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麵抗戰前以周揚為幕後策劃、茅盾主持的中國文藝家協會，果然像魯迅所預言的沒有搞多少活動便無疾而終。全麵抗戰爆發後，文藝界亟須像政治與軍事上的國共合作一樣的團結抗戰的文藝團體。國民黨文人早想成立這種組織，無奈他們缺乏號召力，隻有與共產黨聯手才能建立這種組織。
首先成立的是中華全國戲劇界抗敵協會。隨著上海、南京相繼陷落，武漢暫時成為全國政治文化中心，大批戲劇家雲集武漢。1937年12月26日由陽翰笙、王平陵發起，經張道藩、洪深、田漢等附議，12月31日中華全國戲劇界抗敵協會正式宣告成立。“劇協”的成立與陽翰笙（共產黨）和王平陵（國民黨）的組織分不開。陽翰笙是得到周恩來的指示而積極張羅的，在“劇協”成立後的聚餐會上，他又對王平陵表達了成立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的設想，得到王平陵的響應。籌委會先後推舉樓適夷起草《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發起旨趣》，馮乃超起草協會簡章，茅盾起草致全世界文藝界宣言，胡風起草《致日本被壓迫作家的公開信》，老舍、吳組緗等起草《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宣言》。1938年3月27日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以下簡稱“文協”）在漢口總商會大禮堂隆重成立。王平陵作“文協”籌備經過的報告，在日寇飛機轟炸武漢的警報聲中老舍悲壯地宣讀“文協”宣言。大會經過民主選舉推舉45位理事，既有茅盾、郭沫若等左翼作家以及馮乃超、丁玲、胡風、夏衍、田漢等前“左聯”與“劇聯”領導人，也有與魯迅筆戰過的陳西瀅、“自由人”胡秋原與鴛鴦蝴蝶派的張恨水，還有邵力子、馮玉祥、張道藩、王平陵等黨國要人與文人。名譽理事則為葉楚傖、於右任、陳立夫、孫科幾位黨國要人占據，唯一的例外是周恩來。在4月初的理事會上老舍被推舉為常務理事與總務部主任，成為“文協”的實際負責人。“文協”的會刊是《抗戰文藝》，到1946年才終刊。現在很多人都認為“文協”是最大的文學社團，然而“文協”並非文學研究會與創造社那樣的文學社團，“文協”成立時發出致蔣委員長及前線將士的慰問電，也表現出與五四社團不同的半官方的性質。
“文協”提出了“文章下鄉，文章入伍”的口號，鼓勵作家到民族革命戰爭的實踐中去，到抗戰的前線去。“文協”曾多次組織作家戰地訪問團或慰問團，奔赴抗戰第一線，還在廣州、成都、昆明、桂林、香港、延安等地建立了分會。值得注意的是，盡管王平陵一直是“文協”的常務理事與組織部主任，然而無論他怎樣努力，都擋不住“文協”濃重的左翼傾向。“文協”的理事與成員雖然五顏六色，卻是以左翼作家為主力。自《駱駝祥子》後老舍急劇向“左”轉，雖是為國民黨所認可的中間派，其實與左翼文人差異不大。名譽理事中雖有四位國民黨要人，然而他們並不重視“文協”。重視“文協”的是周恩來，據蔣錫金回憶連《抗戰文藝》的刊物事情都須直接請示周恩來。國民黨在“左聯”時期就在掌握政權與軍權後沒有抓到文化權，在抗戰時期也不例外，文化權一直掌握在共產黨手裏，而且是以國民政府認可的“文協”的合法組織行使權力的。過去，魯迅在黨國的心目中是以“墮落文人”的麵目出現的，而今“文協”卻合法地將“墮落文人”當成民族魂進行一年一度的紀念。與魯迅論戰的梁實秋，1938年在重慶主持《中央日報·平明副刊》時以編者按約稿時反對空洞的“抗戰八股”，就受到“文協”的批評。不過，“文協”中雖然左翼文人占主導，但還是多元混雜的，一個國民政府治下的合法組織注定不可能以一元超現代來排斥其他人。
