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是一位傑出的政治家，也是一位詩人兼書法家。他在《金鏡》中說： “夫立身之道，在乎折衷，不在乎偏射。”故他“雖以武功定天下，終當以文德綏海內；文武之道，各隨其時。”他重視文化，文藝的作用，喜歡附庸風雅，刻意工書，也是他倡導以文治國的一個方麵。基於此，他成為唐代一個具有較高文化素養的君主。
唐太宗初以武功立國，不暇於學，而“晚始向學，多屬文賦詩，天格贍麗，意悟衝邁”。由於他喜歡舞文弄墨，生前寫了不少詩文，清人將他的詩文編入《全唐文》,《全唐詩》中，有文七卷、賦五篇，詩一卷六十九首。
李世民的散文多屬政論、史論、詔敕之類，其中《帝範前、後序》《金鏡》等為其代表作品。散文多用駢儷文體，尚未擺脫六朝以來的綺麗文風，故注重辭藻、語多用典、講求對偶、排列工整。在一定程度上束縛了思想的發揮與感情的活躍。但是，作為一代開國有功之君，憑著他豐富的政治經驗與艱難的統治曆程，具有比較深厚的生活根基，故政論言之有物，有的放矢，其中不乏巧思警句。
如《帝範後序》總結自我一生功過，恰如其分，語多勵人：吾即位以來，所缺多矣。奇麗服玩、錦繡珠玉，不絕於前，此非防欲也。雕楹刻桷，高台深池，每興其役，此非儉誌也。犬馬鷹鶻無遠不致，此非節心也。數有行幸，以亟勞人，此非屈己也。斯數者，吾之深過，勿以茲為是而取法焉。但我濟育蒼生，其益多；平定寰宇，其功大。益大損小人不怨，功大過微德未虧。
唐太宗以君道自勵，以慎終自勉，以史事鑒今，以帝範訓子，以忠諫察臣，以正直垂節。內容多涉戒奢、防驕，納諫，任賢，宣揚王道，探究人事，勵精圖治、撥亂反正，開創了富有時代特色的貞觀文風，直接為“貞觀之治”的政治服務。在太宗的倡導與實踐下，出現了貞觀宮廷文壇的盛況。盧照鄰指出：貞觀年中，太宗外厭兵革，虞(世南)、李(百藥)、岑(廣本)、許(敬宗)之儔以文章進，王(珪)、魏(徵),來(濟)、褚(亮)之輩以材術顯。鹹能起自布衣，蔚為卿相，雍容侍從，朝夕獻納。我(唐)之得人，於斯為盛。變風變雅，主體不拘一途；既博既精，為學遍遊百氏。
唐初詩作流傳後世最多的當首推唐太宗。唐太宗生於北國，長於隋末，且愛好文學，自然易受南北詩風的熏陶。氣度雄豪類近北詩剛勁之風，貴族世家又性喜南詩柔媚之詠。唐初政治上一統，亦要求南北詩風冶於一爐。
唐太宗在《帝京篇序》中指出： “釋實求華，以人從欲，亂於大道，君子恥之”,要求文藝像政治一樣， “節之於中和，不係之於**放”。“中和”者，糅合南北文風取長補短也。也就是李延壽、魏徵所說的： “各去所短，合其兩長，則文質炳炳，盡美盡善矣”。然而統一南北文風，曆時既短，亦非朝夕可成。就其倡導者貞觀君臣而言，也未能如願。故南朝崇尚綺麗文風的餘波，仍能殃及唐初文壇。使唐太宗的文藝理論與創作實踐產生脫節，故他的詩作注重繁富辭藻之形式，缺乏感人的思想**。雖然如此，但其內容並不頹廢、萎靡。不過，藝術形式上的拘謹，也確實削弱了詩作的感染力。
唐太宗的近半數詩，為宮廷詠物之作，此外為敘事，寫景以及從京城到地方巡遊的帝王生活的描繪。他善於抒發政治情懷，也有成功的寓情於景的篇章。《帝京篇》與《春日望海》就是這方麵的代表作。
