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清政府實行了閉關鎖國政策，給清朝初年以後的中國文化帶上一定的封閉性。“天朝上國”的文化意識支配著絕大多數中國人的思想。這種觀念認為，中國“居天地之中”，是天下文明的典範，中國以外的國家是“化外之邦”，中國對於外國無所需求，亦無須向外國學習。基於這種認識，清朝統治者以“天朝上國”自居，不僅把周邊鄰國視為“番邦蠻族”，而且把東來的英、法、美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也看成“化外蠢愚”，一概拒之門外。尤其在清代雍正、乾隆以後，閉關政策得到嚴格的推行，中外文化交流愈受限製，幾近停滯狀態，致使中國人對西方及世界的認識出現了大倒退。在明末清初，徐光啟、梅文鼎、王錫闡等開明士大夫對西學抱著歡迎的態度，認為：“法有可采，何論東西，理所當明，何分新舊”，[15]主張“去中西之見”，吸收西學之長。而時隔百餘年後，士大夫們談西學則如隔靴搔癢，茫然無知。嘉道年間的大學士阮元妄斥哥白尼日心地動說為“上下易位，動靜倒置”，“離經叛道，不可為訓”[16]。無怪乎在鴉片戰爭中，當英國殖民者的大炮在天朝國土上呼嘯的時候，道光帝還不知道所遇對手來自何方，因何開戰。閉關鎖國阻礙了中外文化交流，阻礙了中國社會的進步，導致落後挨打的嚴重後果。
1840年爆發的鴉片戰爭，一方麵把中國推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深淵，另一方麵也打開了中國的閉關大門。這種變化迫使中國開始與外界接觸，從而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變化帶來新的契機。抵抗外敵戰爭的一次次失敗，民族危機的一步步加深，中西文明碰撞後表現出的巨大反差，刺激和震動了中國人，迫使他們對自己固有的文化和外來文化進行新的反思。如何看待鴉片戰爭以後出現的大變局？如何認識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中國要不要走向世界，學習西方先進的文化？這些就是百餘年間國人最為關注的問題。為了挽救民族危機，重振中國文化，先進的中國人對此作了明確的回答，這就是要求打破封閉、保守的心態，睜眼看世界，學習和吸收世界各國先進的文化成就，以更新本民族的文化傳統。用毛澤東同誌的話來說是“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向西方尋求救國真理，不僅是中國近代曆史發展的一種進步潮流，也是包括晚清文化在內的中國近代文化所表現出的一種時代精神。它深刻地影響了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社會和文化的麵貌與進程。毛澤東同誌曾對中國人民在鴉片戰爭後向西方尋求救國真理的曆程作過精辟的說明，指出：
自從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失敗那時起，先進的中國人，經過千辛萬苦，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洪秀全、康有為、嚴複和孫中山，代表了在中國共產黨出世以前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時，求進步的中國人，隻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麽書也看。向日本、英國、美國、法國、德國派遣留學生之多，達到了驚人的程度。國內廢科舉，興學校，好像雨後春筍，努力學習西方。[17]
從本質上講，鴉片戰爭以後形成的向西方尋求救國真理的文化精神，是中國傳統文化固有的開放性和兼容性在新的曆史條件下的發揚光大。
中國傳統文化本來是一個開放的文化體係，在它以往成長的過程中，曾經吸收了大量外來文化的因素。漢以後對佛教文化的吸收，明末清初對西學的接納，都是顯示中國傳統文化兼容性的重要例證。鴉片戰爭以後，中國人逐步意識到自己固有文化的落後，越來越多地把目光移向西學，學習和吸收西方先進的東西。而這種學習既不同於明末清初時國人對西方文化的吸收，又不同於漢代以後東土對佛教的汲取，具有自己的曆史特點。作為一種文化精神，晚清國人向西方尋求真理，不僅追求執著，而且還表現出一種開放的廣闊胸懷和不甘落後、趕超世界先進的民族自信心。
鴉片戰爭以後，無數仁人誌士不怕挫折，不畏艱辛，上下求索，學習他人之長，既不是為了滿足好奇心，也不是為了單純求知，而是為了救亡圖存，為了使自己的祖國擺脫貧困受侮的境地，使她強大起來，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正是由於抱著這個崇高的理想，晚清國人在向西方尋求真理的過程中表現出不屈不撓、執著追求的精神。正是在這種精神的鼓舞下，晚清國人不斷把向西方尋求真理的探索推向深入，對西方文明的認識逐步深化。陳獨秀在談到近代國人對西方文明的認識過程時作過這樣的概括：
