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欲比隆三代，念念不忘古封建之遺法，力圖分封功臣與皇室，以作屏藩，這反映了他政治觀落後的一麵。
武德初，李淵以四海未定，欲威天下，遂封親子分掌兵權，如封次子李世民為秦王、四子李元吉為齊王等。如僅限親子，還不足以逞威。於是，又廣樹宗室， “遍封宗子”。不僅恩及弟侄，而且澤被疏遠，使“再從，三從弟及兄弟之子”皆封為王，數達幾十人。例如，封從弟李神通為淮安王外，還封其十一子中的七子為王：道彥為膠東王、孝察為高密王、孝同為淄川王、孝慈為廣平王、孝友為河間王、孝節為清河王、孝義為膠西王。另又封從弟李神符為襄邑郡王外，亦封其七子為郡王。兩家合封十六王，是宗室中封王最多的兩家，是典型的濫封例子。
武德初濫封宗室帶來某些弊病，正如劉晌說的： “高祖才定中原，先封疏屬，致廬江為叛，神通爭功”。廬江王李瑗是高祖侄子，為人“儒懊”,無有將才，未立寸功，按理不應封王。但僥幸封王的李瑗還不知足，竟與建成勾結，想發動叛亂。劉晌所謂“疏屬盡封，啟亂害公。”就是指此而言。至於“神通爭功”,是指淮安王李神通於太宗即位初不服房玄齡功居第一之事，這應歸咎於李淵因親緣私濫封造成了壞影響，故唐太宗批評李神通不可緣私濫與勳臣同賞。實際上也是對李淵的間接批評。
武德分封承自隋製，史載“隋氏始立王公侯以下製度，皇朝因之。”這是僅指形式的繼承而言，至於濫封當與隋製無關，因為隋製沒有規定宗室疏屬封王。李淵的濫封，其最大的弊病是背離了論功行賞原則，變成了論親與血統行賞，這就破壞了他晉陽首義時製定的軍功政策。造成這種政策變化的原因，是由於李淵得了天下之後，擔心異姓功臣不忠，故寄厚望於同姓宗室，因此滋長了他濃厚的封建宗法觀念。如定鼎長安後，馬上設立了宗正卿，置了宗正屬籍，凡列入李唐宗籍的，都享有政治、經濟特權，有時還將這種特權擴及異姓將領，如賜姓羅藝與徐劫為李氏，等等。
此外，李淵亦封晉陽首義和參與統一戰爭的功臣。武德年間封國公的有裴寂。柴紹，長孫順德、殷開山、武士獲、李劫、秦叔寶、程知節、王君廓等等。封郡縣公的有李襲誌、李襲譽、薑暮、李靖，等等。不過，其時“戶邑率多虛名，其言食實封者，乃得真戶。”考察史籍，武德年間僅有裴寂食實封三百戶，柴紹二賜實封千二百戶，王君廓“食實封千三百戶”。其餘功臣不見史載食實封，似乎多屬虛封。虛封者，徒有食邑若幹戶的虛名，而無實惠。功臣無得經濟上的利益，自然不滿。於是李淵動用了拮據的財庫進行了濫賞，亦造成了一些弊病。
首先，因封賞浩大，導致“國用不足”。如秦叔寶從破宋金剛， “錄前後勳，賜黃金百斤，雜絛六千段”,後又從平王世充， “賜黃金百斤，帛七千段。”再如，李靖從平蕭銑“賜物二千五百段”,後從平輔公祐“賜物千段，奴婢百口，馬百匹。”而貞觀四年，李靖親破突厥，戰功卓著，唐太宗僅賜李靖“絹千匹”。相形之下，李淵可謂厚賞矣。帶來的弊病正如創《舊唐書·劉世德傳》所說的： “時草創之始，傾竭府藏以賜勳人，而國用不足。”