《帝京篇》組詩共十首，以首寫長安宮殿始，末以反省戒驕終。首尾連貫，層次曆曆，為其精心傑作。如開篇： “秦川雄帝宅，函穀壯皇居；綺殿千尋起，離宮百雉餘。連薨遙接漢，飛觀回淩虛，雲日隱層闕，風煙出綺疏。”不僅對仗工整，而且氣魄宏大。末首六句較為集中地闡述了他的治國惠民的政治思想：“人道惡高危，虛心戒盈**；納善察忠諫，明科慎刑賞；奉天竭誠敬，臨民思惠養。”指出治國不善，可能危及國家覆滅，因此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警惕政治上的自滿與生活上的**。勵精圖治還需明察臣下的直言規勸，擇善而從；明確法律條文，才能賞罰分明。末了還假托天命以敬天臨民，剝削有節而稱明君。
《春日望海》是一首五言二十句的古詩。前十句主要寫景，展現春晨“滄海”的浩瀚和日出的壯麗。作者用“地紀”“天潢”“三嶺”“八荒”形容祖國山河磅礴的氣勢。又以“拂潮雲布色，浪穿日舒光。照岸花分彩，迷雲斷雁行”四句渲染日出海景的壯觀，不禁心潮起伏，由即景轉入抒情，寄托政治抱負： “懷卑運深廣，持滿守靈長”,意即謙謹執政，深謀遠慮，守成防驕，才能長保江山。下麵，再從自然的滄桑劇變想到社會的時勢運轉，由此追思曆史上秦皇、漢武的功業，轉而批評他們出海求仙的虛妄，最後以“端拱且圖王”作結，表明自己搞好國家治理的決心。
唐太宗不僅能作詩，而且也能評詩。如他曾命令“藻思沉蔚，尤工五言”的李百藥和作他的《帝京篇》,閱後“歎其精妙”,還手詔讚之； “卿何身之老而才之壯?何齒之宿而意之新?”又如他讀了楊雄的《甘泉賦》《羽獵賦》、司馬相如的《子虛賦》《上林賦》、班固的《兩都賦》等，都認為失之“文體浮華，無益勸戒”。
作為政治家的唐太宗，他的作品具有顯著的政治色彩，故他的文藝觀明顯地反映了文以載道與文以載德的特點。
貞觀文壇盛行君臣唱和，應製奉答、赴宴酬詠之風，其中不乏歌功頌德、摹寫宮廷篇章，但在唐太宗強調詩貴勸誡、大臣力主體尚雅正的詩論製約下，並無卿卿我我的兒女豔情之作，宴會唱和也多抒發政事。如唐太宗有一次在洛陽宮宴飲群臣，興之所致，即席賦《尚書》詩一首，中雲； "縱情昏主多，克己明君鮮。減身資累惡，成名由積善。”詩意認為明君治世積善，不妨適情娛樂，流露得意神情。魏徵便賦《西漢》一首，以漢高祖艱難創業，諷勸太宗不應及時行樂：“夜燕經柏穀，朝遊出杜原，終籍叔孫禮，方知天子尊。”太宗聞之讚曰， “魏徵每言，必以禮約我。”貞觀君臣詩作貫穿君道、以禮約束，是文以載道的顯例。
唐太宗不重文名，注重修身，以昭君德，形成了文以載德的文藝觀。由於他喜作詩文，日積月累，遂成宏篇。所謂“聽覽之暇，留一情文史。敘事言懷，時有構屬，天才宏麗，興托玄遠”,貞觀十二年三月，著作佐郎鄧世隆奏請編錄太宗詩文集行世，太宗“不許”,認為朕之辭令，有益於民者，史皆書之，足為不朽。若為無益，集之何用!梁武帝父子、陳後主，隋煬帝皆有文集行於世，何救於亡!為人主患無德政，文章何!唐太宗恪守自己的諾言，生前始終不刊文集，這是他文以載德的文藝觀的反映。
他還明確主張詩以言誌，文以載德。他在《帝京篇序》中說： “予追蹤百王吃末，馳心千載之下。慷慨懷古，想彼哲人。”以堯，舜明君為法，以秦漢之弊為鑒，不至海，不封禪，不求仙，不巡遊， “故述《帝京篇》以明雅誌雲爾。”
文以載德文藝觀的形成，是唐太宗吸取隋亡教訓的結果。貞觀二年，他對大臣談到自己讀了隋煬帝文集的感想時說： “朕觀《隋煬帝集》,文辭奧博，亦知是堯、舜而非桀、紂，然行事何其反也!”魏徵乘機進諫： “煬帝恃其俊才，驕矜自用，故曰誦堯、舜之言而身為桀、紂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
