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賽栗子味兒的烤白薯嘞！剛出爐的熱白薯啊！”
“紅瓤白薯便宜呀，氣死麥當勞的熱狗啦！”
“嚐嚐咱的烤白薯吧，乾隆皇帝六下江南也沒忘了咱北京的烤白薯哇！”
“快買烤白薯吧，綠色食品沒汙染，地道國貨少賺錢哪！”
曹雪芹站在和平門紅樓前的大馬路邊上，下定決心，舍去臉麵，出口成章，扯開嗓門兒一通吆喝，烤白薯沒賣出去幾塊，倒是驚動了北京文聯書記老宋，他急忙拽上北京作協的秘書長老趙，登登登，跑出紅樓，恨不能把曹雪芹連同他那帶軲轆的烤爐一古腦兒吞掉——多丟人哪！要是被外賓當中的紅學家或者什麽記者認出來，聞名遐邇的曹雪芹大師在馬路邊上賣烤白薯，拍張照片，寫條新聞，傳將出去，那還不把宋書記和趙秘書長的烏紗帽摘了哇。
“雪芹同誌！趕快收攤兒吧，現在正是旅遊旺季呀，要照顧影響。有什麽困難咱們回去好商量嘛……聽話，聽話！”
“聽話，沒錯兒，我曹雪芹從來就聽領導的話。可我的實際困難您二位也解決不了哇——缺錢，我缺10萬塊錢買我自己寫的5000套《紅樓夢》，咱文聯、作協有這筆錢嗎？”
“雪芹同誌！先回去再說，回樓裏去慢慢說嘛……”
曹雪芹是好同誌，深深歎口氣，“唉，烤得了的熱白薯今兒個又晾涼啦！”
一
曹雪芹是我們北京作家協會的專業作家，半生坎坷，為人老實。
他小時候是在賈母、王夫人和眾姐妹溺愛的甜水兒裏泡大的。自從紅衛兵抄家之後，掃地出門，轟到西山腳下臥佛寺附近的農村插隊落戶，生活一落千丈，才開始認真讀書，進行反思，逐漸明白了人生的道理，決心把自己的前半生和寧國府、榮國府、大觀園裏的各色人物寫成長篇小說，以儆世人。然而生活是艱苦的。他清晨要隨著生產隊的鍾聲荷鋤下田勞動，收工之後還要砍柴、挑水。表妹史湘雲燒火熬粥，他抓緊時間“天天讀”，背熟一條新“語錄”，以備明晨上工時抽查。晚粥吃個水飽兒，然後幫助湘雲喂豬打狗，堵雞窩，插院門，一切料理停當，湘雲盤腿上炕縫縫補補，他才在小炕桌上攤開文房四寶，共著那一隻25瓦的電燈泡精心寫作。
寫到傷心處，他就想喝酒。沒有酒，那就再也寫不下去了。
什麽酒呢？本村小小供銷社裏最饞人的好酒頂數那瓶裝的二鍋頭了。
“愛哥哥，這愛鍋頭太貴……”史湘雲從小就有點兒大舌頭，總把“二”說成“愛”，想當初在大觀園裏，林黛玉就譏笑過她，滿園子追著叫“愛哥哥”，生怕有誰搶走了你的“愛哥哥”不成？現在那尖酸刻薄的林黛玉早已歸天，就連薛寶釵也下落不明，雪芹身邊隻有湘雲一人，所以她倒是可以自由自在地叫“愛哥哥”了。
一瓶二鍋頭1元7角，的確太貴。散裝白酒呢，糧食酒1毛3一兩，還有8分錢一兩的，則是玉米芯兒燒酒，辣嗓子、上頭，勁頭兒倒是挺足，所以曹雪芹常喝這8分錢一兩的燒酒。
曹雪芹此時的生活情景，有詩為證：舉家食粥酒常賒。
普通社員的生活也都很艱苦，主要是手裏沒有現錢。“工分兒工分兒，社員的命根兒”。在生產隊勞動，一律記工分，年底結算，大部分工分折成口糧，家中勞動力多的，還能“兌現”百把元錢，人口多而勞動力少的社員戶，扣除口糧款之後也就沒錢了，甚至倒欠生產隊幾十幾百。零花錢從何而來？在城裏工作的親屬寄點錢回來。此外，“雞屁股是社員的銀行”，所以家家養雞，雞蛋就是社員的零花錢。