其次，李淵濫賞因喜怒而異，導致內部不和。如喜悅王君廓之“壯氣”,竟不計功之大小，就打破“常例賞之。”又如，晉陽首義功臣，當首推裴寂與劉文靜，而實際上劉文靜功過裴寂，隻因李淵親裴惡劉，賞賜反而厚此薄彼，以致引起劉文靜的怨望： “起義之初，忝為司馬，寂與長史(指裴寂),位望略同；今寂為仆射，據甲第，臣官賞不異眾人，東西征討，家口無托，實有觖望之心。”
由上可知，李淵分封宗室與功臣時，都有過濫、緣私之咎，因而造成了一些弊病。
唐太宗即位後，為了糾正武德年間的濫封宗室與濫賞功臣的弊病，確立了論功分封與行賞的方針，采取了以下兩個改進措施。
限製宗室分封。《舊唐書·宗室傳》中載： “太宗即位，因舉宗正屬籍問侍臣曰： ‘遍封宗子，於天下便乎?’”善於揣測旨意的尚書右仆射封德彝答稱： “曆觀往古，封王者今最為多。兩漢以降，唯封帝子及親兄弟，若宗室疏遠者，非有大功，並不得濫封，所以別親疏也。先朝敦睦九族，一切封王，爵命既隆，多給力役，蓋以天下為私，殊非致公馭物之道。”唐太宗深表讚同說： “朕理天下，本為百姓，非欲勞百姓以養己之親也。”撇開話裏“本為百姓”、不“養己親”之類的溢美之詞， “一切封王”“爵命既隆”所造成的結果，必然是“多給力役”,這與撫民以靜的方針不相符合，故頗能撥動唐太宗的心弦。於是他對皇室子弟除外，對宗室子弟就以明辨親疏、示以至公作為理由，製定了兩條限製藩封的原則，即非功不封、非親不授。
武德九年十一月，下詔把由疏屬、孩童無功者濫封為親王、郡王的，分別降為郡公、縣公；僅以近親子弟或疏屬有功者數人為王。諸如，淮安王李神通、襄邑郡王李神符、趙郡王李孝恭等不降封爵外，李神通兄弟的十四個兒子全都由王爵降為郡、縣公爵。
唐太宗降封宗室爵位，依據有二，一是疏屬；二是無功，兩者之中，非是並列，而是以後者為主，即疏屬無功者必降無疑，而疏屬有功者，不致貶爵；功大者，甚至晉爵。例如，李道宗，是李道玄從父弟，而道玄為高祖的從父兄子，按血統與李唐關係較疏遠。
武德年間，初封李道宗略陽郡公，後升爵為任城王。太宗即位，不見貶爵。貞觀年間因破突厥，以功賜實封六百戶；又以平吐穀渾之功，改封江夏王。再如，李孝恭與李唐血緣也較遠，武德年間以所立軍功為宗室之冠，僅晉虛爵為王。太宗即位初，即賜實封一千二百戶，貞觀初，又以宗室兼功臣之故封河間郡王。他們於貞觀年間的封賞都超過武德朝。可見，宗室疏屬降爵的主要原因是無功之故，這充分體現了唐太宗的軍功政策。
“始定功臣實封差等”唐太宗即位初，為了革除武德封賞弊病，對在玄武門之變及統一戰爭中立過功勳的文臣武將進行封賞。武德九年九月，封長孫無忌、房玄齡，尉遲敬德、杜如晦、侯君集五人為國公。十月“庚辰，初定功臣實封有差。”或“始定功臣實封差第”。“初”“始”,均含開創之意。但不能據此誤認為唐初的實封始於太宗，實際上武德朝已有個別、零星的實封，隻是當時沒有形成“差第”製度而已。而太宗朝則形成了，故雲“初定” “始定”。
