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經世思潮影響下傳統史學的發展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出現了“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社會變局的出現，勢必對學術思想界產生深刻影響，促使一些有識之士把目光轉向現實，關心國家民族的命運，提倡經世之學以挽救社會危機。在這種情況下，經世史學思潮應運而生。龔自珍、魏源、周濟、李兆洛、俞正燮、沈垚、張穆、何秋濤、梁廷枏等人在治史方麵的成就，就帶有經世史學的特點。其具體表現在如下幾方麵：
（一）憂患意識與邊疆史地研究
邊疆史地學從18世紀以後開始發展起來，至19世紀中期進入興盛時期。19世紀以後，由於西方資本主義侵略勢力在中亞、西亞一帶的擴張活動日益加劇，西北邊疆漸趨動**，一些著名學者大多關注這方麵的研究，主要有龔自珍於嘉慶二十五年（1820）寫成的《西域置行省議》、徐鬆（1781—1848）所撰《西域水道記》《新疆識略》、沈垚（1798—1840）所著《新疆私議》、張穆（1805—1849）所撰的《蒙古遊牧記》、何秋濤（1824—1862）所撰的《朔方備乘》；19世紀70年代以後，對東北邊疆地區研究的有黃彭年的《東三省邊防考略》，曹廷傑（1850—1929）的《東北邊防輯要》《西伯利亞東編紀要》《東三省輿地圖說》；關於中緬、中越邊界方麵有姚文棟撰《滇緬勘界記》、鄧承修撰《中越定略圖》、薛福成撰《中緬交界圖》等；在西北、東北與俄國劃界問題方麵有洪鈞的《中俄交界全圖》、許景澄的《西北中俄界圖》、鄒代鈞的《中俄界記》等，都是邊疆史地研究的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品。其中以張穆和何秋濤兩人的研究成果最具代表性。
張穆所著《蒙古遊牧記》是19世紀以來邊疆史地研究的優秀著作，直到現在仍有一定的史料價值。這部曆時20年，由張穆嘔心瀝血撰寫、又由何秋濤精心整理而成的史地名著，所述地域涉及外蒙、內蒙、新疆、寧夏、青海、黑龍江、吉林、遼寧等地的地理狀況。他鑒於晚清邊防的潰敗，從總結清前期對蒙古政策的成功經驗中，指出鞏固多民族統一國家與邊防建設的重要性。《蒙古遊牧記》不僅顯示出作者重視邊疆國防和經濟的進步思想，在編纂上也有獨到之處。首先，它是一部史誌體著作，然而其記事內容和範圍卻超越於一般史誌，在體例上對舊史誌體也有所發展。全書正文用筆簡練，主要記載內外蒙古各部地理和建置沿革，同時在注中引證大量資料，介紹其地古今史跡、文物、山川水道、地形險夷、各部曆史等。這種正文與注相輔，既突出某一主題，又兼顧其與他方麵事物聯係的編寫方法，可以說是開了史誌體的新生麵。既陳古義，複論今事，給人以完整係統的蒙古史概念，這是《蒙古遊牧記》的第二個特點。此外，該書在資料運用上以及十分注重吸取當代實地調查的成果方麵都極有特色。總之，《蒙古遊牧記》在地理學和史學方麵都有很大成就，是張穆一生學術的結晶，在近代邊疆史學上占有重要地位，張穆也成為近代史地學的重要奠基人。
另一位史地學家何秋濤所著《朔方備乘》，既是近代史地學名著，同時也是早期中俄關係史著作。其書不僅取材廣、考訂精，且經世目的鮮明。他在“凡例”中說：
