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所述，非公有經濟在我國傳統經濟體製下的命運是被改造和直至全部被消滅，尤其是到了文革時期，我們甚至荒唐到連老百姓養的雞鴨也要作為“資本主義尾巴”而割掉。直到改革開放之後，我們才開始慢慢承認非公有經濟。從改革開放到現在，我們對非公有經濟的認識，大致上經曆了以下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必要補充階段”。對於這個階段，一般的文章都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算起，但科學的計算方法是應該從黨的十二大算起，因為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雖然我們已經開始在不同程度上承認非公有經濟，但直到1982年黨的十二大，我們才正式在黨的文件中開始承認非公有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必要補充”。從不承認到承認是必要補充，這是巨大的進步，但是這個時期的非公有經濟還被限製在很小的範圍內，也就是被限製在小生產和小流通的範圍內，尤其是當時一開始還並未完全承認非公有經濟的重要形式即私營經濟，而僅僅承認非公有經濟的個體形式。一直到了1984年在黨的《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的決定》中才開始承認了私營經濟，這當然是非常不利於非公有經濟的快速發展的。但是，非公有經濟作為生命力極其強大的經濟成分，往往並不會依據某些人的意誌為轉移，而是要按照經濟規律頑強地為自身發展創造條件和開辟道路，也就是它是不會被人為地限製在某種範圍內的。隻要我們承認了它，它就會快速地自我發展。衝破各種框框和限製，最大限度地進行擴張和發展。尤其是到了1992年小平同誌南巡講話以後，它實際上就已經不再是作為“必要補充”的身份而存在，而是作為支撐中國經濟的“半壁江山”的力量而存在。它已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強勁動力。隻不過是當時我們還沒有從理論上真正承認它的這種新的地位，還在文件中將它稱為“必要補充”。從資料上看，我國現在不少的知名的非公有經濟企業，大都成長於這個階段。看來，當時的“必要補充”並沒有能限製住非公有經濟的強有力的衝動力和生命力。
第二階段是“重要組成部分”階段。這個階段從1997年黨的十五大承認非公有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開始。較之“必要補充”，“重要組成部分”有了很大進步，尤其是我們在這時候真正承認了作為非公有經濟的重要形式的“私營經濟”。但是因為這個時候我們提出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被限定在市場經濟這個範疇上的，即認為非公有經濟僅僅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而沒有把非公有經濟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內在構成因素來討論，沒有明確承認非公有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因而非公有經濟的發展實際上仍然是被束縛的。因為，社會主義經濟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並不是一個完全相同的範疇，隻承認非公有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不承認非公有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內在構成因素，這當然是遠遠不夠的。