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貞觀之治”,從某種意義上說，也就是任賢致治。貞觀能臣為“貞觀之治”貢獻了自己的聰明才智，其中唐太宗的卓越人才觀與用人政策起了重大的作用。
人才能否得以施展才能，關鍵在於選用者的識拔能力，世稱唐太宗明於知人，善於用人，征諸史實，殆非虛語。貞觀晚年，他總結了自己的用人經驗，指出：用人之道，尤為未易。己之所謂賢，未必盡善：眾之所謂毀，未必全惡。知能不舉，則為失材；知惡不黜，則為禍始。又人才有長短，不必兼通。是以公綽優於大國之老，子產善為小邦之相。絳侯木訥卒安劉氏之宗，嗇夫利口不任上林之令。舍短取長，然後為美。
知人難，難在不易盡知。“己之所謂賢，未心盡善；眾之所謂毀，未必全惡”,指出了主觀認識與客觀實際之間的矛盾。好壞善惡自有客觀標準，本人與他人的看法難免摻雜主觀的成分，故處理好知人問題上主觀與客觀的矛盾，要有辯證思想，對人言要區別對待，既不可不信，又不可全信。
作為羅致人才的君主也要全麵分析，唐太宗正是如此。他對輔佐大臣的才幹得失，總是區分優劣、全麵衡量的。如他評價長孫無忌“善避嫌疑，應對敏速，而總兵攻戰，非所長也。”品評高士廉“涉獵古今，心術聰悟，臨難既不改節，為宮亦無朋黨；所少者骨鯁規諫耳。”這些品議無不恰當、中肯，正是唐太宗明辨長短、兼知優劣的表現。
在唐太宗看來，兼明優劣僅僅是知人的一個方麵；知人的另一方麵則是“知能不舉，則為失材；知惡不黜，則為禍始。”人有才能，就得舉用；舉用之後，發現劣跡，不得姑息，必須斥退，可見，唐太宗的知人之明是包括了解人才兩個階段的全過程的，而且兩者之間存在著辯證關係。即在了解的前提下使用，在使用的過程中通過考察加深了解。
為什麽說使用是了解人才的第二階段呢?其原因正如唐太宗所說的：“公等既不知賢，朕又不可偏識”的認識限度所致。還因被舉之士“厚貌飾詞，不可知悉”,以偽裝惑人，製造賢才的假象，遂造成了知人之難。所以，使用過程中的考察，實為補救主觀上了解人才難免片麵的舉措。對此，魏徵十分強調： “知人之事，自古為難，故考績黜陟，察其善惡。”
唐太宗不僅具有知人的兩個互相聯係的階段的辯證認識，而且還認真付之實現。即位初，他就指示尚書右仆射封德彝舉薦賢才，幾個月沒有動靜。他掩飾不住求賢的急切心情，斥責封德彝失職，封德彝辯解： “非不盡心，但於今未有奇才耳!”唐太宗駁道： “古之致治者，豈借才於異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誣一世之人!”他認為人才不會沒有，關鍵在於物色，如果不去發掘人才，也就不能發現人才，必不知人。另一方麵，唐太宗十分重視在使用中考察官員的才行，以加強了解，加深知人。
他曾對魏徵說起： “用得正人，為善者皆勸；誤用惡人，不善者競進。”賢才能起表率作用，不肖則敗壞吏治，故他對“在官如有善事”的良吏，具列姓名於屏風之上，對“百姓已受其弊”的“惡跡始彰”的官員，則絕不寬貸，必加“刑戮”。
知人固難，而用人更難，難在善任。如果說知人是善任的前提，那麽善任則是知人的結果。要使任人各得其所，必須理解“人才有長短，不必兼通”的道理。對此，唐太宗深有認識。
貞觀元年，他駁斥封德彝“於今未有奇才”時說：“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貞觀二十一年，他再次重申： “人之行能，不能兼備。朕常棄其所短，取其所長。”幾乎與此同時，又在《金鏡》裏總結了“舍短取長，然後為美”的用人經驗。唐太宗解釋用人必須“舍短取長”時，作了“用人如器”的比喻，是十分貼切的。正如器物不能兼具各種用途一樣，人也不可能兼備全才。
