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對邊疆少數民族實行德化政策，取得了顯著的成效，他的“綏之以德”“愛之如一”,就是德化政策的表現。
唐太宗的治國之術，是恩威並施，但重點放在所謂恩懷與德惠方麵，故其壓迫的形式較為緩和。他對待少數民族也是如此。貞觀二十二年，唐太宗目睹四夷君長爭相入朝的盛況，喜謂大臣曰： “漢武帝窮兵三十餘年，疲敝中國，所獲無幾，豈如今日綏之以德，使窮發之地盡為編戶乎!”漢代向稱盛世，漢武與唐宗都是炎黃子孫建樹統一大業的英主，但兩人對待四夷的統治之術卻不盡相同。漢武主在用兵，偏重威服，而少懷德化，結果是費力多收效小。唐太宗鑒於漢武帝的治術之失，轉而側重德化政策，深得四夷人心，結果是費力少收效多。
值得注意的是，麵對如此勳業，唐太宗並不單獨歸功於己，而是首先歸功於這一政策的創議者——魏徵。他憶及初即位時，有人勸他“耀兵振武，懾服四夷。唯有魏徵勸我： ‘偃革興文，布德施惠，中國既安，遠人自服’。朕從此語，天下人寧。絕域君長，皆來朝貢，九夷重譯，相望於道。”可見，由魏徵建議、唐太宗實行的德化政策能使邊疆民族歸心。
為了有效地貫徹德化政策，唐太宗還慎選邊吏擔任都護、都督。貞觀元年，他任命李大亮為涼州都督，李大亮對散處伊吾的突厥餘部和其他部族“綏集之，多所降附”。貞觀四年，朔州刺史張儉招集思結族饑民，來者妥善安排，不來者聽其自便，並“不禁”分處兩地的“親屬私相往還”,對待境內的夷族可謂厚道寬仁了。貞觀十六年，唐太宗任命涼州都督郭孝恪為安西都護府都護，郭孝恪對雜居高昌的舊民與鎮兵及謫徙者“推誠撫禦，鹹得其歡心。”
貞觀二十一年，唐太宗置燕然都護府，以揚州都督府司馬李素立為都護， “素立撫以恩信，夷落懷之，共率馬牛為獻；素立唯受其酒一杯，餘悉還之。”
為了有力地貫徹德化政策，唐太宗對邊吏的任職期限也有相應的措置。大體說來，稱職者，任期長；不稱職者，任期短。前者的例子是，李劫於並州大都督任內，“令行禁止，號為稱職”, “塞坦安靜”, “民夷懷服”。為此，讓其曆職十六年之久。後者的例子是，堅決撤換因犯貪汙罪的遂安公壽的交州都督之職。交州“去朝廷遠”,地處邊陲，華夷錯居，吏治不善，必損及懷柔政策的貫徹。唐太宗不顧犯者係宗室之親，而毅然任命原瀛州刺史盧祖尚前往“鎮撫”。盧雖托詞未能赴任，但反映了唐太宗堅決撤換不稱職的邊吏的決心。
必須指出， “綏之以德”並非放棄使用武力。德化政策是以威服作為後盾的，也就是他所說的“理人必以文德，防邊必以武威。”唐太宗與隋煬帝不同的一點是，他不濫用武力或盡量避免使用武力。如貞觀初，嶺南蠻族馮盎，談殿反叛。群臣中不乏主張威服者，太宗不許，遂派使“持節宣諭”,馮盎受感， “南方遂定”。後益州僚族**，都督竇軌建議威之以兵，唐太宗予以責難道： “當拊以恩信，脅之以兵威，豈為人父母意耶?”
