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說過：“人類知識和人類生活關係中的任何領域，哪怕是最生僻的領域，無不對社會革命發生作用，同時也無不在這一革命的影響下發生某些變化。”[12]中國近代科技的發展曆程受到了中國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的製約，在發展過程中留下極其明顯的時代烙印。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等重大曆史事件無一不對中國近代科技的內容和結構產生十分顯著的影響，通過科技發展的內容與狀況，就可以比較清楚地看到這些政治運動的性質與特點。但是科學技術是構成生產力的極其重要的因素，它在為生產力發展不斷提供新的生產工具、開辟新的生產資料領域、給勞動者以新知識和新技能的武裝的同時，必然要對社會生產關係的變革產生無法估量的強大作用，必然要對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乃至社會各個部門產生影響，使它們逐步向適應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方向發展演化。近代科技這種突出的作用在中國近代曆史發展過程中也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一、近代科技與社會政治、經濟的變革
近代科學技術在中國的發展傳播，很大程度上影響著中國的政治、經濟狀況，推動了中國社會的向前發展。鴉片戰爭以後，隨著清朝政府閉關自守政策的破產，以及國內日漸強烈的學習西方呼聲的影響，中國出現了一批近代廠礦企業。這些企業為近代科技提供了客觀需要和物質載體，使近代科技得以引進、生存和發展。同時，隨著越來越多的近代科技被運用到生產、生活中去，這不僅極大地提高了生產效率，而且使社會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使中國近代的社會政治、經濟形態發生了巨大轉變。
近代科學技術的重大社會作用在經濟方麵的表現十分顯著，對中國經濟的很多重要領域產生了直接和間接的影響，使中國近代經濟形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雖然近代科技是以中國近代企業的發展為發展動力和載體的，但是在另一方麵，中國近代企業無一不是以近代科技成果作為其技術基礎的。如果沒有近代科技的發展傳播，就不可能有各種各樣的近代軍用工業、民用工業、交通運輸等部門，可見兩者是相互依賴相互促進的。隨著近代科技在生產、生活等領域中較為廣泛地加以運用，一些新興產業如近代軍工生產、近代機器製造、近代交通運輸、機器紡織等應運而生，這使中國近代經濟的構成出現了以前所沒有的近代資本主義工業成分，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中國傳統的封建小農經濟的性質，使中國經濟內部開始出現資本主義經濟成分，推動了中國經濟向前發展。近代科技在中國的大量引進和運用不僅使中國經濟出現了新的生產部門和新的經濟成分，而且使傳統的生產方式在它的作用下發生巨大變化。由於近代科技指導下的以機器為主要生產工具的集約化生產方式相對中國傳統的手工業小生產模式而言，具有十分明顯的優勢。一些原來與中國小生產形式相適應的部門行業受到比較強烈的衝擊，有些行業因此走向萎縮，還有一些手工業生產部門麵對衝擊，開始采用近代生產方式，使企業逐步走向近代化，實現了由傳統生產方式向近代生產方式的轉化。近代科技的影響並不僅僅局限於這些部門，對當時占據中國經濟絕對優勢地位的農業的影響也是不可忽視的。隨著機器在紡織、繅絲、卷煙、榨油等部門的使用，生產效率得到提高，對原材料的需求也相應增加，使農業生產當中的經濟作物占農作物的比重呈逐年上升趨勢，並隨市場的變化而變化。這樣，原來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模式受到破壞，近代經濟形態發生了重大變化，其間科學技術的運用，也是顯而易見的。