曹雪芹原本“四體不勤，五穀不分”，插隊落戶之後，樣樣從頭學起，雖然勞動態度甚佳，畢竟體質較差，那“提耬下種，扛口袋上囤，脫坯搭炕”之類的重活兒一樣也拿不起來，隻能跟著女社員去薅草、間苗、打藥、搗糞、撒化肥、掰棒子、摘棉花。幸虧他是在女兒群裏混大的，跟女社員一起幹活兒倒也自在。然而，他這堂堂男子漢隻能掙女社員和“半勞力”的工分——壯勞力出工一天掙10分，他掙5分。史湘雲還不能出工下田，她的身子骨也比不了農家婦女呀，一人在家洗衣做飯，縫縫補補，還養著十幾隻老母雞和一口豬，天天上山坡挖野菜、割豬草，已經忙得腳丫子朝天了。因此種種原因，曹家每到年底結算，都要倒欠生產隊一二百元口糧錢。
這也是史湘雲必須在家養雞養豬的原因。支持“愛哥哥”寫《紅樓夢》是史湘雲發自內心的最大願望。不寫出這本自傳體小說來，這輩子就算白活了！盡管那“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不具備什麽現實價值——何日付梓？能掙多少稿費？乃至能否出版？都是未知數，但我史湘雲畢竟也是書中的主要人物——“十二金釵”之一嘛，“愛哥哥”如此重視我，我就得保證他寫到傷心處有酒喝。
鄰居們經常見到，史湘雲小心翼翼地雙手捧著幾個剛從窩裏摸出來的新鮮雞蛋，來到本村小小的供銷社，換回一壺白酒。偶爾也換半斤粗鹽，幾盒火柴。
為了讓她的母雞多下蛋，史湘雲還進城去新華書店買了一本《科學養雞法》的小冊子。遵照此法，她上山坡挖野菜、割豬草的時候，特別注意捕捉螞蚱、蟈蟈、小青蛙、螻螻蛄，帶回家來喂雞，又省飼料又能勤下蛋。好在逮螞蚱的事兒她並非外行，早年在大觀園裏，姐妹們就一起逮過蝴蝶。
史湘雲養豬，一則是生產隊的命令，家家養豬集肥，“語錄”裏有這麽兩句話，“豬為六畜之首”，“一口豬就是一個小化肥廠”；二則也是為了賣肥豬時可以得筆大錢，兩百多元呀，到手之後就能為“愛哥哥”置備文房四寶——紙筆墨硯，尤其是稿紙，用量甚多。仍有富餘時，再買點兒維生素C，精毛線，茶葉末兒，和那兩毛錢一盒的工農牌香煙，總之全部用在“愛哥哥”身上。隻有一樣是給她自己買的——毛線針，打出來的毛衣還是穿在“愛哥哥”身上。
他兄妹二人相依為命，相濡以沫，改造思想，自食其力，終於熬過了那史無前例的十年動亂。打倒“四人幫”時，正值曹雪芹“增刪五次，披閱十載”完成《紅樓夢》書稿之日。兄妹倆苦盡甘來，史湘雲找到落實政策辦公室，請求解決回城的戶口和住房問題；曹雪芹背著30公斤重的書稿，找到剛剛恢複的北京作家協會，希望協助出版，並且要求當專業作家。
這些事兒辦起來當然也並不容易。
二
北京作協的副秘書長鄭雲鷺女士是位女強人，曾在《大公報》和北京出版社供職，屬於“大拿”之類的角色，更因為姓鄭，會員們索性稱她“正秘書長”，搞得真正的正秘書長老趙哭笑不得。
話說曹雪芹找到了鄭秘書長名下，“枯通”一聲放下大包袱，喘著粗氣說，“這是我寫的《紅樓夢》……正秘書長，一切全都拜托您啦！”
