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現在唐朝的邸報不唯是中國，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報紙。中國具有世界上最悠久的報紙編輯出版曆史，但中國近代化報刊卻沒有較早地產生，而且不是在這片具有悠久辦報曆史的國土上自行產生，而是隨著西方列強入侵中國的活動而出現的，是由外國人“引入”的。最先用中文出版的近代化報刊和最先在中國境內出版的近代化報刊，都是由來華的外國人創辦的。在此半個世紀之後，才出現了中國人自己創辦的近代化報刊。
一、中國近代報刊的發端
19世紀初，處於資本主義自由競爭階段的歐美資本主義國家迅速發展起來。英國在經曆了產業革命之後成為世界上頭號資本主義國家，它迅速地對外推行以商品輸出為特征的侵略活動。到19世紀30年代，英國等資本主義國家頻繁叩敲中國這個封建帝國的大門，源源不斷地向中國偷運進大量鴉片洋貨等舶來品。
西方資本主義對中國進行物質入侵的同時，也大肆進行文化滲透。在南洋和中國東南沿海城市，外國傳教士聚集於此，從事傳教活動，並準備在中國境內創辦報刊。
馬禮遜（Robert Morrison）可稱得上是外國人創辦中文近代化報刊的始作俑者。馬禮遜作為倫敦布道會的傳教士於1807年9月來到中國，因為“在中國境內從事翻譯印刷等等工作之困難，以及居無定所”，隻好轉移到馬來半島西岸的馬六甲。1815年8月5日，馬禮遜在另一個英國傳教士米伶（William Milen）和中國人梁發的幫助下，在馬六甲創辦了《察世俗每月統紀傳》，這是外國人創辦的第一個以中國人為對象的中文近代化報刊。
《察世俗每月統紀傳》，月刊，米伶主編，木版雕印，每期5～7頁，每期印數最初為500冊，後增至2000冊，主要免費在東南亞華僑居住地區分發，還有一部分在中國境內發行。逢廣東省府鄉試時，運至廣州，與宗教書籍一並分送。《察世俗每月統紀傳》為純宗教性刊物，其中絕大部分篇幅直接宣傳基督教教義。由馬禮遜、米伶等人翻譯成中文的《新約》、《舊約》是其主要內容。它還側重於對基督教教義基本原理的介紹，並大量刊載《聖經》故事，以多種形式通俗地宣傳基督教教義。同時還介紹了一些新學科知識，從第2期始，該刊陸續發表了《論行星》、《論侍星》、《論彗星》、《論日蝕》等文章，圖文並茂，既科學地解釋了許多天文現象，但又給科學披上了神的外衣。該刊還辟有“全地各國紀略”專欄，介紹世界各國的人口、語言、政治製度狀況等。所有內容，均具有濃厚的宗教色彩，與宗教宣傳密切結合。《察世俗每月統紀傳》於1821年12月停刊，曆時7年，共出版7卷80多期。
《察世俗每月統紀傳》停刊之後，外國入侵者又相繼在南洋、港澳和廣州等地出版了一批近代化的中、外文報刊。其中較重要的和有代表性的先後有以下幾種：
1．《蜜蜂華報》（A Abelha do China）
1822年9月創辦於澳門，是葡萄牙當局在澳門創辦的第一份葡文報紙，也是在中國境內出版的第一份外文報紙。安東尼奧（Frey Antonio）主編，1824年停刊。
2．《特選撮要每月統紀傳》
1823年7月創刊於印度尼西亞巴達維亞（今雅加達），是第二份中文近代化刊物。英國傳教士麥都思（W.H.Medhurst）主編，旨在傳道勸世，1826年停刊。
3．《廣州紀錄報》（Canton Register）
1827年11月創刊於廣州，是中國境內出版的第一份英文報紙，創辦人為美商伍德（W.W.Wood），初為半月刊，後改為周刊。為商業性報紙，也常報道中國政治、經濟等方麵的情況及外商在華的活動情況。1839年遷至澳門出版，1858年停刊。
4．《東西洋每月統紀傳》
1833年創刊於廣州，是在中國境內出版的第一份近代化中文刊物，馬禮遜主編，月刊，木刻印刷。內容分宗教、政治、科學、商業、雜俎等，以介紹西方的科學文化知識為主，其政治傾向完全為外國殖民主義勢力侵華服務。1834年間曾一度停刊，1835年複刊，1838年10月停刊。