因而這個時候的非公有經濟實際上還仍然是被作為與公有經濟相對立的經濟成分來看待的，是處於被歧視的框架內的，其發展當然還有很多限製。也就是說，這個時候我們還僅僅隻是從就業、GDP貢獻、稅收等方麵承認了非公有經濟的作用，但還並沒有從社會主義經濟的內在規定性上承認非公有經濟，給人的感覺是“無奈地承認”，而並不是積極主動地真正承認。在這種有深層次原因限製的條件下，非公有經濟的發展當然還是有很大阻力的。但是非公有經濟即使是在這種不利的條件下，也仍然頑強地發展，並且獲得了巨大的發展，出現了眾多的知名企業和企業集團。尤其是中共十五大提出了對國有經濟戰略布局進行調整的思路，強調在有些經濟領域內要實行民進國退，因而這個時候非公有經濟借機開始了與公有經濟的相融合和相互重組兼並，從而使得非公有經濟進入到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第三個階段是“國民待遇”階段。這個階段從黨的十六大開始，黨的十六大明確提出了“兩個堅定不移”，即：“堅定不移地發展公有經濟”，“堅定不移地發展非公有經濟”，並同時強調了非公有經濟與公有經濟在法律上、政治上、社會上擁有相同的地位，這就標誌著非公有經濟與公有經濟取得了相同的平等的地位，具有了同公有經濟相同的“國民待遇。”可以說，中共十六大政治報告集我們改革開放以來關於發展非公有經濟的理論與實踐之大成，創造了一套全新的非公有經濟理論，實現了理論的飛躍，對於我國非公有經濟的發展有著前所未有的推動力。尤其是中共十六大之後，我們相繼出台了保障非公有經濟的國民待遇的各種法規和政策，例如推出了關於大力發展非公有經濟的“三十六條”，從而全方麵落實了非公有經濟的國民待遇地位。中共十七大在總結十六大以來的非公有經濟大力發展的實踐的基礎上，再次強調非公有經濟與公有經濟具有相同的國民待遇，指出它們之間要真正實現法律上的平等和競爭上的平等，並在這兩個平等的基礎上，形成混合經濟體製。由此可見，中共十七大之後，非公有經濟將要進入一個更為繁榮的發展階段。
由上述三個階段可以看出，非公有經濟在中國發展的三十年，也是我們不斷解放思想，不斷衝破傳統社會主義經濟理論束縛，在理論與實踐上不斷創新的三十年。正是在這種不斷地進行理論創新、理論與經濟實踐不斷磨合的過程中，我們終於形成了一套新的非公有經濟理論。這套新的非公有經濟理論是對我國三十年非公有經濟發展實踐的經驗和教訓的科學總結，對於我國非公有經濟發展有著根本性的指導作用。具體來說，這套新的非公有經濟理論有如下十大要點。
第一，非公有經濟與公有經濟並不是相對立的，而是可以融合於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之中的。如上所述，我國在改革開放以前根本不承認非公有經濟，將非公有經濟作為資本主義經濟範疇，從而把消滅非公有經濟當作社會主義革命的最主要內容。改革開放以後，我們終於承認了非公有經濟，開始注重發揮它的作用。首先是提出非公有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必要補充，後來在黨的十五大報告中提出非公有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所有這些，都是我們對非公有經濟理論的創新。但是，這些理論創新似乎還沒有從根本上解決非公有經濟的問題，因為這些理論創新隻是從非公有經濟的作用上來說明非公有經濟的重要性，隻是指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需要有非公有經濟的發展，但並沒有從根本上對非公有經濟的社會經濟性質做出清晰而明確的界定。因而人們由於受傳統社會主義理論的長期影響，在思想深處實際上還是把非公有經濟與公有經濟看成是在性質上相互對立的經濟形態，姓社姓資的問題沒有解決，發展非公有經濟還是心有餘悸，這就使得對非公有經濟還有嚴重的政策歧視。黨的十六大報告明確指出，公有經濟與非公有經濟不是相互對立的，而是完全可以統一於社會主義經濟的建設之中的，因而我們必須既要毫不動搖地發展公有經濟，還要毫不動搖地發展非公有經濟。