是書備用之處有八：一曰宣聖德以服遠人，二曰述武功以著韜略，三曰明曲折以示威信，四曰誌險要以昭邊禁，五曰列中國鎮戍以固封圉，六曰詳遐荒地理以備出奇，七曰征前事以具法戒，八曰集夷務以燭情偽。[1]
也就是欲通過宣揚漢、唐、元及清前期的武功，激勵清統治者，提高自強和信心，整頓邊防，抵禦外侮。何秋濤從“攬地理戎機之要”的目的出發，不僅記載曆朝北邊用兵得失之故，還對從東北到西北的邊疆沿革和攻守地形作了詳盡考察。他根據當時的形勢，認為對中國北部邊疆侵略威脅最大的是沙俄。為之，他在當時一般人士尚昧於外情的條件下，努力探求外國情勢，特別是搜集和研究有關資料，向人們介紹了較為完整的俄國曆史、地理、政區、戶口、文化、宗教、民族、習俗和物產等概貌，以及清前期中俄關係史，從而為“師夷製夷”，更好地抵禦沙俄侵略提供了依據。此外，這部著作無論在研究方法的精密上，還是在擴大邊疆史地研究的範圍上都有突破，也可以說開了廣義西域史研究的先河。
由於帝國主義對西南邊疆的侵略，引起了一係列的劃界問題，如中緬、中越邊界等。這時先後出現有關圖籍，如姚文棟撰《滇緬勘界記》，鄧承修撰《中越定界圖》，薛福成撰《中緬交界圖》等書在這方麵都作出了建樹。西北、東北與俄國劃界問題也成為學者研究的課題，如洪鈞撰《中俄交界全圖》，許景澄撰《西北中俄界圖》，鄒代鈞撰《中俄界記》等書即是如此。19世紀末邊疆史地研究繼承了考據學與經世史學的傳統，同時又吸收了近代的測繪方法，其中楊守敬（1839—1915）、丁謙（1843—1919）、鄒代鈞（1853—1908）作為主要代表，為形成獨立的地理學科打下了基礎。
晚清時期的史地學是在19世紀中葉經世致用史學思潮的直接推動下發展起來的。它的興起，不僅開拓了新的史學研究領域，且以其關心時事、注重實際的學風，大大促進了中國曆史地理學的進步。
清代元史及遼、金、西夏史的研究，進一步擴展了近代史學的研究範圍，為民族史研究奠定了基礎。
（二）訪知“夷情”的外國史地研究
《海國圖誌》封麵
魏源（1794—1857）的外國史地研究，始於鴉片戰爭期間。1840年，他曾在浙東抗英前線寧波通過英俘安突德（P.Antuther）了解英國情況，後據此寫成《英吉利小記》。1841年6月，林則徐被革職，由浙江發往伊犁，途經京口（今鎮江江口）遇魏源，即將自己主持編譯的《四洲誌》及其他有關外國資料交予他，囑其續為編纂。魏源遂廣搜中外著述，按區分國，增補整理，於1842年初編成《海國圖誌》50卷，刊行於世。1847年又增為60卷，刊於揚州。1852年複擴成100卷，刊於高郵，內容更為豐富，成為當時中國最完備的世界知識匯編。
魏源編撰《海國圖誌》的目的，在於學習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先進的“長技”，用新的戰艦、火器、養兵練兵之法組織新式軍隊，抵禦外來侵略。他在敘文中明確地說：“是書何以作？曰：為以夷攻夷而作，為以夷款夷而作，為師夷之長技以製夷而作。”[2]這是魏源“經世致用”史學思想的重要體現。《海國圖誌》是近代中國人編纂的較早介紹世界史地知識的史誌，同時也從理論上提出了研究世界史地的時代意義和方法問題。在魏源之前，中國雖然也有一些記載外國史地的著作，但從未有人將其視為單獨的史學分科並從理論上加以專門探討。魏源從“氣運”變化說的曆史變易觀出發，向國人全麵介紹了世界各國發展大勢，指出西方列強東侵的危險性，中國必須順應時代發展的“氣運”，因時而變。在研究方法上，魏源主張把研究建立在較堅實的史料基礎上，從“立譯館翻夷書”入手，盡量采用外國人的記載，避免舊史述域外事因本於傳聞雜錄而常有的附會之弊。他還主張加強係統性研究，還初步注意到了東西方曆史的聯係和對比，提醒人們注意近代世界各地區之間的聯係。另外，書中《南洋西洋各國教門表》《中國西洋曆法異同表》《中國西洋紀年通表》，也分別對佛、回、基督教各世界宗教和中西紀年曆法作了對比考察，已經露出了“合人類全體而比較之，通古今文野之界而觀察之”的近代史學方法的端倪。