除此之外，鴉片戰爭前比較有影響的報刊還有《依涇雜說》，1828年創辦於澳門的中文報紙，創辦者和主編難以考證；《天下新聞》，1828年創刊於馬六甲的中文報紙，主編為吉德（S.Kidd）和麥都思等，主要刊載中外新聞、歐洲新聞、科學、曆史、宗教等方麵的內容，首創用白報紙活版印刷；《中國叢報》（The Chinese Repository），1832年創辦於廣州的英文月刊，由美國傳教士裨治文（E.C.Bridgman）創辦，1851年停刊，共出版20卷；《澳門鈔報》（Chronica de Macao），1834創刊於澳門的葡文報紙；《各國消息》，1838年創刊於廣州的中文報紙等。
從1815年到鴉片戰爭這段時間，是外國侵略者在中國辦報的第一階段，也是他們在中國內地大量辦報的準備階段。正是在這時，出現了第一份用中文出版的近代化報刊和第一份在中國境內出版的近代化報刊。
在這批中外文報刊中，以中國人為讀者對象的中文報刊的主編大部分是外籍傳教士。由於當時外國侵略者尚未在中國站穩腳跟，他們還不敢**裸地鼓吹列強的侵略政策和反動主張，而是以宗教報刊的麵目出現。《察世俗每月統紀傳》就宣稱其“以闡發基督教義為唯一急務”，所刊文章也帶有濃厚的宗教色彩，甚至還極力鼓吹中外友好。而以外商、傳教士和外交官員為讀者對象的外文報刊，其宗旨是為侵略者提供有關中國的政治、經濟、軍事等各方麵的信息，它們作為侵略者輿論工具的真實麵目就暴露無遺，更加直接和公開地表露他們的侵略意圖。如《中國叢報》就公開叫囂武力侵華，1840年當英國決定發動侵華戰爭時，它宣稱“時間已到，中國必須屈服或挫敗”，甚至還向本國政府提供具體侵華方案。
另一方麵，這批中外文報刊在廣泛報道中國曆史與現狀，探求侵華策略的同時，也為國人了解外人意圖提供了豐富的材料。如林則徐在廣東禁煙備戰期間，就曾派人從外文報刊上選譯出一部分新聞和評論，編成《澳門新聞紙》，對了解敵情起了一定作用。魏源等進步知識分子也曾組織編譯外文報刊資料，成為《海國圖誌》等書的重要材料來源。
鴉片戰爭之後，外國人辦報活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逐漸達到**。他們獲得了在中國任意辦報的權利，在領事裁判權的庇護之下，其辦報活動區域由華南沿海逐漸擴展到華中、華東和華北。從19世紀40年代到90年代，外國人先後在中國創辦了170餘種中外文報刊，約占同期中國報刊總數的90％以上，幾乎壟斷了中國的報刊業。
在這一階段，中國報業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商業性報刊的迅猛發展並取代傳教士報刊而成為報業主流。
《德臣報》（China Mail）和《字林西報》（North China Daily News）是較有代表性的外文商業報紙。前者於1845年2月由英商肖銳德（Andrew Shortreds）和德臣（A.Drxon）共同創辦於香港，後者於1850年由英商奚安門（H.Shearman）創辦於上海。這類報紙的讀者對象為外國商人。其最主要的內容是商業行情、船期和廣告，但也都有鮮明的政治傾向，明目張膽地維護本國在華利益，為其殖民政策作辯護。如《字林西報》經常就中外關係、中國政局和其他時政問題發表見解，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英國政府的立場，被視為英國駐滬領事館和租界當局的喉舌，最終發展為英美諸國在華總的言論機關。
此後，從60年代開始，上海、天津、漢口、福州等地相繼出現了一批中文商業性報刊，主要有上海的《上海新報》（1861年創刊）、《申報》（1872年創刊）、《新聞報》（1893年創刊），天津的《時報》（1886年創刊）和漢口的《字林漢報》（1893年創刊）等。其中最有代表性和最成功的是《申報》。《申報》由英商美查（Ernest Maior）等人創辦，初創時為雙日刊，不久即改為日刊，《申報》標榜辦報的目的隻是“行業營生”，所以特別注重可讀性和新聞報道，還用大量篇幅刊登廣告，內容廣泛，形式多樣，頗受讀者歡迎，訂數不斷上升，由剛創刊時的600份上升到辛亥革命時期的2萬多份。同時，《申報》作為外商所辦報紙，也為外國侵略者提供了為其侵略行徑辯護的講壇，在一定程度上充當了他們侵華活動的輿論工具。