鄭女士富有同情心，她也在農村插隊勞動過好幾年，聽了曹雪芹的經曆，在那種情況下還能堅持寫作，完成30公斤重的長篇巨著，實在難能可貴。就說，“好極了！稿子你先留下，我請幾位著名老作家抓緊時間看一遍，研究個辦法，必要時打個報告，請上級批準，把你調進作協。你回家去聽信兒吧！”
“要等多久呢？”
“這麽一大包袱稿子，快看也得個把月呀。還得研究，打報告……就算一切順利……兩三個月吧。你放心，不要著急。”
“我倒不是著急。說實話，等兩三個月，我和史湘雲也就餓成人幹兒了。”
“史湘雲是誰？”
“我表妹。”
“她靠你扶養嗎？”
“我們生活在一起，同居……”
“那就是你妻子嘍！”
“名不正，言不順——我們還沒有登記、結婚。”
鄭女士一笑，“原來如此。好辦！作協先給你每月發56元生活費——大學畢業生的工資就是這麽多。而且，我們這裏有幾位當年被劃成‘右派’的作家，正等待落實政策的，也是領這麽多生活費。你看行嗎？”
曹雪芹眼圈兒都紅了，二話沒說，一揖到地，扭身去財務處領了56元生活費，回家拽上史湘雲，立馬就到小飯館裏要了半斤豬頭肉，一瓶二鍋頭，兩碗炸醬麵。喝得史湘雲麵若桃花，差點醉臥牡丹叢。曹雪芹鬧了個酒足飯飽肚兒圓。
鄭秘書長特意邀請著名老作家端木蕻良、雷加和她3人采用“流水作業”法通讀那30公斤重的《紅樓夢》手稿。剛讀一半，端木蕻良就沉不住氣了，見人便說，“曠世奇才！亙古奇書！真沒想到啊，西山腳下的窮困文人曹雪芹能寫出這樣恢弘的小說來。咱們應該立刻打報告，請上級批準調他來北京作協，當然是專業作家啦，共同研究《紅樓夢》的出版發行工作！”
端木先生是大學問家，又是滿族，精通清史，對“康乾盛世”頗有研究。但那畢竟局限於史料，經濟、政治、軍事、版圖等方麵：而《紅樓夢》手稿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呼之欲出，衣食往行，喜怒哀樂，市井風俗，描寫得活靈活現，無微不至，實在是史書典籍所沒有的。這對端木先生的學問也是極大的補充。他甚至說《紅樓夢》是一部“百科全書”，無所不包，連中藥方子都寫進小說裏去了嘛。因此他對曹雪芹本人也產生了極大的興趣，在此人尚未獲準調入北京作協之前，端木就常請他和史湘雲到家中喝酒，促膝談心，交上了知心朋友。
雷加先生對《紅樓夢》手稿也是倍加讚賞。他是北京作協的領導人之一，對曹雪芹的關懷又有不同，主要是鼓動文聯書記老宋和作協秘書長老趙，趕緊打報告將此人調來當專業作家。在他看來，出版《紅樓夢》這部小說固然重要，及時解決曹雪芹的工作、生活問題也很必要，完全應該“雙管齊下”，同時進行。
鄭雲鷺女士則完全被這部書稿迷住了，讀稿已經達到真正廢寢忘食的地步。她原本富於同情心，現在不看完書中“十二金釵”每一位的最後結局，那就什麽事兒也辦不成了。就連雷加和端木蕻良催她起草調入曹雪芹的報告，她也神不守舍，提筆忘字，恍恍惚惚寫完一看，竟然是寫給婦聯的報告，請求為晴雯和金釧兒落實政策，說是晴雯撕扇子和金釧兒讓賈寶玉吃她嘴上的胭脂都是人之常情，純屬人民內部矛盾，絕不該轟出大觀園，乃至逼出人命，死後還擔了個虛名兒。
“唉，鄭秘書長，這樣的報告怎麽能把曹雪芹同誌調進作協來呢？”雷加批評了她兩句。
