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表達自己的思想主要靠兩種方式，一個是寫，例如發表論文和論著；另一個是講，例如在研討會和報告會上發表演講。我當然也不例外。不過，因為我的文筆一般，但口才還算可以，所以我喜歡用講這種方式來表達自己的思想。在改革開放以來的三十年中，我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參加了多少次的研討會和報告會，而且我是逢會必講，喜歡講。我在研討會與報告會上一般都不用講稿，有時最多隻有一個簡單的提綱，而且基本上講完之後就將提綱隨手扔了，所以我自己並沒有留下我在研究會和報告會上講話的任何文字材料，現在再回想起來確實有些遺憾。

但是，有些研討會和報告會的組織者，卻非常細心，專門錄了音，而且還根據錄音整理出了文字稿，這些文字稿有的送給了我，幫助我留下來了一些在研討會和報告會上所講的話的文字材料。有些出版社對這些講話錄音整理稿很有興趣，所以就拿去出了一些我的演講集，前後共出了七本：第一本是1997年7月經濟科學出版社出版的《為改革聲辯》，收錄了我1992年年初至1996年在有關研討會和報告會上的講話錄音整理稿，涉及當時改革中的有關理論問題與實踐中的熱點問題；第二本是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在1998年年初出版的《謀劃資產》，收錄了我1996年至1998年在中國西部有關省市的有關講話錄音整理稿，主要涉及有關西部開發的問題及資產重組的問題等；第三本是1999年6月廣東經濟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經濟的盛世忠言》，收錄了我1993年到1999年在有關研討會和報告會上的講話錄音整理稿，主要涉及有關宏觀經濟及企業改製與發展等方麵的問題；第四本是中國經濟出版社在2000年出版的《中國企業二次創業》，收錄了我在1999年至2000年在有關研討會和報告會上的講話錄音整理搞，主要涉及中國企業在新形勢下的再次創新及改製等方麵的問題；第五本是中國經濟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新經濟與企業裂變》，收錄了我1997年至2000年在考察有關企業時的講話錄音整理稿，主要涉及有關企業案例的評價問題及企業改製重組的相關問題；第六本是中國經濟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企業裂變》，收錄了我2001年到2005年在有關研討會和報告會上的講話錄音整理稿，主要涉及有關企業製度創新及戰略創新等問題；第七本是鄭州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轉型中國》，收錄了我近些年關於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有關講話錄音整理稿，涉及新型工業化和城市化及結構調整等問題。當然，還有些講話錄音稿被收入別人主編的有關著作中，其中值得一提的有：廣東經濟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中國經濟大裂變——京城“四才子”指點社會轉型的新財路》，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新頭腦風暴——中國少壯派經濟學家演講集》，中國時代經濟出版社2003年1月出版的《讓夢騰飛——清華北大MBA講壇》，中國經濟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星星點點——中外名家係列講座演講集萃》，等等。

最近在翻閱這些講話錄音整理稿時，非常想回憶起當時發表這些講話的具體場所，所以就拿來了地圖，想統計一下我為了參加研討會和報告會到底去了中國哪些城市。我發現我大致上走過了下列的城市，當然有的不僅去過一次，而是去過多次：中央直轄市，除了我所居住的北京市之外，有上海市、天津市、重慶市；還有中國的香港地區和澳門地區，中國台灣地區的台北市和高雄市；河北省的石家莊市、張家口市、秦皇島市、唐山市、涿州市、高碑店市、保定市、廊坊市、滄州市、邯鄲市、承德市；山西省的太原市、陽泉市、晉中市、大同市、長治市、晉城市、臨汾市；內蒙古自治區的呼和浩特市、包頭市、赤峰市、通遼市、興安盟、呼倫貝爾、鄂爾多斯；遼寧省的沈陽市、大連市、撫順市、錦州市、盤錦市、鞍山市、遼陽市；吉林省的長春市、吉林市、通化市、延邊市；黑龍江省的哈爾濱市、牡丹江市、齊齊哈爾市、大慶市、雞西市、佳木斯市；江蘇省的南京市、鎮江市、常州市、徐州市、南通市、海門市、連雲港市、淮安市、鹽城市、揚州市、泰州市、無錫市、蘇州市、張家港市、常熟市、昆山市、江陰市、揚中市、宜興市、江都市；浙江省的杭州市、湖州市、寧波市、舟山市、紹興市、金華市、衢州市、台州市、溫州市、麗水市、餘姚市、上虞市、臨安市、富陽市、嘉興市、義烏市、東陽市、慈溪市；安徽省的合肥市、巢湖市、淮北市、淮南市、馬鞍山市、蕪湖市、銅陵市、安慶市、黃山市；福建省的福州市、廈門市、莆田市、武夷山市、泉州市；江西省的南昌市、宜春市、九江市、上饒市、贛州市、瑞金市；山東省的濟南市、德州市、聊城市、青島市、濱州市、東營市、泰安市、淄博市、濰坊市、青州市、昌邑市、高密市、膠南市、煙台市、威海市、榮成市、海陽市、臨沂市、日照市、菏澤市、濟寧市、棗莊市、蓬萊市、章丘市、陽信縣；河南省的鄭州市、新鄭市、開封市、許昌市、南陽市、三門峽市、洛陽市、商丘市、焦作市、濟源市、安陽市、濮陽市、信陽市；湖北省的武漢市、孝感市、襄樊市、神農架市、黃岡市、黃石市、恩施市、宜昌市、鶴峰市、荊州市、鄂州市；湖南省的長沙市、嶽陽市、吉首市、張家界市、益陽市、湘潭市、衡陽市、株洲市；廣東省的廣州市、深圳市、佛山市、珠海市、中山市、東莞市、韶關市、惠州市、梅州市、汕頭市、茂名市、湛江市；廣西省的南寧市、欽州市、北海市、柳州市、桂林市、貴港市、玉林市；海南省的海口、三亞、五指山；四川省的成都市、攀枝花市、廣元市、南充市、綿陽市、德陽市、眉山市、樂山市、宜賓市；貴州省的貴陽市、遵義市、凱裏市、大方、仁懷市；雲南省的昆明市、楚雄市、曲靖市、玉溪市、文山市、紅河市、麗江市、大理市、保山市、潞西市、瑞麗市；陝西省的西安市、寶雞市、鹹陽市、銅川市、榆林市、延安市、渭南市、漢中市、神木市；甘肅省的蘭州市、白銀市、嘉峪關市、敦煌市；青島省的西寧市、格爾木市；寧夏自治區的銀川市、石嘴山市；新疆的烏魯木齊市、喀什市、庫爾勒市、和碩、吐魯番市、克拉瑪依市、獨山子、昌吉市、石河子市、米泉市。