唐太宗深有感觸地回答：“前事不遠，吾屬之師也。”以煬帝的美文敗德為鑒，不務虛名。可知敗德之君，留文於世，徒然貽笑後人，從而吸取德盛才能文茂的正麵教訓，采取不刊文集的審慎態度。
唐太宗愛好書法，注意培養書法人才。貞觀元年在隸屬門下省的弘文館裏“詔京官職事五品以上有嗜書者二十四人，隸館習書，出禁中書法以授之。”唐代科舉取士有明書一科，工書也是晉身之階，這與唐太宗的重視書法藝術有關。
王羲之是晉代傑出的書法家，擅長真、行、草書，尤善行書。唐太宗最喜愛王羲之的書法。貞觀間，他“博購王羲之故帖”以及其他名家真跡，曾收得“古今工書鍾、王等真跡，得一千五百一十卷。”他大力搜求王羲之的墨跡不外兩途。一是重金大量購買，即所謂“博購”,不惜出禦府金帛，重為購賞，由是人間古本，紛然畢進；二是設計詐騙。
唐初辯才和尚據有王羲之的名帖《蘭亭序》真跡，他不願出讓這稀世之珍，於是秦王指使肖翼到辯才處騙取。所謂“太宗為奏王時，見榻本，驚喜，乃貴價市，終不至焉。及知在辯師處，使肖翊(翼)就越州求得之。以武德上年入奏府。”他賺取到手後，視為國寶，不肯輕易示人。“貞觀十年，乃榻十本以試近臣”。生前他與真跡形影不離，死後還要殉葬。“帝崩，中書令褚遂良奏： ‘蘭亭先帝所重，不可留，’遂秘於昭陵。”
酷愛王帖的唐太宗除了把墨跡當作藝術品欣賞外，還臨摹色研，工力甚深。房玄齡讚其“筆邁鍾、張”,說筆力超過前朝書法家鍾繇、張芝，未免言過其實，然亦並非毫無所據，故見其工力非淺，而能衍化而成“飛白”。所謂“太宗王羲之書，尤善飛白”。 “飛白”是枯墨用筆的一種書法藝術，字體蒼勁老練，因筆畫中絲絲透白，故有此名。貞觀十七年，唐太宗賞宴三品以上於玄武門，帝操筆作飛白字賜群臣，或乘酒爭取於帝手，(劉)泊登禦座引手得之。
可見，太宗的“飛白”書法也有他的獨到之處，以致成為群臣飛奪的目標。當時也有人臨摹太宗書法的，如他的女兒晉陽公主“臨帝飛白書。不能辨。”唐太宗以“飛白”賜人時賦予政治意義。如貞觀二十一年，他為報答馬周輔政之勞， “以神筆賜周飛白書曰： ‘鸞鳳淩雲，必假羽翼。股肱之寄，誠在忠良。’"唐太宗在書法實踐的過程中，還十分重視技法的鑽研。《全唐文》裏輯有他寫的《筆法論》《指法論》兩篇，《筆意論》三篇。從初學與深造角度均作了精辟分析。他認為： “初書之時，收視反聽，絕慮怡神，心正氣和則契於元妙。心神不正，字則倚斜；誌氣不和，字則顛什，如魯廟之器也。”接著指出了點、畫、擎、豎、戈、環、波等筆法要訣。又說：“字以神為精魄”,寫字需有神韻，隻有“思與神會，同乎自然”,才能求得化境。但從下裏巴人而趨登堂入室，需經過一番磨煉，領悟的功夫： “故其始學得其粗未得其精。太緩者，滯而無筋；太急者，病而無骨。橫毫側管則鈍，慢而多肉。豎筆直鋒，則幹枯而露骨。及其悟也，心動而手均。圓者中規，方者中矩。粗而能銳，細而能壯。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