《海國圖誌》為閉塞已久的中國人提出了新的世界地理概念。它不僅向人們提供了近代世界各國地圖，還以巨大篇幅，詳述各國史地，豐富了中國人的世界知識，對資本主義的商業、鐵路、銀行、學校、新聞製度，乃至議會製度、西方近代機器生產情況都作了介紹，使人們對一向生疏的西方世界有了大致了解。更為可貴的是，魏源從整個世界曆史發展的過程中認識到“善師四夷者，能製四夷；不善師外夷者，外夷製之”[3]的道理。他多次提到俄國彼得大帝勇於學習西方先進技術，致國於強盛的事跡，首次提出了“師夷長技以製夷”的口號，說：“中國智慧無所不有”，隻要認真向西方學習，“盡得西洋之長技，為中國之長技”，將來“風氣日開，智慧日出，方見東海之民猶西海之民。”[4]這些話表明魏源力圖通過世界史地研究，從中尋找救國之策，使國家迅速強大起來的雄心壯誌。盡管《海國圖誌》也存在著一些不足，但它畢竟為中國世界史地研究學科的建立和發展奠定了第一塊基石。
徐繼佘像
如果說第一次鴉片戰爭前後的外國史地研究是“開眼看世界”的結果的話，那麽，洋務運動時期的外國史地研究則是以走向世界，“借法自強”為主要內容。這一時期外國史地編纂和研究，具有明顯的時代特點，即此期的許多作者大多有出國遊曆、實地考察的經曆，寫書的材料來源更為豐富、更為多途。此外，很多外國傳教士也把外國史書介紹到中國來，如林樂知、瞿昂來等人譯的《印度史》《俄羅斯國史》《德國史》《歐羅巴史》《萬國史》《英俄印度交涉記》《中東戰紀本末》等，李提摩太與中國人蔡爾康合譯的《泰西新史攬要》、《列國變通興盛記》等。這些譯書開闊了國人的眼界，推動了當時的外國史地研究。概而言之，此期的外國史地著作體現出以下幾個特點：
首先，它們側重於外國近代曆史及現狀的敘述。
王韜的《普法戰記》可以說是一部有關普魯士和法國的當代史。幾乎在普法戰爭結束的同一年，王韜即以新聞記者般的敏感，隨聞隨錄，依據當時報刊和口譯材料，以及其他文獻，網羅搜采，匯編成書，對普魯士與法國交戰時期兩國的有關政治、軍事、經濟等情況有較深入的論述。他自稱：“餘之誌普、法戰事，豈獨誌普、法哉，歐洲全局之樞機總括於此矣”[5]，把了解普法之戰看成是了解歐洲的關鍵。王韜編《法國誌略》以“略古而詳今，舍遠而誌近”為宗旨，對法國的人口戶籍、都邑疆界、國用度支、兵船火器、交通郵驛、學術文化等方麵都作了詳細考察。王韜寓居香港期間，還曾“網羅泰西之近聞，采取歐洲之事事”以及“於近今四十年來所有國政民情、朝聘盟會、和戰更革諸大端”，撰成《四溟補乘》120卷。此書雖佚，但由此可見王韜對外國當代史的濃厚興趣。
《日本國誌》封麵
黃遵憲在《日本國誌》中記載的時間跨度，雖為日本自遠古至近代三千多年的曆史，但絕大部分敘述的是日本明治維新的史實。而徐建寅的《德國合盟紀事本末》一書記載的也是1815年以後之事及1867年至1871年的政治沿革。因此，學界稱這一時期的外國曆史著作，無不表現出“通今致用”的近代史學特點，是有道理的。