“我是氣糊塗了。王夫人也是女人，怎麽如此狠心對待女同胞，對待小保母呢……”鄭女士冷靜一下說，“也怨您和端木老，看稿子忒慢，流水作業嘛，可這水流到您二位手裏就放慢了流速！明說吧，不看完全部稿子，您就是把我逼出病來，我也寫不好這份報告。”
三個月轉眼過去。看稿的“流水作業”宣告完畢。可是起草人鄭秘書長卻因為“十二金釵”的悲慘命運傷心過度，住進了醫院，那份請求調曹雪芹來當專業作家的報告也就暫時擱淺。好在曹雪芹每月都有56元生活費，省吃儉用，與史湘雲二人倒也不愁溫飽。
但這也是個機會，那總重量30公斤的《紅樓夢》手稿在包括宋書記、趙秘書長、文聯研究部主任高玉琨等更多的人士中間傳閱，擴大了讀者範圍，而且有口皆碑，都說這是一部前無古人的好作品。
消息迅速傳開，文藝界許多人都來要求借閱，有國內剛恢複的幾家出版社編輯，也有宋書記的千金宋丹丹等年輕人。
“不準借出文聯。手稿僅此一份，曹雪芹同誌的十年心血呀，丟損不得！”宋書記發了話。大家也擁護。
可是你們把這部稿子說得那麽神，什麽“百科全書”啦，“前無古人”啦，看得端木蕻良經常買酒款待作者啦，看得鄭雲鷺廢寢忘食、終於住院啦……那我輩也非看不可！尤其是外地出版社的編輯，專程晉京抓稿子，為的是出書呀，所以不看不走。
稿子掌握在研究部主任高玉琨手裏。他何嚐不願意這樣的好書早日出版呢？然而宋書記不準外借的指示也有道理呀。
正在兩難之際，宋丹丹出了個主意，何不花錢複印幾份讓大家拿回去看呢。
好主意！隻是稿子太長，這筆複印費不但研究部拿不出，就是文聯也報銷不了。高玉琨宣布政策：誰出得起複印費，就印一份拿走；沒錢的同誌，可以到我們這裏來動手抄。我要不是熱愛此書，才不給自己找這份兒麻煩哩！
此乃公元一千九百七十七年初春，剛打倒“四人幫”不久，雖然人們普遍產生“第二次解放”的感覺，卻是乍暖還寒，“兩個凡是”壓在頭頂，知識界的流行病則是“心有餘悸”。因此種種緣故，《紅樓夢》的出版麵世，曹雪芹當專業作家，雖有許多熱心人幫忙操持，仍然不容樂觀。
可喜的是，《紅樓夢》的複印件和手抄本已經在民間流傳，埋沒不了啦。
三
曹雪芹和史湘雲靠那每月56元生活費生活了3年之後，他終於調入北京作協當了名正言順的專業作家，正式工資為62元，與張潔、諶容、劉心武、陳建功相同，比王蒙、從維熙、鄧友梅隻低一級。他毫無意見，大家都是中青年，來日方長嘛。況且國家恢複了“文革”中取消的稿費製度，每千字可得2至7元人民幣。低工資、低稿酬、低物價，互相配套，足以防止作家藝術家發財變修。尤其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嚇一跳，世界真奇妙，無論如何也比他在西山腳下倒欠生產隊的口糧錢強得多啊。
這3年，苦惱著曹雪芹的事情也不少。首先是關於《紅樓夢》的出版問題。
“雪芹同誌，我們編輯部認真研究了你的書稿，討論過來，討論過去，都覺得很生動，很感人，很長知識，可就是說不準《紅樓夢》的主題是什麽？你究竟要教育廣大讀者學習誰呢？林黛玉還是薛寶釵？總不能學習賈寶玉吧！不客氣地說，人物寫了好幾百，正麵人物卻隻有焦大和劉姥姥，還被你譏諷嘲笑，歪曲了勞動人民的形象。英雄人物則一個也沒有！不知道你能否增加幾個英雄人物？”