《萬國公報》
與此同時，傳教士在大批辦報的活動中，也力圖使辦刊宗旨有所改變。此類報刊中主要的有1853年創刊於香港的《遐邇貫珍》、1857年創刊於上海的《六合叢談》、1862年創刊於上海的《中外雜誌》、1868年創刊於上海的《教會新報》（《萬國公報》的前身）、1872年創刊於北京的《中西聞見錄》等。這些報刊雖為傳教士所辦，但已不像鴉片戰爭前那樣熱衷於“闡發基督教義”，而是逐漸向商業類和綜合性時政類過渡。其中影響最大的是《萬國公報》。《萬國公報》的前身《教會新報》原係宗教性報刊，以宗教性的內容為主。洋務運動興起後，主筆林樂知（Young John Allen）認清形勢，開始增加非宗教內容。1874年9月，《教會新報》改稱《萬國公報》，其辦刊宗旨是“為推廣與泰西各國有關的地理、曆史、文明、政治、宗教、教學、藝術、工業及一般進步知識”，逐漸演變成以時事報道和評述為主的綜合性刊物。《教會新報》等傳教士報刊的轉變表明，傳教士可以不用宗教為幌子評述中國時政了，可以直接幹預中國政治，為殖民者侵吞中國公開搖旗呐喊了。
從《察世俗每月統紀傳》創刊到19世紀末，外國人在中國創辦了百種以上的報刊，壟斷了中國報界，也開了中國近代化報刊的先河，形成了中國報刊近代化的最初格局。從實質上講，它們都是西方列強侵華的輿論工具，其目的在於維護他們的在華利益。但就客觀效果而言，這些報刊所傳播的科學文化知識，對於開闊中國人眼界，啟迪中國人心智起了一定作用，促進了中西方文化交流；同時，外報把西方近代報刊觀念引入中國，對中國早期改良主義思想家的辦報活動產生了直接影響，在報刊內容、版式與機構設置方麵，對當時和稍後一個時期的報刊工作頗有借鑒作用；近代報刊的生產設備與技術通過這些外報引進中國，這些都為中國人自辦近代化報刊提供了條件和有益的借鑒。鴉片戰爭之後，中國人開始創辦近代化報刊，到19世紀90年代，中國人辦報出現了第一次**，中國近代報業的主角開始由中國人自己擔當。
二、華人創辦的最早一批近代報刊
兩次鴉片戰爭後，城市資本主義在中國有了一定的發展，再加上西方文化思想對中國知識分子影響的不斷加強，使中國人創辦近代化報刊具備了初步條件。洋務運動和社會改革思潮則直接推動了中國人創辦的近代化報刊的出現。
在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就開始意識到近代報刊的作用，林則徐可說是中國提倡近代報刊的第一人。1839年他奉命禁煙抵廣州後，就派人搜集當時在澳門出版的各種外國報刊，精選譯員進行翻譯，利用外國報刊來了解敵情。魏源也非常重視外國報刊，在其名著《海國圖誌》中即辟有專門部分譯錄外報材料。魏源還把“譯報”和“治愚”結合起來，其目的在於利用譯報來反對外國侵略。
到19世紀50年代，中國人開始進行創辦近代化報刊的嚐試，首先在香港出現了中國人自己創辦的第一份近代化報刊《中外新報》。1872年，內地最早的中國人創辦的近代化報刊《羊城采新實錄》開始在廣州出版。翌年，在漢口又出版了《昭文新報》。從19世紀50—70年代，在香港、廣州、上海和漢口等地出現了最早的一批由中國人自己創辦的近代化報刊。這些報刊中較有影響的有：
1．《中外新報》
伍廷芳創辦於1858年，初辦時，日出一小張，新聞占三分之一，其餘皆為廣告；1876年後，日出兩張，分類紀事，一為“京報全錄”，二為“羊城新聞”，三為“中外新聞”。
2．《華字日報》
陳靄亭創辦於1864年，篇幅及所設欄目與《中外新報》相似，黃平甫、王韜、潘蘭史、賴文山等先後擔任主筆。該報標榜“以世界知識灌輸於國人，以國內政務報告於僑胞，使民智日開，而益奮其愛國之念”為“唯一宗旨”。
3．《昭文新報》
艾小梅創辦於1873年8月，初為日報，後改為五日刊，裝訂如書冊狀，用白鹿紙印刷，係“仿香港、上海之式而作”[1]。內容以奇聞軼事、詩詞雜作為主，數月後即停刊。它是中國內地最早的由中國人創辦的近代化報刊之一，甚至有人認為它很可能是中國人在國內創辦的第一份報紙[2]。