由上述我去過的地名可以看出，在改革開放的三十年中，中國的直轄市及省會城市和地級市，我幾乎走遍了，尤其是經濟較發達的江蘇、浙江、山東、廣東等省，我幾乎走遍了所有的地級市，還去了不少的縣級市。這倒不是因為我嫌貧愛富，主要是因為經濟學家總是跟蹤經濟體製改革中的熱點問題的，一般來說，經濟較發達的地區的熱點問題往往較多。因此，在上述這些地方參加研討會和報告會，在會上基本上講的都是經濟體製改革中的熱點問題。我曾為我的一本演講集，即《為改革聲辯》寫了一個序言，這個序言能反映我在這些研討會和報告會上的心聲，因而特引用如下，作為我對中國經濟改革的鼓與呼的表白：

“我的這本文集之所以稱為《為改革聲辯》，是因為文集中所收入的東西，要麽是我在有關研討會上的講話，要麽是我在有關報告會上的演講。這些東西從內容上講，都是與改革有關的，從形式上講，都是首先用口講出來的，然後通過錄音或錄像而整理成文的，口講即聲辯也，所以用了《為改革聲辯》這個書名。

經濟學家同普通人一樣，在交流思想中有兩個最基本的工具，一個是筆，一個是口。人們通常講的口誅筆伐，就是指人們在思想交鋒中要綜合使用這兩件最基本的工具。著名經濟學家肖灼基曾形象地稱自己是口力勞動者，也就是指口是經濟學家的一個重要工具。口和筆都很重要，因而這兩個工具我都使用。尤其是口這個工具使用起來最為方便，成本也最低，所以我經常使用它。用它在不少研討會上發言，用它在不少報告會上演講。聽的人覺得很有意義，就錄了音，錄了像，而且還把錄音或錄像而變成了文字。這些錄音或錄像的文字整理稿，有的被作為文章而發表，有的則被作為內部參考資料而傳播。我非常感謝那些將我的口力勞動成果轉化成為筆力勞動成果的人。但形成文字的發言稿或演講稿，大部分都並未直接送我，都是我在偶然的機會發現或間接地得到的。久而久之，就有了不少這類文稿。閑來閱讀時，自我感覺良好，發現這類文稿中的思想‘火花’不少。這類文稿都是在沒有稿子的條件下順口而講的，然後由別人根據錄音或錄像整理的，並未經過我加工修飾，可能正是因為這樣，所以這些文稿比較真實地反映了我的思想：寫文字稿時，往往是千琢磨萬考慮，寫的過程中首先是要考慮到哪些話不能講，哪些話要講得圓滑些，總之是要將自己包裝起來，因而寫成的稿就往往是無棱無角，甚至還會把真實想法埋藏起來；但順口而講就沒有機會考慮了，往往不會顧慮太多，而是在環境與情緒的影響下，毫無修飾地脫口而出，真實思想一下子就通了出來，因而‘火花’往往會多一些。正是因為這樣，所以我感到將這些東西出版出來會有一定的意義。再加之它是口語化的，又都是一些大白話，無有理論語言的修飾，因而非常適合大眾閱讀。

……

總之，我們正處在一個變革的年代，這個時代需要我們用新的觀念去看問題，切不可逆潮流而行。我將永遠用革新的標準來要求自己！”

（選自中國發展出版社2009年版《親曆改革》，作為代後記的後半部分）

[1] 數據來源於國家信息中心數據中心的新華在線網。

[2] 數據來源於中國汽車協會網。

[3] 夏斌：《貨幣供給與實體經濟有偏離》，載全景網，2002。

[4] 數據來源於國家信息中心數據中心的新華在線網。

[5] 數據來源於國家信息中心數據中心的新華在線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