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過去九十年了，按國人的習慣，凡是重大曆史事件，逢五逢十的時候，總要有點例行的紀念。隻是，例行紀念，即使在文字上，也難免儀式化，老調子重唱，經過這事的老人還活著的話，還能激起幾滴眼淚，而今天紀念過去九十年的“五四”，連這幾滴眼淚想必都沒有了，想想未免讓人泄氣。不過，好在中國人做曆史，一向大大咧咧，過去常說的事，常彈的調子，未必是事件的全部，仔細翻翻報紙，發現漏下的還有很多。很多事，跟我們的史學家說的好像出入很大。
一說到“五四”，都把它跟新文化運動綁在一起，稱曰“五四”新文化運動。其實，單就“五四”那天的遊行和火燒趙家樓而言，跟1917年蔡元培執掌北大以來掀起的新文化運動，沒有太多的關係。沒有新文化運動，“五四”前後，學生們也照樣會上街，隻要巴黎和會山東的問題沒有解決，學生們必然要上街遊行抗議，找若幹晦氣的“賣國賊”出出氣，東漢和北宋末年的太學生都這樣鬧過的。到了清代，學生（生員）和舉子因為政局鬧事者，大鬧者如公車上書，小鬧者如各地考試不公。大鬧小鬧，政府和百姓，都能容忍——學生嘛。
“五四”學生上街，在學生看來，因為是中國要亡了，為此他們中有人割破指頭，寫了血書。但是，當時的中國情形，其實還不是中華民族最危險的時刻，至少比1915年初，日本以最後通牒的方式逼中國簽二十一條的時刻，處境要好得多。近鄰日本，原來凶神惡煞的大隈內閣垮台了，換上的新人，揚言對中國采取懷柔政策，不要什麽抵押就借給當時的北京政府大筆的日元。而1918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北京政府在段祺瑞的主導下，押寶押對了，變成了戰勝國，雖然說處境沒有根本改善，但至少庚子賠款德奧部分可以不付了，德國和奧匈帝國的租界也可以收回了，連當年被德國人搶去的古天文儀，也還回來了，連恥辱的克林德碑，也被拆了刻上“公理戰勝”四個字。
但是，第一次躋身戰勝國行列的中國人，尤其是知識分子，胃口很大。停戰日中國人的慶祝，相當隆重，北大的師生跟後來的“五四”遊行一樣，也唱主角來著，在天安門集會，遊行，演講。大家（包括陳獨秀）都覺得這回總算是公理戰勝了強權，中國人也該直直腰了。因此，國人對於巴黎和會的期待，非常之大，不僅打算收回青島和山東的權益，而且想全盤廢除不平等條約，關稅自主，廢除領事裁判權。可是，一戰的結束，就跟它的爆發一樣，都是叢林時代的產物，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並沒有過時。巴黎和會的確像我們的教科書講的那樣，是個分贓會議，會議的發言權，是按國家實力分的，第一等強國英法美日意，有五個代表。第二等的有三個代表；最末一等的，隻有兩個代表名額。中國人滿心以為自己屬於大國，理所應當有五個席位，興衝衝派去了五個代表，結果，到會場才發現，自家被排在最尾，隻有兩個席位。此時的中國，還屬於案板上的肉，處境比戰敗國稍好一點，但是自家的某些東西，也明擺了是要被人家分的，那就是戰爭期間，日本從德國人手裏搶來的青島和山東的權益。
第一次世界大戰，日本站在英法一邊參戰，圖的就是德國在中國的勢力，所謂參戰，滿打滿算，就打了這麽一仗，驅走了在青島和膠濟鐵路的德國人，取而代之。而日本在巴黎和會上，要的就是這個東西。被視為五強之一的日本，這樣的要求歐洲列強怎麽可能不答應？雖然美國教授出身的總統威爾遜提出過尊重弱小國家權益的十四點聲明，可他到了巴黎才知道，在這裏，沒有人把他的聲明當回事。不久，連他自己也發現，真要實踐這個聲明，沒準馬上就要打第二次世界大戰。所以，中國的期待，注定是要落空的。可是，注定落空的期待，卻是中國知識界強烈的期待，一旦落在地上，全體都失落到了家。這個時候，按國人的慣例，隻能在自己內部找原因，即使沒有內奸，也要找出來。
當然，此時當家的，以段祺瑞和他頭號智囊徐樹錚為首的皖係軍閥，或者說皖係政府，為政是有毛病的。這個毛病，就體現在親日上。親日給段祺瑞政府帶來了大筆的日元借款，隻是，段祺瑞沒有用來搞建設，卻用這些錢推行武力統一，動武壓迫西南軍閥，也壓迫在廣東的孫中山的國民黨，不僅弄得國內南北關係緊張，而且導致北洋軍閥內部直係和皖係之間也出現了裂痕。武力統一就要打仗，打仗就難免分贓不均，北洋軍打下湖南，立了大功的直係吳佩孚給放在前線作戰，湖南督軍卻給了寸功未建的張敬堯，僅僅因為張是段的親信。同時，感覺調兵困難的段祺瑞，借所謂參戰（世界大戰）之機，利用日本的借款，編練嫡係武裝參戰軍，暗示著今後一旦全部日式裝備和訓練的參戰軍成了氣候，此前的各派各係，都要麵臨被淘汰的命運。同時，在政壇的文官，原來一向得寵的留學英美的官僚，因為政府親日的緣故，忽然失寵，而留學日本的人，比如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則躋身政治決策核心，這些失寵者當然也不滿意。