4．《循環日報》
1874年創刊於香港，首任主編王韜，中華印務總局出版。它是第一批中國自辦報刊中曆時最長、影響最大的報紙。《循環日報》是中國報刊史上第一家以政論為主的報紙，也是清末第一份公開宣傳變法的報紙。《循環日報》創刊時每期兩張四版，用洋紙兩麵印刷，除周日外每日發行。王韜將《循環日報》的宗旨規定為“強中以攘外，諏遠以師長”[3]。即要學習西方的先進科學技術，振興中華，抵禦外侮，變法自強。《循環日報》的最大特點是每天在頭版頭條刊載一篇政論文章，這些文章大多由王韜執筆。王韜任《循環日報》主編10年（1874—1884）間，《循環日報》比較係統地宣傳了強中攘外、變法自強的思想，嚴厲地批判了封建頑固派，對洋務運動所暴露出來的弊端也予以揭露，為推動社會改革作了多方麵的努力，成為中國首家以政論著稱的報紙。
《循環日報》
這時期中國人創辦的其他報刊有：
1．《匯報》
2．《新報》
1876年11月創刊於上海，創辦者為在上海經商的“各口諸幫”。《新報》名為商辦，實則是官商結合，由上海道台控製。該報自稱為適應“入仕經商”需要而創辦，致力於溝通中外情況，增進相互了解，但聲明“國政則不可議也”[4]。《新報》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為了爭取外國讀者，曾一度將新聞稿用中文和英文並列在一起。1877年6月後，因未取得預期效果，遂停載英文稿。
3．《維新日報》
1879年創刊於香港，陸驥純、陸建康曾先後主持編輯工作。
4．《述報》
1884年4月創刊於廣州，用賽連紙單麵印刷，由廣州海墨樓石印書局承印。《述報》是我國最早出版的石印日報，也是中國人在廣州創辦的第一家日報。
5．《粵報》
創刊於1885年，創辦人為香港匯豐銀行買辦羅鶴明，報館兼營印刷業。
6．《廣報》
1886年6月創刊於廣州，創辦人鄺其照，林翰瀛、肖竹朋等先後擔任主筆。《廣報》是廣州第二家中文日報。《廣報》的銷售範圍很廣，省內發行至佛山、大良、陳村、江門、香山等地，省外發行至香港、澳門、上海、梧州等地，甚至新加坡、越南、舊金山、菲律賓都有《廣報》銷售。1891年，《廣報》被兩廣總督李瀚章查封。
19世紀下半葉，是中國人創辦近代化報刊的起步時期，這些報刊主要集中於香港、上海、廣州和漢口等開放的城市，其他地方則很少有。這是這一階段報刊在地域分布上的一個特點。
這一階段報刊的第二個特點是，其創辦者多為亦官亦商，或亦紳亦商，甚至尋求洋人庇護。這是由當時政治環境所決定的。清廷統治下的中國，沒有任何言論出版自由，中國人辦報，毫無法律保障，非有一大員作後台老板或直接參與辦報，否則便無法生存。鴉片戰爭後，由於清政府對報刊出版實行“禁止華人而聽西人開設”[5]的政策，這些中國人所辦報紙為取得治外法權之保護，就打出洋人的旗號，或在外國租界內辦報，以逃避清廷的壓迫。
第三，這批中國人最早創辦的近代化報刊具有一定的愛國傾向和某種反封建色彩，為推進中國社會進步起過好的作用。但由於它們的創辦者所具有的嚴重局限性，使得這些報刊致力於洋務運動的推動，在一定程度上表達了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某些要求，卻很少反映出他們的政治要求。在辦報活動中，畏首畏尾，謹小慎微，同時對辦報缺乏足夠的熱情，這也反映了中國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和動搖性。
總之，作為剛剛誕生的中國資產階級的輿論工具，這時期的報刊囿於當時特殊的政治經濟環境，發展維艱，曆盡艱辛。另一方麵，這些早期報人對報刊實踐工作所作的探索及辦報思想對於近代中國報刊的發展起了奠基作用，為近代中國的第一次辦報**打下了基礎。
三、中國人辦報的第一次**