全麵抗戰使現代中國文學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呢？如果說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很多左翼文人放棄個人自由投入到革命洪流中是基於一種激進的意識形態，那麽，抗戰使很多文人放棄個人自由投入到民族革命戰爭的救亡中，就是傳統文人的使命感在現代民族國家中的愛國表現。可以說，在放棄個人自由這一點上，左翼文學與抗戰文學找到了契合點。雖然仍有不少文人在抗戰時期堅守個人自由，即使在左翼文人中，胡風的“七月派”也在堅持五四文學的啟蒙、個人自由與抗日救亡的民族自由統一到一起，但現代文學的大潮卻在向著放棄個人自由的路上走。如果以文學的象征物來反思這種差異，那麽，從長城與黃河等象征中國的意象可以看到抗戰使文學發生了怎樣的變化。五四時期魯迅在承認長城的偉大時又說長城是“可詛咒的”，因為急於拿來外國文學與文化的五四人物將長城看成是民族封閉的象征；而在抗戰前田漢在《義勇軍進行曲》中已唱出“把我們的血肉築城我們新的長城”，以激勵中國人民抗擊日寇的侵略，長城完全成為正麵意義的民族象征。黃河曾作為被抬高的肆虐與泛濫成災之河成為魯迅進行民族反省的對象；然而，在抗戰期間產生的光未然的《黃河大合唱》中，黃河作為“表現出我們民族的精神”的“偉大而崇高”的母親河完全成為歌頌的對象，於是“保衛黃河”就成為保衛中華民族的象征。
在藝術表現上，很多作家為了宣傳抗戰運用了老百姓喜聞樂見的傳統與民間的藝術形式，老舍在就曾運用過大鼓書與快板書等民間文體進行過創作，這一點又與五四文學的高雅格調不同，而與左翼文學的文藝大眾化的路向一致。1938年“文協”成立不久，在“怎樣編製士兵讀物”的座談會上就提出運用舊形式的“舊瓶裝新酒”的問題。遷居重慶後，以《抗戰文藝》為陣地倡導通俗文藝，並發表了向林冰等人的肯定“舊瓶裝新酒”的文章。然而在1938年4月在《七月》雜誌的座談會上，胡風就從捍衛五四文學傳統的角度，對借助抗戰蔚然成風的通俗文藝運動試圖以“舊瓶裝新酒”的姿態成為主導抗戰文學發展方向的意識形態權力話語，表示了極大的憂慮與堅決的反對。座談紀要發表後，引起老舍與茅盾等多數服務於抗戰的文人的反對，老舍認為這是為了抗戰必須做的藝術上的犧牲，茅盾則將之與“左聯”倡導的文藝大眾化運動加以認同。1938年10月毛澤東著文反對“洋八股”，倡導“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要求把“國際主義的內容和民族形式”統一起來。於是向林冰覺得“舊瓶裝新酒”有了理論根據，在1940年3月發表《論“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等文，將“舊瓶裝新酒”與創造新的民族形式聯係在一起，認為“民間形式的批判的運用，是創造民族形式的起點，而民族形式的完成，則是民間形式的歸宿”，以“新質發生於舊質的胎內”為民族形式的傳統來源與民間來源張目，公然否定了“歐化”的五四文學傳統。這不但引發了葛一虹在《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是在所謂“民間形式”嗎？》等文中的批評，而且也引發了從“五四”走來的茅盾、老舍、郭沫若等受西方影響很大的新文學作家的批評。然而，很多新文學中人又在為新文學尋找傳統的淵源，因而表麵上向林冰好像是被批評，實際上“文協”以民間通俗文學與新文學並存的二元論為這次論爭畫上了休止符。
隨著1941年的“皖南事變”的發生，抗戰中的國共摩擦及國民政府的腐敗，使得很多將一己之水融入民族獨立戰爭的文人的狂熱頭腦冷靜下來。從抗戰初始時的萬眾一心，變成了在抗戰總體目標下對國民政府陰暗麵的揭露。隨著抗戰進入相持階段，揭露國民政府的黑暗在“皖南事變”後才匯為文學潮流。抗戰勝利後不久國民黨就發動了對共產黨的內戰，從共產黨一麵就演化為解放戰爭。這種揭露國民政府黑暗、專製與腐敗的文學就從幼苗變為花朵，這就是國統區的抗戰文學與內戰文學的內在精神聯係。當然，在重慶、昆明等地很多文人仍在多元地書寫現代，巴金的《寒夜》等作品還是五四文學傳統的產兒，穆旦等九葉詩人的詩歌就是20世紀30年代現代主義詩歌的結果。必須指出的是，五四時期文化中心在北京，30年代文化中心在上海，抗戰後形成多元化的文化中心（重慶、昆明、延安、孤島上海等地），到1949年才重回北京。因而審視抗戰後的文學，需要注意這種多元的文化中心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