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雖然多次強調要注重非公有經濟的作用，但是非常明確地提出公有經濟與非公有經濟並不是對立的經濟形態，黨的十六大政治報告則是首創。明確提出公有經濟與非公有經濟不是相對立的，對於大力發展非公有經濟和確立非公有經濟的完整法律地位，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意義。不承認公有經濟與非公有經濟不是對立的，就是仍然把非公有經濟當作剝削經濟，既然是剝削經濟，當然就談不到應有的法律地位問題。因而隻有承認公有經濟與非公有經濟不是對立的，才能解決非公有經濟的剝削性質問題，才能使非公有經濟有完整的法律地位。
第二，非公有經濟是要長期發展的，其發展的時間界限不是由某個導師或領袖決定的，而是由生產力決定的，因而不宜再提五十年不變或一百年不變的提法，而是應該在非公有經濟的發展上以生產力為標準。如上所述，傳統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認為隻有公有經濟才是社會主義，而且公有的程度越高，社會主義經濟製度也就越完善。因而我們在改革開放之前搞“窮過渡”，強調從低級的公有製即集體所有，過渡到高級的公有製即國有製，結果使我國的國民經濟越來越缺乏活力，人民的生活極為貧窮。改革開放以後我們雖然承認了非公有經濟，但是對於為什麽要發展非公有經濟的問題，我們則主要是偏重於從增加就業機會、緩解國有企業壓力、提高人們收入、增加稅收的角度，來說明發展非公有經濟的必要性，而並沒有把非公有經濟同社會主義經濟聯係在一起，仍然隻是把公有經濟作為社會主義經濟，並沒有承認非公有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因而給人的感覺是：隻有公有經濟才是社會主義經濟，非公有經濟並不屬於社會主義；我們現在發展非公有經濟是無奈的選擇，因為不發展非公有經濟就無法解決當前國民經濟中所存在的問題；但我們的最終目標是要發展公有經濟，一旦條件成熟，我們就會放棄非公有經濟，去發展公有經濟。這種無奈選擇和最終目標的關係，被有的人通俗地形容為：是不是將非公有經濟這隻羊一旦養肥，就要被我們宰？因此，我們雖然承認了非公有經濟，但給人的感覺是發展非公有經濟並不是長期的任務，而隻是短期的一種迫不得已的選擇。黨的十六大報告明確提出發展非公有經濟是長期的，並不是臨時性舉措，非公有經濟同公有經濟一樣，都是長期存在的經濟形態，統一於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之中。任何一種經濟形態的存在，都不是由任何一個人的價值取向所決定的，而是由生產力的發展狀況所決定的。也就是說，任何一種經濟形態，隻要它能夠促進生產力的高效發展，它就必然會存在，這是不依任何人的意誌為轉移的。因此，隻要非公有經濟能容納生產力的發展，能滿足生產力發展的內在要求，它就必然存在和發展。我們過去習慣用姓社姓資的原則來評價各種經濟成分，似乎凡是姓社的，就可以長期發展，而凡是姓資的，就要馬上消滅，這種左的思維方式甚至發展到“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也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實際上，評價和判斷一種經濟形態能否存在和發展的唯一標準，就是生產力標準，隻要一種經濟形態能夠促進生產力發展，這種經濟形態就必然會存在。因此，非公有經濟在它能促進生產力發展的長時期裏，必然會長期存在和發展。由此可見，非公有經濟的存在和發展不是由某些領袖人物的判斷和價值取向決定的，而是最終由生產力所決定的。