戊戌變法前後，中國出現了第一次辦報**。這個**的產生背景就是維新變法運動。在“百日維新”期間，光緒皇帝“準許自由開設報館”，“報紙一律免稅”，這樣，全國報刊風起雲湧，徹底打破了外報長期壟斷中國新聞界的局麵。據不完全統計，1895年到1898年，中國出版的中文報刊有100餘種。其中絕大部分為中國人所辦，特別是維新派以及與它有聯係的社會力量創辦的報刊，數量最多，影響最大。在這些維新派報刊中最著名的和最有代表性的是強學會的三家報刊（《萬國公報》、《中外紀聞》、《強學報》）、《時務報》、《知新報》、《湘學新報》、《湘報》、《國聞報》等。
（一）強學會的三家報刊
1．《萬國公報》
資產階級維新派創辦的第一家報紙，創刊於1895年7月，康有為、麥孟華任主編。《萬國公報》為雙日刊，每期均有編號，但無出版時間，委托京報房用木版雕印，並雇用賣京報的人免費分送京師官紳士夫。辟有上諭、外電、譯報、各報選錄、評論等欄目，所載論說基本上是為發揮康有為在上清帝書中提出的變法主張，涉及工農商學兵各個方麵。《萬國公報》的出版，在京師引起強烈反響，在一般士大夫中頗受歡迎。
2．《中外紀聞》
1895年11月資產階級維新派在國內的第一個具有政黨性質的政治團體強學會在京師成立。強學會成立伊始，即“先以報事為主”，將《萬國公報》更名為《中外紀聞》，作為強學會的機關報於1895年12月出版。梁啟超、汪大燮任主筆，雙日刊，木活字竹紙印刷，注明出版時間，但無編號。《中外紀聞》主要轉載閣抄，編譯西電西報，介紹西方國家的政治經濟情況，意於廣開民智，改變士大夫不通外國政事風俗的閉塞狀況。京師強學會的成立與《中外紀聞》的出版，在封建頑固派中引起巨大恐慌，禦史大夫楊崇伊等人強烈要求清政府予以查禁。1896年1月《中外紀聞》被封禁，共出18期，隻存在了一個月零五天。
3．《強學報》
1895年11月上海強學會成立後，第二年1月，其機關報《強學報》即創刊。徐勤、何樹齡為主筆，五日刊，鉛字排印，竹紙印刷，裝訂成冊，創刊號共8頁。《強學報》“專錄中國時務，兼譯外洋新聞，凡於學術治術有關切要者，巨細畢登”。其宗旨在於“廣人才，保疆土，助變法，增學問，除舞弊，達民隱”。《強學報》在出版了兩期後，與《中外紀聞》同時被查禁。
維新派《強學報》
（二）《時務報》
1896年夏天以後，資產階級改良派再度集結，把變法維新運動推向新的**。從當年8月到1898年9月，是改良派報刊宣傳活動的鼎盛時期。這期間改良派的主要機關報即《時務報》。
《時務報》正式創刊於1896年8月，汪康年任總理，負責館內事務，兼外間酬應，梁啟超任總主筆，主持報中文字。《時務報》為10日刊，每期約3萬字，設恭錄諭旨、奏折要錄、京外近事、域外報譯等專欄。其發行對象是同情變法的官吏、具有資產階級傾向的地主階級知識分子和一般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時務報》的出版，在廣大讀者中引起強烈反響，受到廣泛歡迎。在初創時期，發行量僅為4000份，半年後即增至7000份，一年後即達1.3萬份，最多時達1.7萬份，創下當時國內報紙發行量之最高紀錄。“百日維新”期間，光緒帝令《時務報》改為官辦，並派康有為督辦。1898年9月停刊，共出版69期。
（三）《知新報》與《湘學新報》、《湘報》
1．《知新報》
資產階級改良派在華南地區的重要機關報刊，是在康有為親自領導下於1897年2月在澳門創辦的。康廣仁、何廷光任總理，撰述為梁啟超、徐勤、何樹齡、劉楨麟等。初為5日刊，後改為旬刊、半月刊，出版後大部分寄回國內發行。辟有論說、上諭、京外近事、各國情況、農事、工事、商事、礦事、西電、西著摘譯等欄目，報道中外交涉新聞、京師和各省新聞，還有詩文和雜錄等。《知新報》很重視政論宣傳，比《時務報》更加注意有關變法新政的報道。梁啟超在籌辦此報時就要求“多載京師各省近事，為《時務報》所不敢言者”。其言論比內地報刊尖銳、大膽，在戊戌政變後，成為一家敢於揭露政變性質和敢於同後黨正麵交鋒的輿論機關。《知新報》從1897年2月到1901年1月，共存在了四年時間，出版130餘期，是戊戌變法時期出刊時間最長的維新派報刊。但由於地處澳門一隅，偏離全國政治中心，且主編並不為維新派一流人物，沒有能夠成為具有全國影響的維新派機關報。
2．《湘學新報》