其次，這一時期的外國史地著作基本上擺脫了以中國為世界中心的傳統觀念，逐漸確立起了新的世界整體概念。例如，王韜在《法國誌略》一書中，就不是孤立地寫國別史，而是以世界眼光和全局觀點看待法國曆史，把法國放到歐洲甚至東西方曆史的聯係和對比中去觀察和分析。黃遵憲在《日本國誌》中也強調要開眼認識世界大勢，強調要不斷向外學習，進行全麵改革，才能自立於“弱肉強食”“以力服人”的世界。
其三，這時期的外國史地著作在一定程度上觸及資本主義社會生活層麵，對西方近代政治體製和物質文明的介紹和評說較為詳備。王韜、黃遵憲、薛福成、徐建寅等人都曾實地考察了世界各主要國家，認為資產階級立憲政體是西方和日本國家富強的緣由，也是中國自強圖存的根本之道。王韜說：“人君之所以不敢挾其威虐，其民者以國憲限其權也。國民之所以不敢負其力淩其君者，以國憲定其分也”，“故欲其國之永安久治，以製國憲定君民權限為第一要義也。”[6]黃遵憲主張中國應效法日本“君民共主”的“三權分立”政體。他還編有《刑法誌》，概述日本明治維新後頒行的新法製，十分推崇日本和歐美立法、司法製度嚴密，以為一切“無不有一定之法”，方可“使天下無冤民，朝廷無濫獄。”[7]
西方近代物質文明也是這一時期的外國史考察對象。王韜對火輪舟車、武器彈藥、電報礦務、考工製器等泰西科技工藝予以極大的關注。薛福成則多次強調，歐美各國的勃興，不過恃火輪舟車及電線諸務，因而尤注意技術發明推廣對於經濟發展的巨大作用。徐建寅使歐期間，深入現場，重點考察了許多工廠。他在《歐美雜錄》中介紹的60多種金屬加工工藝和設備，都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加工方法。
總之，洋務時期的外國史地研究主要體現為“借法自強”的思想傾向，其成果對以後康梁維新變法的政治實踐具有直接啟示作用。正像有的學者所論述的那樣，鴉片戰爭前後的世界史地研究反映的是反侵略“知夷”的時代主題，而洋務運動時期的世界史地研究則更多表現了近代中國學習西方或日本的曆史課題。[8]它不僅開拓了世界史地研究的新局麵，對中國史學的近代化作出了貢獻，而且也反映了中國人對西方認識的深化過程。
（三）當代史研究的開展
在清代，經康、雍、乾三朝“文字獄”的摧殘，建州史、南明史、當代史（指清代史）長期成為史學研究的禁區。過去曾因修史涉及敏感的南明曆史觸怒清朝統治者而釀成駭人聽聞的文字獄大禍，直到嘉道年間，仍使士人心有餘悸。如龔自珍詩中的“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的詩句，正是這種避禍心態的寫照。
鴉片戰爭前後，隨著清王朝對思想文化領域的控製逐步鬆弛，文網漸疏，當代史研究由此稍稍有人問津。這種動向最初表現在一些史家對當代史、特別是清人傳記資料的係統搜集整理方麵，主要著作有錢儀吉（1783—1850）的《碑傳集》、李元度（1821—1887）的《國朝先正事略》、李桓（1827—1891）的《國朝耆獻類征初編》等等。清人傳記資料的大規模搜集整理，對突破其時當代史研究的“禁區”無疑具有一定的作用，但也應當看到，這些書在主導思想上並沒有超出封建統治者許可的範圍。而對晚清當代史研究具有建設性意義的，是以魏源撰寫的《道光洋艘征撫記》等一批總結當代重大事件曆史經驗教訓的史著。