曹雪芹麵無表情，一言不發。這位好心的編輯歎息著走了。
另一家出版社的編輯部主任前來出主意，“曆史題材的小說嘛，我們並不強求作者寫社會主義新人。那不符合曆史唯物主義。我們隻希望你刪除那些封建主義的糟粕。具體地說，神遊太虛幻境啊，秦可卿給王熙鳳托夢啊，瘋道士呀，都屬於封建迷信。尤其是你從娘胎裏叼出來的那塊靈通寶玉，難道是王夫人的子宮結石不成？不符合科學道理嘛！今天的讀者誰能相信？失真，乃文學之大忌。文藝不能違背生活真實，難道生活是這樣的嗎？這兩年我們集中反對瞎編亂造。薛寶釵的金鎖，也是作者生編出來的，為了宣揚‘金玉良緣’這種宿命論的觀點。曹雪芹同誌，如果你不反對的話，我們編輯部可以代勞，替你刪除這些敗筆。然後，就可以力爭早日出版你的《紅樓夢》了！”
曹雪芹使勁搖頭，“這麽一刪，也就不是紅樓夢了。”
又一家出版社是總編輯親自出馬跟雪芹談話，水平較高，“沒有英雄人物，可以，反對‘三突出’嘛。太虛幻境，秦氏托夢，也可以保留，尊重作者，不要往封建迷信上‘無限上綱’嘛！我們隻要求你刪掉黃色的描寫，諸如：賈寶玉的意**，小小年紀就跟襲人初試雲雨情；賈珍扒灰，賈瑞鉤引王熙鳳，都是**，不能寫；王熙鳳把賈瑞和尤二姐置於死地，也太殘酷了；還有賈璉跟多渾蟲作愛的細節，小廝們圍住多渾蟲親嘴兒摸**，寫得太具體，感官刺激，不要寫。對青少年影響不好。如不刪除，出版之後大概也會被當做黃書查禁的。說實話，我很喜歡你這本《紅樓夢》，刪除色情描寫，也是為了保護作品和作者。”
這次曹雪芹動搖了，答應改改看。可是，真要動筆改的時候又舍不得割愛，陷入了進退維穀的狀態。所以，直到他當了專業作家，《紅樓夢》仍未出版。
好事多磨。自從曹雪芹當了專業作家，名聲在外，好幾位抄家之後被遣送下鄉勞動改造的窮親戚陸續找上門來。
頭一位是大舅子薛蟠。他因為曆史上有過人命案子，紅衛兵剛一鬧騰，還沒抄家，他就跑了，隱姓埋名，當了盲流，去大西北挖礦淘金，雖未發財，也沒吃什麽苦頭。今日登門，沒見著妹子薛寶釵，又搞不清妹夫跟史湘雲是什麽關係，不敢敲竹杠，吃喝兩頓兒，借200元路費，20斤全國糧票，挑兩件體麵點兒的衣裳，說聲“後會有期”，當天就南下廣州“闖世界”去了。
第二位找上門來的是花襲人，她帶來的麻煩比實惠還多。
先說實惠。襲人出了大觀園後，由於賈寶玉當年將她的汗巾子換給了戲子柳湘蓮，千裏姻緣一線牽，花柳二人終成眷屬。柳湘蓮因為參加演出“樣板戲”而走紅，所以這對兒小夫妻在“文革”中非但沒吃苦，生活反而比個局級幹部過得還好，現在柳湘蓮雖然不吃香了，但是文藝6級的演員待遇不變，家底兒殷實，所以襲人初次登門就給曹雪芹送來一台日立牌彩電（別的專業作家此時隻配看9寸的黑白電視）再說麻煩。“文革”中柳湘蓮出了名，襲人的社交活動也不少，所以賈璉、賈環、劉姥姥、板兒、巧姐兒、紫鵑等人跟她都有聯係。這次襲人找到了門，不啻提供一個路線圖，上述諸位人物，出於念舊，關懷，血緣，求援，好奇，借錢，敲竹杠乃至擠住半間房子混那一天3頓兒嚼穀等等相同或不同的原因，陸陸續續全都來到或來過曹雪芹家。傷心落淚，熱烈擁抱，傾訴衷腸，罵爹罵娘，一醉方休，賴著不走，走了又來，千奇百怪，不一而足。鬧得曹雪芹跑肚拉稀。累得史湘雲血壓升高。
