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年間，唐王朝的主要曆史任務是“削平區宇”,進行統一全國的戰爭，不可能把重點放在如何治理國家上。玄武門之變後，李世民為皇太子，開始執政，就令百官“備陳安人理國之要。”正式即位後， “安人理國”更成為一個極端緊迫的任務。
武德九年十月，唐太宗親自主持關於“自古理政得失”的辯論，力圖找到一條實現“天下大治”的途徑。當時麵臨著百廢待舉、百亂待治的局麵，大亂之後究竟能否大治?“人皆異論”,持懷疑態度的不少。連求治心切的唐太宗，也發出了“今大亂之後，其難治乎?”的感歎，對於唐初“致治”缺乏信心。唯獨魏徵滿懷信心地說； “亂後易教，猶饑人易食也”, “若聖哲施化，上下同心，人應如響，不疾而速，期月而可，信不為過，三年成功，猶謂其晚。”這是很有見地的。
可是，大臣封德彝等人卻大不以為然，引證曆史，說什麽夏，商、周三代以後，人心漸漸地澆薄，所以秦朝專用法律，漢朝雜用霸道，它們是想教化而不能，不是能教化而不想。甚至當著唐太宗的麵，厲聲指責： “魏徵書生，不識時務，若信其虛論，必敗亂國家。”剛直的魏徵也不客氣，援古引今，考之史籍，反複說明亂後致“太平”的事例多得很，強調指出： “若言人漸澆訛，不及純樸，至今應悉為鬼魅，寧可複得而教化耶?”駁得封德彝啞口無言。
最後，唐太宗擯棄了封德彝的陳腐論調，采納了魏徵的建議，作出了“大治”天下的決策。經過數年的不倦努力，取得了“華夏安寧，遠戎賓服”的局麵。唐太宗情不自禁地讚歎說： “使我遂至於此，皆魏徵之力也。”可見，這場辯論，對於唐初“貞觀之治”發生了何等深遠地影響!
唐太宗和魏徵之所以比封德彝高明，是因為他們看到了人心思治的曆史趨勢。魏徵說： “凡人在危困，則憂死亡。憂死亡，則思化。思化，則易教。”從這種邏輯推理得出“致化”的結論，當然不可能科學地解釋曆史現象。
須知，隋末動亂造成了州縣蕭條的景象： “黃河之北，則千裏無煙；江淮之間，則鞠為茂草。” “率土之眾，百不存一。幹戈未靜，桑農鹹廢，凋弊之後，饑寒重切。”直至貞觀初期，社會經濟凋弊尤甚， “自伊洛之東，暨乎海岱，茬莽巨澤，茫茫千裏，人煙斷絕?雞犬不聞，道路蕭條，進退艱阻。”既然無數飽嚐喪亂的人們，生活在“危困”之中，掙紮在“死亡”線上，就更加渴望有休養生息的機會了。
“百姓凋弊”的現實幾乎隨處可見，任何人都容易感受到。但是，要了解“百姓欲靜”的願望，就非有遠見的政治家不可了。唐太宗和魏徵恰恰對這股曆史潮流深有所感，所以在關於“理政得失”的辯論中，能夠及時地作出“大治天下”的決策。
那麽，天下怎樣才能“大治”呢?唐太宗和魏徵的回答是撫民以靜。所謂“靜者，為化之本”,這就是“安人理國”的根本方針。
任何的施政方略都是不斷完善的。
唐高祖李淵早就提出了“安人靜俗”的方針，不久又強調： “新附之民，特蠲徭賦，欲其休息，更無煩擾，使獲安靜，自修產業。”但是，在武德七年以前，統一戰爭頻繁，就全國範圍來說，百姓尚未獲得“休息”的機會。以後三年裏，封建統治集團內部爭鬥激烈， “安靜”方針貫徹很不得力。
及至武德九年八月，唐太宗即位，北方突厥揚言以“將兵百萬”相威脅，頡利可汗侵犯至泊水之北。唐太宗挺身而出，訂立了“便橋之盟”,突厥才撤退回去。事後，唐太宗對大臣們說： “我新即位，為國者要在安靜。”因為“國家未安，百姓未富，且當靜以撫之。”可見，唐太宗所謂“安靜”,最初主要是指不進行對外戰爭，使百姓減少兵役的負擔。
不久，經過“理政得失”的討論，所謂“安靜”又包括了新的內容。武德九年十一月，唐太宗和群臣商議“止盜”對策，提出了“安人理國”的四項措施：一是“去奢省費”;二是“輕徭薄賦”;三是“選用廉吏”;四是“使民衣食有餘”。同年同月，唐太宗強調指出： “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滿而身斃，君富而國亡。”