“綏之以德”,對夷酋來說，主要是在政治上授之以官，在經濟上賜之以祿。對夷民來說，主要是采取較緩和的民族壓迫形式。由於壓迫較緩和，故夷民不思**。由於位尊祿厚，故夷酋無不感恩戴德，忠心耿耿。開元年間，東突厥芯伽可汗在追憶其先輩的情況時雲： “遂服從唐皇，臣事之者五十年”, “彼等之克國除暴，皆為唐皇出力也。”不少夷將甚至不惜出生入死，以死圖報，以“世為唐臣”自詡。他們立下了卓越的戰功，其中阿史那社爾、契芯何力，李思摩、執失思力都是佼佼者，可與漢將齊名比美。宋代史學家宋祁能夠窺見唐太宗在使用漢、夷將領方麵不厚此薄彼的特異做法，在他編撰《新唐書》諸傳時，專立《諸夷蕃將列傳》,與太宗朝漢將互相輝映，可謂深識。
唐太宗的“綏之以德”政策，使各族酋長心悅誠服，在太宗生前，他們無不盡其力用；在太宗死後，個個失聲如喪考妣，以致出現了如下的感人景象： “四夷之人入仕於朝及來朝貢者數百人，聞喪皆慟哭，剪發、贅麵、割耳，流血灑地”,阿史那社爾、契芯何力請殺身殉葬，所謂剪發、勢麵、割耳都是突厥等少數民族對其酋長死亡時的哀悼喪俗，他們各以本族的喪俗表達對唐太宗的哀思，這正是他們把唐太宗這個“天可汗”當作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最高君主看待的有力證據。唐太宗父子也以“昭陵製度無疑是多少突厥化”來顯示民族關係的和睦。正如有的學者所說的： “其時太宗一麵君臨漢土，一麵又為漠南、漠北各族之天可汗，參用北荒習俗以和治兄弟民族，自是適當之做作，不得徒以一般之突厥化目之。”
以上事實說明，唐太宗推行“綏之以德”的民族政策，縮小了華、夷之間的差異，使隋末以來日趨緊張的民族矛盾得到緩和，改善了民族關係。
唐太宗的馭夷之方，是對華、夷“愛之如一”。他針砭古來皆貴中華的偏向，匡正為不賤夷狄的民族措置，是他推行德化政策的另一側麵。
貞觀二十一年，唐太宗坐鎮翠微殿，詢問大臣： “自古帝王雖平中夏，不能服戎、狄”的原因?接著自謙一番，說自己才不及古人而功業過之，不知其故，令群臣各自盡情以實相告。群臣異口同聲，一片讚頌。唐太宗不滿意這種不著邊際的答複，自行總結了五條成功的經驗，其中第五條是“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 “皆依朕如父母”是有來曆的，貞觀五年，契芯何力曾說太宗是“華夷父母”,這些當然都是溢美之詞。不過，他總結了自己在民族政策方麵與過去君主的傳統做法不同，是符合事實的。其“愛之如一”的具體表現有以下幾點。
第一，對漢、夷被俘勞動人民同樣予以贖取、給糧、給複。對被壓迫的漢、夷人民能否同等予以照顧，這是最能衡量唐太宗的“愛之如一”的民族思想。貞觀二十一年六月，他下詔回顧了隋末喪亂，邊境百姓多為少數民族貴族俘掠的情況，指出當時族屬鐵勒的薛延陀歸附了，應派遣使節到燕然都護府，通知其屬下的都督， “訪求沒落之人，贖以貨財，給糧遞還本貫”;又指出由於薛延陀的投降，曾被其奴役的室韋、烏羅護、靺鞨三部勞動人民“亦令贖還”。可見，被薛延陀俘掠為奴的有漢、夷各族勞動人民，唐太宗不厚此薄彼，而是一視同仁，皆以錢財贖還。而且，贖取漢夷人民的人身自由之後，還對他們接濟糧食，對漢族“給糧遞還本貫”;對夷族也發救濟糧。如貞觀四年，唐太宗指示李大亮“招慰”散落在伊吾的西突厥種落，李大亮遵旨， “於磧口貯糧，來者賑給”。此外。對歸附的漢、夷人民都有免服徭役的同等優待。如漢民“沒落外蕃投化，給複十年。”“四夷降戶，附從寬鄉，給複十年。”