在政治方麵，雖然自然科學以及應用技術本身並不具備階級和政治屬性，但是它通過作用於經濟領域，影響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間接地或迂回地作用於政治，推動社會政治發展演化。近代科技促進了中國先進階級的產生。建立於近代自然科學基礎之上的大機器生產企業，作為中國近代社會的新生事物，它改變了中國傳統的封建生產方式，在這些近代企業當中一些人逐漸成為出賣勞動力的生產者，為中國的新興階級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產生創造了條件，這使中國近代社會的階級構成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此外，近代科技不僅促進了新興階級的產生，而且還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化和調整，對新興階級的隊伍和力量的壯大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在科技發展和運用過程中，一些傳統的經濟部門逐步發生變化，從事這些部門生產的人員或破產，或轉化為新式產業部門的勞資雙方，使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和產業工人隊伍得到了較大的發展，逐漸成為中國近代政治舞台上的重要的新生力量，並在政治舞台上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二、近代科技的發展與社會進步思潮的形成
近代西方科技知識的傳播發展，不僅對中國科技的發展起了積極推動作用，對中國的政治、經濟的改變產生了重大影響，而且促進中國人在思想方麵的進步。
這種近代科技知識作用下的思想進步最突出的表現，是近代中國人自然觀的進步。中國傳統對宇宙的認識基本停留在中世紀“天圓地方”、“天動地靜”的有機自然觀的水平。這種觀念不是將宇宙當作外在物進行研究，而是將人類當作自然界的一個有機構成，著眼於闡述它們之間的相通相應，即所謂“天人感應”與“天人合一”。這樣，形成了一種倫理化的自然觀，以觀察自然始，以回歸人事終，強調“天不變，道亦不變”形而上學的宇宙觀，長期禁錮著人們的頭腦，維護了封建地主階級的統治。到了近代，隨著近代天文、地理、古生物等科學知識的傳播，過去被視為必然的傳統自然觀受到越來越多的懷疑和挑戰，逐漸被動搖和否定，近代科學的自然觀漸漸占據主流。中國的思想家開始運用科學做武器，對傳統自然觀進行批判，並在此基礎上提出新的自然觀，作為闡明新的政治改革主張的理論基礎。李善蘭接受了哥白尼、開普勒、牛頓等人的科學理論，便對“天動地靜”、“天圓地方”的傳統觀念，作了有力的批判。郭嵩燾依據所學的化學知識，對宇宙的構成有了比較新的認識，他說：“本質不變者凡六十三種（按：指當時發現的63種化學元素），氧氣、炭氣、氫氣三者為大綱。”[13]以唯物的態度來對待宇宙的構成問題，在關於宇宙物質性特征的認識上，遠遠比傳統的認識更為科學，反映了當時人們在這一問題上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近代科技還使人們在人類起源問題上的認識得到很大改變，生物進化論逐步為社會所接受。譚嗣同通過從《地學淺釋》一書當中獲得的古地質學有關地球、生物不斷進化的新知識，指出：“究天地生物之序，蓋莫先螺蛤之屬，而魚屬次之，蛇龜之屬又次之，鳥獸又次之，而人其最後焉者也。”[14]說明包括人在內的一切生物都是由低級到高級不斷進化而來的。嚴複譯述英國赫胥黎名著《天演論》也是在接受達爾文生物進化論思想以後，比較完整、準確地介紹這一學說的基本內容的。《天演論》一方麵向中國人介紹了當時先進的生物學知識，在傳統學術之外又打開了一個新的科學領域；另一方麵，又向當時的人們宣傳了一種嶄新的、進化論的自然觀和社會觀。這一著作以近代科學知識為依據，反複說明世界上一切生物都處在“天演”即進化的過程之中，並非萬古不變。物種進化的原因並非所謂“造物主”的神力，而是由於萬物自身經過“物競”、“天擇”的途徑實現的。以此雄辯地證明，“天道變化，不主故常”，“不變一言，決非天運”，宇宙間的萬事萬物都處在變化不居的狀態之下，人們一向信仰的“天不變，道亦不變”是毫無根據的。可見在近代科學的作用下，中國部分知識分子已經能夠用科學的方法說明自然現象的規律性及其發展曆史，近代唯物論的自然觀在他們思想中初步形成了。
近代科學的傳入還極大地動搖了傳統的價值觀念，推動了社會觀念的更新。中國封建價值觀念中存在著十分明顯的重倫理、輕科學，重政術、輕生產，重傳統、輕創新，重守成、輕改革的傾向，具有所謂重道輕器、重本輕末、重義輕利的特點。因此，在中國幾千年的曆史發展過程中，科學技術長期處於低下的地位，人們往往對科學技術不加重視，甚至簡單地斥為“奇技**巧”而加以否定。鴉片戰爭後，以先進科技為後盾的英國的“堅船利炮”不僅轟開了清朝政府長期閉鎖的國門，而且也使中國傳統的價值觀念在科學技術越發顯現的巨大威力衝擊下，發生了改變。無論是魏源主張的“師夷長技以製夷”，還是後來馮桂芬學習“諸國富強之術”的呼聲，都比較清楚地表現出先進士人對近代科學的重視和追求。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學習西方的範圍逐漸從主要是學習軍事技術進而吸取西洋的器數之學，用機器來殖財養民。