自西洋文明輸入吾國，最初促吾人之覺悟者為學術，相形見絀，舉國所知矣；其次為政治，年來政象所證明，已有不克守缺抱殘之勢。繼今以往，國人所懷疑莫決者，當為倫理問題。[18]
在他看來，中國人接受西洋文明最初是以西方自然科學為主體的學術，其次是西方國家的政治製度，最後是倫理道德。這種表述大體符合近代中國曆史發展的實際情況。
陳天華像
近代中國學習西方的先驅是鴉片戰爭時期的林則徐和魏源。他們首先提出了“師夷長技以製夷”的口號。這一口號不僅肯定了西方“長技”的優越性，而且明確了學習西方“長技”的目的是為了“製夷”，即抵製外來侵略，帶有進步性。馮桂芬在《校邠廬抗議》中主張“采西學”、“製洋器”，重申了“師夷製夷”的思想。後來的先進中國人學習西方大體上是沿著這個方向前進的。不過在從鴉片戰爭到中日甲午戰爭以前的半個多世紀中，中國人對西方文明的認識還停留在物質層麵，輸入和吸收的內容主要是自然科學和經濟技術，而對西方國家的政治製度、倫理道德及社會科學則比較隔膜。“師夷製夷”、“中體西用”、洋務運動的種種措施等，大致反映出這個時期中國人學習西方的實際水平。
中日甲午戰爭以後，隨著戊戌維新運動和辛亥革命的開展，中國人向西方學習的曆程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以康有為、嚴複、孫中山為代表的先進中國人，不僅主張發展近代資本主義經濟，而且主張吸收西方的進化論、民權說及君主立憲、民主共和等政治體製，把中國人對西方文明的認識提高到一個新的境界。在這個問題上，資產階級革命派更清醒、更理智一些。他們不僅主張用民主共和取代君主專製，而且還看到學習西方國家的長處和抵製西方列強侵略之間的辯證關係。陳天華在《警世鍾》一文中對此作過精彩的論述，他說：
須知要拒外人，須要先學外人的長處。於今的人，都說西洋各國，富強得很，卻不知道他怎麽樣富強的，所以雖是恨他，他的長處，倒不可以不去學他。譬如與我有仇的人家，他辦的事體很好，卻因為有仇，不肯學他，這仇怎麽能報呢？他若是好，我要比他更好，然後才可以報得仇呢。……他們（按：指西方人）最大的長處，大約是人人有學問（把沒有學問的不當人），有公德（待同種卻有公德，待外種卻全無公德），知愛國（愛自己的國，決不愛他人的國），一切陸軍、海軍（各國的將官，都在學堂讀書二三十年，天文地理兵法武藝無一不精，軍人亦很有學問）、政治、工藝無不美益求美，精益求精。這些事體，中國哪一項不應該學呢？俗語道：“天下無難事，隻怕有心人。”若有心肯學，也很容易的。越恨他，越要學他；越學他，越能報他，不學斷不能報。[19]
應該說，近代中國人學習西方始終處於矛盾之中，即中國要反對、抵製的敵人——西方資本主義列強，又是在社會發展水平方麵高於自己的先進國家。它們的“長技”正是中國發展所亟須的條件。既要反對西方列強的侵略，又要學習西方國家的“長技”，這是一個處理難度很大的問題。陳天華提出的“要拒外人，須要先學外人的長處”，可稱為一種明智的選擇，對解決這一問題作了明確的回答。
晚清國人向西方探求真理還體現出一種不甘落後、趕超世界先進的民族自信心。趕超世界先進國家的思想，在鴉片戰爭時期中國學習西方潮流勃發之初已經出現了。魏源在《海國圖誌》中論證“師夷長技”的道理時就已經提出了這種主張。他認為，西方的先進工藝技術絕非深不可測，可以學到手，“盡轉外國之長技，為中國之長技”；中華民族決不劣於其他民族，將來一旦“風氣日開，智慧日出”，中國一定能夠趕上或超過西方，“方見東海之民，猶西海之民”。[25]表現出晚清愛國誌士不甘於國家落後，要轉弱為強的豪情壯誌。馮桂芬在《校邠廬抗議》中，一方麵正視中國落後於西方的事實，承認中國有“四不如夷”，即“人無棄材不如夷，地無遺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實必符不如夷”；另一方麵又指出中國人的智慧並不比外國人差，經過努力超趕可以“駕而上之”。他說：“中華之聰明智巧，必在諸夷之上，往時特不之用耳！上好下甚，風行響應，當有黨尤異敏出新意於西洋之外者，始則師而法之，繼則比而齊之，終則駕而上之。自強之道，實在乎是。”[26]他還認為，中國落後於西方國家，“非天賦人以不如也，人自不如耳”，即落後的原因不是先天的，而是後天人為努力不夠造成的。他說：“天賦人以不如，可恥也，可恥而無可為也。人自不如，尤可恥也，然可恥而有可為也。如恥之，莫如自強。夫所謂不如，實不如也，忌嫉之無益，文飾之不能，勉強之無庸。……彼何以小而強，我何以大而弱，必求所以如之，仍亦存乎人而已矣。”[27]馮桂芬特別強調了中國在落後的情況下，要想趕超西方國家，必須發揮人的主觀能動作用，比起魏源的主張更有現實性和可行性。