第三，承認非公有經濟中的資本的貢獻，強調按要素的貢獻分配社會財富，因而不僅要按勞分配，而且還要按照資本的貢獻分配財富。非公有經濟發揮自身作用的最為重要的要素，就是資本。資本是非公有經濟存在的現實載體，可以說，沒有資本，就談不到非公有經濟對生產力的推動作用，但是，傳統社會主義理論恰恰是忽視或者否定了資本的作用，認為隻有勞動者的勞動才是最為重要的，資本不僅不創造財富，而且還具有剝削性質，甚至成為壓榨人的勞動的工具。黨的十六大報告明確提出，我們要充分發揮各種生產要素的作用，要讓勞動、技術、知識、管理及資本，都充滿活力，要充分發揮它們在財富創造上的活力。承認和尊重資本的作用，是十六大報告的重要創新之處，我們必須要建立新型的資本理論。承認資本在財富創造上的作用，當然就要承認資本在財富分配上的地位，因而十六大報告明確提出按要素分配的原則，不僅強調要尊重勞動的貢獻，還要尊重知識、技術、管理及資本的貢獻。我認為，十六大報告提出尊重資本的貢獻，並指出要按要素貢獻分配社會財富的理論創新，可以使我們重新正確認識非公有經濟的所謂剝削問題，把非公有經濟從剝削性質中解脫出來。我們應該看到，非公有經濟的資本不僅創造了應歸自己所有的資本的收入，而且同時也為人們創造了就業機會，為政府創造了稅收，為社會創造了產品和服務，如果再考慮到一些資本所有者把資本的一部分收入捐獻給社會，那麽資本實際上還在為社會創造著福利，因而不能隨意將非公有經濟劃入剝削範疇。如果將非公有經濟界定為剝削經濟，那麽非公有經濟就不可能擁有完整的法律地位，也就難以真正快速發展。
第四，承認非公有經濟中的各種勞動，而且評價勞動的標準不再是體力勞動，而是市場，即勞動的市場稀缺程度。傳統社會主義經濟理論隻注重體力勞動和簡單勞動，不注重甚至歧視腦力勞動和複雜勞動，因而忽視知識、技術、管理的作用，把知識分子當作需要改造的“臭老九”，從而嚴重阻礙了我國國民經濟的高效發展。黨的十六大報告明確提出要尊重各種形式的勞動，不僅不能歧視腦力勞動和複雜勞動，而且要高度地重視腦力勞動和複雜勞動。在工業化和信息化為特征的現代化進程中，腦力勞動和複雜勞動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甚至可以說它是現代化所依賴的基礎。因此，我們必須尊重腦力勞動和複雜勞動。黨的十六大報告關於尊重各種形式的勞動的論述，是我們對傳統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重要創新。我們過去對於非公有經濟的不正確認識，就理論根源來講，與我們對於勞動的不正確認識是有著深刻聯係的。由於非公有經濟的所有者和經營者主要從事的是非體力性的複雜勞動，例如主要是從事管理、經營、技術等形式的非體力複雜勞動，因而當我們把非體力勞動與體力勞動對立起來，把複雜勞動與簡單勞動對立起來，歧視腦力勞動和複雜勞動的時候，必然會將非公有經濟的所有者和經營者的勞動當作剝削性質的勞動，從而將非公有經濟納入剝削經濟的範疇。因此，要真正為非公有經濟正名，就必須為腦力勞動和複雜勞動正名。正是從這一點出發，黨的十六大報告對於腦力勞動和複雜勞動做出了科學的評價。我認為，尊重各種形式的勞動的理論，是非公有經濟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非公有經濟中的各種勞動是相互聯係和共同發揮作用的，不同形式的勞動的收入是由市場根據不同形式的勞動各自的貢獻而決定的，因此不能因為腦力勞動和複雜勞動收入多，而認為這是社會不公平，甚至認為腦力勞動和複雜勞動具有剝削性質；更不能人為地為在腦力勞動和複雜勞動者的收入，與體力勞動和簡單勞動的收入之間，確定差別的比例，例如不能認為非公有經濟的經營管理者的勞動收入不能超過多少個體力勞動者的收入。各種不同形式的勞動的收入是由市場自行確定的，市場會自動地根據不同勞動的貢獻確定各自的收入，不能人為地以某個價值理念去確定。我國有句成語叫“三個臭皮匠頂一個諸葛亮”，這句話的含義是指要集思廣益。除了這個含義，這句話是不對的，因為諸葛亮就是諸葛亮，臭皮匠就是臭皮匠，他們之間是不具有可比性的，不是幾個頂一個的問題。因此，不能將不同性質的勞動作數量上的比較，它們是由市場來評定的。總之，隻有將非公有經濟的所有者和經營管理者的非體力勞動和複雜勞動，界定為同體力勞動和簡單勞動一樣，都是具有同等地位的勞動，那麽非公有經濟才能具有真正的地位。勞動沒有姓社姓資之分，評價勞動的標準是看勞動的貢獻，有貢獻的任何勞動都應該受到尊重，非公有經濟的所有者和經營者的勞動具有極大的貢獻，因而應該得到承認。