當時的人們已經認識到，兵法、造船、製器以及農漁牧礦諸務，“皆導源於汽學、光學、電學、化學。”也就是說，近代生產及其技術的發展，都是以自然科學的發展為理論依據的，要想自強求富，就必須掌握科學技術。自然科學的地位被提到了一個相當高的位置。傳統的崇尚“義理”、鄙薄“技藝”的價值觀念在自然科學傳播的作用下，受到了猛烈的批判，逐步動搖直至最終被取代。馮桂芬認為，中國“名實必符不如夷”。鄭觀應指出：務“虛”不務“實”，“循空文而高談性理”，是中國落後西方的重要原因。一些進步人士還大膽破除傳統思想中諱言“功利”的禁戒，著書立說，言富言利。在王韜、馬建忠、鄭觀應、薛福成以及後來的維新派代表人物的著作、言論當中，“興利”、“言富”的字句比比皆是。可見，資產階級的功利主義價值觀念在科技的推動下，逐步為社會所認可，傳統的重義輕利價值觀念的地位日漸衰落。
三、近代科技對教育改革的促進
近代科技的引進和發展對近代中國的教育也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它既改變了近代中國教育的內容，又促進了近代教育製度的確立。
隨著洋務運動的開展，近代企業和新式軍隊的出現，近代科學的成果不斷在這些部門中加以運用，這樣對具有近代科學知識和掌握專門技術的人才的需求越來越強烈，如何適應近代科學發展，建立培養社會所需要人才的教育機構和體製成為當時一些人議論的中心。為了緩解人才供應的嚴重不足，洋務派除了向國外派出留學生，學習軍事、造船、工程等專業知識以外，還在國內興辦了一些洋務學堂，如京師同文館、上海廣方言館、福州船政學堂、北洋武備學堂，等等，培養洋務活動所急需的專門人才。雖然這些學校還帶有濃厚的封建性，不能稱為完全意義上的近代學校，但是已經衝破了兩千多年來傳統的經學教育製度，傳播了近代的自然科學、工藝學和農藝學，培養了中國第一代新式知識分子、技術人員和熟練工人，為清末近代新教育製度特別是實業教育和師範教育係統的建立奠定了基礎。
近代科學的發展，對專業人員的大量需求，而舊的科舉製度造就的卻是大量的無用之人，無法滿足社會對各種專業人才的需要，使人們對舊的科舉製度的種種弊端認識更加深刻。深通洋務的李鴻章就痛感科舉製度弊病太深，無法培養適應興辦洋務新政需要的人才。他多次上奏抨擊科舉弊病，主張於科舉考試稍加變通，另開洋務一科，以造就通曉“西藝”的人才。從19世紀60年代起，一些進步人士把研習西方科學技術知識和改革科舉製度，乃至整個傳統教育聯係起來，西學開始向科舉滲透。雖然他們並不主張廢除科舉，隻是希望在科舉當中增加某些自然科學的科目，但是，這種變通將科學引入了科舉，加速了科舉製度的衰落。1887年，清政府允許各省監生報考算學。1888年在順天府鄉試中，總理衙門將各省送到的監生及同文館學生32名，試以算學題目，取中舉人1名。自然科學與傳統四書五經同考，這是近代中國科舉考試史上的第一次，也是封建傳統教育變化的一個開端。但是考試科目仍然有四書五經，新人才的選拔還是受到很大限製，此後不斷出現要求破格錄用一些科舉考試成績不佳而自然科學造詣較深的人物的現象，反映了自然科學在社會上得到一定的重視。到了甲午戰爭以後，這種對近代科學的呼喚，對腐朽科舉製的譴責，達到十分強烈的程度。甲午戰爭中，中國敗於區區島國日本，“天下愕眙，群起而求其所以然之故，乃恍然於前此教育之無當，而集矢於數百千年通用取士之經義。”[15]庚子事變以後，“慨世者恒言：‘去科舉，停資格，廢八股，斬豚尾，複天足，逐滿人，撲專製，整軍備，則中國必強。’”[16]同時，在晚清末期，由於近代工商業的進一步發展，各種要求具有近代科學知識與技能的高級人才的部門職位大量出現，人們通過近代教育並掌握科學技術，同樣也可以獲得較好的工作以及較高的社會地位，科舉製的威信在人們心中一落千丈。在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清政府被迫於1905年廢除科舉。
近代自然科學知識的發展傳播，客觀上為中國造就了一批新型的知識分子，對中國社會的發展變化產生了積極推動作用。在創辦近代工業和引進自然科學及其成果的同時，一批直接從事這些工作的先進中國人，在科學知識的熏陶和啟發下，發生了很大變化。他們不僅在政治觀點和哲學觀點方麵，而且在科學知識素養方麵都同傳統的士大夫有明顯的區別。徐壽掌握了唯物自然觀和科學的治學方法，一生“無談星命風水，無談巫覡讖緯，其見諸行事也，婚嫁喪葬概不用陰陽擇日之法，四時祭祖專奉祖先而不祭外神，治喪不用僧道旌醮以及樂工鼓吹，營葬不用堪輿家言，居恒與人談議，所有五行生克之說，理氣膚淺之言絕口不道，總以實事實證引進後學。”[17]嚴複通過在英國留學，係統地學習了西方近代自然科學和哲學知識，不僅自己的思想產生深刻變化，而且還第一次完整地將西方哲學和科學方法介紹到中國，使中國人對西學的認識大大提高了。辛亥革命的重要領袖人物以及主要骨幹包括青年留學生在內的新式知識分子，絕大多數都受過近代科學的洗禮，並自覺運用科學武器，對封建思想賴以生存的理論基礎進行批判，推動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加速了腐朽的清王朝的滅亡。這些都是科技推動了教育更新，而教育變革又為造就社會新型人才提供重要保證的證明。