尤其是賈環，故意到門頭溝煤礦找到了已經改稼的薛寶釵，“嫂子，趕緊跟這位煤黑子打離婚吧！據我了解，女方提出離婚，法院一定批準。而那史湘雲，並沒跟我二哥辦結婚手續，新名詞兒叫做姘居，不合法。隻要您一回去，就能把她丫挺的炒魷魚！我二哥作夢還喊您的芳名哪！況且，他現在是北京城裏數一數二的著名作家，《紅樓夢》一出版，少說也撈幾萬兩銀子的稿費。這筆銀子呀，雖然不能重建榮國府，也夠您享受一輩子，包括每年都去紐約、巴黎、倫敦、東京、日內瓦旅遊倆來回兒。這筆銀子，哈，您要了白要，不要白不要！”
薛寶釵邊聽邊流淚，小聲問道：“能給那麽多稿費嗎？”
“當然啦！已經打倒‘四人幫’了嘛，知識分子是‘香老九’啦！”
薛寶釵從小就是個實用主義者。盡管現在的礦工丈夫對她甚好，她還是要攀高枝兒的——為了那作家夫人的名聲和幾萬兩銀子的稿費，她已暗下決心，甩掉這個礦工，擠走那個史湘雲！
四
鬥轉星移，歲月飄忽，10年彈指一揮間。曹雪芹仍然在為《紅樓夢》的出版問題而操心，而苦惱。
在商品大潮衝擊下，許多書商找上門來要以高價“買斷”《紅樓夢》的出版權。但是也有條件。
“老曹，你幹脆把書名改成《續金瓶梅》得啦！”
曹雪芹嚇了一跳。當然不行。
另一位書商說，“關鍵是內容還不夠勁兒。我看您也甭費大事兒，就在現有的基礎上再加加工：初試雲雨情，寫具體點兒，少男少女嘛，那是什麽滋味兒？什麽感覺？多描幾筆。賈珍跟兒媳婦秦可卿，賈蓉跟嬸嬸王熙鳳，這些框架都留有很好的茬口，大可作文章，不要寫得這麽含蓄嘛。妙玉被土匪搶走之後怎麽樣了？光寫‘輕薄’一番不行，放開了描寫呀！賈寶玉在饅頭庵捉奸，抓住了秦鍾跟小尼姑智能兒，此處怎麽一筆帶過了呢？可惜呀……其實，我看您這部稿子，處處都留下了茬口，就像焦大說的，除了門外一對兒石獅子幹淨以外，寧國府、榮國府裏的男男女女都不幹淨——您就把這些不幹淨的玩藝兒都大膽寫出來——暴露封建社會嘛，有什麽不好呢？”
別的書商提出來的要求也都大同小異，隻要再加加工，《紅樓夢》一定能成為暢銷書，作者一定能撈一大筆稿費，甭跟國營的出版社生閑氣，“買斷”之後一切都甭再操心！
然而曹雪芹不肯如此“加工”，也沒把《紅樓夢》的版權賣給書商。
北京文聯、作協的領導老宋和老趙也為《紅樓夢》的出版問題而焦急。
他們著急有幾層原因。一是文聯在和平門蓋了新宿舍樓，紅屋頂，端木蕻良寫文章幹脆稱之為“和平門紅樓”，以表示自己對《紅樓夢》的喜愛。又因為他和曹雪芹都住進這座紅樓，當了近鄰，交談方便，過往密切，他正在寫的長篇巨著《曹雪芹》
第一、二、三卷已接連在海內外出版發行，影響很大；而曹雪芹的《紅樓夢》卻久久未能出版，豈非咄咄怪事？二是同住這座紅樓的許多作家都用上了電腦，張潔最早，陳建功最熱心，他們也非常喜愛《紅樓夢》，更為這樣的奇書難以出版而打抱不平，便由陳建功出了個餿主意，將《紅樓夢》手稿輸入電腦，發動擁有電腦的同行分頭複印，裝訂成冊，隻收成本費，做為“內部資料”和“非盈利品”發售，以擴大影響，而且，據說陳建功還用“軟盤”拷貝了若幹份，出國講學時送給了西歐、北美、東瀛的漢學家或中國通們。第三件事最令老宋、老趙汗顏，是因為不少漢學家如法國的李冶華夫婦，泰國的他威·卡拉迪洛夫婦已將《紅樓夢》翻譯成外文，並且成立了不少“紅學研究會”，造就了成百上千的紅學家，紛紛邀請曹雪芹及其領導人老宋、老趙、鄭雲鷺、高玉琨和國內的紅學家端木蕻良、雷加、張潔、陳建功等出國去進行紅學交流。去不去呢？
