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近百種曆史劇主要取材於中國曆史。其對於中國曆史並非平均分配，雖然有不少曆史劇取材於春秋戰國與楚漢爭霸，但更多曆史劇取材於宋末、明末，因為那正是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皖南事變後，取材於太平天國的也較多，因為天京悲劇主要是內部紛爭導致的。當然，劇作家的取材與其對某段曆史的熟悉也有關係。
1939年陽翰笙就寫了《李秀成之死》，皖南事變後的1941年陽翰笙作《天國春秋》，劇中每當洪宣嬌說“大敵當前，我們不該自相殘殺！”觀眾就會爆發熱烈的掌聲。當然《天國春秋》並非僅僅是影射劇作，還有更深的文化與人性內涵，尤其是太平天國上層安於享樂迷信權力的表現以及對洪宣嬌複雜性格的塑造。錢杏邨（1900—1977），原名錢德富，又以筆名阿英行世，安徽蕪湖人。他有胡適所謂的曆史癖，他搜集的南明史達300多種。從1939年到1945年，他創作了明末曆史劇《明末遺恨》《楊娥傳》等四部話劇，也創作了取材太平天國的《洪宣嬌》。《明末遺恨》中的葛嫩娘是秦淮名妓，在國難麵前與喜歡她的名士孫克鹹一起奮勇抗清，雙雙就義。《楊娥傳》中的楊娥，丈夫張小武護送永曆帝進入緬甸為吳三桂所殺，國仇家恨使得楊娥以刺殺清廷的走狗吳三桂為職誌。
在曆史劇的熱潮中，吳祖光以抗元愛國英雄文天祥為題材創作了四幕劇《正氣歌》，於伶創作了光複河山的五幕劇《大明英烈傳》；而且五四時期成名的資深戲劇家歐陽予倩與田漢等也都積極參與。歐陽予倩創作了四幕劇《忠王李秀成》；田漢則以戲曲的形式創作了《新雁門關》《新兒女英雄傳》《江漢漁歌》《嶽飛》等多種曆史劇。以話劇的形式將抗戰時期曆史劇推向**的是郭沫若。
郭沫若1937年從日本歸國後不久，就開始將《女神》中的《棠棣之花》與《三個叛逆的女性》中的《聶嫈》整合成五幕劇，到1941年底完成。1942年他一口氣創作了多幕劇《屈原》《虎符》《高漸離》與《孔雀膽》，到1943年3月創作《南冠草》，在一年多的時間裏完成了6部多幕劇。其中除了《孔雀膽》與《南冠草》，基本上都取材於他最有研究的戰國史。
五幕劇《棠棣之花》的創作過程較長，參照的史書是《戰國策》《竹書紀年》與《史記·刺客列傳》。嚴仲子與俠累的權力之爭，被劇本寫成是戰國初期韓國的抗秦派和親秦派的鬥爭。作者為了突出聶嫈具有與聶政一樣的俠肝義膽，深明天下應該聯合抗秦的大計，極力讚賞聶政在為母親守孝結束後去當刺殺俠累的刺客，還唱了一段曲子為聶政壯行。如果說《棠棣之花》美化的是聶政與聶嫈，那麽出自《史記·魏公子列傳》的五幕劇《虎符》，歌頌的就是信陵君與如姬夫人。趙國難以抵擋秦國的攻打，趙國平原君夫人到魏國求援。魏王不願引火燒身，甚至勸趙降秦；信陵君則認為若不團結一致反抗暴秦，就會唇亡齒寒，因而率三千門下客去救援。三千客如肉塞虎口，侯嬴獻計竊兵符調動魏國十萬大軍救趙，因為信陵君曾為魏王身邊的如姬夫人報了殺父之仇，讓她偷竊虎符沒有問題。在曆史上，功成後自殺的是給信陵君出主意的高人侯嬴，對其他人並沒有交代，但在劇中自殺的卻是如姬，她逃出宮後想去找她喜歡的信陵君，卻又怕兒女私情玷汙了信陵君的大義。與《棠棣之花》一樣，《虎符》的主題是推崇仁愛反抗暴秦。
五幕劇《高漸離》（原名《築》）對暴秦的反抗來自兩個方麵：一個是高漸離刺秦的積極方麵，另一個是趙高的有意誘導胡亥敗壞秦政的消極方麵。這是在曆史上首次為趙高翻案，似乎趙高比荊軻、高漸離還要高明：