第五，承認非公有經濟中的各種收入，而且評價收入的標準不再是勞動，而是法律。傳統社會主義經濟理論隻注重勞動這種生產要素的作用，不承認勞動之外的別的生產要素的作用，因而更多地強調了勞動收入，而不注重甚至歧視非勞動收入。傳統理論把非勞動收入劃入所謂剝削收入範疇之中，似乎隻有勞動收入才是陽光性收入，是光榮的，而非勞動收入則是非陽光性的收入，擁有非勞動收入是不道德的甚至是可恥的。正是因為如此，所以從非勞動收入的理論上就把非公有經濟打入另冊，因為非公有經濟的收入主要表現為非勞動收入。因此，要真正承認非公有經濟的合法地位，就必須對非勞動收入做出正確的解釋，如果將非勞動收入作為與勞動收入相對立的範疇，不承認非勞動收入的真正地位和作用，那麽非公有經濟就不可能真正成為我國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而是被當作臨時性的迫不得已的舉措。黨的十六大報告明確提出必須要尊重合法性非勞動收入，無論勞動收入還是非勞動收入，隻要是合法的，就必須要受到尊重和保護，這就從根本上奠定了非公有經濟的合法地位。傳統社會主義理論著重於以勞動為基點來評價收入，因而往往把勞動收入當作為社會主義性質的，把非勞動收入當作非社會主義性質的，由此給社會主義經濟發展帶來了嚴重的阻滯。黨的十六大報告在這方麵有了很大的創新，調整了評價收入的基點，不再把是否是勞動收入作為評價收入的基點，而是強調各種要素的貢獻，按貢獻分配收入；指出按貢獻收入就是合法的，從而將法律作為評價收入的基點，強調收入的合法性，認為凡是合法性收入，都應受到尊重和保護。
第六，為非公有經濟放開充分的要素獲取市場，形成開放和公平的要素市場。非公有經濟創造社會財富需要有各種生產要素，因而非公有經濟必須同任何社會經濟成分一樣，能夠順利地獲得各種生產要素，包括土地、勞動力、技術、資金等，這就要求我們全麵地向非公有經濟開放要素市場。例如，要為非公有經濟放開融資市場，非公有經濟的投資及經營活動不能僅僅使用自己的資金，還需要融通債務資金和資本金，因而非公有經濟需要有充分的融資方式，即：既要有融通債務資金的間接融資方式，又要有融通資本金的直接融資方式。因此，我們要全方位地為非公有經濟放開銀行融資和資本市場融資。總之，我們應該向非公有經濟放開全部的要素市場。對此，在中共十六大後有了重大變化，幾乎所有的要素市場都逐漸開始向非公有經濟放開。在這方麵，我國的經驗和教訓都是很深刻的。1997年以前我國不允許非公經濟企業上市融資，結果嚴重地影響了非公經濟的體製創新和發展，因而在這方麵實際上付出了巨大代價，好在十六大之後，我們逐漸放開了對非公經濟融資的各種不合理限製。
第七，全方位向非公有經濟放開投資領域，形成公平而有序的充分競爭性投資體製。市場經濟的內在規律就是以效率配置資源，任何高效的資源都可以選擇自己的投資經營範圍，在競爭中求得發展。但是我們過去卻是按照是否是非公有經濟來確定投資經營範圍，規定有些領域隻能由公有經濟來投資經營，而不允許非公有經濟投資經營，因而嚴重阻礙了非公有經濟的發展和國民經濟的發展。黨的十六大報告明確指出應該充分放開所有投資經營領域，允許非公有經濟充分發揮自己的作用。應該說，這是我們在非公有經濟理論與實踐上的又一個重大突破，對於非公有經濟及國民經濟的發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大家知道，在改革開放之初非公有經濟的投資經營範圍隻局限於拾遺補缺的領域內，例如我們隻允許經營小商小販和小餐飲等經營活動，後來慢慢放開了一些競爭性領域，例如放開了一些加工製造業，但是對於所謂涉及國計民生的領域，仍然限製非公有經濟的介入。