即使沒有這樣明顯留學背景的政客，相當一部分人，也由於段祺瑞和徐樹錚搞了自己的國會——安福國會，被邊緣化，比如像梁啟超和林長民的研究係，當然也不舒服。所有的矛盾，因巴黎和會的“外交失敗”而爆發出來，“五四”的抗議運動成了爆發的平台。運動中，學生和市民是運動的主力，所有的社會名流都在搖旗呐喊，政客起哄，連軍閥都聲嘶力竭，吳佩孚接連通電全國，聲討賣國賊，釋放學生，如果政府不答應，這個北洋軍閥裏的常勝將軍，就要提一旅之師北上問罪。到後來，連身屬皖係的軍閥，比如盧永祥、張敬堯都打電報給北京政府，要求他們罷免曹、章、陸。所有人對皖係政府的不滿，都借運動發泄了出來。結果，皖係被釘死在賣國的恥辱柱上。第二年直皖打了起來，兵力和武器占絕對優勢的皖係，居然大敗虧輸。實際上，“五四”為直係的戰勝，立了頭功。
不消說，“五四”運動，是一場在國際上聲譽不錯的文明抗爭。雖然是排日愛國，但學生們有意識地避免暴力，跟義和團劃清界限。不僅不直接傷害日本人，而且麵對警察時也不采取對抗手段。凡是爆發運動的城市，軍警的態度也大多曖昧，學生火燒趙家樓的時候，幾十上百的警察，大體上在旁觀。北京的警察總監吳炳湘，對於鎮壓學生一向不積極，後來上任的步兵統領王懷慶，雖然名聲不好，但抓捕學生，大體上屬於守勢。貓捉老鼠，其實軍警才是鼠，過街老鼠。第一次被抓的學生關在步兵統領衙門的監獄，條件不好，輿論一致聲討，後來再抓，就臨時關在北大法科，其實根本就沒打算真正把學生怎麽樣。各地的軍警，就更加姿態低，萬一傷了一個學生，就像惹下滔天大禍，全國聲討，國會議員都跟你沒完沒了。抵製日貨，軍警雖說有上方的阻止命令，但根本不加製止，有的地方還暗中相助。
其實，運動中的暴力還是有的，隻是對內不對外而已。火燒趙家樓、痛打章宗祥，可以往死裏打，但一個日本人，中江醜吉（著名哲學家中江兆民的兒子）出來擋駕，學生們就不打了。其實原本“五四”那天上街的大隊學生，沒打算去砸曹汝霖的家，隻是少數激進分子，早就準備好了煤油和火柴，預備大鬧一場。可是，群體運動中，激進者總是會占上風，對施行暴力表示質疑的遊行總指揮傅斯年，半途就心灰意冷，據說還挨了一拳。此後的運動，在抵製日貨的聲浪中，暴力連連。學生們自己很有奉獻精神，先把自己所有的日貨拿出來燒掉，然後就逼迫商家也如是辦理，理性一點的地方還知道把查抄來的日貨處理掉，當成運動的經費，不理智的幹脆就一把火。凡是不肯痛快抵製日貨的商人，一律抓起來戴高帽子遊街示眾，挨揍也是免不了的。有的激進分子，看見街上有人穿日本布料做的長衫，上去就是一剪刀。上海的市民，一度傳說日本人下毒，因此，凡是日本人上街買藥，打醬油，都被懷疑為暗藏殺機，當場扭送警察局。在北京的遊行隊伍中，發現有日本記者接近了學生放食物的地方，也被懷疑有下毒的可能，也扭送警察局。這樣的下毒擔憂，其實跟義和團運動中類似傳聞性質完全一樣，隻是，人們沒有把懷疑的對象抓來砍了而已。
但是，運動中的暴力，基本上都被愛國主義凱歌遮蔽了，幾乎所有的社會名流，所有的社會輿論，都無條件地向著學生說話，隻有梁漱溟對學生的違法行為發表過一點異議，但也很快被批評聲所湮沒。在濟南，有皖係背景的《昌言報》，對學生行為稍有批評，報館就被砸掉，主編被抓去遊街。新文化運動倡導的個人自由和解放，在愛國主義的大帽子下麵，就自動萎縮，連一向號稱自由主義者的人，都一聲不響。
盡管如此，“五四”運動，不僅占據了道德製高點，而且的確具有合理性。不僅促進了民族的覺醒，而且通過抵製日貨，振興了民族工業。如果沒有“五四”運動的人為幹預，作為沒有關稅自主權的中國，在日貨的傾銷下，民族工業很難有喘息的機會。政治抗議運動之前發生的新文化運動，也因為運動得到了進一步的深化，不僅引入學理和思想在發酵，而且西方的學製和學科體係也進一步完善發展，大學教育有了長足的進步。一部分人在運動過後，向右轉，傾向政治改良；一部分人居中，繼續走教育、學術救國的道路；一部分人向左轉，奔向了革命。三部分人都是像蔡元培所說的，是吃“五四”飯的。持文化保守主義立場的人，後來雖然得到當政的蔣介石的讚賞，但蔣介石本人對“五四”並不感興趣。但吃“五四”飯的人，在國共兩黨，都聲勢烜赫，後來的中國，實際上是他們的天下。
雖然說，國民黨把“五四”定為藝術節，共產黨把“五四”定為青年節，海峽兩岸主流社會製度雖然不同，但對於“五四”的主題，都不可能否定，“五四”科學民主的旗幟加上愛國的旗幟，至今還在飄揚。但是，人們發現，其實在“五四”前新文化運動中作為學理輸入引進的自由主義，在抗議運動當口和在其後，都命運不濟。自由主義者龜縮在學界一隅，自由被科學和民主（雖然國共對兩者的理解各有不同）擠到了角落，至今沒有出來。
注：此文已在《南方周末》發表，但有很大的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