唐初王羲之的書法盛極一時，唐太宗十分欽佩王羲之的卓越書法藝術。他說： “學書者，先須知有王右軍絕妙得意處。真書，樂毅論；行書，蘭亭；草書，十七帖。”然後意會王羲之書法精髓，達到神形兼備：“學書之難，神彩為上，形質次之，兼之者便到古人。”唐太宗愛書及人，專為《晉書》撰寫王羲之傳論，評其書法“盡善盡美”,讚其“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煙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風翥龍蟠，勢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覺為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他對王書愛不釋手、譽其神妙無窮，是魏晉書林中的佼佼者。他雖對鍾繇書法也有好評，然而“論其盡善，或有所疑”, “其餘區區之類，何足論哉”,唯對王書“心摹手追”,是何等的傾倒，直至形成自己的獨特風格。
豈獨唐太宗師法王帖自成一體，唐初諸家無不如此。貞觀書法所以繼隋之後在藝術上造詣很高，還與唐太宗推廣王羲之書法有關。他曾指示著名書法家歐陽詢、趙模、褚遂良等人臨摹王書手跡。由於唐太宗推崇王羲之的真書、行書，草書，故產生了一場書法革新活動。唐以前雖已出現楷書、行書、草書，然而官方公文仍沿用隸、篆書體，書寫既費勁，又難辨認，顯然不能適應貞觀時代辦事講究效率的需要。唐太宗順應時代與文字由繁到簡的發展趨勢，憑借王羲之的威望，推動唐初的書法改革。昭陵現存的幾十處的墓碑與墓誌銘，絕大多數是用楷書、行草書撰寫的，從而統一了南北朝以來南師王帖，北宗魏碑的自立門戶局麵，使王書成為全國書體的正宗。
唐太宗鼓勵書法創新，還出現了“歐，虞、褚、薛”四大名家。他們的筆法都是從師法王書入手，精於隸、楷、行、草、融會貫通，自成一格。
歐陽詢“初學王羲之書，後更漸變其體”。虞世南從小拜同郡“善王羲之書”的智永為師， “妙得其體，由是聲名籍甚。”褚遂良則是王帖傑出的鑒賞家。當時唐太宗以重金“博購”王帖，天下莫不爭獻，其中自然不乏魚目混珠者，唐太宗指示褚遂良鑒定，珠目無不分明，此後竟“無舛冒者”。褚遂良的鑒賞水平當基於他宗法王帖的深厚工力。薛稷是魏徵的外孫。 “魏徵家富圖籍，有虞、褚舊蹤，稷銳意模仿，筆態遒麗，當時無及之也。”成為貞觀、永徽之後“罕能繼者”的後起之秀。人謂薛稷“少則服膺虞監，長則祖述右軍”,可見他也是近法虞世南，遠宗王羲之的。
唐太宗對生前的三大書法家中最服貼的是虞世南，讚其書法為“五絕”之一， “嚐命寫《列女傳》以裝屏風”。對於虞世南的書法理論亦很推崇，嚐引其書論雲：“未解書意者，一點一畫，皆求象本，乃轉而取拙，豈是書耶。縱仿類本，體樣奪真，可圖其字形，未可稱解筆意。此乃類乎效顰，未入西施之奧室也。"由於唐太宗的提倡，虞體風行一時。虞死後，褚遂良書法大行於世，所謂“貞觀永徽之際，虞世南、褚遂良時人宗其書跡”。歐陽詢的官位僅是主管更鼓的率更令，位輕職微，但因書法有所創新，被太宗列入十八學士之中，以示榮譽，以資鼓勵。歐氏“初仿王羲之書，後險勁過之，因自名其體。”名曰“率更體”。他的剛勁清秀書法不僅為海內所宗、 “人以為法”,而且還名揚海外，高麗亦慕名“遣使求之”。這些名家在師承王書的基礎上都有創新，其中與唐太宗提倡繼承與革新書法的思想是分不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