十六大之後，我們按照市場配置資源的原則，開始全方位地向非公有經濟放開所有競爭性行業，而且對於壟斷性行業，也開始向非公有經濟逐步開放，從而使市場逐漸發揮了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如上所述，決定資源流向的準則，不是資源的性質，而應該是資源的效率，因而隻要非公有經濟具有效率，就可以向任何領域投資。實際上，對非公有經濟限定投資經營範圍，不僅不符合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原則和國民待遇的世貿組織原則，而且也是我們並沒有完全拋棄姓社姓資的極左思想的重要表現。我們必須全麵放開非公有經濟的投資經營範圍，使非公有經濟可以合法地從事任何經營項目。行政性壟斷必然導致活力下降，按照經濟成分性質規定投資經營範圍，是最大的行政性壟斷，其結果必然是既造成腐敗，又導致經濟效益低下，因而隻有徹底放開非公有經濟的投資經營範圍，才能使所有經濟主體都隻有通過技術創新及管理創新而獲得利益，從而使所有經濟主體在創新中推動國民經濟高效率發展。
第八，承認非公有經濟的政治和法律地位，實現非公有經濟與公有經濟政治上的平等和法律上的平等。傳統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從根本上否認非公有經濟的所有者與經營者應有的法律和社會政治地位。改革開放後的一段時間中，我們雖然逐漸強調要發揮非公有經濟的作用，但對非公有經濟的所有者與經營者的法律及社會政治地位並未清晰地加以界定，並未公開承認他們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建設者，似乎他們隻能有經濟地位而不能擁有完整的社會政治地位。例如，即使是他們中的優秀分子，也同樣不能加入共產黨，因為他們是有產者。黨的十六大報告在這方麵進行了偉大的創新，明確指出財產的擁有量並不決定人的政治覺悟和思想品德，關鍵是要看財產是如何獲得的和如何使用的，因而非公有經濟的所有者和經營者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建設者，他們中的優秀分子也可以加入共產黨。可以說，黨的十六大報告真正使非公有經濟的所有者和經營者獲得了完整的法律和社會政治地位。傳統社會主義經濟理論把個人所擁有的財產數量作為判斷一個人的政治覺悟和思想品德的標準，似乎隻有無產者才擁有政治覺悟和高尚的思想品德，甚至得出了“窮則光榮，越窮越光榮”的極左教條；傳統理論把鬥爭富人和防止人們富有的階級鬥爭作為社會活動的中心內容和一切活動的“綱”，因而給我國的經濟建設帶來了無法估量的災難。黨的十六大報告在深刻地總結這一教訓的基礎上，徹底拋棄了這套極左理論，不再把財富的擁有量作為評價人的政治覺悟和思想品德的標準，而是強調把人對社會發展的貢獻作為評價人的政治覺悟和思想品德的標準，提出了“對社會經濟發展有貢獻的所有人都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者”的英明論斷，這就從根本上消滅了極“左”思潮產生的溫床。“窮則光榮，富則可恥”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複返了，任何通過合法方式富有起來的人，都是社會中堅力量，必須承認他們的完整的法律及社會政治地位。窮富不是對立的，富者是窮者的學習榜樣，富者要幫助窮者脫貧，從而使整個社會的人都成為富有的人。成為無產者已經不是我們的社會目標，我們的目標是使所有人都成為有產者，共同創造富有的社會。正因為如此，我們才為非公有經濟提供了完整的政治和法律地位，政治地位的標誌就是中國共產黨黨章承認了非公有經濟的優秀分子，可以加入中國共產黨；法律地位的標誌就是在憲法提出保護私人財產和民法典中增加了物權法，即保護合法私人財產的法律。
