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中國文學的主潮是北大造就的。激進的西化、革命與極端保守、保古的兩極對立在兼容並包的原則下同時並存，但在現代中國，激進的西化與革命思潮占了壓倒一切的主導地位。相比之下清華則顯得中庸穩妥。清華在現代中國的文化選擇基本上是融通中西，把中國和西方連接起來加以融通，力圖吐納中西再造文明。因為清華是美國利用庚子賠款建起來的，從進入清華接受英語教育到完全置身於英語的文化語境中，使得清華學生的愛國主義與北大學生將愛國主義同激烈的反傳統聯係在一起不同，而是肯定中國的文化符號。清華學生又不可能與北大的保守勢力那樣而反對西方文化，因為他們學習的就是西方語言文化。因此跨文化就成為清華學生的宿命，融通中西就成為清華學生的不二選擇。在中西文化衝突與會通的現代，北大更多體現了衝突的一麵，清華更多地體現了會通的一麵。
正是在清華的傳統下，錢鍾書不看重中西文化的差異，而更注重中西文化的類同與會通，這一點他與其清華前輩吳宓、梁實秋等人幾乎如出一轍。在1942年他為《談藝錄》寫的《序》中說：“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這16個字，差不多是錢鍾書從《談藝錄》到《管錐編》的所有學問的總綱。在《通感》中他認為通感是中西文學經常使用的藝術表現技巧；在《詩可以怨》中他認為中國“詩必窮而後工”的詩歌傳統與西方對悲劇精神的推崇是一致的。所以他在鍾嶸的“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尚於詩”看到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說。錢鍾書往往是在討論中國古代文化與文學的問題時，穿插進很多外國的例證，甚至直接引用英文或法文等西方文字，就是要使中西文化相互印證，從而達到文化會通的目的。與吳宓一樣，他的《談藝錄》和《管錐編》都是以文言文寫成的。於是一個奇怪的寫作範式便形成了：一方麵是古色古香的文言文，另一方麵又夾雜著西方列國的洋文——《管錐編》以討論中國古典學術為線索，廣引英、法、德、意、西等多種語言文獻，而作者便在這些文言文與洋文之間尋找共通的文化心理與審美共性，以便會通中西。
吳宓看不慣新詩而寫舊體詩也為錢鍾書所師承。他在《圍城》中就借小說人物之口諷刺新詩。他運用了四言詩、五七言絕句與律詩以及古風等各種文體形式寫舊體詩。與魯迅相似，其他文體都是某個階段運用，過後再也不寫，隻有舊體詩是從少年寫到晚年，而且他在舊體詩創作上顯然比魯迅勤快，以《槐聚詩存》來看，僅1940年一年就創作了30首長短不一的舊體詩，而現在的錢鍾書研究幾乎完全忽視了他的舊體詩。他在《談藝錄》中說：“唐詩多以豐神情韻擅長，宋詩多以筋骨思理見勝。”他的舊體詩是唐詩與宋詩的結合，但藝術風格更偏向宋詩，這也是他提醒人們注意宋詩的因由。以詩論詩是宋詩的傳統，在錢鍾書詩歌中有很多以詩論詩的詩，如1940年所作的《愁》與1949年所作的《尋詩》。“我願無愁不作詩”的《愁》可以與其論文《詩可以怨》相互闡發。1935年他的《牛津公園感秋》的第四首在自然天成中書寫了思鄉之情：
無主遊絲嫋夕陽，撩人一縷故悠揚。
回腸九曲心重結，輸與風前自在長。
抗戰爆發後他在1938年的《哀望》一詩中抒發了其心中的憂患：
白骨堆山滿白城，敗亡鬼哭亦吞聲。
熟知重死勝輕死，縱卜他生惜此生。
身即化灰尚齎恨，天為積氣本無情。
艾芝玉石歸同盡，哀望江南賦不成。
1940年他在《傍晚不適意行》一詩中寫出了“暝色未昏微逗月，奔流不舍遠聞湍”的佳句，1943年他在《斯世》中寫下了“斯世非吾世，何鄉作故鄉”的憤世嫉俗詩句。古人以“工”來表現詩寫得好，他的詩很合“工”的標準，不押險韻，平仄規範，對仗工整；缺憾在他自己說的文士式的“雕章琢句”。
錢鍾書機智幽默的愛說與目空一切的高傲結合，就很容易得罪人。他不留清華研究院時就口吐狂言，在西南聯大時的人事關係緊張，也與他喜歡口吐狂言有關，正如他在《答叔子》一詩所形容的：“狂言頓覺九州空”。不過，年輕人沒有一點狂氣很難有出息，難得的是他還是一個有赤子之心的“真人”。在牛津讀書時，醒來看見妻子還在睡，就用筆想把楊絳的臉畫成花臉；女兒很小時，他在睡夢中的女兒肚子上畫一個大臉，遭到母親訓斥。
錢鍾書的個性造就了其獨特的文學風格。他的機智與幽默的修辭不但表現在他的小說與散文中，而且也表現在他的學術論著中。他的小說與散文都背離了現代中國文學主流的那種對時代性、民族性和階級性的強調，而更措意於人類的共通性與普遍性。他的西方學識顯然比張愛玲等人高出一籌，他的《圍城》中也有西方流浪漢小說以及英國小說中的反語幽默技巧的影響，但在外在形式上，他的小說卻與張愛玲的小說一樣，以《儒林外史》與《紅樓夢》式的敘事技巧展開故事。這與他通曉數國語言卻在學術論著中以古色古香的文言文寫作又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