四、影響社會習俗變化的重要因素
近代自然科學的引進改變了中國的政治、經濟、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近代中國人的生活習慣，使傳統的生活方式發生了變化，朝著文明、健康邁進了一步。
作為科學的對立麵，中國傳統社會習俗當中的迷信思想首當其衝地受到強烈的批判。隨著近代自然科學的大量引進和被越來越多的人理解，許多自然現象得到了正確的解釋和說明，使得長期以來的鬼神、風水、宿命觀念賴以存在的證據一一被批駁，這些迷信錯誤思想以及陳腐舊俗在科學的麵前徹底敗下陣來。比如，鄭複光在《費隱與知錄》當中對曆來以為異怪瑞祥的自然現象作了收集和研究，分別用物性、熱學、光學等原理加以說明，對迷信思想產生了一定的衝擊。此後，隨著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等社會變革的日益深化，人們的眼界大大開闊，思想也得到了解放，對舊有的迷信的不科學的習俗批判越來越多，最終匯成五四運動追求“科學”的浪潮。
近代科學技術改變了社會，也改變了人們的生活，也使人們的日常生活方式發生了一定的改變。近代科學運用於日常生活，使原來較為單調的生活內容得到豐富，而且在它的幫助下，生活設施變得更加舒適與便捷，使傳統的生活方式無法抵禦近代生活方式的強大吸引力，逐漸發生改變。剪辮易服、洋樓電燈、水暖煤氣、火車、輪船、自行車、照相機等新事物的湧現，改變了國人在衣、食、住、行等方麵傳統的生活習慣，提高了人們的生活質量。在娛樂方麵，一些近代發明的以科技為後盾的娛樂方式也是人們十分歡迎的。1898年，江西九江城內放映“美國電光影戲”配以留聲機，觀者皆稱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無不鼓掌稱奇。近代科技不僅為人們的生活增加了新的內容，而且使原先的一些生活習慣發生變化。近代科技提高了社會生產力和生產效率，也加快了人們的生活節奏，人們開始有意識地追求科學、衛生、有效率的生活。戊戌維新運動期間，熊希齡、譚嗣同等人在湖南倡立的延年會，就是要改革無謂耗費時間的不良習俗，注重時效，崇尚質簡，使“一日可成數日之功，一年可辦數年之事”。這種追求辦事效率、力戒繁文縟節的做法，體現了近代科技影響下人們追求簡潔、高效的新趨向。另外，戒除鴉片、廢除纏足、改良婚喪祭葬等風俗革新當中，除了強烈的政治意味外，還有一個十分明顯的共同的理由，即上述傳統風俗不科學、不衛生。可見，科學技術對改良風俗、推動人們的日常生活的發展進步作用同樣不可忽視。
注釋
[1] 李儼：《中國算學史》，252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55。
[2] 閔爾昌：《碑傳集補》卷三十二，《清代碑傳全集》上冊，15頁。
[3] 錢寶琮主編：《中國數學史》，319頁，北京，中國科學出版社，1980。
[4] 曹廷傑：《上希元稟文》，《曹廷傑集》上冊，62～63頁，北京，中華書局，1985。
[5] 吳其濬（1789—1847），字論齋，別號雩婁農，河南固始人。嘉慶進士，授翰林院修撰，官至湖南等省巡撫、總督。長於博物學，著有《植物名實圖考》及《長編》。
[6]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2頁。
[7] 錢基博：《徐壽傳》，《清代碑傳全集》下冊，1516頁。
[8] 張靜廬：《中國近代出版史料初編》，11頁。
[9] 趙爾巽：《清史稿》第46冊，13930頁。
[10] 轉引自沈渭濱主編：《近代中國科學家》，256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11] 茅以升：《中國傑出的愛國工程師——詹天佑》，《人民日報》，1961-04-17。
[12] 恩格斯：《英國狀況·十八世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17頁。
[13] 郭嵩燾：《郭嵩燾日記》第3冊，221頁。
[14] 《譚嗣同全集》上冊，131頁。
[15] 嚴複：《論教育與國家之關係》，《嚴複集》第1冊，166頁。
[16] 林琴南：《致蔡元培函》，《蔡元培選集》，80頁。
[17] 程培芳：《徐雪村先生傳》，《清代碑傳全集》下冊，151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