事急矣。《紅樓夢》再不出版，對上對下、對內對外、對左對右，都不好交待了。老宋、老趙這才想了個絕招兒，跟出版社簽訂合同：願以文聯、作協的全部桌椅板凳、書櫃、暖水瓶為抵押品，請求快速出版曹雪芹的《紅樓夢》；上市後如若賠錢，全部家當任憑出版社拍賣。
曹雪芹感激涕零，主動加一條款：作者的全部稿費用來買書，以彌補新華書店征訂數之不足。
這大概是最佳方案了。然而還會節外生枝。
出版社的女會計前來查看桌椅板凳，認定這些舊家具值不了幾個錢，根本不配登上拍賣行的大雅之堂。她告訴曹雪芹，“唯一的辦法是您去拉10萬元讚助款，認購5000套《紅樓夢》，我們也就可以放心大膽地出書了。您應理解，出版社已層層承包，如果出了賠錢的書，連責任編輯的獎金都沒了。咱不能讓個人經濟上吃虧呀！”
曹雪芹連忙點頭表示理解，可又麵帶難色，“我並不認識什麽大款，上哪兒去拉讚助呢？可惜的是，我那有錢的大姐元春早已故去，北海靖王下落不明，鳳姐兒放的高利貸實屬違法……會計小姐，我不是已經提出用稿費買書了嗎？”
“稿費沒有多少，納稅之後就更少了。”女會計直搖頭。
“納什麽稅？”曹雪芹一驚。
“個人收入所得稅呀。”
“這稿費我分文不取，個人沒有收入哇！難道還要納稅不成？”
“難怪林黛玉說您是個呆頭雁！”女會計笑著打手勢，從左邊衣兜裏掏出錢來放進右邊衣兜裏，同時講解著，“雖然這筆錢都由我一人經手，可是，您看明白：從左邊口袋掏出來的錢是付給您的稿費，既然是稿費就得納稅，而且沒有交到您的手裏之前就由我們先把稅金扣除，這是稅務局的規定；裝進右邊口袋裏的錢已經少了大約20%，這才是您買書的錢。將來您如果再賣這批書，別忘了，一定得申請營業執照，交一筆錢，賣書所得也還要再納一次稅！”
曹雪芹真的變成了“呆頭雁”，沉默良久，才問，“會計姐姐，教教我，還有沒有實惠點兒的好辦法呢？”
女會計見他叫“姐姐”，知道這個濁物又要犯癡呆病了，便沒好氣兒地說，“有！大學教授能去賣餡餅，你當作家的就不會去賣烤白薯嗎？那一定比你們爬格子寫小說來錢快而多！”
這就是大文豪站在大馬路邊上賣烤白薯的誘因。老宋、老趙恨透了那個女會計，認定是她成心給文聯、作協領導上眼藥。他們已經幾次把曹雪芹連同其帶軲轆的烤爐從馬路邊拽回院裏來，反複商量籌措這10萬元的辦法，也不得要領。倒是陳建功說，“至少，曹雪芹費勁巴拉地烤得了的白薯別再晾涼了哇！”他招呼張潔、鄭雲鷺等熱心人就在和平門紅樓裏強行推銷，造成家家猛吃烤白薯。以至有人私下裏勸曹雪芹，“您能不能賣點兒別的？譬如燒雞、鹽茶雞蛋什麽的，也好讓大夥兒換換口味呀！”