1897年4月創刊於長沙，創辦人為江標，唐才常任主編，旬刊，每期線裝1冊，近2萬字，木刻連史紙印，自第21期始更名為《湘學報》。其宗旨在於介紹新學、開民智、育人才、圖富強，“思以體用賅貫之學，導湘人士”[6]。《湘學新報》每冊設史學、掌故學、輿地學、算學、商學、交涉學6個欄目，為講求實學、新學的綜合性學術刊物。《湘學新報》雖看重講求學術，但也刊載一些新聞報道，除刊錄有關維新變法的諭旨、章奏和省內外維新團體和個人的章程、稟稿、公牘外，還轉載《申報》、《循環日報》等國內外報刊的新聞與評論。
3．《湘報》
是改良派在湖南創辦的另一份重要報刊，創刊於1898年3月，譚嗣同、唐才常創辦，熊希齡主編，是湖南省第一份近代化日報。《湘報》四開鉛印，毛邊紙單麵印刷。設有論說、奏疏、電旨、公牘、本省新政、各國時事、雜事、商務等專欄，以“開風氣，拓見聞”為宗旨，從創刊時起，就以救亡禦侮、變法維新為主旨，進行慷慨激昂的政治宣傳。《湘報》重視時事評論，堅持把論說放在首位，同時也重視新聞。與同時期維新派各報相比，《湘學報》更富民主性和群眾性，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反響，成為湖南維新變法的輿論中心，被稱為“全國最好的一張維新報紙”[7]，是戊戌變法時期日報中的“巨擘”[8]。戊戌政變失敗後，1898年10月，這份以言論激進著稱的維新派日報在頑固派守舊勢力的逼迫下停刊，曆時7個月，出刊177期。
《湘學新報》和《湘報》是維新派在華中地區最主要的輿論陣地。
（四）《國聞報》
在戊戌維新時期的資產階級改良派報刊中，嚴複等人創辦於天津的《國聞報》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國聞報》創刊於1897年10月，日報，毛邊紙單麵印刷，每期8版，前4版為新聞與評論，後4版為廣告。嚴複、夏曾佑、王修植、杭慎修曾先後任主編。開設的欄目有上諭恭錄、路透電報、本館論說、本館照錄、國聞要錄、本埠新聞、京師新聞、日本新聞等。《國聞報》在創刊時即確定了“以通外情為要務”的辦報方針，後來逐漸把報道重點轉移到國內新聞上，特別是中國北方地區的政治事件上。《國聞報》最大的特點就是新聞多、消息快，對國內外新聞十分重視。所刊社論多半出自嚴複之手，鼓吹維新變法，主張中國應學習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科學與民主，力求自強。由於此報地處京津地區，其主持人的學識水平也為當時一流，有一定的政治地位。《國聞報》是維新派在中國北方唯一的輿論陣地，也是北方地區辦得最好的一家日報。戊戌變法失敗後，《國聞報》賣與日本人，雖然報紙仍在繼續出版，但其性質已經改變，其有價值的生命力業已終結。
戊戌變法前後這一次辦報**具有以下幾方麵的特點。
第一，在辦報區域方麵，突破了早期國人辦報集中於沿海大城市的局限，擴大到內地城市，形成了上海、武漢、長沙和天津等幾個新聞輿論中心。廣州、重慶、成都、杭州等地均出現了如《渝報》、《蜀學報》、《經世報》等報紙，甚至在一些內地小城市也出現了國人所辦較重要的報刊，如桂林的《廣仁報》、蕪湖的《皖報》、衡陽的《俚語報》、溫州的《利濟學堂報》等。
第二，這一時期，維新派報刊占了重要地位，但同時也湧現了一批專業性報刊。如中國最早的數學報刊《算學報》（1897年7月創刊於溫州）、中國最早的醫學報刊《利濟學堂報》（1897年1月創刊於溫州）、中國最早的農業科學知識報刊《農學報》（1897年5月創刊於上海）、中國第一家婦女報刊《女學報》（1898年7月創刊於上海）等。
第三，在報刊業務方麵，也有了較大改進。重視政論的作用，寓評論於新聞報道之中，注意新聞采訪工作，有了配合文字報道的新聞圖片。
維新派報刊是中國人辦報第一次**的主體。這次**的出現，打破了外報在中國輿論界的壟斷地位，使中國報刊成為社會輿論的中心，最早吹響了資產階級民主思想啟蒙運動的號角，辦刊區域得以擴展，一批科技報刊開始出現，在報刊業務方麵又進行了改革，在中國革命史和中國報刊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四、戊戌政變後資產階級的辦報活動