趙高 ……我的報仇的誌願，並不比你弱。（略頓）隻是我們采取的方法不同。像你的朋友荊軻那樣，轟轟烈烈地單獨行刺，我也佩服。不幸他是失敗了。但是，即使不失敗，即使他就把秦始皇帝刺死了，那怎樣呢？我看也是枉然。秦始皇帝的罪惡，不是秦始皇帝一個人造成的，秦始皇帝之外還有無數的秦始皇帝，他還有他的爪牙，有他的子孫。你殺死了一個秦始皇帝，也救不了燕國的滅亡，救不了六國的滅亡，救不了天下的人化為奴隸。是不是呢？
高漸離 你向我花言巧語，到底有什麽用？
趙高 不要著急，聽我把話說完。所以，我是另外選擇了一條路。我把我自己犧牲了，我把我自己腐爛了，就像把一團鏽了的鐵加在好鐵裏麵一樣，我要從這內部來把秦國腐爛。
當然，這個劇主要是寫送荊軻刺秦在易水擊築的高漸離，在秦滅六國後繼續反抗暴政而刺秦。劇中不但渲染秦始皇的專製殘暴，而且還表現了他的**好色、草菅人命。高漸離在懷貞夫人幫助下，在為秦始皇擊築時以裝有鉛條的築刺殺他，卻功虧一簣，他與懷貞夫人都被殘殺。這個劇雖有《史記·刺客列傳》所載荊軻好友高漸離埋名隱姓後為秦始皇擊築而刺秦的一點史實影子，但細節與其他人物多屬虛構。
在五幕劇《屈原》中，積極抗秦與消極妥協是截然對立的政治路線，從而將其曆史劇的反秦抗暴推向**。大幕拉開，屈原在橘園裏心情暢快地與嬋娟吟誦《橘頌》，因為就在昨天，他力勸楚懷王堅持楚國與齊國的聯盟，挫敗了能說會道的秦國使者張儀來楚國破壞齊楚聯盟的陰謀。然而，張儀哪裏會善罷甘休，他進而向楚懷王進獻美女，誘使南後鄭秀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在上午的舞宴上誣陷屈原。昏聵的懷王不查真偽，盛怒之下改變了決定。形勢急轉直下，不但聯齊抗秦的大業付諸東流，而且屈原被誣陷後也被下獄，收押在東皇太一廟中。政敵還是不放心而對他進行加害，如果不是美麗多情又善解人意的嬋娟誤服了他們送來的毒藥，那麽屈原已被毒死。憤怒的屈原在雷鳴電閃中吼出了近兩千字的“雷電頌”：
但是我，我沒有眼淚。宇宙，宇宙也沒有眼淚呀！眼淚有什麽用嗬？我們隻有雷霆，隻有閃電，隻有風暴，我們沒有拖泥帶水的雨！這是我的意誌，宇宙的意誌。鼓動吧，風！咆哮吧，雷！閃耀吧，電！把一切沉睡在黑暗懷裏的東西，毀滅，毀滅，毀滅呀！
這似乎又回到了《天狗》與《鳳凰涅槃》的抒情方式。深夜被屈原的大義感化的衛士甲救了屈原，主仆二人來到漢北的人民中間，留下身後東皇太一廟的熊熊大火。這個劇將屈原一生的悲慘遭際濃縮進一天，因而戲劇衝突非常集中。
縱觀郭沫若從戰國到秦代的四個曆史劇，反秦抗暴是貫穿始終的主題。中國的曆史在那一時期出現了政治選擇與文化選擇的錯位，即文化上逐步選擇了溫柔敦厚的儒家，而政治上選擇了高度集權的專製暴政。郭沫若將西方的人道主義及馬克思主義的人民本位，同儒家的仁愛與民本思想相結合，構成了他的曆史劇中反抗暴秦的思想底蘊。或曰：掃滅諸侯國而走向統一是曆史的大勢所趨，郭沫若的反秦不是逆曆史潮流而動讚成分裂嗎？我們為郭沫若說句公道話：這種質問沒有道理！中國統一為什麽隻能按照秦的專製暴政模式統一？雖然漢承秦製，但漢初無為而治的與民休息就與秦的模式很不同，後來曆代的統一多尊崇儒家，沒有像秦代暴政那樣焚書坑儒。郭沫若並不反對統一，他隻是反對按照秦的模式統一。且看《屈原》中屈原對楚懷王所說的話：
大王，我可以不再到你宮庭裏來，也可以不再和你見麵。……老百姓都想過人的生活，老百姓都希望中國結束分裂的局麵，形成大一統的山河。你聽信了我的話，愛護老百姓，和關東諸國和親，你是一點也沒有錯。你如果照著這樣繼續下去，中國的大一統是會在你的手裏完成的。