這天，薛寶釵又從門頭溝進城來探望曹雪芹。她已經來過多次了。這次打算直截了當地談判複婚和驅逐史湘雲的法律問題。無巧不成書。沒談幾句，曹家來了貴賓——退休的小學教師蒲鬆齡老先生千裏迢迢從山東乘火車專程造訪。又因趕上“打工潮”，車廂裏太擠，老先生一整天水米不打牙，饑渴難熬，史湘雲忙泡方便麵，薛寶釵也隻好暫停談判，先給他打水洗臉。
吃喝之後，蒲鬆齡說，“雪芹老弟，我寫的那本《聊齋誌異》也是出書難。前天夜裏小狐仙來至床頭坦誠相告：這種專寫鬼狐的書，要等到您蒲老身後50年方可出版，您就死了今生今世撈稿費這條心吧！”
曹雪芹沉默不語。薛寶釵脫口而出，“那，《紅樓夢》呢？”
蒲鬆齡說，“老朽就是前來報告這個不幸信息的。據小狐仙掐算，這《紅樓夢》的出版日期也在雪芹老弟身後的16年。”
曹雪芹仍然沉默不語。
薛寶釵聽得真切，複婚之事無須再議，一扭身就回門頭溝去了。路上，直在心裏痛罵賈環，“姨娘養的，懂什麽？專業作家的生活要趕上我那位礦工，至少還得等待16年哩。”
隻有史湘雲想得開，夜裏悄悄勸導曹雪芹，“小狐狸精算的卦還有準兒呀？寶釵這蹄子隻會攀高枝兒，走了更好。愛哥哥，我就不信《紅樓夢》不能出版！退一萬步講，就算等到21世紀，咱倆也才五十郎當歲兒呀，好日子長著呢。有句話：人生重晚晴。我看，烤白薯也甭賣啦，倒不如每天清早兒打打太極拳，練練晨跑，保住身子骨。反正愛哥哥月月領工資，寫不寫小說都不愁溫飽。”
話雖這麽說，可是曹雪芹仍然祈望天上掉下餡餅來——
能有哪位大款慷慨解囊，讚助10萬元人民幣以出版《紅樓夢》。
先富起來的廣東有句吉祥話：心想事成。這天，果然有兩位來自廣東的百萬富翁，是個什麽開發公司的董事長與總經理，讀了《紅樓夢》的手抄本之後深受感動，通知北京文聯和作協，願意獨家資助此書出版，條件是在北京的香港美食城舉行一次新聞發布會，要求曹雪芹夫婦親自蒞會，由電視台錄像並播出（這也就給他們的開發公司做了個少花錢的大廣告）。
這還不好說嘛！老宋、老趙喜出望外，立刻派車，陪同曹雪芹夫婦前去出席新聞發布會。雪芹與湘雲雖然尚未正式辦理結婚手續，但也顧不得許多了，打扮打扮，雪芹西裝革履，金利來真絲領帶，噴點兒冒牌古龍香水，湘雲身著旗袍，隻是沒穿高跟“花盆鞋”，沒梳“兩把刀”式的高發髻。
走進王府井的香港美食城，幾十位新聞記者立刻將他倆團團圍住，爭先恐後地問這問那，拾音棒如警棍般地紛紛伸到嘴邊，水銀燈照得眼花繚亂，攝像機和照相機的“唰唰”聲加“哢嚓”聲響個不停。一陣忙亂之後，曹雪芹和史湘雲被眾人簇擁著蒞臨新聞發布會的正廳，那兩位來自廣東的百萬富翁才哈哈大笑著上前迎接，講一口廣東味兒的北京話，或者是北京味兒的廣東話——從前，有句成語：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老廣講官話。形容廣東味兒的北京話實在難聽，但還有情可原，人家正在推廣普通話嘛。現在，行情變了，有些北京人故意學大舌頭，講北京味兒的廣東話，更難聽，被稱為“鳥語”，聽了令人渾身起雞皮疙瘩——“哇！樓逮（老弟），薩呢喉（十年河）東，薩呢喉西呀！”搞得曹雪芹和史湘雲目瞪口呆，又百感交集，啼笑皆非、進退維穀……
原來，這附庸文雅、自願獨資讚助出版《紅樓夢》的董事長與總經理並非外人，正是“新興”的暴發戶賈璉和薛蟠。
一九九三年四月三十日