《道光洋艘征撫記》（下簡稱《征撫記》）出自魏源手筆，是中國方麵比較全麵地記述第一次鴉片戰爭的著作。後來流傳的關於鴉片戰爭的許多記述，差不多都受這本書的影響，故《征撫記》事實上是目前幾乎所有《中國近代史》著作中敘述鴉片戰爭的基本史料依據。由於魏源親自參加過這次戰爭，並與當時的重要當事人林則徐、裕謙、伊裏布等人有過交往，使他對這次戰爭的發生、發展與和議交涉等詳細過程，有著較全麵較深刻的了解。再加上魏源的史識、史才，故其所寫的《征撫記》成為記述鴉片戰爭史實的上乘之作。魏源對外國侵略者和清廷投降派的抗議和譴責，對中國人民抗英鬥爭失敗的總結及其“師夷”“製夷”的戰略思想，都貫穿在這部著作中，體現了愛國主義精神。因此，這部著作在晚清當代史乃至中國近代史學史上的重要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當時記敘有關鴉片戰爭史的還有梁廷枏的《夷氛聞記》與夏燮（1800—1875）的《中西紀事》等著作。《夷氛聞記》成書於鹹豐初年，記載中英通商由來、禁煙運動、鴉片戰爭中各重要戰役經過，以及《南京條約》簽訂後廣東等地人民繼續堅持反侵略鬥爭的事跡，迄於1849年廣州反英人入城鬥爭。《中西紀事》初稿成於1850年，最後改定稿成於1865年，作者前後用了16年的精力完成這部24卷的著作。該書為紀事本末體，敘述了1840年到1860年間兩次鴉片戰爭的曲折過程，揭露了英、法、美、俄等殖民主義的侵略罪行，譴責琦善、奕山等人腐敗無能屈膝求和，對人民英勇抗敵的無畏精神給予熱情讚揚。
當然，也有一些著作沒有正確地反映當時曆史的狀況，而帶有種種偏見。如黃恩彤的《撫遠紀略》也是記述鴉片戰爭的曆史著作，但對林則徐的禁煙活動評價很低，認為戰爭爆發是由禁煙而起，說：“當日起釁之由，肇自禁煙，而成於絕市”，“於是英商之在澳者，一並驅逐出洋，而兵端自此起矣。”[9]顯然歪曲了戰爭的性質。還有專門論述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史著，如贅漫野叟撰於1860年的《庚申夷氛紀略》，根據自己耳聞目睹記載英法聯軍攻陷天津、北京的情況，對於侵略者的暴行，如火燒圓明園等都進行了揭露。但作者把西方資本主義列強侵略帶來的災難，竟說成是由林則徐等愛國者堅持抵抗造成的，對主戰派、妥協派的是非褒貶，完全遵循官方的觀點。這些都構成此書的不足之處。這一時期的史著，盡管觀點不同，敘述角度不同，然而，私家撰寫當代史已成風氣，為晚清史學的發展注入了勃勃生機。
此期的當代史著作中，除有反映中西關係方麵的著作，還有一些反映國內重大事件的撰著，如記載鎮壓太平天國革命及其他農民起義經過的著作，有周世澄的《淮軍平撚記》、陳慶年的《鎮江剿平粵匪記》、李濱的《中興別紀》等。頌揚“中興之業”和“中興名臣”的著作，有王闓運的《湘軍誌》、王定安的《湘軍記》等著作。上述著作都以清朝為正統，在政治傾向上是仇視太平天國的。
在當代史的撰寫中還應提到王先謙編纂的《東華錄》。王先謙（1842—1917）於19世紀80年代編輯的《東華錄》是為清朝保存“信史”，但他的政治立場保守，反對維新變法，所著內容宣揚清代“列聖圖治鴻模”，反對任何不利於清朝統治的變法和革命。王氏的《東華錄》可以說是維護封建統治的當代經世史學著作。
二、晚清時期的官修史書
（一）《實錄》的修纂