（一）戊戌政變後資產階級改良派的辦報活動
戊戌政變後，康有為、梁啟超被迫逃亡海外，但他們並未停止其報刊活動。他們先是在日本創辦了《清議報》、《新民叢報》，後來又在國內創辦了《時報》、《大公報》、《京話日報》等報刊。
1．《清議報》
1898年12月在日本橫濱創刊，旬刊，連史紙印刷。發行兼編輯人員署“英國人馮鏡如”，實際主編為梁啟超。《清議報》的宗旨是“主持清議，開發民智”，抨擊“逆後賊臣”，擁護光緒皇帝，宣傳西方政治道德觀念，進行思想啟蒙。梁啟超以任公、飲冰室主人、少年中國之少年等筆名在《清議報》發表了大量論著及詩歌散文，是該報的主要執筆人。《清議報》的發行量一般在三四千份，這在當時算是銷路很廣了。1901年12月，在該報出版第100期後，報館失火，《清議報》宣告停刊。
2．《新民叢報》
《清議報》停刊後不久，梁啟超又於1902年2月在橫濱創辦了《新民叢報》。《新民叢報》為半月刊，每期120頁，約5萬字，白報紙西式裝訂。《新民叢報》以“開民智”、“造新民”為宗旨，開辟有論說、時局、史傳、學術、小說、名家叢談等欄目。該刊一經出版，即風行海內外，最高發行量曾達1.4萬份，行銷朝鮮、越南、加拿大等國家和地區及國內許多省市，是當時頗具影響力的一份報刊。《新民叢報》大量介紹了西方學說，其涉及麵很廣，為正在尋求救國真理的知識分子提供了豐富材料。以後，隨著主編梁啟超思想的倒退，《新民叢報》的格調亦越來越低，最後成為改良派攻擊革命派的主要陣地，在讀者中的威信也逐漸下降。1907年11月停刊，曆時6年，共刊行96期。
3．《時報》
1904年6月創刊於上海，是改良派在國內創辦的一份機關報。這份大型日報是在康有為、梁啟超直接籌劃下創辦的。1903年前後，由於革命浪潮的興起，康、梁便乘機派人回國辦報，《時報》正是在這種背景下誕生的。《時報》的經理和主筆分別由康有為之弟子狄楚青和羅普擔任。設有時評、報界輿論、外論擷華、介紹新著等欄目，在內容和體例上都力求創新，編排務求秩序顯醒。它還著力於報刊業務改革，首創對開四版，雙麵印刷。1921年出售給黃伯惠。
4．《大公報》
1902年創刊於天津，創辦人為英華，以“敢言”著稱，是一份曆史悠久且具有廣泛影響的時事政治性日報。
5．《京話日報》
1904年8月由彭翼仲創辦於北京，是以市民為讀者對象的小型日報。它標榜以“輸進文明，改良風俗，以開通社會多數人之智識為宗旨”，猛烈抨擊官場腐敗，宣揚反帝愛國、社會改良和君主立憲。1906年9月被清政府查封。
除上述幾家重要報刊外，在1900年前後，改良派在海內外還創辦和控製了30多家報刊，大力鼓吹保皇立憲。
（二）資產階級革命派報刊的興起
1894年11月，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建立了第一個革命團體興中會，揭開了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序幕。1900年1月，興中會機關報《中國日報》在中國香港創刊，孫中山親自領導了這份資產階級革命派首家報紙的籌備工作。陳少白任社長兼總編輯。
《中國日報》
《中國日報》同時出日刊和旬刊兩種，目的是“兼收日報、期刊之長”。開設的欄目有論說、國內新聞、外國新聞、香港新聞、中外時事、中外電報等。所載文章大張旗鼓地宣傳孫中山的革命主張，猛烈抨擊清政府的黑暗統治，同時還經常介紹西方的自由平等及人權學說，報道革命黨人的活動。
《中國日報》的出版，使興中會的宣傳活動從依靠口頭演說、散發傳單和小冊子的初級階段進入利用大眾傳播媒介廣泛開展的階段，被稱為“中國革命提倡者之元祖”[9]。
《中國日報》創刊不久，革命派又在世界各地創辦了許多革命報刊。在中國香港創辦了《世界公益報》（1904年1月創刊，鄭貫公主編）、《廣東日報》（1904年3月創刊，鄭貫公主編）、《有所謂報》（1905年6月創刊，鄭貫公主編）等；在日本創辦了《開智錄》（1900年12月創刊，創辦人為鄭貫公、馮自由、馮斯欒）、《譯書匯編》（1900年12月創刊，胡英敏負責）、《國民報》（1901年5月創刊，秦力山主編）等；在美洲地區創辦了《隆記檀山新報》（1881年創刊，1903年12月起成為興中會機關報）、《圖南日報》（1904年創刊於新加坡，由陳楚楠和張永福創辦）、《大同日報》（1902年創刊於舊金山，原為改良派的喉舌，1904年起，成為革命派在美國第一個宣傳機關）、《仰光日報》（1903年創刊，由當地華僑領袖陳甘泉、莊銀安等創辦）等。