然而，郭沫若曆史劇在藝術表現上的缺憾也是非常明顯的。我們承認一切曆史都打上了當代人的精神烙印，也認為可以對曆史進行新的闡釋，像根據《史記·蒙恬列傳》中的“趙高者，諸趙疏遠屬也。趙高昆弟數人，皆生隱宮，其母被刑僇，世世卑賤”等記載而在《高漸離》中重塑趙高的形象，也不失於一家之說。《屈原》中的“雷電頌”也可以解釋，因為屈原畢竟寫過《天問》式的詩歌。甚至對曆史的虛構都沒有問題，否則曆史劇就不生動，當代人也不會感興趣。我們不讚成的是，隨意改動曆史，把古人不可能有的現代思想情感加諸古人。因此，郭沫若的曆史劇對完全不了解曆史的人會有吸引力，但卻會給這些觀眾灌輸錯誤的曆史知識；而對他所描寫的那段曆史稍有知識的人，讀後就會感到別扭。
在《棠棣之花》所描寫的聶政所處的戰國初期，商鞅還沒有變法，韓非子的思想還不可能傳播到秦國，秦國還不是後來關東六國心目中的“虎狼之國”，對韓國的威脅還不如周邊其他國家大。在這種曆史語境中，韓國上層何來抗秦派和親秦派的主要鬥爭？聶政在第一幕所說的“這幾年來常常鬧著內亂，今日合縱，明日連橫”也令人不解，秦國尚未坐大何來連橫合縱？在聶政時代，連橫合縱的蘇秦與張儀還沒有出生呢。根據曆史，嚴仲子與俠累之爭純粹是權力之爭，聶政刺俠累的根本原因是卿相之貴的嚴仲子瞧得起他這個屠戶，在這一點上聶政與那個時代被豢養而為其賣命的俠客沒有任何區別。聶政的值得稱道首先在於對孝道的遵守，母親尚在你無論給多少錢也不為所動，其次在於殺俠累後還想到他的姐姐等親人不被禍及而自行毀容；而聶嫈的值得稱道，在於她不讓弟弟死得不明不白，奮不顧身地出麵認屍。然而，郭沫若不但賦予聶政根本不可能有的希望中原不要內亂而堅定地站在抗秦最前線的思想，而且還賦予他反暴政爭自由的現代觀念。這一點在聶嫈送他上路時所唱的曲子裏也表現得淋漓盡致：
去破滅那奴隸的枷鎖，
把主人翁們喚起。
快快團結一致，
高舉起解放的大旗！
《高漸離》的結尾作者居然不斷修改。最早是趙高等押著高漸離與懷貞夫人服刑，秦始皇與胡亥一起跳蓬萊舞去了；1948年修改本是服刑路上高漸離大笑，胡亥因說他在笑秦始皇而遭父親踢，結果在父子的扭打中收場；1956年修改本則是秦始皇對去服刑的高漸離給予高度評價，並予以厚葬。1948年的修改本秦始皇與胡亥最為不堪，因為當時國共已開戰，郭沫若可以借著醜化秦始皇影射蔣介石，至於1956年修改本秦始皇的價碼為什麽又提高了，隻有作者心裏清楚。郭沫若曆史劇的這種反曆史主義傾向在他的其他曆史劇中都程度不同地存在著，我們就不一一分析了。
好人絕對是好人，壞人絕對是壞人，屬於人類未成熟階段的簡單認識。郭沫若曆史劇藝術上的第二個缺憾，正在於“好人完全是好，壞人完全是壞的”。在《棠棣之花》中，俠累完全是壞，嚴仲子完全是好，其實俠累作為韓國國君的季父兼相國，能夠眼看著政敵嚴仲子帶著大量財產逃出韓國，表明其夠寬厚的。韓非子是韓國人，他在《韓非子·說林上》中說：“嚴遂不善周君，患之。馮沮曰：‘嚴遂相，而韓傀貴於君。不如行賊於韓傀，則君必以為嚴氏也。’”嚴遂即嚴仲子，這段記載表現出嚴仲子的驕橫傲慢，他因得寵於韓君不把俠累甚至周君放在眼裏。可見，曆史上的嚴仲子與俠累也是各有優劣，然而在郭沫若的曆史劇中卻將他們聖化與醜化而造成人物性格的單一。在《虎符》中的表現就是一味醜化魏王，無限美化信陵君。且看劇作是怎樣借著如姬的話來神化信陵君的：“他是太陽，萬一我要走近了他的身邊，我就會焦死。我會要遮掩了他的光。”與《虎符》對信陵君的性格單一化的藝術處理相比，《史記·魏公子列傳》倒是描繪出一個性格複雜的信陵君。好人完全是好、壞人完全是壞在郭沫若的其他幾部曆史劇中都程度不同地存在著，我們也不再一一分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