這個比喻，形象地表明了治國必先安民的遠見卓識。貞觀元年，唐太宗重申“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次年進一步闡明治國在於“人君簡靜乃可致耳。”這樣，以“存百姓”為宗旨，以“簡靜”為特征的治國方略，就被明確地規定下來了。此後，唐太宗“夙夜孜孜，唯欲清靜，使天下無事。”
總結曆史經驗也是製定方針政策的重要根據。鑒於隋煬帝的倒行逆施，唐初君臣們痛感到非“靜”不可了。魏徵向唐太宗說： “百姓欲靜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殘而侈務不息，國之衰弊，恒由此起。”
為了避免重蹈隋亡的覆轍，唐太宗堅決地實行“安靜”的政策。後來，魏徵在論時政第三疏中，總結了隋末，唐初的兩種不同方針和兩種不同效果，指出： “隋氏以富強而喪敗，動之也。我以貧窮而安寧，靜之也。靜之則安，動之則亂，人皆知之，非隱而難見也，非微而難察也。”這個鮮明的對比，說明隋唐初封建統治者在策略上的變換。
唐太宗的撫民以靜的治國方略，是跟一定的政治思想與經濟思想相聯係的。貞觀二年，他對大臣們說： “凡事皆須務本。國以人為本，人以衣食為本，凡營衣食，以不失時為本。”這段話簡要地揭示了他的民為邦本與靜為農本的思想內容。
民為邦本，原是儒家傳統的政治思想，也是曆來所謂“治國”大義。儒家能認識到國家與人民之間存在著既對立又依存的關係，是開明君民觀的表現。
不少帝王在口頭上或者官樣文書上叫喊過，但像唐太宗那樣切實地加以推行，卻是寥寥可數。他鑒於隋亡於虐民的教訓，把“存百姓”當作“為君之道”的先決條件，同時又把“存百姓”跟帝王“正其身”相聯係。他的思想邏輯可歸結為：封建王朝的長治久安是取決於百姓的能否生存，而百姓的存亡又取決於君主自身能否克已寡欲。他把國治、民存、君賢三者有機地聯係起來，反複強調民存取決於君賢。這種觀點雖然誇大了君主個人的作用，但它承認君主的安危、王朝的興亡取決於百姓的生活狀況，畢竟是開明的君道觀。
他的一句名言雲： “有道則人推而為主，無道則人棄而不用。”就是君主的安危還受到人民力量製約的思想流露。
從民為邦本的政治思想出發，必然要引申出農本論的經濟思想。“國以民為本，人以食為命，若禾黍不登，則兆庶非國家所有。既屬豐稔若斯，朕為億兆人父母。”人離不開衣食， “營衣食”就是要搞農業。誠然，小農經濟是封建社會的物質基礎，重視農業的思想應是封建社會普遍的曆史現象。
然而，隋末統治者卻踐踏了農本思想，而唐太宗則維護了農本思想。他清醒地知道，要想在政治上“大治”,就必須在經濟上不奪農時；如果不留意農業這個根本問題，新王朝的統治就會有得而複失的危險。所以，他“唯思稼穡之艱，不以珠璣為寶。”重視農業是唐太宗施政的一條基本原則。
唐太宗的農本論並非抽象的概念，它的表現形式就是靜為農本的觀點。具體地說，一方麵要讓農民休養生息；另一方麵統治者征役要不違農時。兩者比較而言，與民休息是靜為農本的核心內容，而不奪農時則是休養生息的必要條件。
貞觀二年，唐太宗在慰勞刺史陳君賓時說： “是以日昃忘食，未明求衣，曉夜孜孜，唯以安養為慮。”貞觀三年四月，在《賜孝義高年粟帛詔》中說： “自登九五，不許橫役一人，唯冀遐邇休息，得相存養。”貞觀八年，又指出： “朕有天下以來，存心撫養，無有所科差，人人皆得營生，守其資財，即朕所賜。”諸如此類，盡管有溢美之詞，仍然可以窺見唐太宗是注意貫徹靜為農本思想的。在社會經濟蕭條的境況下，要恢複與發展農業生產， “唯以安養為慮”,與民休息，不違農時，舍此別無其他辦法。
唐太宗及其臣僚在強調休養生息的作用時，還多次用養病來比喻。貞觀五年十二月，他說： “治國與養病無異也。病人覺愈，彌須將護，若有觸犯，必至殞命。”的確，對於經曆隋末喪亂而創建的國家，猶如久病初愈的人，隻有悉心護養，才能興盛起來。貞觀六年正月，魏徵也生動地講過：“今有人十年長患，療治且愈，此人應皮骨僅存，便欲使負米一石，日行百裏，必不可得。隋氏之亂，非止十年，陛下為之良醫，除其疾苦，雖已義安，未甚充實。”上述比喻把休養生息提高到治國方略的高度，足見“靜為農本”在唐太宗經濟思想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