第二，對漢，夷將領同樣秉公賞罰。賞罰是國之大事，一個君主對本族將領做到秉公而行，還是不難的，難能可貴的是對漢、夷將領不存私心，視為一體，施以禍福，賞罰分明。在這個問題上，唐太宗能出以公心，是超越前人的。他對平定吐穀渾之役的漢、夷大將的處置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當時，漢蔣薛萬均隱瞞戰敗實情，又排斥契芯何力所建立的奇功，唐太宗聽取何力的申訴後，為了賞罰分明，打算撤掉薛萬均的官銜，授職何力。何力叩頭謝絕說： “以臣而解萬均官，恐四夷聞者，謂陛下重夷輕漢。”唐太宗當然不可能有“重夷輕漢”思想，然而他不分漢、夷、秉公賞罰，使這個鐵勒族將領十分感動，從而說明唐太宗對待漢、夷將領的功過是不分彼此的。
第三，對漢，夷將領同樣任人唯賢。任賢是致治之組織保證，唐太宗對漢賢不拘一格任用是有口皆碑的，難得的是他對夷賢亦傾心信用。他依據夷將的功勳與智勇，紛任顯職與都督、刺史之職。如突厥族的阿史那社爾“以智勇聞”,必深得太宗信任，貞觀二十一年出征龜茲，太宗以他為行軍統帥，位在漢將之上。阿史那忠， “資清謹”,擢為正三品的石驍衛大將軍之職， “宿衛四十八年，無纖隙，人比之金日砷”。執失思力屢進忠言，“帝異其言”,倚為心腹，妻以公主，拜駙馬都尉，封安國公。西突厥人史大奈，在晉陽起兵時就追隨李淵，多立戰功。貞觀初，擢右武衛大將軍，封竇國公，食邑三百戶。靺鞨族李謹行“勇冠軍中”,貞觀初，拜右衛將軍。以上說明唐太宗對夷族將領同漢族一樣是任人唯賢的。
第四，對漢、夷傷病大將同樣體恤。唐太宗不僅關懷漢將的傷病，而且也體恤夷將的傷病。貞觀晚年，名將李劫曾患重病，名醫遍治，均用藥無效，有人提出唯有用須灰和藥才能治療，唐太宗聞訊， "乃自剪須以和藥”,李劫得到龍須，感激涕零。突厥將領李思摩，原名阿史那思摩，因立軍功，唐太宗賜姓李，授職右衛大將軍。他於貞觀十九年隨駕出征，在進攻白崖城的戰鬥中，被流矢中傷，仍然堅持戰鬥，由於沒有及時治療，瘀血滯積。唐太宗愛將心切，不分漢、夷，乃“親為之吮血”,消息傳開，戰士“莫不感動”。
以上四點都是唐太宗“愛之如一”的民族觀的表現。他之所以具有這種較為進步的民族意識，是基於華、夷“一家”的思想。早在貞觀七年年底，唐太宗陪同李淵，歡宴三品以上大臣時，李淵曾命突厥頡利可汗起舞，南蠻酋長馮智戴詠詩，麵對貞觀盛世的民族和好景象，不禁讚美道： “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
唐太宗發展了乃父的民族思想，他認為“夷狄亦入耳，其情與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澤不加，不必猜忌異類。蓋德澤洽，則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則骨肉不免為仇敵。”唐太宗提出的夷狄與漢人一樣，其情皆可感化的見解，是針對無道君主隋煬帝把夷狄誣為禽獸而發的人道主義思想，具有進步的意義。也是他為什麽“愛之如一”的原因所在。
以上事實說明，唐太宗推行“愛之如一”的民族政策，盡量克製歧視夷狄的陋習，盡情縮小華夷之間的差距，獲得了少數民族的好感，形成了唐初最為友好的民族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