魏源、馮桂芬等人的趕超世界強國的精神同樣為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派所繼承發揚。康有為等人堅信，中國隻要認真地向西方學習，效仿日本明治維新和俄國彼得大帝實行改革，少則三五年，多則十年，中國一定能夠很快強盛起來，成為世界強國。康有為在《請飭各省改書院**祠為學堂折》中指出：“泰西變法三百年而強，日本變法三十年而強，我中國之地大民眾，若能大變法，三年而立。”[28]也就是說，中國隻要“大變法”，在三年內就能實現西方國家三百年、日本三十年變法所達到的目標。中國變法而強的速度超過西方和日本。在《上清帝第四書》中，康有為又提出“三年規模已成，十年治化大定”的思想。他說：“若果能滌除積習，別立堂基，竊為皇上計之，三年則規模已成，十年則治化大定，然後恢複舊壤，大雪仇恥……於以鞭笞四夷，為政地球而有餘矣。”[29]在這裏，康有為又把中國趕超西方強國的時間說成十年。誠然，無論三年也罷，還是十年也罷，這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是難以達到的，也反映出維新派思想主張具有不成熟的一麵。然而，問題在於康有為等把學習、趕超西方與改革、變法聯係起來，向世人昭示了一個重要的道理：發展落後的國家和民族在列強侵逼的條件下，並不是注定隻有亡國滅種一條道路，隻要認真學習他國的長處，樹立趕超世界先進的雄心壯誌，努力改革，就一定會後來居上。誠如康有為所說：“今若百度更新，以二萬裏之地，四萬萬之人，二十六萬之物產，力圖自強，此真日本之所大患，畢士麻克之所深忌，而歐羅巴洲諸國所竊憂也。”[30]
晚清時期，中國人民發憤為雄，趕超世界先進的精神在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的身上得到新的升華。如果說康有為的趕超思想建立在循序漸進的改良主義理論基礎之上，那麽孫中山的趕超思想則充滿了革命進化論的精神。其主張反對在別人後麵亦步亦趨地爬行，主張通過革命式的躍進，在較短的時間裏走完別國數十年、上百年走過的道路。孫中山論證共和製在中國勢在必行時，批評了康有為等人的“循序漸進”說，指出：“又有說歐米共和的政治，我們中國此時尚不能合用的。蓋由野蠻而專製，由專製而立憲，由立憲而共和，這是天然的順序，不可躁進的；我們中國的改革最宜於君主立憲，萬不能共和。殊不知此說大謬。我們中國的前途如修鐵路，然此時若修鐵路，還是用最初發明的汽車，還是用近日改良最利便之汽車，此雖婦孺亦明其利鈍。”[31]在他看來，中國社會發展雖然起步遲，但可以吸收世界先進國家最好的建設經驗、最新的文明成就，走自己發展的捷徑。他說：中國的改革不僅要“事事取法於人”，而且還要“取法乎上”，“我們決不要隨天演的變更，定要為人事的變更，其進步方速”。[32]又說：“吾國治民生主義者，發達最先，睹其禍害於未萌，誠可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還視歐美，彼且瞠乎後也。”[33]這種精神貫穿孫中山提出的一係列改革主張中。在他主張的民權主義中，“五權憲法”占著很重要的位置。孫中山的“五權憲法”思想最初受西方社會“三權分立”（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製約）政治製度的啟發，但並沒有原封不動地照搬，而是作了新的改進。他在深入考察了西方資本主義政治體製在選舉、任官等方麵存在的弊端和中國曆史上的一些行之有效的政治製度之後，便分別把監督權、考試權從立法權和行政權中分立出來，與原來的三權，即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並列，成為“五權分立”的局麵，從而建立起了獨特的“五權憲法”的理論。孫氏的“五權憲法”理論雖源於西方人提出的思想，但又與之有很大不同，體現了孫中山在向西方學習的過程中，不墨守成規，勇於後來居上，大膽趕超世界先進的進取精神。
晚清時期，國人積極開展學習西方的活動，不斷把世界各國的先進文化輸入祖國，開闊了人們的眼界，豐富了本民族的文化構成，尤其對更新傳統文化，建設近代新文化起到極大的促進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講，晚清國人向西方尋求救國真理有著不可磨滅的曆史功績。然而，由於曆史和階級的局限性，晚清時期的學習西方運動也存在著一定的缺陷。一是帶有囫圇吞棗，疏於比較鑒別的缺點。引進的西方文化固然有不少精華，但也有大量糟粕被搬了進來，在社會上產生了不良影響。二是進化論和資產階級共和國方案是晚清國人向西方尋找救國真理的積極成果，也給中國社會及文化發展帶來重大變化，但並未最終解決中國麵臨的危機和問題，在與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對陣中打了敗仗。這種失敗再次教育了中國人民，促使他們作新的探索，終於在1917年十月革命後找到了新的救國真理——馬克思列寧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