第九，承認非公有經濟的社會地位，尊重財富，形成現代財富觀念。非公有經濟不僅要有完整的法律地位，要有完整的社會政治地位，而且還要有應有的思想文化地位，即人們在價值理念上必須承認非公有經濟，整個社會在意識形態上完全認可非公有經濟，因為非公有經濟的發展需要有良好的社會環境。黨的十六大報告在這方麵有了重大的突破：不僅承認了非公有經濟的法律地位及社會政治地位，而且鼓勵人們通過自己的各種創新而致富奔小康；在意識形態上承認財產不是決定人的政治覺悟和思想品德的準則，在價值理念上承認人們都應該成為合法的有產者，指出有產不是剝削和罪過，而是勤奮努力和吃苦肯幹的標誌，任何人都應該以合法的致富為光榮，國家要完善保護私人財產的法律。應該說，非常明確地在意識形態和價值理念上承認個人財產，強調致富，承認非公有經濟，提出從法律上保護私人財產，十六大報告是第一次。由於傳統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長期宣傳，人們雖然在改革開放以來看到了非公有經濟的重要作用，但是在價值理念上並沒有完全接受非公有經濟，因而在社會上還存在著嚴重的仇富心理，似乎富人大都是壞的，認為為富必然不仁。這種仇富思潮有時甚至表現在我們的各種媒體中。有些人往往以各種方式對富人進行貶低，在他們看來，富人基本都是毫無誠信，生活方式充滿低級趣味，貪圖享受，靠剝削別人而使自己致富。應該說，這種仇富心理及思潮非常不利於非公有經濟的發展，因而必須要從理論上給予徹底糾正。實踐表明，傳統社會主義經濟理論關於有產者與無產者的有關理論是不對的，試圖通過將所有資產都收歸國有和公有，使任何人都成為無產者，使人們在財產的擁有上平等，從而解決社會公平及社會發展的路子，根本是行不通的。人們之間的財富差別並不完全是因為財產的私有而引起的，因為即使人們在財產上沒有差別，但也會因為人們在能力上的差別，而使人們在現實中有窮富的差別。因此，我們不能片麵宣揚平均主義公平理念，我們應該認識到，正確的公平理念主要是強調機會的公平，競爭過程的公平，而不是結果的公平，即平均主義的公平。在現實生活中，人們之間的能力差別是很大的，這種能力差別必然會引起人們之間的財富的差別，但是人類的理想又是要實現人人都應該一樣的均貧富大同社會，因而人類本身就是一個矛盾體。對於人類的這種矛盾，我們應該追求共同的富有，但是我們應該承認財產上的差別，尤其是不能有仇富心理，不能有為富不仁的觀念，更不能有劫富濟貧的思想。因此，我們應該為非公有經濟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
第十，非公有經濟需要在發展中不斷提升自我，在自我奮進中提升競爭力和創新能力。我們應該為非公有經濟創造良好外部環境，但是非公有經濟在發展中也要自我提升和完善。我國非公有經濟在發展中的有些問題，並不是因為外部環境而引起的，而是由於非公有經濟內部的某些內在原因造成的。因此，黨的十六大報告在強調為非公有經濟創造良好環境的同時，也為非公有經濟的自我提升和完善提出了要求和方向。我認為，非公有經濟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非公有經濟如何提升和完善自己，我們不能忽視對非公有經濟理論的這方麵的研究。也就是說，我們不能隻強調如何為非公有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環境，而是必須要看到非公有經濟自身的內在不足及矛盾，並研究和解決這些內在不足與矛盾的辦法及措施，從而有效促進非公有經濟的自我提升與完善。如何解決非公有經濟發展中的外部環境問題，與如何解決非公有經濟在發展中的內部問題，都是非公有經濟理論不可或缺的兩大重要構成部分。因此，我們應注重探討非公有經濟不斷自我提升的問題。從目前來看，非公有製經濟出問題的一個極為重要的原因，就是非公有製經濟不能正確對待財富。有人在有錢之後把握不住自己，不能正確對待財富，所以就出了問題。目前我們強調非公有製經濟的自我提升問題，主要是指非公有製經濟要能夠正確對待財富，如果不能正確對待財富的話，最後就會出各種問題。怎樣正確對待財富？一是擁有財富者不能無視法律，二是擁有財富者不能無視人權，三是擁有財富者不能無視責任，四是擁有財富者不能無視公德，五是擁有財富者不能無視學習，六是擁有財富者不能無視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