金無足赤，人無完人。所謂人才，自然會有自己的短處與毛病，如果用求全責備的目光看人，就會有眼不識人才。唐太宗在用人過程中，遵循“舍短取長”的方針是十分成功的，他任用房玄齡、杜如晦、戴胄等人，就是舍短取長的範例。房、杜的短處是不善於理獄與處置雜務瑣事，長處是多謀善斷，唐太宗揚長避短，充分發揮其相才。史載玄齡“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隨能收敘，無隔疏賤。論者稱為良相焉。”杜如晦則發揮其“剖斷如流”的長處，與房玄齡貼然配合。共掌朝政， “至於台閣規模，典章文物，皆二人所定，甚獲當時之譽，時稱房，杜焉。”戴胄的短處是“無學術”、不通經史，唐太宗不讓他擔任學館儒林之職。基於他忠直、秉公辦事的長處，一度被任為大理少卿。戴胄處事幹練，案無滯留，敢於犯顏執法，能拯太宗量刑過失，使太宗發出了“法有所失，公能正之，朕何憂也”的讚語。這既是對戴胄的好評，也是對唐太宗“舍短取長”的“用人之道”的讚許。
由於唐太宗懂得人無完人的道理，故能充分發揮各人所長，出現了貞觀一代“茂績殊勳，冠冕列辟”的盛況。有的“材推棟梁，謀猷經遠，綢繆帷帳，經綸霸圖”;有的“學綜經籍，德範光茂，隱犯同致，忠讜日聞”;有的“竭力義旗，委質藩邸，一心表節，百戰標奇”。各種各樣的人才，從政治、文化，軍事等各個方麵效力於唐室，這正是唐太宗“用人如器”, “舍短取長”的方針收到實效的生動體現。
知人難，難在未易盡知；用人難，難在才非所用。但將用人難與盡其才之難相比，前者還是顯得難度小些。唐太宗不僅知人善任，而且能“盡其才”。 “盡其才”或者說“才斯奮”的前提是“謀斯從，言斯聽”,對賢才們的優謀、嘉言能夠言聽計從，也就是事臣以禮之意，這對賢臣施展才能將是最大的鞭策和保證。正如魏徵所說的： “陛下導臣使言，臣所以敢言”。指出了唐太宗的“謀斯從，言斯聽”是促使他“才斯奮”即“盡其才”的保證。
由於唐太宗知人善任與言聽計從，這就充分調動了大臣“盡其才”的積極性。貞觀能臣無不竭其智、盡其能、畢其力。例如，房玄齡“既任總百司，虔恭夙夜，盡心竭力，不欲一物失所。”甚至病危之際，還臥床作表諫止遠征，唐太宗深受感動，對其兒媳合浦公主說： “此人危掇如此，尚能憂我國家。”真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自謙“濫荷寵榮”的岑文本，被唐太宗任為中書令後， “夙夜勤力，躬自料配，籌、筆不去手，精神耗竭”,直到最後“遇暴疾而薨”。
被唐太宗破格提拔的馬周，因得重用，大顯身手而“盡其才”。魏徵“亦喜逢知己之主，竭其力用”。對此，唐太宗讚揚道： “朕能任公，公能稱所任，則其功豈獨在朕乎!"這雖是稱譽魏徵的話，擴而大之，也是對所有大臣“盡其才”的禮讚。
唐初撥亂反正的實現，是君臣們共同努力的結果。有人曾以馬周的發跡為例說： “跡夫帝銳於立事，而周所建皆切一時，以明佐聖，故君宰間不膠漆而固，恨相得晚，宜矣。”貞觀十一年，唐太宗麵劉隆盛的功業，緬懷過去，無限感慨地說：“於茲十有餘年，斯蓋股肱罄帷幄之謀，爪牙竭熊羆之力，協德同心，以至於此。”由於貞觀能臣具有與太宗一致的政治抱負，所以才會“負誌業則鹹盡其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