晚清時期官方修纂的《實錄》有1852年（鹹豐二年）敕纂由文慶領銜修成的《宣宗實錄》181卷，1862年（同治元年）敕纂由賈楨、周祖培領銜修成的《文宗實錄》356卷，1876年（光緒二年）敕纂由寶鋆監修完成的《穆宗實錄》374卷。《實錄》修纂的根據是禦製詩文集、硃批奏折、《起居注》《內記注》、軍機檔案、絲綸簿、外紀檔及《國史》《方略》《三通》《會典》官纂諸書。因此《實錄》涉及清朝的主要檔案和史書。《實錄》記載的範圍包括各種禮儀典製、各種封授及內外文武獎勵起用、休致、降革、官製改裁、刑名律例更增、府州縣衛改設分裁及其立學定額、每歲戶口田地稅糧茶鹽鑄錢之數、天象變化、科舉考試及中額名數、外藩遣使、土司、旌表節烈、諸臣條奏、有關文教武功、民生國政，等等，幾乎包括了以皇帝為中心的清朝所有重大曆史事件。
《實錄》是清朝一切官修史書不可違背的根據，是一部以皇帝為中心的編年體的曆史資料匯編。它的宗旨是張揚已故帝王的所謂“盛德大業”，皇帝的荒**、殘暴等事實當然就被掩蓋了，不可能“據事直書”。但是皇帝不鎮壓人民反抗，就談不上他的“大業”，要張揚“大業”就不能不鋪陳如何加強統治進行殘酷鎮壓的事跡。這樣，人民群眾的鬥爭也會從反麵曲折地反映出來。又因為實錄比較全麵地反映了清王朝各方麵的活動，它比隻反映一個方麵、一個時期或某個人物的曆史資料要全麵些。如鴉片戰爭時期，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比較係統地記述了鴉片問題的爭論，禁煙、戰爭及締約、交涉的過程，但對該時期其他方麵的情況記載較略，而《宣宗實錄》卻反映了同一時期各方麵的情況。如1842年初湖北鍾人傑的起義給清政府以很大震動，為著確保反動統治，清政府不惜把原準備調到海防前線的清軍，調到湖北去鎮壓人民反抗。清王朝的對內對外政策從《實錄》的記載中就很容易看出來。因而，《實錄》是我們研究中國近代史很重要的一部資料匯編，盡管它有觀點反動的不足。
（二）三朝《籌辦夷務始末》的編輯
19世紀40年代以後，隨著對外事務的擴大，從政治、經濟、外交等方麵都需要編纂中外關係的史料或史著。鹹豐初年清政府下令編纂《籌辦夷務始末》。1856年（鹹豐六年）由文慶領銜修成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80卷，1865年（同治四年）由賈楨領銜修成鹹豐朝《籌辦夷務始末》80卷，1880年（光緒六年）由寶鋆領銜修成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100卷。《籌辦夷務始末》主要內容為諭旨、奏折、外國文書和少量引用外國新聞報紙的記載（主要是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期的外國報紙），諭旨占有相當的比重。這是一部研究19世紀中期以來中外關係史很有價值的史料匯編，從中可以看到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中國的侵略，以及清朝統治者方麵采取的各種對策。當然，三朝《籌辦夷務始末》編纂的目的與以往舊史相同，僅作為帝王資鑒之用，因此有很多錯誤觀點，這些都應該在運用該書時加以鑒別。不過，該書與後來編輯的《清季外交史料》《中日交涉史料》《中法越南交涉史料》等書構成的一套係統完整的晚清外交史參考資料，對於研究者來說有著相當高的參考價值。
（三）官修《方略》
清代的《方略》是統治階級在大規模用兵之後（包括鎮壓農民起義和少數民族反抗），設置方略館，委派朝廷重臣組織編纂的長編史事記載。《方略》編寫采取紀事本末體裁，以年月為卷次，以有關上諭和奏章為主要內容，實際上是記載曆史事件始末的史料匯編。其中所收上諭、奏折均為緊要者，並作一定的刪節。《方略》較《實錄》更詳盡，基本上保存原來的內容。清帝批件和臣下奏折，大都完整保存，比以後出版的史料有著較大的真實性。在清代檔案未能大量整理公布的情況下，《方略》實際上具有檔案的性質。
