康有為：《應詔統籌全局折》，《戊戌變法》第2冊，198頁。
[45] 康有為：《春秋董氏學》卷六上，《康有為全集》第2冊，795頁。
[46] 康有為：《孔子改製考》卷十二，《康有為全集》第3冊，333頁。
[47] 嚴複：《天演論·導言十三》，《嚴複集》第5冊，1347頁。
[48] 嚴複：《原強》，《嚴複集》第1冊，5頁。
[49] 同上書，6頁。
[50] 嚴複：《譯〈天演論〉自序》，《嚴複集》第5冊，1321頁。
[51] 嚴複：《保種餘義》，《嚴複集》第1冊，4頁。
[52] 嚴複：《天演論·導言四》按語，《嚴複集》第5冊，1333頁。
[53] 嚴複：《天演論·導言十二》按語，《嚴複集》第5冊，1345頁。
[54] 嚴複：《天演論導言一》按語，《嚴複集》第5冊，1325頁。
[55] 嚴複：《政治講義自敘》，《嚴複集》第5冊，1241頁。
[56] 嚴複：《天演論·論十》按語，《嚴複集》第5冊，1380頁。
[57] 嚴複：《譯〈天演論〉自序》，《嚴複集》第5冊，1320頁。
[58] 嚴複：《原強》，《嚴複集》第1冊，17頁。
[59] 嚴複：《莊子評語·齊物論注》，《嚴複集》第4冊，1106頁。
[60] 嚴複：《天演論，導言二》按語，《嚴複集》第5冊，1327頁。
[61] 嚴複：《天演論·導言一》按語，《嚴複集》第5冊，1325頁。
[62] 嚴複：《原強》，《嚴複集》第1冊，17頁。
[63] 嚴複：《穆勒名學》篇三按語，《嚴複集》第4冊，1028頁。
[64] 嚴複：《莊子評語·齊物論注》，《嚴複集》第4冊，1107頁。
[65] 嚴複：《穆勒名學》篇三按語，《嚴複集》第4冊，1028頁。
[66] 嚴複：《原強》，《嚴複集》第1冊，29頁。
[67] 嚴複：《譯〈天演論〉自序》，《嚴複集》第5冊，1319頁。
[68] 嚴複：《天演論·論九真幻》按語，《嚴複集》第5冊，1378頁。
[69] 嚴複：《天演論·導言二》，《嚴複集》第5冊，1328頁。
[70] 嚴複：《穆勒名學》篇六按語，《嚴複集》第4冊，1050頁。
[71] 嚴複：《穆勒名學》引論，《嚴複集》第4冊，1028頁。
[72] 嚴複：《穆勒名學》部首，《嚴複集》第4冊，1029頁。
[73] 嚴複：《天演論·論九真幻》按語，《嚴複集》第5冊，1377頁。
[74] 嚴複：《救亡決論》，《嚴複集》第1冊，45頁。
[75] 譚嗣同：《仁學》，《譚嗣同全集》（增訂本）下冊，291頁。
[76] 譚嗣同：《仁學》，《譚嗣同全集》（增訂本）下冊，297頁。
[77] 譚嗣同：《以太說》，《譚嗣同全集》下冊，434頁。
[78] 譚嗣同：《仁學》，《譚嗣同全集》下冊，247頁。
[79] 同上書，248～249頁。
[80] 同上書，294頁。
[81] 譚嗣同：《仁學》，《譚嗣同全集》下冊，297頁。
[82] 同上書，121頁。
[83] 同上書，306～308頁。
[84] 譚嗣同：《仁學》，《譚嗣同全集》下冊，311～313頁。
[85] 同上書，246頁。
[86] 同上書，247頁。
[87] 譚嗣同：《仁學》，《譚嗣同全集》下冊，248頁。
[88] 同上。
[89] 同上書，315頁。
[90] 同上書，314頁。
[91] 同上書，318頁。
[92] 同上書，319頁。
[93] 譚嗣同：《仁學》，《譚嗣同全集》下冊，321頁。
[94] 同上書，320頁。
[95] 同上書，365頁。
[96] 同上書，290頁。
[97] 譚嗣同：《石菊影廬筆識·思篇》，《譚嗣同全集》上冊，130頁。
[98] 譚嗣同：《仁學》，《譚嗣同全集》下冊，299頁。
[99] 同上書，317～318頁。
[100] 同上書，318頁。
[101] 孫中山：《上李鴻章書》，《孫中山全集》第1卷，8頁。
[102] 孫中山：《倫敦被難記》，《孫中山全集》第1卷，50頁。
[103] 孫中山：《上李鴻章書》，《孫中山全集》第1卷，8頁。
[104] 孫中山：《倫敦被難記》，《孫中山全集》第1卷，52頁。
[105] 孫中山：《複翟理斯函》，《孫中山全集》第1卷，48頁。
[106] 孫中山：《平實尚不肯認錯》，《孫中山全集》第1卷，385頁。
[107] 孫中山：《平實尚不肯認錯》，《孫中山全集》第1卷，384頁。
[108] 孫中山：《平實開口便錯》，《孫中山全集》第1卷，388頁。
[109] 孫中山：《平實開口便錯》，《孫中山全集》第1卷，387頁。
[110] 同上書，388頁。
[111] 孫中山：《支那問題真解》，《孫中山全集》第1卷，247頁。
[112] 孫中山：《在東京中國留學生歡迎大會的演說》，《孫中山全集》第1卷，280頁。
[113] 同上書，278～279頁。
[114] 同上書，281～282頁。
[115] 孫中山：《在東京中國留學生歡迎大會的演說》，《孫中山全集》第1卷，281頁。
[116] 章太炎：《菌說》，湯誌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上冊，131頁，北京，中華書局，1979。
[117] 章太炎：《菌說》，《章太炎政論選集》上冊，132頁。
[118] 章太炎：《儒術真論》，《章太炎政論選集》上冊，121頁。
[119] 章太炎：《訄書·原教下》，《章太炎全集》第3冊，286頁。
[120] 章太炎：《菌說》，《章太炎政論選集》上冊，131頁。
[121] 章太炎：《訄書·原變》，《章太炎全集》第3冊，28頁。
[122] 同上書，27頁。
[123] 章太炎：《菌說》，《章太炎政論選集》上冊，132頁。
[124] 章太炎：《訄書·原變》，《章太炎全集》第3冊，27頁。
[125] 章太炎：《菌說》，《章太炎政論選集》上冊，139頁。
[126] 章太炎：《訄書·尊史》，《章太炎全集》第3冊，317頁。
[127] 章太炎：《檢論·禮隆殺論》，《章太炎全集》第3冊，399頁。
[128] 章太炎：《訄書·原變》，《章太炎全集》第3冊，27頁。
[129] 章太炎：《訄書·尊史》，《章太炎全集》第3冊，320頁。
[130] 章太炎：《駁康有為論革命書》，《章太炎全集》第4冊，181頁。
[131] 章太炎：《俱分進化論》，《章太炎全集》第4冊，386頁。
[132] 章太炎：《俱分進化論》，《章太炎全集》第4冊，38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