既然唐太宗製定實封的等差製度，那麽必有具體條文，但史書沒有記載，不過大體可以推測而知，必按功之大小，以定實封戶數之多寡，這從《舊唐書·劉文靜傳》可以獲得佐證： “武德九年十月，太宗始定功臣實封差第，裴寂為一千五百戶，長孫無忌、王君廓，尉遲敬德、房玄齡、杜如晦等五人食邑一千三百戶，長孫順德、柴紹、羅藝、趙郡王李孝恭等四人食邑一千二百戶，侯君集、張公謹、劉師立等三人食邑一千戶，李劫、劉弘基二人食邑九百戶，高士廉、宇文士及、秦叔寶、程知節四人食七百戶，安興貴、安修仁、唐儉、竇孰、屈突通，蕭璃，封德彝，劉義節八人各食六百戶，錢九隴、樊興、公孫武達，李孟嚐、段誌玄、龐卿惲，張亮、李藥師、杜淹、元仲文十人各食四百戶，張長遜、張平高，李安遠、李子和、秦行師、馬三寶六人各食三百戶。”
唐太宗“始定”的“功臣實封差第”,是按功勞大小，劃分等第的。故疏遠不遺，微賤不漏。正如劉晌所說的： “凡關佐命，爰第實封，小大不遺，賢愚自勸，太宗之行賞也明矣。”由於太宗的封賜是不拘一格的，故宗室與庶族地主甚至奴隸在論功行賞麵前是平起平坐的。如太宗麵定勳臣“爵邑”時，李神通僅得實封五百戶，房玄齡則得一千三百戶，奴隸出身的錢九隴、樊興也能得四百戶。李神通倚恃皇親爭功，被唐太宗數落了一頓，使原先“諸將爭功，紛紜不已”的局麵馬上平息下來，相顧而言曰： “陛下至公，雖淮安王尚無所私，吾儕何敢不安其分。”
唐實封製規定封戶“皆三丁以上，一分入國。”即食實封的封君從封邑封戶那裏分割到三分之一的賦稅與全部力役收入。如使封戶增加，就意味著國家直接控製的人戶與賦役收入減少了。太宗初即位分封四十三個功臣，共計食實封三萬一千戶，如再加上遺漏的，當不止此戶數。唐初全國人口不足三百萬戶，大量實封勢必加重了唐初財政的拮據困難。故太宗於賜功臣真戶外，罕見另外金帛賞賜，並嚴加限製“多給力役”的宗室濫封，以彌補因實封而導致的財政困難。
唐太宗始定功臣實封的措施，改變了高祖時濫封宗室的作法。盡管兩者在分封對象與爵位方麵有所不同，然而都要食邑卻是相同的。不過，武德年間的分封多屬虛封，貞觀年間則改實封。唐爵分九等，即王、郡王、國公、郡公、縣公、縣侯、縣伯、縣子、縣男，是由損益隋爵差等而來。在郡公至縣男的六等爵稱上，都冠以“開國”兩字，顯然唐爵始定於貞觀朝，它與實封等差製是同時製定的。故有學者在《通鑒》卷一九二“初定功臣實封有差”條下，注引唐爵九等條文。然而，此注有些不妥。因為沒有區分唐初的虛封與實封。唐爵九等的食邑，從王食邑萬戶到縣男食邑三百戶的依爵遞減的規定，隻是官樣文章，實際上唐初藩王沒有一個人能實封萬戶的。可見，爵邑的虛封規定是一回事，而太宗的賜實封是另一回事。雖然此注最後補充說明“食實封者分食諸州”,但沒有指出上述九等爵邑是虛封，這就容易產生混淆。再者，唐爵九等，是以王、郡王居前的，唐初規定隻有皇室子弟或宗室近親及疏屬有功者，才能封王，功臣隻能封國公以下七等。
可見，唐爵九等是包括皇室，宗室、功臣全部封爵的。隻是當時太宗的兄弟以及親子年幼的居多，故未製定親王實封則例。貞觀中諸王紛紛成人，太宗一一將他們分封外州作鎮，於是親王實封則例出現了。貞觀中一般在六、七百戶左右，貞觀二十三年增至千戶左右。個別親王另有勳勞或有懿稱的，有外加實封的規定。如太宗異母弟鄧王李元裕加食實封至一千五百戶，荊王李元景於高宗即位初，也加食實封至一千五百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