清朝修《方略》始於康熙朝。自是時至光緒朝，統治階級共修《方略》21種。以下分朝列舉：
康熙朝修成2種：《欽定平定三逆方略》60卷，《欽定平定朔漠方略》48卷；
乾隆朝修成10種（內有7種稱《紀略》）：《欽定平定準噶爾方略》172卷、《欽定平定金川方略》32卷、《臨清紀略》16卷、《欽定平定兩金川方略》152卷、《蘭州紀略》20卷、《五峰堡紀略》20卷、《台灣紀略》70卷、《安南紀略》32卷，《廓爾喀紀略》54卷、《巴布勒紀略》26卷；
嘉慶朝修成3種：《欽定平定苗匪紀略》52卷、《欽定剿平三省邪匪方略》408卷、《欽定平定教匪紀略》42卷；
道光朝修成1種：《欽定平定回疆剿平逆裔方略》86卷；
同治朝修成2種：《欽定剿平粵匪方略》420卷、《欽定平定撚匪方略》320卷；
光緒朝修成3種：《欽定平定陝甘新疆回匪方略》320卷、《欽定平定雲南回匪方略》50卷、《欽定平定貴州苗匪紀略》40卷。
在以上21種中，修成於晚清時期的有5種，成書於同治、光緒兩朝。
《欽定平定陝甘新疆回匪方略》收錄了清政府鎮壓西北回民起義和擊潰阿古柏政權等戰事的官方諭奏公文。《欽定平定雲南回匪方略》記載了清朝在19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鎮壓雲南回民起義的過程。《欽定平定貴州苗匪紀略》則匯集了有關鎮壓貴州苗族等民族起義的大量官方資料。
（四）《聖訓》及政書的編修
清朝在修《實錄》的同時還纂修《聖訓》。清朝後半期完成的《聖訓》有1857年（鹹豐六年）敕修的《宣宗成皇帝聖訓》130卷、1866年（同治五年）敕修的《文宗顯皇帝聖訓》110卷、1879年（光緒五年）敕編的《穆宗皇帝聖訓》160卷。內收入各朝上諭要旨，內容較《實錄》尤為簡略。唯以其分類纂輯，檢查較便。
清朝政書及官製則例，代有修纂，而以《大清會典》為巨製。《大清會典》始自康熙年間敕修，其後雍正、乾隆、嘉慶代行續修。嘉慶朝敕修者斷自1813年（嘉慶十八年）。至光緒中葉，已60餘年，其間清朝政治各方麵製度變化很大。1885年李鴻章奏準於1886年開館纂修。主要反映1813年至1887年74年間的變化。這部《會典》直至1899年才完成，因而下限延伸至1896年。計成《會典》100卷，《會典事例》1220卷，《圖》270卷。這部書是記載清朝後期典章製度的書籍，是我們了解清朝統治製度發展演變的一部係統的資料書。這一時期關於官製朝規的書籍，有1873年潘祖蔭等奉敕撰修的《戶部則例》100卷，1853年步軍統領衙門奉敕撰修的《金吾事例》10卷，1884年福錕奉敕修撰的《內務府則例》4卷，1888年世鐸奉敕撰修的《宗人府則例》20卷，1891年鬆森奉敕撰修的《理藩院則例》64卷等。此外，關於考試製度方麵，有1888年敕撰的《科場條例》60卷，關於漕運方麵，有1896年敕撰的《戶部漕運全書》96卷等。
上述各書都是清王朝的官修史書，各書都以對曆代皇帝的歌功頌德為基調，為唯心主義和唯神主義曆史觀所支配，把一係列有關的曆史資料匯集在一起，體現了封建官修史書的特點。從研究近代史的角度看，這些書隻是刊布的當代史資料，具有史料參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