同時，革命派在國內利用租界的特殊條件，創辦了一批頗有影響的報刊，主要集中在上海的外國租界。
《大陸》是革命派在國內創辦的第一個革命報刊，1902年12月創辦於上海，戢元丞任主編，主筆秦力山、楊廷棟、雷奮等，以發表政論為主，內容廣泛。
《大陸》之後，革命派又相繼在上海創辦了《民國日報》（1903年8月創刊，章士釗主編）、《俄事警聞》（1903年12月創刊，王小徐、蔡元培先後任主編）、《中國白話報》（1903年12月創刊，林白水主編）、《二十世紀大舞台》（1904年10月創刊，陳去病主編）等。
這一時期，資產階級革命派在國內具有重大影響的輿論陣地是《蘇報》。
《蘇報》，1896年6月由胡璋創辦於上海，胡璋經營期間，內容多為市井瑣事，趣味低級。1900年陳範接手後，開始具有進步政治傾向，1902年開始成為一份傾向民主革命的報紙。1903年5月，陳範聘請章士釗擔任《蘇報》主筆，章太炎、蔡元培擔任主要撰稿人。《蘇報》在章士釗主持下，革命言論日趨激烈，所載文章矛頭直指清王朝統治者，引起強烈震動。鄒容《革命軍》出版後，《蘇報》立即載文推薦，不久，又在顯著位置摘要發表章太炎的《駁康有為最近政見書》。《蘇報》的這些革命宣傳活動，引起清政府的極度恐慌。1903年6月30日，清政府通過上海租界巡捕房，包圍了報館，章士釗、蔡元培脫險，章太炎被捕，鄒容於次日自行投案，7月7日，《蘇報》被租界當局查封。
同盟會成立後，革命派在國內一些主要城市先後創辦了50餘家報刊。創刊於上海的有《神州日報》（1907年4月創刊，同盟會在國內創辦的第一張大型日報）、《民呼日報》（1909年5月創刊）、《民籲日報》（1909年10月創刊）、《民立報》（1910年5月創刊）等，均為於右任創辦。創刊於港穗地區的有《日日新報》（1906年2月創刊，黃世仲任總編輯）、《東方報》（1906年7月創刊）、《社會公報》（1907年12月創刊，黃伯耀任總編）等。創刊於武漢地區的有《大江報》（1910年12月創刊，詹大悲主編）、《大漢報》（1911年10月創刊，胡石庵主編）等。
（三）革命派報刊與保皇派報刊的論戰
在20世紀初，革命派報刊與保皇派報刊展開了一場激烈論戰，這場論戰主要在革命派報刊《民報》與保皇派報刊《新民叢報》之間展開。
《民報》是1905年11月在日本東京創刊的中國第一份資產階級政黨報刊，是同盟會第一家，也是最主要的機關報。胡漢民、章太炎、汪兆銘曾先後擔任主編。其宗旨為：顛覆現今之惡劣政府，建設共和政體，土地國有，維持世界真正之平和，主張中國日本兩國之國民的聯合，要求世界列國讚成中國之革新事業。
《民報》創刊伊始，就以戰鬥者的姿態首先向改良派發起攻勢。在第1期上發表了陳天華《論中國宜改創民主政體》和汪精衛《民族的國民》，批駁康有為、梁啟超的“君主立憲”主張。康、梁也立即在《新民叢報》上發表了一係列文章進行反駁。歸結起來，雙方主要圍繞以下幾個問題進行論戰：革命還是保皇；實行民主共和製還是君主立憲製；要不要改變封建土地所有製，平均地權等問題。論戰的焦點是要不要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政府。1907年冬，這場論戰以革命派取得勝利、改良派慘敗而告終，《新民叢報》也被迫宣布停刊。
從1815年到辛亥革命前夕，是中國近代報刊產生和初步發展時期。其間先由外國人來華創辦了近代化報刊，然後出現了中國人自己創辦的近代化報刊，形成了以維新派報刊和革命派報刊為主體的兩次辦報**。中國近代化報刊的出現，對於近代文化傳播事業的確立與發展起了積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